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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在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及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献。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1985）、《文艺心理阐释》（1989）、《超越语言》（1990）、《精神守望》（1998）、《生态文艺学》（2000）、《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文学的跨界研究·三卷本》（2011）等。主编有《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文艺心理学大辞典》《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等。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遴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赵玉平：当今生态话题成为热点，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很多领域都在谈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伦理生态、文化生态、城市生态……那么教育方面的生态如何呢？鲁老师，您是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的主任，又是国内从事生态批评研究较早的学者，今天想请您就语文和文学教育方面的问题，谈谈您对教育生态的看法，好吗？
鲁枢元：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谈谈文学教育问题以及它关涉的教育生态的问题。生态批评作为一个颠覆性的话题，它对现状、对主流话语总是采取审视的态度，常常以质疑、批判的姿态来看待当今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真正的生态批评往往不太受人欢迎，因为它总是谈问题。别人是报喜不报忧，生态批评总是报忧不报喜，人们喜欢听“喜鹊叫”，生态批评则是“乌鸦叫”，今天我仍然谈不出什么好听的。生态学讲平衡与协调，教育同样存在一个教育生态平衡问题，语文教学、文学教育同样如此。只是我自己缺少这方面的实际教学经验，恐怕只能笼统地谈一谈。对我来说是姑妄言之，你也就姑妄听之。
赵玉平：作为当今生态批评领域的开拓者，您一直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很想听一听您对当前大的教育环境问题的看法。
鲁枢元：我们很多人谈经济、谈政治、谈文化，谈来谈去都是形势大好，前途光明，但我们的生态就是在这一片赞美声中沦陷的。教育也一样。当前的教育从表面上看形势喜人，比起以前，教育的规模大了，资金投入增加了，受高等教育的人增多了，硕士、博士的数量近十年飞速上升，教授、博导挨肩擦背，以此看，我们的教育发展速度可以说超过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但教育质量却不容乐观。从生态学的观点看，依然是发展失衡：一是教育结构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城乡教育结构不平衡。大量人力、财力方面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农村则相对比较落后。通过报纸、网络我经常看到一些农村的教育状况，一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新的“读书无用论”再度泛起；二是农村教师的生存状况，很多代课教师辛辛苦苦教了一辈子书，最后差不多就是被扫地出门，实在令人痛心。一方面是城市里的学校越来越高档、越来越贵族化，一方面是农村教育日益困窘，城乡教育的差异堪比天壤，隐患极大。
其次是文理之间不平衡，也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平衡。大学很突出，一个理工科三流教授可以拥有数十、数百万的科研基金，人文学科哪怕是一流教授也很难拿到起码的科研经费。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极端的理性主义，认为有了科学技术就可以拯救人类，就可以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这是启蒙主义的偏颇，是现代化的一个误区，卢梭从一开始就批判过，不信你看一看他的《爱弥儿》《忏悔录》。我们却至今还处在科学主义的漩涡中。文科，包括文学教育、语文教育，都不能说是科学，因此就不被看重。在古代，我们民族的教育是最看重人文的，最高考试以文科为主，一篇作文、一首诗写好了就可以中状元，那时全国上下自然都重视语文教学。科学技术，当然有一定的效用，也仅仅是“一定的”，不是全部，况且科学技术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做很坏的事，比如现在的造假，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不科学的，并非一无是处，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最高理想、最高价值的追求，如大善、大美的境界，都不是科学所能包容的，但对人类的生存意义更为重大。语文教学、文学教育就是要在这些“非科学的”的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一直认为，文学教育，是性灵教育，是关涉每一个人的天性、天良、心灵、灵魂的教育，这不是科学。谁也不会说我就是不要天性、不要灵魂吧！
