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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多数参考资料都认为，苏轼的《石钟山记》里所说的“古之人不余欺”的“古之人”是郦道元。但笔者认为，只要仔细地加以推敲，就能否定上述观点，这个“古之人”应是为石钟山命名的人，而绝对不是郦道元。可以从这个句式本身出发，进而从文章所出现的人物阐述，再从苏轼的性格以及文章中的三处写疑去探讨。
【关键词】句子语气；不确指称谓；三处写疑；怀疑精神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偶然间，再次读到苏轼的那篇《石钟山记》，不禁想问，苏轼所说的“古之人不余欺”的“古之人”真的是郦道元吗？
《石钟山记》记叙了苏轼和长子苏迈夜游石钟山的事情，夜游石钟山，作者正在“心动欲还”之际，却意外地探得了“噌吰”的声音：“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在“将入港口”处，又意外地查明了“窾坎镗鞳”的声音：“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的确是不虚此行。自以为探得石钟山命名缘由后，苏轼轻松愉快地笑了：“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一个笑字，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欣喜和自豪的神情。
“古之人不余欺也！”这是一个宾语前置的倒装句，意思是古人没有欺骗我啊。这个“古人”指的是谁，一贯的观点都是认为是郦道元，但是这个结论经不起仔细的推敲。
第一，“古之人不余欺也”，这是一个表感叹的句子，语气中除了自己发现真相后的“洋洋得意”外，还流露出了对这个“古之人”的尊重和敬佩，一种彻底的折服。假设这里说的“古之人”就是郦道元，那么苏轼应该用非常敬重的方式来评价郦道元才是，然而在文章末苏轼却发出“盖叹郦元之简”的感慨，何故？显然，这“古之人”和郦道元不是同一个人，苏轼折服的这个“古之人”应是为石钟山命名的古人——不仅早早发现了这座“窾坎镗鞳”“噌吰不绝”的大山，而且还形象地给它命名为“石钟山”——难道不值得为之折服吗？
第二，文章中出现的人物并不多，郦元、李勃、苏迈、士大夫、渔工水师以及寺僧。我们稍稍加以注意，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大凡能够叫得出名字的人物，苏轼一概直呼其名，比如出现两次的长子“迈”和“李勃”以及出现了三次的郦道元。只有不能够知道名字或不确指的人物才用其他称谓代替。“古之人”显然是一个不确指的称谓。本文中“郦道元”这个确指的称谓一共出现了三次，如果“古之人”在文中指的是郦道元的话，那么为何独独这里不用确指的称谓“郦元”而用不确指的称谓“古之人”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为石钟山命名的“古之人”到底是谁，苏轼和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苏轼只能是用一个不确指的称谓“古之人”来称呼他。
第三，文章最后一段是文章的中心段落，不仅可以看出文章的写作主旨，同样也能读出作者那种骄傲——士大夫不会像我一样夜里划着小舟来到绝壁之下，来探求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渔工水师即使知道得名的由来也不能表达清楚。当然，还有对那些臆断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人的揶揄——“陋者用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而笑李勃之陋也”。除了这些，即使是找到了石钟山得名由来的郦道元同样也成为了苏轼骄傲的资本——“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照理，郦道元比苏轼早发现了这么多年，就比如我们说“儿子长得象老子”，而不能说“老子长得象儿子”一样，苏轼应该谦虚的说“余之所见闻，殆与郦元同”，然而苏轼却自豪地说“郦元的见闻，大概和我的相同”，这和“古之人不余欺”中体现出来的敬佩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第四，《石钟山记》中一共有三处写疑：一疑郦道元之说，因为“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二疑李勃之说，则因为“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三是对“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的附会之举，亦“固笑而不信也”。这三点怀疑归结到一点，就是他认为石在水中是不能鸣的，而石在岸上的敲击声又不似钟声，所以石钟山以声命名之说不能使他相信。但他并没有因为怀疑声说就另辟蹊径，从地貌这个角度来考察石钟山的由来，而是仍循着声音的方向去探寻，所以一旦发现石在水中确能发声：山下石穴罅以及当中流的大石都能发出噌吰或窾坎镗鞳之声，而且这声音又绝类钟鼓——如周景王之无射，魏庄子之歌钟一样不绝于耳，于是他就疑虑顿消，对声说大加叹服，感到“古之人不余欺也”。由此看来，苏轼在《石钟山记》一文中是从怀疑声说起，到信服声说终。
其中，我们可以肯定是苏轼的怀疑精神，但是如果我们细加分析，也不难发现苏轼的结论也有失偏颇。对一个事物要得出正确的结论，一方面要对事物的本身进行反复、细心地观察，另一方面又要对它的周围进行周密而详尽地调查。而苏轼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认真去做。一方面他只是在一个深夜乘船前往石钟山崖下，听到水声类钟就浅尝辄止，“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另一方面他又小视渔工水师，不肯屈驾向了解情况的当地群众请教，反认为他们“虽知而不能言”。这样对环境既陌生，考察又没有深入，又不愿向熟悉情况的人调查，在这种考察方式和态度下，得出的结论必定不全面、不准确。然而，苏轼在嘲笑“终不肯以小舟也泊绝壁之下”的“士大夫”的同时，却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调查也只是浅尝辙止，未免过于草率，反而洋洋自得，并由此推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由此，我们更可以断定，这样一个颇为清高的文人是不可能出自内心地去赞颂一个自己刚刚批判过的人，而前边已经说过，“古之人不余欺也”却是一句由衷的佩服。
