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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具体可以分为东方古代文学和西方古代文学两种。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思维角度的不同。东方古代文学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主，在文学特点上古朴浓醇，历史年代感较为浓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鉴赏风格和角度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到的体系。相比西方文学的鉴赏历史，我国古代文学中鉴赏思维具有独特之处。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古代文学的鉴赏思维，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的思维模式进行探究，感受其中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特色。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同时也孕育了众多人口。人们可能属于不同地民族，生活在不同的气候环境，成长于不同的地域。这些不同之处决定了人们存在文化差异，对于古代文学的创作与鉴赏自古以来也各有不同。从地理位置来说，中国文化最早诞生于黄河流域，北方通常是历朝历代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时间线上，不同朝代、不同阶段的民俗特征与文化主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化”之中存在“变通”。不论是存留千年的文化传统，还是历朝历代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特色，都会在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要鉴赏其中的奥妙，需要对古代文学鉴赏中的思维方式加以分类。
一、性格影响的思维模式——内倾性
自古以来，我国对于人的审美通常都会遵循内秀大于外表的传统方式。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内心善恶、脾气秉性是自然而然且无法伪装的，即使被一时隐藏起来，总归会在某一时刻暴露出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遵循同样的“性格”规律——不对事物的外表刻意表达，而是针对人的本心与自然的内在规律作出着重的表达。这种受到古人性格影响的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可以概括为内倾性。内倾性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特征。
（一）对于人文伦理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对于自然物理的重视程度
这一点早期的儒家思想作品中就有所展现，讲究“治世而非格物”。我国早期历史传递了环境对于人格形成的重要程度——在充满书香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说话处事的态度一定会基于古理，同时行为也会趋于古代文人普遍的特征。“耳濡目染”“孟母三迁”“玩物丧志”等家喻户晓的成语也成为中国古代大部分书籍表达“治世”与“格物”二者关系的理论基础。同理，我国古人对风俗保持尊重态度，所谓入乡随俗，不仅表达了旅人对主人家乡风俗的尊敬，同时也传递出从古代文学历史一直贯彻至今的文学态度，而基于这方面的文学表达概念，我国在文学鉴赏的思维上也形成了内倾的模式。在鉴赏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将某些事物的客观规律选择性忽略，而去注重周遭环境所凸显的人与事物的内在本质。
（二）对于某些个体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对于群体的重视程度
鉴赏思维会趋于人文伦理，在个体与群体二者之间，对古代作品的鉴赏思维又会趋于某些个人，这也是一种“内倾”性质。这一点在许多古代作品中都有体现：多数作品都会对所表现的主角进行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着重刻画，这是一种对于“志”的向往与尊重。《尚书》中提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外，《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作也都体现出对李逵、关羽、张飞等角色性格的色彩化，虽历史背景浓厚，却不通过当下时代的走向趋势去体现作品本身，而是通过加深对某些人物的细节描写去突出刻画部分人的性格特征。基于以上这些对于个人的“内倾性”文学特征，我国在文学作品的鉴定过程中也同样展现出内倾于个人的思维模式，这种比起群体更注重个体的鉴赏思维，无疑可以更好地贴近作者所想，也便于置身作品之中，感受当时的文化环境。
（三）对于内秀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于外貌的重视程度
这一点是最好理解的，同时也最能代表我国古代文学的内倾性特征。通俗来讲就是比起美丽的外表更注重美丽的心灵，早期儒家学说就频繁体现出来：里仁为美、三人行必有我师等为人所熟知的处事理念都在突出对人内在性格的指导，而并没有太多的字句对外貌进行衬托与刻画。在这一点上，思维模式更加极端的庄子也在作品中倡导人们修心，通过形成心灵美丽的境界去改变实际外貌——心灵美丽就是美丽，一个人的美丽与外貌完全无关。这样的思想固然偏激，却可以体现出古代作品中对于内秀的“内倾性”。