赵玉平：改革开放的80年代末期，邓小平曾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20年过去后，我们的教育问题依然问题重重，有人说邓小平的那句话用到现今的教育状况上再合适不过了，您怎么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
鲁枢元：我一直主张改革与教育相得益彰，也相失益彰。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变革都是从教育开始的，其中包括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还都是从中小学教育开始。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30多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表现在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富起来了，我们可以去美国放债，去南美、西非开发。各级政府的政绩突出，GDP连年攀升，但这只是物质和经济方面的。从道德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感情世界、精神世界却是一直呈下滑趋势，走的是下坡路。现在老人摔倒在马路上都没有人扶，也不敢扶，怕被讹上，知恩不报、被讹诈的情况还真不少。结果，有的善良老人出门时就在胸前挂了一个牌子，写上“如果我摔倒了，请把我扶起，我不会讹人”这样的话，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鲁迅的《一件小事》时内容就更丰富了，那位民国年间的车夫，若是活到现在可要遇大麻烦了！还有鲁迅小说中的《药》，卖人血馒头的红眼睛阿义尽管卑劣，可还没有像现在的奸商们制造“血燕窝”那样造假，也许是科技水平赶不上。《祝福》中的祥林嫂，只是为生活所迫先后嫁了两次，便蒙受强大的社会压力，加上她自己内心固有的道德感，结果贫病而死。传统的伦理道德有问题，但现在可好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很多女明星用离婚、结婚的手段推销自己，一嫁、二嫁、三嫁，光辉灿烂，普天同庆，千万粉丝也像过重大节日一样的看热闹，这也让人忧心。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面对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时曾发出“当前我国的道德沦丧到何种地步”的感慨，确实让人忧心啊。
改革过于重视可见的物质财富与经济指标，与教育过度注重知识、技能是相对应的，得也对应，失也对应。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教育是有责任的，教育生态的有机整体性被破坏了。教育最根本的任务并不是把人教育成所谓的“有用的建设性人才”，大学不是，中小学更不是。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出人格完善、心理健康、道德高尚、心灵丰蕴的人。正是在这些领域，我们的文学教育、语文教育才是大有可为的。
知识技能的教育和道德感情的教育、逻辑思维的理性和情思感悟的灵性应该是平行共进的，现在我们是只要前者而丢失了后者，这样发展下去，就算做出些成就，最终也会被忽略的一面产生的负效应给抵消了。
赵玉平：当下很多人把当前社会人文素养的低下与中学语文教育中的缺失联系起来。很多人在批判语文教学的同时也在质疑：语文教学出了哪些问题呢？文学教育如何有效展开呢？
鲁枢元：这就涉及到了语文教育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问题。语文应包括语言和文学，但很长时间以来，语言教育的技能性、工具性、可操作性得到了重视，文学的精神属性却被忽视了，由此导致青少年学生的文学素养缺失。文学素养的缺失其实也会制约学生阅读、书写能力进一步的提高。文学其实是没有什么规矩的，我们的文学教育、语文教学，规矩太多，把机器操作规程、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套也拿到语文教育中来，完全失去了文学的属性。也许都是“应试教育”逼出来的，但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我有幸看到，我的一些文章有时也会被作为一些中学的考试题目，比如有一张卷子针对我的一篇散文提出了六个问题，让学生判断哪个是正确的，我自己反复看后仍是一头雾水。文学很多时候是“灵犀一现”、“心有灵犀一点通”，老师的能耐就是通过你的一点“指点”，让学生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豁然贯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语文老师要有强大的“真功”、“内功”才行。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这在文学教育中根本不存在！那是工具理性在教育中的表现。而绝对的理性主义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对此，发达的西方已经进行了许多反思，我们却还在迷恋着它。
