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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具体的中国商人中，很少看到谁会把彼此之间的良性关系作为战略目标去经营和维护。比较常见是，当初你情我愿，慷慨激昂，颇有义字当头的豪迈，随之而来却是你给我挖坑，我给你设局，打得头破血流者不在少数。
比较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兴衰沉浮，我们很容易从日本找到大量百年以上企业，甚至还有超过一千年的，中国也曾有如晋商这样经营过百年以上的商帮，但最终的命运无不是随着时局的演变分崩离析。
今天的中国商界，“抱团发展”、“组建商会”、“整合资源”等等字眼非常时尚和泛滥，全国各地的商会和商帮，风起云涌，似乎进入一个企业与企业、商帮与商帮横向大联合、大发展的繁荣时期。但在十大商帮或者“数十大商帮”的企业群体中，真正能实现精诚团结的，公认的仍然是以浙商比较名符其实，而浙商中，又以温商时时给世人亮出“抱团”的精神和威力。据《中国商人》了解到的情况，在京城的商会中，有一家商会来自某传统的文化大省，多年来一直谋划着要发展起来，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把松散的人心聚到一起，以致于商会名义上存在，但形同虚设。另一个省由于帮派太多，在北京一地竟然成立了以该省商人群体名义的几家商会在活动，一时传为笑谈。
商人们之间的合作，无非是为了谋财，搭伙求財的过程中，就不能不看到货币作为一种交易媒介更深层的本质，其实代表了一种“信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十大商帮普遍强调“诚信”二字尤以晋商为首，到宋、明时期温州出现的永嘉学派甚至从学理上找到了“义”和“利”在事功上的一致性，总结出“事功”理论系统，为中国商人们找到了发家致富的学术依据。
钱越多的人，个人信用积累的“数据库”规模就越大，而钱少的人则反之。这是一般商人都能看到的。一直到今天， 往往是“吨位”相仿的企业家之间才有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倘若吨位本来相仿的其中一方忽然出事，吨位降低，就只好从原来的商圈中出局。本来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宣告破裂，这是历史上常有的事，也是一大传统。
更高级的中国商人就如同下象棋的高手，他能看到更多棋路。这样的商人如同智慧高超的蜘蛛，会为自己编织一个超级庞大的关系网。当他与纯粹的商人们合作时，就如同义字当头的关云长同学去搞市场经济；当他发现一个时运不济但“奇货可居”的读书人时，又如同有“江湖及时雨”之称的宋公明同学。可惜这样的商人在今天连传说中都少见。倒是在晚清的胡雪岩、更早的范蠡等商界先贤们身上，有一些罕见的气象。
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国商人群体的合作精神反不如历史上十大商帮的那种气象？有人分析说，经济大环境和市场机制的不确定性造成商人们之间的急功近利。因为，谁都不知道他手里的生意到底能做多久，这种情况下还去讲信用，等于自己挖坑活埋自己。
国内的商人群体合作精神乏善可陈，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商人们之间是如何合作的呢？其他地区商人群体中的感人故事没有听说多少，但是在法国的温州人，给我们创造了发人深思的案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越来越多的温州人通过藏在集中箱或者翻越喜马拉雅山等方式偷渡往西方国家。法国也曾是他们投亲靠友的一个目标。此时，这些人人缺少资本，个个语言不通的温州老乡们，要在异国他乡创业立足，就必须找到一种群体内部的救济制度。而这种救济机制，就是“月兰会”。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常年在法国经营电脑生意的刘学伟先生，有一篇《在巴黎的温州人，是中国人的平方》的博文，其中介绍了温州人在巴黎经商过程中组建的“月兰会”：
现在我来给你们讲他们的第一桶金的来源。就是月兰会。一个会大体有数十人，会首总是一个有相当身家和号召力的商人。他承头，召集，并担保其他人的信用。每个入会之人，每月承诺出一百两百至三五百元不等，由会首负责收集，然后由标会之人自由竞价，让利最多之人，可以取走本月总会金数万元。作为生意本钱。让利的方式是：比如足额会金是500元。甲承诺只收450， 但归还500， 乙承诺只收440，丙承诺430等。总之承诺最低者，就可以先拿走本期整体会金。一人只能拿一次，拿过的不能再拿。直到参会之人都拿过一次该会就算结束。一般都是那些最急需钱用的人，以高利拿走钱。而不急需的人则一直等到最后，可以完全不付利息，其实就是倒收利息取回资本。比如这个会共30人，月会金是500，一月的总额是15000元。最开始用钱的人拿到的可能还不到12000元呢。最后的则可以得到15000元。参会的人一般都是亲戚朋友，倒会的风险很小。如有人赖账，会首必须负责追回，追不回则会首必须包赔。除非会首也破产（这种风险真的很小），参会人的资金真的很安全。这会首好像并无特权，却有特别的责任。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剥削方式，而是一种十分独具特色的亲友互助融资方式。
我们不知道这个“月兰会”的最初设计者是谁，但这种建立在血缘、乡缘和地缘之上的“民间金融”创新模式，其竞标程序的公平性，所有会员投入与回报的科学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它天然地规避了中外官方金融机构的无能和无耻，而闪耀着市场和人性的光辉。
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取决于政府的诚信，即作为市场机制的捍卫者而非“参与者”；一个企业的持续发展取决于企业的诚信，即在市场机制之下开展合作、交易和服务；而一个商人或者商业家族能否永续经营，取决于其本人和家族的信念和信用，即对“义和利”的合理实践和运用。温州商人的“月兰会”精神和永嘉学派的“事功理论”必将使这个闯荡世界的群体留下更有文化的，关于中国商人们之间的合作案例。
