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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孙立人将军故世之后,他的次子孙天平先生在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的历史访谈时,讲述了孙将军晚年的心境与生活样貌。
孙天平说:“我们这边房子的围墙,其实有两个大铁门可以进出,两个门中间有车道相连,墙外是一条大水沟,两个门前各有一条水泥桥。但自从我父亲被软禁以后,安全局要求封锁其中一个门,只留左前门,以便于进出的管制。因此在大门入口的右边,设了一个警卫室,就近看着,我家里的电话也有一个分机接到警卫室。他们甚至希望我们尽量减少外出。
“我们家后面那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是安全局的,居高临下,从后方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家整个院子,算是监视哨所。当年其实还有另外两栋也是安全局的:一栋在现在(左前门)的左斜对面路口那边。那栋房子也有自己的围墙,但面对我们这边,有个大窗户,里面摆了一张桌子,整天都会有人专门坐在那边,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家。另一栋在过去中兴大学的宿舍那边。他们搭了一个竹棚子,开一家小杂货店,却也没卖什么东西,整天都有几个安全局的人员坐在那边盯着我们家。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有个老兵,穿着便服,从我们家后面安全局的厨房,提著茶壶,绕着我们家围墙,到前面那左手边的竹棚加热水。他的表情很严肃,又老是提着很大的铝质茶壶,我跟我哥哥、妹妹早上在门口等娃娃车时都很怕他,私底下叫他‘茶壶精’。
“所有进出我们家的人,包括邮差在内都会被警卫室里的人盘问。而我们家来电话时,也会有安全局的人员拿起分机监听。当然他们不会说话。如果家里没人时,他们也会替我们接听电话,并且会问是什么人,有什么事。不过口气大概比较凶悍,因为好几个同学告诉我说我爸爸好凶。小朋友都喜欢到同学家里玩,但是当他们到我家时,每个人都被查户口一样问你是谁,住哪里,你爸爸是谁。这样问东问西的,所以后来都没有什么人敢过来,因此我们小时候没什么朋友来家里玩,是比较寂寞的。”
孙立人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连起码的军人待遇也被剥夺了,甚至最后必须向蒋介石求助,才解除了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孙天平回忆:“同学知道我父亲是将军以后,都认为我们家一定很有钱,都说人家将军的小孩,大学毕业就买得了好车什么的。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家真的很穷。父亲被软禁以后,几年都没拿过薪水,眷补也没有,连一般军公教子弟的学费减免都没有。初期靠我妈把一些首饰卖掉来维持家里的开销。后来每个月拨给我们生活费,意思是虽然软禁了我父亲,但没有要饿死我们。
“我父亲到蒋经国的时代才被准许办退伍。早期为了养家糊口,我父亲试过养鸡、养金丝雀、种花,但是都没赚到钱。后来为了赚钱养家,我们每年会种上千株圣诞树,这样可以在冬天赚一笔钱。当时我从初中到高中,每天放学回家,都帮忙做些粗活,包括提水桶,给圣诞树浇水,结果练出八块腹肌,非常结实。其他的时间,我母亲也配合花店的需要,以家中种植的各种植栽来提供花材。
“现在很多文章上说‘将军玫瑰’很出名,但实际上那是因为我父亲在家不能外出工作,又喜欢玫瑰,才种来消遣的。当时我在美国的姑姑听说父亲喜欢玫瑰花,还给他寄了玫瑰的苗回来。后来也种兰花,例如洋兰、剑兰,甚至跑去外面看人家办的兰花展。因此我们后院还有一个兰花棚。”
孙将军种兰花卖钱度生活。这故事现在听起来不痛不痒,毕竟如今靠卖兰花发财的多得很,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过去风光一时的陈立夫只身跑到美国养鸡。台北街头有些卖烧饼油条的小店,也有很多传说,某某小店那个负责炸油条的小老头,就是某某师的师长,打过抗战、内战。但不论是养鸡或者炸油条,毕竟不必背负着“叛乱犯”的罪名。
二
在孙天平的记忆中,孙立人是一个生活规律、纪律严谨的人,晨起做的运动也十分特别。他在院子里站着,模拟游泳的动作和高尔夫的挥杆动作。
孙将军说是被软禁,但国民党当局也不是完全把孙立人圈禁在房子里不让他外出活动,除了不能跟公众接触,不能离开台湾之外,孙立人想在岛内任何地方旅行、活动,原则上当局都是准许的。一则是为了维持家计,二则是让自己活动筋骨,他在距离台中自家不远的大坑山区,经营了一处果园,此后,一年四季,孙立人经常上大坑种果树,劳动耕耘。孙立人在山上的果园里种了台湾最负盛名的荔枝、芭乐、横山梨和柠檬等。果子收成之后,由孙太太负责到第二市场叫卖。
或许是因为生活比较清苦,孩子又多,因而养成了生活上艰苦的习惯。孙天平回忆时指出:“自从我有记忆以来,爸爸每天早晨总是会喝一杯用脱脂奶粉冲泡的热牛奶。喝完之后,总会往杯里再倒半杯白开水涮涮,把带着牛奶味的开水也喝完。一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只觉得爸爸好节省。直到有一天爸爸才告诉我们,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缅甸战场养成的习惯。当时作战的粮食、弹药补给多数依赖美国空军的空投,其中也有浓缩的罐头牛奶炼乳,必须先加开水冲淡才能饮用。基于爱惜物资的心理,即便是空的炼乳罐在被丢弃之前,他们也总要再拿点开水涮涮。爸爸就这么喝了一辈子带着牛奶味的开水,当时并不觉得这个举动有什么特别。现在想想,他不仅仅养成了惜福的习惯,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每天以这个小小的举动,悼念当年死难的同胞们。时至今日,每天早晨出门之前,当我喝完一天一杯的咖啡,也很自然地倒点开水在杯子里涮涮,我是时刻都在怀念我的父亲啊!”
