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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4日至6日，应中日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重点学科之邀，国际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日本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山口修来华举行了为期三天的“高峰学术论坛”系列讲演。该活动共分学术演讲（Lecture）、工作演习（Workshop）及讲演音乐会（Lecture Concert）三部分内容。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音乐学系主任韩钟恩、出版社社长洛秦等众多中国音乐学者及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隈丸优次、文化领事横田有纪参加了本次活动，山口先生的学生、音乐学系副主任赵维平教授担任翻译。
山口修是民族音乐学在日本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近些年，他呼吁建立“应用音乐学”这一全新学科，备受学界瞩目。此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1.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待我们所从事的音乐学；2.重视积累与亚洲邻国之间的音乐学交流；3.加深音乐与音乐家在知识与体验方面的互动；4.直接体验日本传统音乐。
音乐学新定位：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演讲中，山口先生首先提出了一个所有音乐学学者都应该思考的基本问题：音乐学（Musicology）因何而存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最大的目标是“来自于社会，还要还原于社会”。音乐学不应当只局限于几个音乐学家的世界中或仅仅躺在学术刊物中孤芳自赏，而应该囊括更多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领域。因此，“和社会形成互惠关系的音乐研究”就是应用音乐学。应用音乐学是现代和未来社会所必需的。在社会各领域所从事音乐活动的人们，都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应用音乐学学者（例如音乐教育者、地方音乐干部、音乐策划人、音乐编辑、制作人音乐活动家等等）。
2000年，山口先生在《应用音乐学》一书中正式提出应用音乐学的学科理念。该著于2000 年4月至2004年3月期间作为日本广播大学的教材，通过电台向全国授课。2004年4月至2008年3月，山口先生继续讲授其新著《应用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在他的观念中，传统音乐学的划分被加以重组。众所周知，1885年德奥音乐学家阿德勒首次提出“历史音乐学”与“体系音乐学”的音乐学划分方法，其后出现的多种分类体系大都是在阿德勒模式的基础上修改；中国最新出版的《音乐学概论》将音乐学划分为二十个门类①；当今西方国家主要流行的是历史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系统音乐学的三分法。然而，山口先生并不认同这些划分方法，他认为：人类不只是知识的人，而更应该是音乐的人。从大的方面来看，人类音乐可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与之相应，音乐学也可以重新划分为三种：1.“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主要涉及音乐的过去；2.“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主要涉及音乐的现在比较；3.“应用音乐学”（applicative musicology）：主要涉及音乐的未来。没有音乐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人类从过去到现在，缤纷多彩的社会展示出各式各样的音响世界，面对未来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倾向。因此，直接面对未来是应用音乐学的主要目的。在日本，应用音乐学的理论非常流行，被很多人所接受。
山口先生对应用音乐学共做了十五部分的专题讲解：《向社会敞开了的音乐学》《学自于社会的音乐学》《多元文化主义的现代和音乐》《国际化社会音乐》《地区社会的音乐》《音乐的脉络变换》《异文化的理解与音乐》《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当中的音乐》《田野作业概念的扩大与音乐》《音乐现场的多样化与艺术管理》《文化行政与音乐》《音乐的环境问题》《电影音乐学的展开》《技能的世界与音乐》《人与人相关联的音乐》，其中谈到了很多很有意味的话题。例如，由于环境的变化，传统音乐的脉络（context）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作为音乐学者，我们要更多地关注这个现象。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传统乐器就从最初用于传统宗教礼仪逐渐融入到现代社会；当前一些欧洲音乐家正在做一个工作：把莫扎特或贝多芬的乐器及音乐进行还原，让现在的人们听到十八世纪音乐真实的音响，音乐学家的责任就是还原于事实。又如，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中音乐交流很多。19 世纪以前中国一直对日本保持着绝对性的影响；但19 世纪末以来，日本音乐对中国的影响也很显著。沈心工等人学习日本学校唱歌，成就了“学堂乐歌”；日本的演歌启发了中国的卡拉OK等等。当前新的动向是：中国作曲家谭盾对日本音乐界影响很大，成为学习讨论的对象。毫无疑问，中日两国互相影响的关系今后也将继续下去。彼此拥有不同文化并更好地相互理解，这是音乐学研究者们的使命。