我一直是把“诗性”看做文学性的核心内涵的。诗性不重要吗？古往今来，人们都把“诗意地生存”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的。诗意，讲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缺少的就是这种和谐。我们的孩子不是生活在诗意中，而是生活在物质的消费中、网络的游戏中、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已经开始的“残酷竞争”中！前天，我从一家小学门前路过，正赶上放学，小孩子们的背上已经见不到沉重的“双肩背包”了，而是换成了分量更重的“拉杆箱包”！
我们没有给孩子营造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中小学生的人文素养让人担忧，以前人们总是抱怨“80后”如何如何，不久前我的一位老学生的儿子、一位80后的年轻人从上海骑自行车到苏州来看我，他说起90后就连连摇头。就是从科学生产的意义上，我们的教育产品也不能“一代不如一代”啊。
赵玉平：说起文学性，我想起中学时代的课外阅读。我上中学的时候，爸妈是不允许看课外书的，现在的老师、家长一般只允许孩子看学校规定好的课外书。即使一部分喜爱阅读的学生，看的书也大多是市场上流行的畅销书，对一些文学经典的阅读也只是读其普及本和缩写本，学校、家长不提倡读经典名著，孩子也懒得看。现在不光是中小学生，就是中文系的很多大学生也少有人花大量时间阅读文学经典了。他们满足于看由影视改编的《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看网络小说。不知道您小时候是如何读书的，课外阅读方面有没有受到阻拦？很想听听您今日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哪些影响？
鲁枢元：我从事文学与文学研究多年，成绩说不上，但感想还是有的。文学与文学教育不应都在课堂上展开，它应大量得益于课外阅读，语文教师的职责绝不是阻拦学生的课外阅读，而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交给学生阅读的方法，这很重要。
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小学阶段算是差生，初中阶段也好不到哪里，进入高中才上路些。但我喜欢读书，当然是课外书。小学时候读的是小人书、连环画、民间故事，一些地理位置很偏的地区的民间故事都读到了，如乌克兰、鞑靼的民间故事；中学时候流行读名著，男孩子么，当然最喜欢读《水浒》，读了不止三遍；读了许多俄国文学，如高尔基的书；也读现代作家的书，如巴金的《家》，读到鸣凤之死，就眼泪哗哗的。《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旗谱》《三家巷》都是在我上初中时出版的，刚一上市就与好伙伴们约好，分头买来交换着读。后来阅读面扩大了，读书越来越杂，有达尔文的进化论、齐白石的评传、元白诗选、鲁迅的三闲集和二心集，当然，都是从旧书店淘来的。因为喜欢读书，从小就希望有一个小书房，哪怕是个书架，这是不可能的。有没有受到家长的阻拦？似乎没有，偶尔老祖母喊着早点睡，也只是为了节省灯油，那我就跑到街边的路灯下继续看。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耕社会，耕读传家，是有读书的传统的，农耕社会的自然宁静与读书的精神一脉相承。岂不知读书也是人生一大不可替代的乐趣，只有读进去了才能体会到。当代由于网络冲击，现在我们的的孩子都不读书了，这是个大问题。一次坐公交车，在苏州大学门口候车，看到一个年轻人竟在俯身读一本书，走进一看，读书人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读的书是一本诗集，让我好不感慨！
当然，读书也是有“门槛”的，它其实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习惯养成后，不读就难受。语文教师要把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当做自己的重要职责，指引学生迈过阅读的门槛。
赵玉平：近几年来，文学教育被明确写进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并且在中学语文的课程设置上得到了体现，希望达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然而现在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真切感受到，语文课不受欢迎，语文老师不受欢迎，作为教师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呢？
鲁枢元：现在很多中小学老师在技能性的训练方面可以说个个“武艺高强”，加上现代教学硬件设施的强化运用，教师的教学技能、教学手段都得到了增强。但我想，作为教师，更重要的还是人格魅力和亲和力。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到，我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年的几位语文教师，他们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可亲可敬，做人表率。难办的是，如今教育的过度商业化、行政化已经破坏了以往那种真纯的师生关系。现在的许多学校以盈利为目的，以硬性的效益为尺度，教育行政部门是官方，学生成了教育市场的买方，家长成了老板，教师见了谁都低三分。在这样的氛围中怎能教好书？没有好的心态不行。还是那句老话：“文学是人学”，作文先做人，语文老师自己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自信、自爱、自重，不卑不亢，靠自己的身体力行维护自己的尊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教师，尤其是我们语文教师，一定要持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文学家中有一位楷模，那就是伟大诗人陶渊明。我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陶渊明的书，陶渊明放旷冲澹的诗人天性、抱朴怀素的自然哲学、委运化迁的浪漫精神、复返自然的回归诗学、淳厚质朴的田园理想及其清贫自守、悠闲度日的生活风格，在当下这个发热发昏的年头，无疑是一种清凉剂、解毒剂。
