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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有幸先后获赠两本研究中国收入分配的经济学著作。一本是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等人主编的《中国收入分配：探究与争论》，一本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权衡教授所著的《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
在我这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当中，我所熟悉的以研究中国收入分配著称者，该就是他们两位了。我与权衡十年前在哈佛相识。那时他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KSG）访学，便已致力于中国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性研究。对我来说，收入分配问题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但让我注意到“收入流动性”这个概念的正是权衡教授。
“流动性”这个概念，原本多为社会学家所用，成为观察和度量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工具。
但经济学家很容易把它移入过来，用于观察收入分配状况的演变模式。这很容易理解，经济与社会本就难以隔开，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在很多年之后是否发生位次的移动，朝哪里移动，这些观察对于理解收入分配结构的长期变化至关重要，更不用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否会复制到下一代人身上所包含的“收入流动性”的含义了。可见，“流动性”这个概念不可或缺，没有了它，我们不仅不知道如何在学术上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流动性”这一概念，我们或许根本不会关注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就是“概念”的非凡价值。而“收入流动性”概念贯穿《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一书，成为其研究主题。
作者说，他关注和研究收入流动性的意义在于，收入流动性有助于实现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即一方面收入流动性帮助减少生命周期内总收入分布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收入流动性也是经济效率改善的体现。
我同意这一说法。事实上，以上陈述还值得做如下解读：在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若能确保较快的收入流动性，即让社会各个收入阶层之间保持正常收入流动渠道畅通，则有助于缓释收入差距带来的各种压力。因此，在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把收入流动性分析插入其中的意义显而易见。
尽管缺乏一个理论模型来演示加入收入流动性对改变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之间“替代关系”的重要作用和背后的作用机制，但毫无疑问，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引入收入流动性分析后，我们立刻会发现，拓展后的分析框架可以在观察和思考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过程中容纳我们对人们机会是否均等的考虑。
不难理解，在概念上，收入流动性与机会均等也密不可分。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上的大量研究证实，在各种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中，教育回报和健康回报是最重要的两个。这一发现有着很强的政策含义，它让我们看到了提高收入流动性的机会和政策针对性。
我们强调公民教育机会和基本医疗健康机会的公平，不仅有利于改善长期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还可以通过促进收入流动来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压力。也就是说，如果在决定和影响公民发展能力的教育和健康方面逐步实现机会均等，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一定会形成社会各阶层间的快速收入流动性，而快速的收入流动则会大大缓解收入不平等产生的种种社会压力，这又有助于实现经济长期增长。
那么中国的收入流动性在过去20多年来到底是如何变化的呢？本书第六章可以帮助回答这个问题。作者使用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方法对中国城乡1989年-2006年的PSID数据（出自CHNS数据）进行测度，不仅度量了收入流动性变化，而且讨论了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
他的发现是，全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在上世纪90年代表现得较低，流动较快的时期是在2000年-2004年间。而2004年-2006年所谓“高阶跃迁”的收入流动则又明显减少，从而导致收入流动性出现再次降低的趋势。
除此之外，作者还发现，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收入位次的变动，尚不是简单的位置互换，用作者的话说，是相邻收入阶层之间“相对向上的小幅轮动过程”。作者还指出，低收入群体的高阶跃迁能力不足。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这一章的研究表明，“在收入位次波动最为剧烈的领域内，居民收入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似乎更加令人沮丧。
如何解释这一发现？为什么社会缺乏鼓励低收入群体高阶跃迁的机制？是收入分配政策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还是中国经济体制固有的特征？作者认为原因在于权力资本、教育资本以及制度因素从根本上制约了收入流动性，这显然较为深刻。
但这项研究也有值得欣慰的发现。如果从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性看，权衡注意到农村的收入流动性总体上高于城镇。
2000年以后，农村收入流动的同时还伴随着收入位次的相对提高，这当然是积极信号，虽然这一现象的出现晚于城镇，但毕竟表明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在2000年以后开始对农民收入和收入流动产生了正面激励。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流动始终保持着不同模式，用作者的话说，“在收入流动性最低的那些年份，城镇的收入流动方向是相对向上的，而农村的收入流动方向是相对向下的，但2004年以后，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有所改善，但相对向上的流动份额却在减小；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显著减小，但相对向上的流动份额却在增大。”