应用音乐学实践：复兴越南雅乐
应用音乐学的核心是“应用”，即音乐学家不仅仅“纸上谈兵”，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学术成果直接反馈于社会，以实现“和社会形成互惠关系的音乐研究”。在讲演中，山口先生介绍了自己所参与、发起的众多应用音乐学实践活动，其中，复兴越南雅乐的计划就是较为突出的一例。1994—2000年间，山口修对越南雅乐的调查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情，以学者的力量拯救了濒临灭绝的乐种，使其逐渐走向复兴。他强调：这一行为不单纯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让其研究成果回报于社会。
东亚地域广阔，中国作为历史上的文化中心，雅乐深深地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唐代中国雅乐传入日本（被称为gagaku），宋代传入朝鲜（被称为aak），明代传入越南（被称为nha nhac）。多年后，中国本土的雅乐已基本失传；日本、韩国等国则保存较好。越南雅乐在Nguyen王朝（公元1802～1945年）时期趋于成熟，Nguyen王朝的国王支持雅乐正式作为宫廷音乐，给予它特殊的地位，成为王朝权力的象征。在20 世纪的社会变迁中，战争和改革严重威胁了越南雅乐的生存，它已经失去了起先的社会功能，不再作为宫廷音乐而存在，几乎濒临灭绝。1994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越南顺化古都文化古迹保护中心共同邀请山口修等人赴越南参加“保护和促进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会议，讨论对越南53个少数民族濒临危绝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在此前国际交流基金主办“亚洲传统艺能交流（ATPA）”项目时，山口先生就计划从越南招聘原先的宫廷音乐家和传统音乐家，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最终搁浅。在1994年3月的这次国际会议上，他正式提出“越南雅乐复兴”和“表演艺术录像培训项目”的计划。此议案一经提出，立刻赢得大家赞同，作为越南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项目启动，首先从雅乐着手进行。
1994年7月，山口先生参与了越南古都顺化歌舞团的准备工作，顺化歌舞团于7月来到了东京。1994年9月，越南古都顺化歌舞团在NHK电视台演出了大乐《三轮九转》、小乐《流水》、宫廷舞蹈《麟母出麟儿》等雅乐作品。
1994年10月，丰田财团设立的“越南雅乐研究会”基金到位以后，山口先生与同行（包括德丸吉彦等日本学者）、巴黎大学名誉教授陈文溪、菲律宾大学名誉教授马西塔、越南文化历史专家等十五位同仁开始了持续3年的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调查研究。中国学者赵维平在1996年也参加了此项目的考察。内容主要包括：通过音频视频记录越南雅乐，搜集相关史料并研究其复兴的可能性等等。1996年10月，顺化艺术大学开始讲授雅乐课程，一些艺术高中也进行了雅乐的学习；2000年6月，顺化艺术大学雅乐课程班培养了第1期毕业生；2003年，越南雅乐成功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中国古琴也在此次评选中成功入选），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饶有意味的是，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雅乐皆源于古代中国，这些国家保存下来的雅乐现都相继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成为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但在雅乐的故乡中国，这一古老传统艺术却基本失传，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山口先生的梦想是提高跨国界无形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他衷心地希望中国能够复原雅乐，和韩国雅乐、日本雅乐、越南雅乐一起成为影响力更高的世界无形文化遗产。走出书斋，让音乐学研究还原于社会，进而影响既有的现实文化行为，复兴越南雅乐是一个很好的应用音乐学实例。
日本传统音乐的昨天和今天
传统与现代共存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音乐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传统乐器面对历史语境的转换，必然要寻找与之相适应的生存方式。山口先生指出：在日本，当新旧文化发生冲撞的时候，人们既不唾弃新事物，也不抛弃旧事物，而是对它们进行保护、保存，使之与新事物共存。他认为，日本音乐文化揭示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起源于不同时代的各种音乐都保持着其本质特性，并一直继承到现代，日本音乐出现了多层性。在历史上，日本受到中国音乐的重要影响，若非如此，其音乐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今天的人们若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日本音乐是重要的参考借鉴。
