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国当代艺术“抄袭”的抨击曾经非常流行，这种观点认为，以F4（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和岳敏君）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创作上以政治题材为主，技法模仿（严厉一点称之“抄袭”）了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主义或波普艺术的手法，作品形态丑陋、夸张甚至血腥，观念上以审丑和解构为目标。有的艺术家后期更是不断重复自己，没有表现出超越自我的艺术追求和创新精神。
　　其中不乏一些指名道姓的质疑。如称张晓刚的《大家庭》肖像让人想起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内·玛格利特；王广义的政治波普系列明显来自于美国波普艺术鼻祖安迪·沃霍尔的创意；张桓的综合材料、蔡国强的烟火作品中可以找到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安塞姆·基弗的影子；刘小东的画则模仿了被誉为英国当代最伟大画家的卢西安·弗洛伊德，等等。
　　中国当代艺术的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不堪？
　　与古典艺术相比，当代艺术的创作手法确实比较容易被复制。但手法的借鉴是否就是抄袭？其次，有些关于抄袭的指责，也许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去认识，才会得出更为合理的看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美院教学体系仍然模仿苏联，以苏联马克西莫夫油画体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一统天下。但当时受西方当代艺术体系影响的一批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一种全新的艺术创作的可能。他们对西方艺术的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的。这种模仿，在当时是一种必要的学习。
　　我们可以指责那一批画家在技法上模仿甚至抄袭了西方大师，但不能否定他们为了突破历史坚冰所进行的探索和艺术勇气。譬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抽象画的代表，丁乙几十年如一日地画《十示》系列，似乎并没有什么创新，但他的价值在于重新接上曾被中断的中国抽象画派的血脉。应该说，许多像他一样的艺术家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是真诚的。
　　值得警惕的是另外一种现象。在创作环境已经宽松许多，资讯共享日益发达的今天，有些艺术家为了迎合资本的需要，不断进行着重复性的制作。漫步今天的当代艺术展览，仍然可以看到不少以简单的拼贴（不同背景元素的拼贴，组合成另外一件作品）和语言转换（比如将文字转换为二维码）为创作手法的作品，一些社会批判性的作品也失之于简单化。
　　这种艺术创作手法的陈旧和单一造成的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制造了艺术品市场的泡沫。这种模仿，不是突破，而是一种因袭，一种惰性，这才是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