综上所述，我认为，“古之人”应该是为石钟山命名的人，而不是教学参考书里边所说的“郦道元”。“尽信书不如无书”，古之人不余欺也。
（编辑：龙贤东）
【关键词】句子语气；不确指称谓；三处写疑；怀疑精神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偶然间，再次读到苏轼的那篇《石钟山记》，不禁想问，苏轼所说的“古之人不余欺”的“古之人”真的是郦道元吗？
《石钟山记》记叙了苏轼和长子苏迈夜游石钟山的事情，夜游石钟山，作者正在“心动欲还”之际，却意外地探得了“噌吰”的声音：“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在“将入港口”处，又意外地查明了“窾坎镗鞳”的声音：“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的确是不虚此行。自以为探得石钟山命名缘由后，苏轼轻松愉快地笑了：“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一个笑字，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作者探明真相后的得意、欣喜和自豪的神情。
“古之人不余欺也！”这是一个宾语前置的倒装句，意思是古人没有欺骗我啊。这个“古人”指的是谁，一贯的观点都是认为是郦道元，但是这个结论经不起仔细的推敲。
第一，“古之人不余欺也”，这是一个表感叹的句子，语气中除了自己发现真相后的“洋洋得意”外，还流露出了对这个“古之人”的尊重和敬佩，一种彻底的折服。假设这里说的“古之人”就是郦道元，那么苏轼应该用非常敬重的方式来评价郦道元才是，然而在文章末苏轼却发出“盖叹郦元之简”的感慨，何故？显然，这“古之人”和郦道元不是同一个人，苏轼折服的这个“古之人”应是为石钟山命名的古人——不仅早早发现了这座“窾坎镗鞳”“噌吰不绝”的大山，而且还形象地给它命名为“石钟山”——难道不值得为之折服吗？
第二，文章中出现的人物并不多，郦元、李勃、苏迈、士大夫、渔工水师以及寺僧。我们稍稍加以注意，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大凡能够叫得出名字的人物，苏轼一概直呼其名，比如出现两次的长子“迈”和“李勃”以及出现了三次的郦道元。只有不能够知道名字或不确指的人物才用其他称谓代替。“古之人”显然是一个不确指的称谓。本文中“郦道元”这个确指的称谓一共出现了三次，如果“古之人”在文中指的是郦道元的话，那么为何独独这里不用确指的称谓“郦元”而用不确指的称谓“古之人”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为石钟山命名的“古之人”到底是谁，苏轼和我们都不得而知，所以，苏轼只能是用一个不确指的称谓“古之人”来称呼他。
第三，文章最后一段是文章的中心段落，不仅可以看出文章的写作主旨，同样也能读出作者那种骄傲——士大夫不会像我一样夜里划着小舟来到绝壁之下，来探求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渔工水师即使知道得名的由来也不能表达清楚。当然，还有对那些臆断石钟山得名由来的人的揶揄——“陋者用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而笑李勃之陋也”。除了这些，即使是找到了石钟山得名由来的郦道元同样也成为了苏轼骄傲的资本——“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照理，郦道元比苏轼早发现了这么多年，就比如我们说“儿子长得象老子”，而不能说“老子长得象儿子”一样，苏轼应该谦虚的说“余之所见闻，殆与郦元同”，然而苏轼却自豪地说“郦元的见闻，大概和我的相同”，这和“古之人不余欺”中体现出来的敬佩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第四，《石钟山记》中一共有三处写疑：一疑郦道元之说，因为“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二疑李勃之说，则因为“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三是对“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的附会之举，亦“固笑而不信也”。这三点怀疑归结到一点，就是他认为石在水中是不能鸣的，而石在岸上的敲击声又不似钟声，所以石钟山以声命名之说不能使他相信。但他并没有因为怀疑声说就另辟蹊径，从地貌这个角度来考察石钟山的由来，而是仍循着声音的方向去探寻，所以一旦发现石在水中确能发声：山下石穴罅以及当中流的大石都能发出噌吰或窾坎镗鞳之声，而且这声音又绝类钟鼓——如周景王之无射，魏庄子之歌钟一样不绝于耳，于是他就疑虑顿消，对声说大加叹服，感到“古之人不余欺也”。由此看来，苏轼在《石钟山记》一文中是从怀疑声说起，到信服声说终。
其中，我们可以肯定是苏轼的怀疑精神，但是如果我们细加分析，也不难发现苏轼的结论也有失偏颇。对一个事物要得出正确的结论，一方面要对事物的本身进行反复、细心地观察，另一方面又要对它的周围进行周密而详尽地调查。而苏轼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认真去做。一方面他只是在一个深夜乘船前往石钟山崖下，听到水声类钟就浅尝辄止，“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另一方面他又小视渔工水师，不肯屈驾向了解情况的当地群众请教，反认为他们“虽知而不能言”。这样对环境既陌生，考察又没有深入，又不愿向熟悉情况的人调查，在这种考察方式和态度下，得出的结论必定不全面、不准确。然而，苏轼在嘲笑“终不肯以小舟也泊绝壁之下”的“士大夫”的同时，却丝毫没有觉得自己的调查也只是浅尝辙止，未免过于草率，反而洋洋自得，并由此推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由此，我们更可以断定，这样一个颇为清高的文人是不可能出自内心地去赞颂一个自己刚刚批判过的人，而前边已经说过，“古之人不余欺也”却是一句由衷的佩服。
综上所述，我认为，“古之人”应该是为石钟山命名的人，而不是教学参考书里边所说的“郦道元”。“尽信书不如无书”，古之人不余欺也。
（编辑：龙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