二、习惯影响的思维模式——妙悟性
古人的习惯一直以来深受周围所读书籍的影响，其中有一点是“内省”，意为对做过的事，接触的人，说过的话进行总结与反省。《论语》中就有“吾日三省吾身”，其中的“三省”分别代表是否真诚、是否守信、是否巩固所学，总结来说就是为自身的人格修养作一个实时评价，目的是巩固自身现有的教养优点，摒弃自身为人处世的缺点，最终实现人格魅力与自身修养的进一步提升。另外，“内省”的过程不仅仅表现在对于个人的反思，还要在反思中将人格进行“理想迈进”，这种向往更优秀的表达方式，关键在于“悟”字上——内省而悟，熟读而悟，多加运用而悟，仿佛在我国的古代作品中，“内省”这一习惯所引导的最终结果就是“悟道”。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思维上，妙悟性同样是影响鉴赏思维模式的关键因素。杜甫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诗足以对妙悟性中的“悟”进行有效的概括，只不过在古代文学鉴赏中，妙悟性的思维模式不仅仅是“读”出来的，也可能是“省”出来的，在接触种类繁多的古文学作品后，反省出自身之不足，读懂了字里行间所表达，自然就做到了“悟”，而“悟”的过程之妙衬托了整个鉴赏思维的“自然规律”——悟是一瞬间所想，在于数量上的累积与时机上的成熟，这一过程唯“妙”字可以形容。
三、弊端影响的思维模式——直观性
中国古人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文学特色，通常与欧洲文学所体现出的“抽象”概念有所不同。相比于西方文学对于未知事物的猜想与求索，中国古代文学更突出对所想表达事物的直观刻画。这是由于中国古人时常被较为直观的动作和人事之间的情感表露影响，其作品的思维方式通常受到以上几方面思想的制约，直观表述有余而抽象表述有所欠缺。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古朴特点的外在表现。虽然中国古代作品所表露出来的弊端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这种弊端也能够将没有受到限制的直观表述升华到一定高度。例如，家喻户晓的“庖丁解牛”故事，通过描写庖丁对于牛身体各个部位解剖速度之快、刀法之准，直接展现了庖丁娴熟的解牛技艺。这种故事都是通过对事物的反复直观观察才得以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直观性的写作手法同样也影响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思路，人们在鉴赏过程中用眼睛感受作品所带来的直观画面，并运用直观的鉴赏思维模式去理解作品，这成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模式的一大特色，也从侧面突出了妙悟性的思维特点。
四、结语
在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过程中，人们运用的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作品本身特色启发的。本文从内倾性、妙悟性以及直观性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的思维模式，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风韵是不可磨灭的，这些特色也是除作品鉴赏之外其他方式所不能展现的。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同时也孕育了众多人口。人们可能属于不同地民族，生活在不同的气候环境，成长于不同的地域。这些不同之处决定了人们存在文化差异，对于古代文学的创作与鉴赏自古以来也各有不同。从地理位置来说，中国文化最早诞生于黄河流域，北方通常是历朝历代的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时间线上，不同朝代、不同阶段的民俗特征与文化主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化”之中存在“变通”。不论是存留千年的文化传统，还是历朝历代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特色，都会在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要鉴赏其中的奥妙，需要对古代文学鉴赏中的思维方式加以分类。
一、性格影响的思维模式——内倾性
自古以来，我国对于人的审美通常都会遵循内秀大于外表的传统方式。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内心善恶、脾气秉性是自然而然且无法伪装的，即使被一时隐藏起来，总归会在某一时刻暴露出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也遵循同样的“性格”规律——不对事物的外表刻意表达，而是针对人的本心与自然的内在规律作出着重的表达。这种受到古人性格影响的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可以概括为内倾性。内倾性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特征。
（一）对于人文伦理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对于自然物理的重视程度