孙立人这位“两蒋”的“新仇”在“东窗事发”之初的生活情况,到底自不自由?不自由到什么地步?或开放到何种程度呢?后来和孙立人成为忘年交的水电行老板、台湾人郑锦玉先生有第一手观察和访视资料。
郑锦玉在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访谈时如是回忆:“1956年孙将军由台北迁移到台中这幢自己买的日式房舍,在‘孙公馆’内都有安全人员看守,他们来自安全局或情报局。对孙公馆的监护,采用三班制,每班八小时。内部的守卫室有李震源副官、朱副官、徐参谋、周副官、程副官、李司机、孙某某(即谷正文安置的人)……人都不错。在孙家左斜对面,向上路另一边,有一家也是监护人员,在那里驻守。当年有放置一挺机关枪,以备不测。内围负责人是李副官。孙将军出门的时候,司机和一位随护人员在旁边照料。而在他的黑色军用轿车之后,还跟着一部吉普车。据孙夫人说,早些年,将军到台北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三四月份),若坐火车,常常会碰到部属或朋友,走过来和孙将军行礼见面。这些随扈人员约五位,会紧张地问东问西。后来干脆用专车北上。” 在“自由”和“不自在”之间,在幽闭和短暂“放封”并由特务人员呈报之后,特许让孙立人偶尔来一场类似郊游野餐的外出之行。只是孙立人外出时偶尔发生过的那些“意外插曲”,若是落在寻常百姓家,即便不吓死,恐怕也会吓出一身病来。而发生在孙立人身上的某一次“意外插曲”,却有几分灵异气息。话说有一次孙将军要出游,前一天夜里孙太太竟然做了一场怪梦,这梦说来十分不祥,但孙太太又说不上来这场梦是否和现实有联系,姑且信之。第二天一大早,临出发时,孙太太对孙将军跟前的李副官说:“咱们今天给孙将军换部车坐。就换一部四分之三(吨)的中型卡车吧!”李副官也不清楚孙太太今天怎么临时想到要换车坐,也没多问,反正跟踪监视孙立人的特务单位车辆充裕。换好了车,孙将军偕同太太坐上了车,一路循着台湾纵贯公路北上,快到新竹之前有座大桥,车子上了桥,这时对面车道来了一部军用吉普车,车速飞快,朝着孙先生的座车迎面冲来。孙先生的驾驶员很机警,方向盘稍稍往右一偏,那部飞快而过的吉普车擦撞到孙将军座车的侧边,发出金属快速摩擦的尖锐声响,一个偏向急转弯,瞬间,那部吉普车已经冲断了水泥桥的护栏,连人带车冲下桥去。
孙将军夫妇下车查看,才晓得发生车祸了,一名空军飞行员违规驾驶,与孙将军座车擦撞之后,随吉普车冲下桥,当场死亡。孙太太这才说出口,昨天夜里的梦境也是这幕情景,她建议换车,完全是“神来之笔”。也许正因为换了一部比原本孙立人坐的吉普车大的四分之三(吨)中型卡车,吨位重,才顶住了吉普车的擦撞,否则如果是一部小车,恐怕已与那名空军飞行员同遭不测了。
三
根据陈诚之子陈履安的一段公开讲话,可证孙立人被诬陷的成分确实很大。
陈履安回忆,他父亲陈诚曾在孙案爆发后,把孙将军找到寓所相谈。那时,蒋介石命令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吴忠信九人组成调查委员会,陈诚任主任,调查此案。
在陈诚将军家的会客室里,孙立人谈到激动处,拉开自己的上衣,露出上身。孙将军指着身上多处伤疤说,我们军人出生入死,最重要的便是忠诚。陈诚明白了孙立人事件,多半是他的部下惹出来的争斗,完全无关乎孙立人个人的忠诚问题,因而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力保孙立人。
但是,蒋介石信不信陈诚的力保?蒋介石信不信孙立人忠诚无欺?为什么蒋介石对孙立人起疑,必欲除之?原因之一便是蒋氏父子怀疑其与美国走得太近,美国人企图政变,孙立人纵使无意配合美国佬,但走太近就是近墨者黑。其他众多原因当中,孙将军几度直言顶撞蒋介石,亦是蒋介石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关键。