这一研究的结论与最近其他经济学家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时间变动趋势的发现极为相似。例如，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提到，差不多在2004年之后，得益于人口流动和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减弱。
这个研究对政策有什么含义？我注意到，在分析哪些因素影响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性的时候，作者认为，除了从市场和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及其趋势之外，还需要重视那些非市场的和非经济的因素，以便更好地厘清问题的源头。
本书的研究表明，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流动性放慢的更突出的因素，是那些非市场因素导致的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流动性受阻。在这里，作者特别强调，在影响收入分配状况和流动性的因素中，机会的不公平和分配的不公正更为核心。这与我一直所说的“失公因素”是极为一致的。不用说，任何旨在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流动性的改革政策必须能够改变维持这些机会不均和分配不公的制度。
民患贫，更患不均。中国新一轮的体制改革显然应该集中解决“失公”问题。由于造成“失公”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城乡分割，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的分配不均以及行政过度管制等，这些都是原有计划体制的残余，当然需要启动进一步的改革和促进体制转型来解决。
经济学家的既有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表明，收入分配的改善可能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比如，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化直接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积累，也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和改善收入水平。
政府有必要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福利制度上进行大胆的改革，提高公共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在公共财政上，政府应该继续提高公共福利开支的比重，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支，且要向收入较低的群体和地区倾斜。中国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上的公共开支占GDP比重目前仍然低于世界中位水平，低于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相对位次。
体制造成的另外一个不公是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机会不公平和竞争不平等问题。打破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或占优地位，意味着新企业的进入和大幅度降低乃至取消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减少国有部门的垄断利润及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福利的能力。这自然会给这些行业带来投资和生产率改善的机会，同时也会增加私人部门的盈利机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能力。毫无疑问，这样的改革既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提高效率，当然也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性。这就是本书最重要的政策含义。
在我这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当中，我所熟悉的以研究中国收入分配著称者，该就是他们两位了。我与权衡十年前在哈佛相识。那时他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KSG）访学，便已致力于中国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性研究。对我来说，收入分配问题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但让我注意到“收入流动性”这个概念的正是权衡教授。
“流动性”这个概念，原本多为社会学家所用，成为观察和度量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工具。
但经济学家很容易把它移入过来，用于观察收入分配状况的演变模式。这很容易理解，经济与社会本就难以隔开，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在很多年之后是否发生位次的移动，朝哪里移动，这些观察对于理解收入分配结构的长期变化至关重要，更不用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否会复制到下一代人身上所包含的“收入流动性”的含义了。可见，“流动性”这个概念不可或缺，没有了它，我们不仅不知道如何在学术上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流动性”这一概念，我们或许根本不会关注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就是“概念”的非凡价值。而“收入流动性”概念贯穿《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一书，成为其研究主题。
作者说，他关注和研究收入流动性的意义在于，收入流动性有助于实现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即一方面收入流动性帮助减少生命周期内总收入分布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收入流动性也是经济效率改善的体现。
我同意这一说法。事实上，以上陈述还值得做如下解读：在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若能确保较快的收入流动性，即让社会各个收入阶层之间保持正常收入流动渠道畅通，则有助于缓释收入差距带来的各种压力。因此，在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把收入流动性分析插入其中的意义显而易见。
尽管缺乏一个理论模型来演示加入收入流动性对改变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之间“替代关系”的重要作用和背后的作用机制，但毫无疑问，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引入收入流动性分析后，我们立刻会发现，拓展后的分析框架可以在观察和思考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过程中容纳我们对人们机会是否均等的考虑。
不难理解，在概念上，收入流动性与机会均等也密不可分。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上的大量研究证实，在各种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中，教育回报和健康回报是最重要的两个。这一发现有着很强的政策含义，它让我们看到了提高收入流动性的机会和政策针对性。
