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立人将军故世之后，他的次子孙天平先生在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的历史访谈时，讲述了孙将军晚年的心境与生活样貌。
　　孙天平说：“我们这边房子的围墙，其实有两个大铁门可以进出，两个门中间有车道相连，墙外是一条大水沟，两个门前各有一条水泥桥。但自从我父亲被软禁以后，安全局要求封锁其中一个门，只留左前门，以便于进出的管制。因此在大门入口的右边，设了一个警卫室，就近看着，我家里的电话也有一个分机接到警卫室。他们甚至希望我们尽量减少外出。
　　“我们家后面那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是安全局的，居高临下，从后方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家整个院子，算是监视哨所。当年其实还有另外两栋也是安全局的：一栋在现在（左前门）的左斜对面路口那边。那栋房子也有自己的围墙，但面对我们这边，有个大窗户，里面摆了一张桌子，整天都会有人专门坐在那边，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家。另一栋在过去中兴大学的宿舍那边。他们搭了一个竹棚子，开一家小杂货店，却也没卖什么东西，整天都有几个安全局的人员坐在那边盯着我们家。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有个老兵，穿着便服，从我们家后面安全局的厨房，提著茶壶，绕着我们家围墙，到前面那左手边的竹棚加热水。他的表情很严肃，又老是提着很大的铝质茶壶，我跟我哥哥、妹妹早上在门口等娃娃车时都很怕他，私底下叫他‘茶壶精’。
　　“所有进出我们家的人，包括邮差在内都会被警卫室里的人盘问。而我们家来电话时，也会有安全局的人员拿起分机监听。当然他们不会说话。如果家里没人时，他们也会替我们接听电话，并且会问是什么人，有什么事。不过口气大概比较凶悍，因为好几个同学告诉我说我爸爸好凶。小朋友都喜欢到同学家里玩，但是当他们到我家时，每个人都被查户口一样问你是谁，住哪里，你爸爸是谁。这样问东问西的，所以后来都没有什么人敢过来，因此我们小时候没什么朋友来家里玩，是比较寂寞的。”
　　孙立人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连起码的军人待遇也被剥夺了，甚至最后必须向蒋介石求助，才解除了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孙天平回忆：“同学知道我父亲是将军以后，都认为我们家一定很有钱，都说人家将军的小孩，大学毕业就买得了好车什么的。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家真的很穷。父亲被软禁以后，几年都没拿过薪水，眷补也没有，连一般军公教子弟的学费减免都没有。初期靠我妈把一些首饰卖掉来维持家里的开销。后来每个月拨给我们生活费，意思是虽然软禁了我父亲，但没有要饿死我们。
　　“我父亲到蒋经国的时代才被准许办退伍。早期为了养家糊口，我父亲试过养鸡、养金丝雀、种花，但是都没赚到钱。后来为了赚钱养家，我们每年会种上千株圣诞树，这样可以在冬天赚一笔钱。当时我从初中到高中，每天放学回家，都帮忙做些粗活，包括提水桶，给圣诞树浇水，结果练出八块腹肌，非常结实。其他的时间，我母亲也配合花店的需要，以家中种植的各种植栽来提供花材。
　　“现在很多文章上说‘将军玫瑰’很出名，但实际上那是因为我父亲在家不能外出工作，又喜欢玫瑰，才种来消遣的。当时我在美国的姑姑听说父亲喜欢玫瑰花，还给他寄了玫瑰的苗回来。后来也种兰花，例如洋兰、剑兰，甚至跑去外面看人家办的兰花展。因此我们后院还有一个兰花棚。”
　　孙将军种兰花卖钱度生活。这故事现在听起来不痛不痒，毕竟如今靠卖兰花发财的多得很，但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过去风光一时的陈立夫只身跑到美国养鸡。台北街头有些卖烧饼油条的小店，也有很多传说，某某小店那个负责炸油条的小老头，就是某某师的师长，打过抗战、内战。但不论是养鸡或者炸油条，毕竟不必背负着“叛乱犯”的罪名。

二

　　在孙天平的记忆中，孙立人是一个生活规律、纪律严谨的人，晨起做的运动也十分特别。他在院子里站着，模拟游泳的动作和高尔夫的挥杆动作。
　　孙将军说是被软禁，但国民党当局也不是完全把孙立人圈禁在房子里不让他外出活动，除了不能跟公众接触，不能离开台湾之外，孙立人想在岛内任何地方旅行、活动，原则上当局都是准许的。一则是为了维持家计，二则是让自己活动筋骨，他在距离台中自家不远的大坑山区，经营了一处果园，此后，一年四季，孙立人经常上大坑种果树，劳动耕耘。孙立人在山上的果园里种了台湾最负盛名的荔枝、芭乐、横山梨和柠檬等。果子收成之后，由孙太太负责到第二市场叫卖。