比较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兴衰沉浮，我们很容易从日本找到大量百年以上企业，甚至还有超过一千年的，中国也曾有如晋商这样经营过百年以上的商帮，但最终的命运无不是随着时局的演变分崩离析。
今天的中国商界，“抱团发展”、“组建商会”、“整合资源”等等字眼非常时尚和泛滥，全国各地的商会和商帮，风起云涌，似乎进入一个企业与企业、商帮与商帮横向大联合、大发展的繁荣时期。但在十大商帮或者“数十大商帮”的企业群体中，真正能实现精诚团结的，公认的仍然是以浙商比较名符其实，而浙商中，又以温商时时给世人亮出“抱团”的精神和威力。据《中国商人》了解到的情况，在京城的商会中，有一家商会来自某传统的文化大省，多年来一直谋划着要发展起来，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把松散的人心聚到一起，以致于商会名义上存在，但形同虚设。另一个省由于帮派太多，在北京一地竟然成立了以该省商人群体名义的几家商会在活动，一时传为笑谈。
商人们之间的合作，无非是为了谋财，搭伙求財的过程中，就不能不看到货币作为一种交易媒介更深层的本质，其实代表了一种“信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十大商帮普遍强调“诚信”二字尤以晋商为首，到宋、明时期温州出现的永嘉学派甚至从学理上找到了“义”和“利”在事功上的一致性，总结出“事功”理论系统，为中国商人们找到了发家致富的学术依据。
钱越多的人，个人信用积累的“数据库”规模就越大，而钱少的人则反之。这是一般商人都能看到的。一直到今天， 往往是“吨位”相仿的企业家之间才有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倘若吨位本来相仿的其中一方忽然出事，吨位降低，就只好从原来的商圈中出局。本来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宣告破裂，这是历史上常有的事，也是一大传统。
更高级的中国商人就如同下象棋的高手，他能看到更多棋路。这样的商人如同智慧高超的蜘蛛，会为自己编织一个超级庞大的关系网。当他与纯粹的商人们合作时，就如同义字当头的关云长同学去搞市场经济；当他发现一个时运不济但“奇货可居”的读书人时，又如同有“江湖及时雨”之称的宋公明同学。可惜这样的商人在今天连传说中都少见。倒是在晚清的胡雪岩、更早的范蠡等商界先贤们身上，有一些罕见的气象。
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国商人群体的合作精神反不如历史上十大商帮的那种气象？有人分析说，经济大环境和市场机制的不确定性造成商人们之间的急功近利。因为，谁都不知道他手里的生意到底能做多久，这种情况下还去讲信用，等于自己挖坑活埋自己。
国内的商人群体合作精神乏善可陈，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商人们之间是如何合作的呢？其他地区商人群体中的感人故事没有听说多少，但是在法国的温州人，给我们创造了发人深思的案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越来越多的温州人通过藏在集中箱或者翻越喜马拉雅山等方式偷渡往西方国家。法国也曾是他们投亲靠友的一个目标。此时，这些人人缺少资本，个个语言不通的温州老乡们，要在异国他乡创业立足，就必须找到一种群体内部的救济制度。而这种救济机制，就是“月兰会”。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常年在法国经营电脑生意的刘学伟先生，有一篇《在巴黎的温州人，是中国人的平方》的博文，其中介绍了温州人在巴黎经商过程中组建的“月兰会”：
现在我来给你们讲他们的第一桶金的来源。就是月兰会。一个会大体有数十人，会首总是一个有相当身家和号召力的商人。他承头，召集，并担保其他人的信用。每个入会之人，每月承诺出一百两百至三五百元不等，由会首负责收集，然后由标会之人自由竞价，让利最多之人，可以取走本月总会金数万元。作为生意本钱。让利的方式是：比如足额会金是500元。甲承诺只收450， 但归还500， 乙承诺只收440，丙承诺430等。总之承诺最低者，就可以先拿走本期整体会金。一人只能拿一次，拿过的不能再拿。直到参会之人都拿过一次该会就算结束。一般都是那些最急需钱用的人，以高利拿走钱。而不急需的人则一直等到最后，可以完全不付利息，其实就是倒收利息取回资本。比如这个会共30人，月会金是500，一月的总额是15000元。最开始用钱的人拿到的可能还不到12000元呢。最后的则可以得到15000元。参会的人一般都是亲戚朋友，倒会的风险很小。如有人赖账，会首必须负责追回，追不回则会首必须包赔。除非会首也破产（这种风险真的很小），参会人的资金真的很安全。这会首好像并无特权，却有特别的责任。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剥削方式，而是一种十分独具特色的亲友互助融资方式。
我们不知道这个“月兰会”的最初设计者是谁，但这种建立在血缘、乡缘和地缘之上的“民间金融”创新模式，其竞标程序的公平性，所有会员投入与回报的科学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它天然地规避了中外官方金融机构的无能和无耻，而闪耀着市场和人性的光辉。
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取决于政府的诚信，即作为市场机制的捍卫者而非“参与者”；一个企业的持续发展取决于企业的诚信，即在市场机制之下开展合作、交易和服务；而一个商人或者商业家族能否永续经营，取决于其本人和家族的信念和信用，即对“义和利”的合理实践和运用。温州商人的“月兰会”精神和永嘉学派的“事功理论”必将使这个闯荡世界的群体留下更有文化的，关于中国商人们之间的合作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