我们强调公民教育机会和基本医疗健康机会的公平，不仅有利于改善长期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还可以通过促进收入流动来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压力。也就是说，如果在决定和影响公民发展能力的教育和健康方面逐步实现机会均等，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一定会形成社会各阶层间的快速收入流动性，而快速的收入流动则会大大缓解收入不平等产生的种种社会压力，这又有助于实现经济长期增长。
那么中国的收入流动性在过去20多年来到底是如何变化的呢？本书第六章可以帮助回答这个问题。作者使用收入流动性的测度方法对中国城乡1989年-2006年的PSID数据（出自CHNS数据）进行测度，不仅度量了收入流动性变化，而且讨论了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
他的发现是，全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在上世纪90年代表现得较低，流动较快的时期是在2000年-2004年间。而2004年-2006年所谓“高阶跃迁”的收入流动则又明显减少，从而导致收入流动性出现再次降低的趋势。
除此之外，作者还发现，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收入位次的变动，尚不是简单的位置互换，用作者的话说，是相邻收入阶层之间“相对向上的小幅轮动过程”。作者还指出，低收入群体的高阶跃迁能力不足。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这一章的研究表明，“在收入位次波动最为剧烈的领域内，居民收入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这一结论似乎更加令人沮丧。
如何解释这一发现？为什么社会缺乏鼓励低收入群体高阶跃迁的机制？是收入分配政策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还是中国经济体制固有的特征？作者认为原因在于权力资本、教育资本以及制度因素从根本上制约了收入流动性，这显然较为深刻。
但这项研究也有值得欣慰的发现。如果从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性看，权衡注意到农村的收入流动性总体上高于城镇。
2000年以后，农村收入流动的同时还伴随着收入位次的相对提高，这当然是积极信号，虽然这一现象的出现晚于城镇，但毕竟表明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在2000年以后开始对农民收入和收入流动产生了正面激励。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流动始终保持着不同模式，用作者的话说，“在收入流动性最低的那些年份，城镇的收入流动方向是相对向上的，而农村的收入流动方向是相对向下的，但2004年以后，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有所改善，但相对向上的流动份额却在减小；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显著减小，但相对向上的流动份额却在增大。”
这一研究的结论与最近其他经济学家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时间变动趋势的发现极为相似。例如，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提到，差不多在2004年之后，得益于人口流动和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减弱。
这个研究对政策有什么含义？我注意到，在分析哪些因素影响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性的时候，作者认为，除了从市场和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及其趋势之外，还需要重视那些非市场的和非经济的因素，以便更好地厘清问题的源头。
本书的研究表明，导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流动性放慢的更突出的因素，是那些非市场因素导致的分配不公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入流动性受阻。在这里，作者特别强调，在影响收入分配状况和流动性的因素中，机会的不公平和分配的不公正更为核心。这与我一直所说的“失公因素”是极为一致的。不用说，任何旨在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流动性的改革政策必须能够改变维持这些机会不均和分配不公的制度。
民患贫，更患不均。中国新一轮的体制改革显然应该集中解决“失公”问题。由于造成“失公”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城乡分割，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的分配不均以及行政过度管制等，这些都是原有计划体制的残余，当然需要启动进一步的改革和促进体制转型来解决。
经济学家的既有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表明，收入分配的改善可能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比如，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化直接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积累，也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和改善收入水平。
政府有必要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福利制度上进行大胆的改革，提高公共福利分配的公平性。在公共财政上，政府应该继续提高公共福利开支的比重，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支，且要向收入较低的群体和地区倾斜。中国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上的公共开支占GDP比重目前仍然低于世界中位水平，低于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相对位次。
体制造成的另外一个不公是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机会不公平和竞争不平等问题。打破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的垄断或占优地位，意味着新企业的进入和大幅度降低乃至取消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从而减少国有部门的垄断利润及支付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福利的能力。这自然会给这些行业带来投资和生产率改善的机会，同时也会增加私人部门的盈利机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能力。毫无疑问，这样的改革既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提高效率，当然也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性。这就是本书最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