　　或许是因为生活比较清苦，孩子又多，因而养成了生活上艰苦的习惯。孙天平回忆时指出：“自从我有记忆以来，爸爸每天早晨总是会喝一杯用脱脂奶粉冲泡的热牛奶。喝完之后，总会往杯里再倒半杯白开水涮涮，把带着牛奶味的开水也喝完。一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只觉得爸爸好节省。直到有一天爸爸才告诉我们，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缅甸战场养成的习惯。当时作战的粮食、弹药补给多数依赖美国空军的空投，其中也有浓缩的罐头牛奶炼乳，必须先加开水冲淡才能饮用。基于爱惜物资的心理，即便是空的炼乳罐在被丢弃之前，他们也总要再拿点开水涮涮。爸爸就这么喝了一辈子带着牛奶味的开水，当时并不觉得这个举动有什么特别。现在想想，他不仅仅养成了惜福的习惯，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每天以这个小小的举动，悼念当年死难的同胞们。时至今日，每天早晨出门之前，当我喝完一天一杯的咖啡，也很自然地倒点开水在杯子里涮涮，我是时刻都在怀念我的父亲啊！”
　　孙立人这位“两蒋”的“新仇”在“东窗事发”之初的生活情况，到底自不自由？不自由到什么地步？或开放到何种程度呢？后来和孙立人成为忘年交的水电行老板、台湾人郑锦玉先生有第一手观察和访视资料。
　　郑锦玉在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访谈时如是回忆：“1956年孙将军由台北迁移到台中这幢自己买的日式房舍，在‘孙公馆’内都有安全人员看守，他们来自安全局或情报局。对孙公馆的监护，采用三班制，每班八小时。内部的守卫室有李震源副官、朱副官、徐参谋、周副官、程副官、李司机、孙某某（即谷正文安置的人）……人都不错。在孙家左斜对面，向上路另一边，有一家也是监护人员，在那里驻守。当年有放置一挺机关枪，以备不测。内围负责人是李副官。孙将军出门的时候，司机和一位随护人员在旁边照料。而在他的黑色军用轿车之后，还跟着一部吉普车。据孙夫人说，早些年，将军到台北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三四月份），若坐火车，常常会碰到部属或朋友，走过来和孙将军行礼见面。这些随扈人员约五位，会紧张地问东问西。后来干脆用专车北上。” 　　在“自由”和“不自在”之间，在幽闭和短暂“放封”并由特务人员呈报之后，特许让孙立人偶尔来一场类似郊游野餐的外出之行。只是孙立人外出时偶尔发生过的那些“意外插曲”，若是落在寻常百姓家，即便不吓死，恐怕也会吓出一身病来。而发生在孙立人身上的某一次“意外插曲”，却有几分灵异气息。话说有一次孙将军要出游，前一天夜里孙太太竟然做了一场怪梦，这梦说来十分不祥，但孙太太又说不上来这场梦是否和现实有联系，姑且信之。第二天一大早，临出发时，孙太太对孙将军跟前的李副官说：“咱们今天给孙将军换部车坐。就换一部四分之三（吨）的中型卡车吧！”李副官也不清楚孙太太今天怎么临时想到要换车坐，也没多问，反正跟踪监视孙立人的特务单位车辆充裕。换好了车，孙将军偕同太太坐上了车，一路循着台湾纵贯公路北上，快到新竹之前有座大桥，车子上了桥，这时对面车道来了一部军用吉普车，车速飞快，朝着孙先生的座车迎面冲来。孙先生的驾驶员很机警，方向盘稍稍往右一偏，那部飞快而过的吉普车擦撞到孙将军座车的侧边，发出金属快速摩擦的尖锐声响，一个偏向急转弯，瞬间，那部吉普车已经冲断了水泥桥的护栏，连人带车冲下桥去。
　　孙将军夫妇下车查看，才晓得发生车祸了，一名空军飞行员违规驾驶，与孙将军座车擦撞之后，随吉普车冲下桥，当场死亡。孙太太这才说出口，昨天夜里的梦境也是这幕情景，她建议换车，完全是“神来之笔”。也许正因为换了一部比原本孙立人坐的吉普车大的四分之三（吨）中型卡车，吨位重，才顶住了吉普车的擦撞，否则如果是一部小车，恐怕已与那名空军飞行员同遭不测了。

三

　　根据陈诚之子陈履安的一段公开讲话，可证孙立人被诬陷的成分确实很大。
　　陈履安回忆，他父亲陈诚曾在孙案爆发后，把孙将军找到寓所相谈。那时，蒋介石命令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吴忠信九人组成调查委员会，陈诚任主任，调查此案。
　　在陈诚将军家的会客室里，孙立人谈到激动处，拉开自己的上衣，露出上身。孙将军指着身上多处伤疤说，我们军人出生入死，最重要的便是忠诚。陈诚明白了孙立人事件，多半是他的部下惹出来的争斗，完全无关乎孙立人个人的忠诚问题，因而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力保孙立人。