当前我们最欠缺的不是教学的设施、技巧与手段，而是“心”，一颗恻隐的心、博爱的心，对自然万物、对芸芸众生充满诗性与爱意的心。有了这样一颗心，我们就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在语文课堂上与那些更稚嫩、更年轻的心灵息息相通。
赵玉平：谢谢鲁老师接受我的采访。
赵玉平，苏州大学研究生。本文编校：洪 鸣
赵玉平：当今生态话题成为热点，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很多领域都在谈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伦理生态、文化生态、城市生态……那么教育方面的生态如何呢？鲁老师，您是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的主任，又是国内从事生态批评研究较早的学者，今天想请您就语文和文学教育方面的问题，谈谈您对教育生态的看法，好吗？
鲁枢元：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谈谈文学教育问题以及它关涉的教育生态的问题。生态批评作为一个颠覆性的话题，它对现状、对主流话语总是采取审视的态度，常常以质疑、批判的姿态来看待当今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真正的生态批评往往不太受人欢迎，因为它总是谈问题。别人是报喜不报忧，生态批评总是报忧不报喜，人们喜欢听“喜鹊叫”，生态批评则是“乌鸦叫”，今天我仍然谈不出什么好听的。生态学讲平衡与协调，教育同样存在一个教育生态平衡问题，语文教学、文学教育同样如此。只是我自己缺少这方面的实际教学经验，恐怕只能笼统地谈一谈。对我来说是姑妄言之，你也就姑妄听之。
赵玉平：作为当今生态批评领域的开拓者，您一直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很想听一听您对当前大的教育环境问题的看法。
鲁枢元：我们很多人谈经济、谈政治、谈文化，谈来谈去都是形势大好，前途光明，但我们的生态就是在这一片赞美声中沦陷的。教育也一样。当前的教育从表面上看形势喜人，比起以前，教育的规模大了，资金投入增加了，受高等教育的人增多了，硕士、博士的数量近十年飞速上升，教授、博导挨肩擦背，以此看，我们的教育发展速度可以说超过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但教育质量却不容乐观。从生态学的观点看，依然是发展失衡：一是教育结构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城乡教育结构不平衡。大量人力、财力方面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农村则相对比较落后。通过报纸、网络我经常看到一些农村的教育状况，一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新的“读书无用论”再度泛起；二是农村教师的生存状况，很多代课教师辛辛苦苦教了一辈子书，最后差不多就是被扫地出门，实在令人痛心。一方面是城市里的学校越来越高档、越来越贵族化，一方面是农村教育日益困窘，城乡教育的差异堪比天壤，隐患极大。
其次是文理之间不平衡，也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平衡。大学很突出，一个理工科三流教授可以拥有数十、数百万的科研基金，人文学科哪怕是一流教授也很难拿到起码的科研经费。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极端的理性主义，认为有了科学技术就可以拯救人类，就可以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这是启蒙主义的偏颇，是现代化的一个误区，卢梭从一开始就批判过，不信你看一看他的《爱弥儿》《忏悔录》。我们却至今还处在科学主义的漩涡中。文科，包括文学教育、语文教育，都不能说是科学，因此就不被看重。在古代，我们民族的教育是最看重人文的，最高考试以文科为主，一篇作文、一首诗写好了就可以中状元，那时全国上下自然都重视语文教学。科学技术，当然有一定的效用，也仅仅是“一定的”，不是全部，况且科学技术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做很坏的事，比如现在的造假，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不科学的，并非一无是处，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最高理想、最高价值的追求，如大善、大美的境界，都不是科学所能包容的，但对人类的生存意义更为重大。语文教学、文学教育就是要在这些“非科学的”的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一直认为，文学教育，是性灵教育，是关涉每一个人的天性、天良、心灵、灵魂的教育，这不是科学。谁也不会说我就是不要天性、不要灵魂吧！
赵玉平：改革开放的80年代末期，邓小平曾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20年过去后，我们的教育问题依然问题重重，有人说邓小平的那句话用到现今的教育状况上再合适不过了，您怎么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