在工作演习及讲演音乐会中，山口先生详细介绍了三种日本最重要的传统乐器筝（Koto）、尺八（Shakuhachi）、三味线（Shamisen），由日本传统音乐演奏家菊武厚词、星田一山、菊圣公三人展示并演奏。菊武厚词和菊圣公除演奏乐器之外，还在表演的同时演唱，唱的环节是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乐器分别从形制、调音、曲目、乐器渊源、演奏姿势、演奏技术、旋律形态等方面展开。
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筝、尺八和三味线平时都是拆分开的，以零部件的形式存在。例如三味线（类似中国三弦），由琴首、琴杆、琴鼓等部件组成，甚至琴杆本身也分为好几截，上台演出前，这些部件临时组装成乐器。三味线至今仍在使用丝弦，因此乐器组装完定好弦必须等待三十分钟，琴弦音高才会相对稳定。平时这些取放乐器的环节是在幕后进行，此次专门在台前进行了详尽展示。该乐器首先是中国的三弦传到琉球（冲绳），后来又从琉球传到大阪附近。所以三味线的起源要追溯到中国。不过他又认为，如果再行回溯，中国的汉唐时期吸收了很多西域乐器，因此三弦也可能发端于西亚。自17世纪以来，三味线经历了持续的“本土化”过程，成为日本最重要的代表性乐器之一，应用各种体裁之中。尺八与筝，均作为雅乐乐器由中国传来。从16世纪到19世纪，尺八作为“法器”而非“乐器”成为禅宗一派的普化宗修行的道具。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尺八得以长足发展，很多西方国家都有专门的课程。奈良时期，中国13弦筝传入日本，日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筝（此前的本土筝是“和琴”），其先后经历了雅乐筝→筑紫筝→俗筝（江户时期）→多弦筝（近代）的发展历程，产生了生田流、山田流等多个流派。山口修教授还对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筝进行了对比，阐述其在形制、音乐风格上的异同。
三味线、筝、尺八三件乐器的合奏就是著名的“三曲”（意为“三种乐器的合奏”）。近世邦乐的作曲过程是：先作歌词，后谱旋律，加以三弦或筝的伴奏旋律。近代邦乐主要有大阪、江户两个中心，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其倾向现在仍在持续。在工作演习中，山口修教授特别要求演奏家们尽量靠近古老的近古风格，展示传统乐器的古韵古风；在讲演音乐会上，则有选择地演奏现代派的传统音乐，形成古今风格的鲜明对比，以探讨传统乐器在现代语境中如何发生变迁，更深入地了解日本音乐的传统与现代如何共存。工作演习期间，中国民间江南丝竹乐队、专业古筝与“三曲”通过演奏进行了交流和对话。
三天来连续举行五场学术活动，从对音乐学的新分类到应用音乐学的提出，从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的变迁到越南雅乐的复兴，人们从理性和直观两个侧面体验到了异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其中渗透的，则是一种让音乐学走出书斋、在社会新问题和时代挑战中调整坐标、以学者的立场和姿态做出应对的强烈愿望。就形式及内容而言，山口先生此次“高峰学术论坛”系列活动也是启示多多。这种集学术演讲、工作演习及讲演音乐会于一体的新的学术交流模式，一扫单一理论研讨的空洞，为讲解、表演和学习演奏日本传统音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理论与音乐在“应用”这一层面得以结合。至于先生以时间为纬度，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角度将音乐学划分为历史音乐学、比较音乐学和应用音乐学之三大部类，并且从现实的角度突出地强调应用音乐学的重要性，则显示了作为东方国家，在学习、引进西方音乐学的时候，并未完全照搬其思维模式，而是根据现实问题作出自身的创造与调整。山口先生的大部分代表作自八十年代开始陆续被翻译到中国，而应用音乐学这一崭新学术动向则通过此次活动得以表达。应用音乐学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它与现有侧重于应用的音乐教育学、音乐社会学、应用民族音乐学等学科的关系是什么？其发展动向，值得学界密切关注。
①王耀华、乔建中主编《音乐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张晓艳 江西省赣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苏前忠 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音乐系讲师
（责任编辑 张宁）
山口修是民族音乐学在日本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近些年，他呼吁建立“应用音乐学”这一全新学科，备受学界瞩目。此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1.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待我们所从事的音乐学；2.重视积累与亚洲邻国之间的音乐学交流；3.加深音乐与音乐家在知识与体验方面的互动；4.直接体验日本传统音乐。
