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上正忙着呢,接到几十年未见的小学同学孙宏心电话,之前我去哈尔滨时,给他打电话是空号,遗憾而归。虽然匆匆只说了一分钟,但心里非常高兴,马上准备给他寄书。小学一年级时,我俩最好。我家住七政街十八天大楼5栋,他家住11栋。两楼相邻成丁字形,我去西大桥总要经过11栋。他家面积跟我家差不多,都是最小的户型,但比我家干净。我们常在一起看书写作业、下棋打扑克、聊天讲故事、弹球拍烟盒。孙宏心是个小帅哥,长得眉清目秀,是学校文艺演出的主力;但跟我一样,不擅长打架,而喜欢“兵法”。我们经常玩“打仗”的游戏,扮演战争影片中的人物进行自由发挥。孙宏心的学习也很好,从来没抄过我的作业。经常一起写完,兩人“对”作业,偶尔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各自重算。他的写字和美术都比我强,作文也很棒,能够别出心裁。
　　记得有篇课文叫《淡菜礁上的战斗》,内容是东海红小兵抓特务,老师让写读后感。一般同学写的都是“今天读了啥啥啥,心中涌起呀呀呀。坚决学习某某某,革命路上杀杀杀。”而孙宏心开头写道:“早晨,大雾弥漫,十米之外看不见人。”这在那个时代的小学生里,就等于是韩寒、郭敬明的水平了,遂被老师举为范文。我那篇也是范文,开头写的是:“淡菜礁,不平淡,淡菜礁上有激战。”今天看来,还是宏心写得好,平实而有味道。我写得有点哗众取宠了。
　　一晃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昨天同席喝酒的人,可能今天就忘了;而短短一分钟的时间,却让30年前的无数细节历历在目。时光固然不能倒流,我只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拥有那样无忧无虑昂扬明媚的少年时光。
　　晚上牺牲了“放风”时间,不放过哪怕一分钟。我又读了一遍带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曾宪溥王健夫译的。我是2000年6月25日在北大一食堂门口用2元钱买的。这部小说我大学时就读过,当时读得挺压抑。我最佩服的两个外国小说家都是俄国的,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开始管他们叫老托和老陀,后来觉得容易混淆,就改叫胖头陀和瘦头陀。胖头陀的小说雄壮大气,给我一种曹操加金庸的感觉。而瘦头陀的小说沉郁顿挫,给我一种杜甫加鲁迅的感觉。
　　重读这本《死屋手记》,细细体会犯人的痛苦和犯人之所以犯罪的心理根源,心底重新涌起对作者的敬佩。伟大的作家从来不把犯罪就当做简单的犯罪,他们把所有的犯人都看成“不幸的人”和“可怜的人”。犯人之所以成为犯人,一是社会公正的欠缺,使一部分人遭受伤害后永远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补偿;二是个人心理机制的异常,他们因为成长过程中的某种挫折而一直渴望得到某种补偿。于是当这种越轨的补偿被实施,就成为了法律学意义上的“犯罪”。而犯人如果只是得到了“惩罚”而没有得到曲折的抚慰和补偿,那么这种惩罚就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成为引发更大的越轨行动的种子。瘦头陀深刻而生动地描绘出犯人群体的可恨又可怜的生存状态,越是惩罚,他们就越自以为是英雄。他们心底永远不会承认自己不对,永远觉得自己是追求公正的先驱。作家仿佛凝视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凝视着那个不幸的群体。
　　有一次我讲朱自清的《匆匆》,强调珍惜时间的重要性,说一分钟也是很宝贵的。有个学生便问我:“孔老师,您认为一分钟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我顺口答道:“那要看你是蹲在厕所里呢,还是等在厕所外呢。”学生们哄堂大笑。
　　(紫陌红尘摘自《渤海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