鲁枢元：我一直主张改革与教育相得益彰，也相失益彰。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变革都是从教育开始的，其中包括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还都是从中小学教育开始。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30多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表现在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富起来了，我们可以去美国放债，去南美、西非开发。各级政府的政绩突出，GDP连年攀升，但这只是物质和经济方面的。从道德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感情世界、精神世界却是一直呈下滑趋势，走的是下坡路。现在老人摔倒在马路上都没有人扶，也不敢扶，怕被讹上，知恩不报、被讹诈的情况还真不少。结果，有的善良老人出门时就在胸前挂了一个牌子，写上“如果我摔倒了，请把我扶起，我不会讹人”这样的话，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鲁迅的《一件小事》时内容就更丰富了，那位民国年间的车夫，若是活到现在可要遇大麻烦了！还有鲁迅小说中的《药》，卖人血馒头的红眼睛阿义尽管卑劣，可还没有像现在的奸商们制造“血燕窝”那样造假，也许是科技水平赶不上。《祝福》中的祥林嫂，只是为生活所迫先后嫁了两次，便蒙受强大的社会压力，加上她自己内心固有的道德感，结果贫病而死。传统的伦理道德有问题，但现在可好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很多女明星用离婚、结婚的手段推销自己，一嫁、二嫁、三嫁，光辉灿烂，普天同庆，千万粉丝也像过重大节日一样的看热闹，这也让人忧心。不久前，温家宝总理在面对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时曾发出“当前我国的道德沦丧到何种地步”的感慨，确实让人忧心啊。
改革过于重视可见的物质财富与经济指标，与教育过度注重知识、技能是相对应的，得也对应，失也对应。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教育是有责任的，教育生态的有机整体性被破坏了。教育最根本的任务并不是把人教育成所谓的“有用的建设性人才”，大学不是，中小学更不是。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出人格完善、心理健康、道德高尚、心灵丰蕴的人。正是在这些领域，我们的文学教育、语文教育才是大有可为的。
知识技能的教育和道德感情的教育、逻辑思维的理性和情思感悟的灵性应该是平行共进的，现在我们是只要前者而丢失了后者，这样发展下去，就算做出些成就，最终也会被忽略的一面产生的负效应给抵消了。
赵玉平：当下很多人把当前社会人文素养的低下与中学语文教育中的缺失联系起来。很多人在批判语文教学的同时也在质疑：语文教学出了哪些问题呢？文学教育如何有效展开呢？
鲁枢元：这就涉及到了语文教育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问题。语文应包括语言和文学，但很长时间以来，语言教育的技能性、工具性、可操作性得到了重视，文学的精神属性却被忽视了，由此导致青少年学生的文学素养缺失。文学素养的缺失其实也会制约学生阅读、书写能力进一步的提高。文学其实是没有什么规矩的，我们的文学教育、语文教学，规矩太多，把机器操作规程、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套也拿到语文教育中来，完全失去了文学的属性。也许都是“应试教育”逼出来的，但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我有幸看到，我的一些文章有时也会被作为一些中学的考试题目，比如有一张卷子针对我的一篇散文提出了六个问题，让学生判断哪个是正确的，我自己反复看后仍是一头雾水。文学很多时候是“灵犀一现”、“心有灵犀一点通”，老师的能耐就是通过你的一点“指点”，让学生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豁然贯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语文老师要有强大的“真功”、“内功”才行。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这在文学教育中根本不存在！那是工具理性在教育中的表现。而绝对的理性主义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对此，发达的西方已经进行了许多反思，我们却还在迷恋着它。
我一直是把“诗性”看做文学性的核心内涵的。诗性不重要吗？古往今来，人们都把“诗意地生存”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的。诗意，讲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缺少的就是这种和谐。我们的孩子不是生活在诗意中，而是生活在物质的消费中、网络的游戏中、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已经开始的“残酷竞争”中！前天，我从一家小学门前路过，正赶上放学，小孩子们的背上已经见不到沉重的“双肩背包”了，而是换成了分量更重的“拉杆箱包”！
我们没有给孩子营造一个良性的生态环境，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中小学生的人文素养让人担忧，以前人们总是抱怨“80后”如何如何，不久前我的一位老学生的儿子、一位80后的年轻人从上海骑自行车到苏州来看我，他说起90后就连连摇头。就是从科学生产的意义上，我们的教育产品也不能“一代不如一代”啊。