据孙将军族侄孙孙善治先生回忆,1949年某日,汤恩伯预备带残部从上海撤往台湾,蒋介石指示孙立人安排汤恩伯部队的接待事宜,过数日,蒋介石又与孙立人碰头,问起接待汤恩伯部事情办得如何。孙答已经空出几所小学校园,足以供部队安置休息。蒋介石认为不妥,质问孙立人:“这怎么可以?把你们的训练营让出来,你的部队去住小学校去。”孙立人答复蒋介石,汤恩伯的部队处于残缺状态,应该重新整补,所以暂时不宜住在新兵训练营区。蒋先生这时脸色一沉,责备孙立人:“你怎么这样自私!”孙立人有点发火了:“我自私?你才自私,谁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是你的嫡系部队,如果共产党打过来,你能往哪里去?只能往太平洋里跳!”蒋介石听了这话脸色大变,正待发飙,这时快到吃中饭时间,侍卫长俞济时见场面尴尬,赶紧过来转移话题打圆场,说马上开饭,大家吃过饭再谈。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好不容易吞忍下这口气。
两个星期之后,蒋介石从阳明山官邸打电话给孙立人,问道:“你今天有没有空?”孙答有,蒋说:“今天中午你来阳明山陪我吃饭吧!”饭后,蒋介石想散步,要孙作陪,边走边聊,蒋忽然拍了拍孙立人的肩膀说:“眼下,没有一个人值得我信任,我信任的人只剩下你了!”
孙立人案后,他被软禁在台中寓所。某日,孙立人在与孙善治等亲友提及在阳明山与蒋介石的这番谈话,不禁拍桌怒曰:“我这时候才知道,他那天说的都是假话!”被圈禁在家多年,孙将军重新思考了不少前尘往事,原来蒋介石散步时说的那番话,真意是说,你翅膀硬了,竟敢顶撞我,你才是我最不信任的人!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六年之后,蒋介石又急召孙立人。这时,孙将军已被解除了兵权,成了手下无兵的光杆司令。那天是1955年5月28日,接到蒋介石侍卫临时通知,孙立人猛然一惊,他突然被召见,根据过去的惨痛经验,这次肯定又没好事。果然,孙立人的猜测八九不离十,蒋介石坐在他那张大椅子上,沉着一张脸,面无表情地对孙立人说:“你近期看什么书?”这通常是蒋介石询问部属的制式盘问。孙立人早有准备,回答:“看《南宋兴衰史》和《曾国藩家书》。”蒋介石表情更显冷峻,心想你把台湾我这小皇朝比作南宋,好你个孙立人!蒋介石按捺住脾气,漫不经心地回了孙一句:“那好!好!”蓦地,蒋介石发动突袭,极度不悦地质问孙立人:“你训练部队有一套,不过你打仗不行。你为什么要和胡适、叶公超等政客来往?又和美国军政界人士交往?美国新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邀请你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而不邀请我呢?孙立人,你不要自以为很聪明,你再聪明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蒋介石一边说一边作势向孙立人伸出手掌心用力一捏,这动作似乎在向孙示意掐死他是易如反掌的!讲到这里,蒋介石脸色显得更阴郁了些,以他那双会射出电流的眼睛,死盯着孙立人说道:“现在我要把你孤立起来!”
孙立人内心激愤难平,再也顾不得长官部属礼仪了,他大胆地对蒋介石高声辩解:“我一生只知道忠君为国,爱民如子。我最讨厌政治,更不会使用政治手段加害他人……”孙立人话讲到这里,室内的空气像是结冰了似的,场面异常尴尬。蒋介石没听完孙立人的话,立刻打断孙立人,他按下呼喚侍卫人员的电铃,对孙立人大声呵斥:“你不必再讲,你给我滚出办公室!”一名人高马大的侍卫急忙奔了进来,以近乎羁押犯人的态势逼近,驱迫孙立人快步走出蒋介石的办公室。
这是孙立人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的那句“现在我要把你孤立起来”其实已经未审先判,决定了孙立人下半生的命运。他被圈禁在台中的寓所,寓所面临的大马路叫“向上路”,同孙立人身陷囹圄的命运相映照,实在是极大的反讽。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中外书摘》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