这一点早期的儒家思想作品中就有所展现，讲究“治世而非格物”。我国早期历史传递了环境对于人格形成的重要程度——在充满书香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说话处事的态度一定会基于古理，同时行为也会趋于古代文人普遍的特征。“耳濡目染”“孟母三迁”“玩物丧志”等家喻户晓的成语也成为中国古代大部分书籍表达“治世”与“格物”二者关系的理论基础。同理，我国古人对风俗保持尊重态度，所谓入乡随俗，不仅表达了旅人对主人家乡风俗的尊敬，同时也传递出从古代文学历史一直贯彻至今的文学态度，而基于这方面的文学表达概念，我国在文学鉴赏的思维上也形成了内倾的模式。在鉴赏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将某些事物的客观规律选择性忽略，而去注重周遭环境所凸显的人与事物的内在本质。
（二）对于某些个体的重视程度远大于对于群体的重视程度
鉴赏思维会趋于人文伦理，在个体与群体二者之间，对古代作品的鉴赏思维又会趋于某些个人，这也是一种“内倾”性质。这一点在许多古代作品中都有体现：多数作品都会对所表现的主角进行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着重刻画，这是一种对于“志”的向往与尊重。《尚书》中提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此外，《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作也都体现出对李逵、关羽、张飞等角色性格的色彩化，虽历史背景浓厚，却不通过当下时代的走向趋势去体现作品本身，而是通过加深对某些人物的细节描写去突出刻画部分人的性格特征。基于以上这些对于个人的“内倾性”文学特征，我国在文学作品的鉴定过程中也同样展现出内倾于个人的思维模式，这种比起群体更注重个体的鉴赏思维，无疑可以更好地贴近作者所想，也便于置身作品之中，感受当时的文化环境。
（三）对于内秀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于外貌的重视程度
这一点是最好理解的，同时也最能代表我国古代文学的内倾性特征。通俗来讲就是比起美丽的外表更注重美丽的心灵，早期儒家学说就频繁体现出来：里仁为美、三人行必有我师等为人所熟知的处事理念都在突出对人内在性格的指导，而并没有太多的字句对外貌进行衬托与刻画。在这一点上，思维模式更加极端的庄子也在作品中倡导人们修心，通过形成心灵美丽的境界去改变实际外貌——心灵美丽就是美丽，一个人的美丽与外貌完全无关。这样的思想固然偏激，却可以体现出古代作品中对于内秀的“内倾性”。
二、习惯影响的思维模式——妙悟性
古人的习惯一直以来深受周围所读书籍的影响，其中有一点是“内省”，意为对做过的事，接触的人，说过的话进行总结与反省。《论语》中就有“吾日三省吾身”，其中的“三省”分别代表是否真诚、是否守信、是否巩固所学，总结来说就是为自身的人格修养作一个实时评价，目的是巩固自身现有的教养优点，摒弃自身为人处世的缺点，最终实现人格魅力与自身修养的进一步提升。另外，“内省”的过程不仅仅表现在对于个人的反思，还要在反思中将人格进行“理想迈进”，这种向往更优秀的表达方式，关键在于“悟”字上——内省而悟，熟读而悟，多加运用而悟，仿佛在我国的古代作品中，“内省”这一习惯所引导的最终结果就是“悟道”。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思维上，妙悟性同样是影响鉴赏思维模式的关键因素。杜甫曾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诗足以对妙悟性中的“悟”进行有效的概括，只不过在古代文学鉴赏中，妙悟性的思维模式不仅仅是“读”出来的，也可能是“省”出来的，在接触种类繁多的古文学作品后，反省出自身之不足，读懂了字里行间所表达，自然就做到了“悟”，而“悟”的过程之妙衬托了整个鉴赏思维的“自然规律”——悟是一瞬间所想，在于数量上的累积与时机上的成熟，这一过程唯“妙”字可以形容。
三、弊端影响的思维模式——直观性
中国古人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文学特色，通常与欧洲文学所体现出的“抽象”概念有所不同。相比于西方文学对于未知事物的猜想与求索，中国古代文学更突出对所想表达事物的直观刻画。这是由于中国古人时常被较为直观的动作和人事之间的情感表露影响，其作品的思维方式通常受到以上几方面思想的制约，直观表述有余而抽象表述有所欠缺。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古朴特点的外在表现。虽然中国古代作品所表露出来的弊端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这种弊端也能够将没有受到限制的直观表述升华到一定高度。例如，家喻户晓的“庖丁解牛”故事，通过描写庖丁对于牛身体各个部位解剖速度之快、刀法之准，直接展现了庖丁娴熟的解牛技艺。这种故事都是通过对事物的反复直观观察才得以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直观性的写作手法同样也影响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思路，人们在鉴赏过程中用眼睛感受作品所带来的直观画面，并运用直观的鉴赏思维模式去理解作品，这成為我国古代文学作品鉴赏思维模式的一大特色，也从侧面突出了妙悟性的思维特点。
四、结语
在古代文学作品的鉴赏过程中，人们运用的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作品本身特色启发的。本文从内倾性、妙悟性以及直观性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的思维模式，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风韵是不可磨灭的，这些特色也是除作品鉴赏之外其他方式所不能展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