赵玉平：说起文学性，我想起中学时代的课外阅读。我上中学的时候，爸妈是不允许看课外书的，现在的老师、家长一般只允许孩子看学校规定好的课外书。即使一部分喜爱阅读的学生，看的书也大多是市场上流行的畅销书，对一些文学经典的阅读也只是读其普及本和缩写本，学校、家长不提倡读经典名著，孩子也懒得看。现在不光是中小学生，就是中文系的很多大学生也少有人花大量时间阅读文学经典了。他们满足于看由影视改编的《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看网络小说。不知道您小时候是如何读书的，课外阅读方面有没有受到阻拦？很想听听您今日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哪些影响？
鲁枢元：我从事文学与文学研究多年，成绩说不上，但感想还是有的。文学与文学教育不应都在课堂上展开，它应大量得益于课外阅读，语文教师的职责绝不是阻拦学生的课外阅读，而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交给学生阅读的方法，这很重要。
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小学阶段算是差生，初中阶段也好不到哪里，进入高中才上路些。但我喜欢读书，当然是课外书。小学时候读的是小人书、连环画、民间故事，一些地理位置很偏的地区的民间故事都读到了，如乌克兰、鞑靼的民间故事；中学时候流行读名著，男孩子么，当然最喜欢读《水浒》，读了不止三遍；读了许多俄国文学，如高尔基的书；也读现代作家的书，如巴金的《家》，读到鸣凤之死，就眼泪哗哗的。《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旗谱》《三家巷》都是在我上初中时出版的，刚一上市就与好伙伴们约好，分头买来交换着读。后来阅读面扩大了，读书越来越杂，有达尔文的进化论、齐白石的评传、元白诗选、鲁迅的三闲集和二心集，当然，都是从旧书店淘来的。因为喜欢读书，从小就希望有一个小书房，哪怕是个书架，这是不可能的。有没有受到家长的阻拦？似乎没有，偶尔老祖母喊着早点睡，也只是为了节省灯油，那我就跑到街边的路灯下继续看。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耕社会，耕读传家，是有读书的传统的，农耕社会的自然宁静与读书的精神一脉相承。岂不知读书也是人生一大不可替代的乐趣，只有读进去了才能体会到。当代由于网络冲击，现在我们的的孩子都不读书了，这是个大问题。一次坐公交车，在苏州大学门口候车，看到一个年轻人竟在俯身读一本书，走进一看，读书人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读的书是一本诗集，让我好不感慨！
当然，读书也是有“门槛”的，它其实是一种良好的习惯。习惯养成后，不读就难受。语文教师要把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当做自己的重要职责，指引学生迈过阅读的门槛。
赵玉平：近几年来，文学教育被明确写进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并且在中学语文的课程设置上得到了体现，希望达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然而现在很多处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真切感受到，语文课不受欢迎，语文老师不受欢迎，作为教师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呢？
鲁枢元：现在很多中小学老师在技能性的训练方面可以说个个“武艺高强”，加上现代教学硬件设施的强化运用，教师的教学技能、教学手段都得到了增强。但我想，作为教师，更重要的还是人格魅力和亲和力。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写到，我青少年时代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年的几位语文教师，他们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可亲可敬，做人表率。难办的是，如今教育的过度商业化、行政化已经破坏了以往那种真纯的师生关系。现在的许多学校以盈利为目的，以硬性的效益为尺度，教育行政部门是官方，学生成了教育市场的买方，家长成了老板，教师见了谁都低三分。在这样的氛围中怎能教好书？没有好的心态不行。还是那句老话：“文学是人学”，作文先做人，语文老师自己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自信、自爱、自重，不卑不亢，靠自己的身体力行维护自己的尊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教师，尤其是我们语文教师，一定要持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文学家中有一位楷模，那就是伟大诗人陶渊明。我最近正在写一本关于陶渊明的书，陶渊明放旷冲澹的诗人天性、抱朴怀素的自然哲学、委运化迁的浪漫精神、复返自然的回归诗学、淳厚质朴的田园理想及其清贫自守、悠闲度日的生活风格，在当下这个发热发昏的年头，无疑是一种清凉剂、解毒剂。
当前我们最欠缺的不是教学的设施、技巧与手段，而是“心”，一颗恻隐的心、博爱的心，对自然万物、对芸芸众生充满诗性与爱意的心。有了这样一颗心，我们就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在语文课堂上与那些更稚嫩、更年轻的心灵息息相通。
赵玉平：谢谢鲁老师接受我的采访。
赵玉平，苏州大学研究生。本文编校：洪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