　　但是，蒋介石信不信陈诚的力保？蒋介石信不信孙立人忠诚无欺？为什么蒋介石对孙立人起疑，必欲除之？原因之一便是蒋氏父子怀疑其与美国走得太近，美国人企图政变，孙立人纵使无意配合美国佬，但走太近就是近墨者黑。其他众多原因当中，孙将军几度直言顶撞蒋介石，亦是蒋介石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关键。
　　据孙将军族侄孙孙善治先生回忆，1949年某日，汤恩伯预备带残部从上海撤往台湾，蒋介石指示孙立人安排汤恩伯部队的接待事宜，过数日，蒋介石又与孙立人碰头，问起接待汤恩伯部事情办得如何。孙答已经空出几所小学校园，足以供部队安置休息。蒋介石认为不妥，质问孙立人：“这怎么可以？把你们的训练营让出来，你的部队去住小学校去。”孙立人答复蒋介石，汤恩伯的部队处于残缺状态，应该重新整补，所以暂时不宜住在新兵训练营区。蒋先生这时脸色一沉，责备孙立人：“你怎么这样自私！”孙立人有点发火了：“我自私？你才自私，谁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是你的嫡系部队，如果共产党打过来，你能往哪里去？只能往太平洋里跳！”蒋介石听了这话脸色大变，正待发飙，这时快到吃中饭时间，侍卫长俞济时见场面尴尬，赶紧过来转移话题打圆场，说马上开饭，大家吃过饭再谈。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好不容易吞忍下这口气。
　　两个星期之后，蒋介石从阳明山官邸打电话给孙立人，问道：“你今天有没有空？”孙答有，蒋说：“今天中午你来阳明山陪我吃饭吧！”饭后，蒋介石想散步，要孙作陪，边走边聊，蒋忽然拍了拍孙立人的肩膀说：“眼下，没有一个人值得我信任，我信任的人只剩下你了！”
　　孙立人案后，他被软禁在台中寓所。某日，孙立人在与孙善治等亲友提及在阳明山与蒋介石的这番谈话，不禁拍桌怒曰：“我这时候才知道，他那天说的都是假话！”被圈禁在家多年，孙将军重新思考了不少前尘往事，原来蒋介石散步时说的那番话，真意是说，你翅膀硬了，竟敢顶撞我，你才是我最不信任的人！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六年之后，蒋介石又急召孙立人。这时，孙将军已被解除了兵权，成了手下无兵的光杆司令。那天是1955年5月28日，接到蒋介石侍卫临时通知，孙立人猛然一惊，他突然被召见，根据过去的惨痛经验，这次肯定又没好事。果然，孙立人的猜测八九不离十，蒋介石坐在他那张大椅子上，沉着一张脸，面无表情地对孙立人说：“你近期看什么书？”这通常是蒋介石询问部属的制式盘问。孙立人早有准备，回答：“看《南宋兴衰史》和《曾国藩家书》。”蒋介石表情更显冷峻，心想你把台湾我这小皇朝比作南宋，好你个孙立人！蒋介石按捺住脾气，漫不经心地回了孙一句：“那好！好！”蓦地，蒋介石发动突袭，极度不悦地质问孙立人：“你训练部队有一套，不过你打仗不行。你为什么要和胡适、叶公超等政客来往？又和美国军政界人士交往？美国新总统当选人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邀请你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而不邀请我呢？孙立人，你不要自以为很聪明，你再聪明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蒋介石一边说一边作势向孙立人伸出手掌心用力一捏，这动作似乎在向孙示意掐死他是易如反掌的！讲到这里，蒋介石脸色显得更阴郁了些，以他那双会射出电流的眼睛，死盯着孙立人说道：“现在我要把你孤立起来！”
　　孙立人内心激愤难平，再也顾不得长官部属礼仪了，他大胆地对蒋介石高声辩解：“我一生只知道忠君为国，爱民如子。我最讨厌政治，更不会使用政治手段加害他人……”孙立人话讲到这里，室内的空气像是结冰了似的，场面异常尴尬。蒋介石没听完孙立人的话，立刻打断孙立人，他按下呼喚侍卫人员的电铃，对孙立人大声呵斥：“你不必再讲，你给我滚出办公室！”一名人高马大的侍卫急忙奔了进来，以近乎羁押犯人的态势逼近，驱迫孙立人快步走出蒋介石的办公室。
　　这是孙立人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的那句“现在我要把你孤立起来”其实已经未审先判，决定了孙立人下半生的命运。他被圈禁在台中的寓所，寓所面临的大马路叫“向上路”，同孙立人身陷囹圄的命运相映照，实在是极大的反讽。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中外书摘》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