音乐学新定位：过去、现在与未来
在演讲中，山口先生首先提出了一个所有音乐学学者都应该思考的基本问题：音乐学（Musicology）因何而存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最大的目标是“来自于社会，还要还原于社会”。音乐学不应当只局限于几个音乐学家的世界中或仅仅躺在学术刊物中孤芳自赏，而应该囊括更多的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领域。因此，“和社会形成互惠关系的音乐研究”就是应用音乐学。应用音乐学是现代和未来社会所必需的。在社会各领域所从事音乐活动的人们，都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应用音乐学学者（例如音乐教育者、地方音乐干部、音乐策划人、音乐编辑、制作人音乐活动家等等）。
2000年，山口先生在《应用音乐学》一书中正式提出应用音乐学的学科理念。该著于2000 年4月至2004年3月期间作为日本广播大学的教材，通过电台向全国授课。2004年4月至2008年3月，山口先生继续讲授其新著《应用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在他的观念中，传统音乐学的划分被加以重组。众所周知，1885年德奥音乐学家阿德勒首次提出“历史音乐学”与“体系音乐学”的音乐学划分方法，其后出现的多种分类体系大都是在阿德勒模式的基础上修改；中国最新出版的《音乐学概论》将音乐学划分为二十个门类①；当今西方国家主要流行的是历史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系统音乐学的三分法。然而，山口先生并不认同这些划分方法，他认为：人类不只是知识的人，而更应该是音乐的人。从大的方面来看，人类音乐可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与之相应，音乐学也可以重新划分为三种：1.“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主要涉及音乐的过去；2.“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主要涉及音乐的现在比较；3.“应用音乐学”（applicative musicology）：主要涉及音乐的未来。没有音乐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人类从过去到现在，缤纷多彩的社会展示出各式各样的音响世界，面对未来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倾向。因此，直接面对未来是应用音乐学的主要目的。在日本，应用音乐学的理论非常流行，被很多人所接受。
山口先生对应用音乐学共做了十五部分的专题讲解：《向社会敞开了的音乐学》《学自于社会的音乐学》《多元文化主义的现代和音乐》《国际化社会音乐》《地区社会的音乐》《音乐的脉络变换》《异文化的理解与音乐》《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当中的音乐》《田野作业概念的扩大与音乐》《音乐现场的多样化与艺术管理》《文化行政与音乐》《音乐的环境问题》《电影音乐学的展开》《技能的世界与音乐》《人与人相关联的音乐》，其中谈到了很多很有意味的话题。例如，由于环境的变化，传统音乐的脉络（context）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作为音乐学者，我们要更多地关注这个现象。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传统乐器就从最初用于传统宗教礼仪逐渐融入到现代社会；当前一些欧洲音乐家正在做一个工作：把莫扎特或贝多芬的乐器及音乐进行还原，让现在的人们听到十八世纪音乐真实的音响，音乐学家的责任就是还原于事实。又如，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中音乐交流很多。19 世纪以前中国一直对日本保持着绝对性的影响；但19 世纪末以来，日本音乐对中国的影响也很显著。沈心工等人学习日本学校唱歌，成就了“学堂乐歌”；日本的演歌启发了中国的卡拉OK等等。当前新的动向是：中国作曲家谭盾对日本音乐界影响很大，成为学习讨论的对象。毫无疑问，中日两国互相影响的关系今后也将继续下去。彼此拥有不同文化并更好地相互理解，这是音乐学研究者们的使命。
应用音乐学实践：复兴越南雅乐
应用音乐学的核心是“应用”，即音乐学家不仅仅“纸上谈兵”，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学术成果直接反馈于社会，以实现“和社会形成互惠关系的音乐研究”。在讲演中，山口先生介绍了自己所参与、发起的众多应用音乐学实践活动，其中，复兴越南雅乐的计划就是较为突出的一例。1994—2000年间，山口修对越南雅乐的调查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情，以学者的力量拯救了濒临灭绝的乐种，使其逐渐走向复兴。他强调：这一行为不单纯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让其研究成果回报于社会。
东亚地域广阔，中国作为历史上的文化中心，雅乐深深地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唐代中国雅乐传入日本（被称为gagaku），宋代传入朝鲜（被称为aak），明代传入越南（被称为nha nhac）。多年后，中国本土的雅乐已基本失传；日本、韩国等国则保存较好。越南雅乐在Nguyen王朝（公元1802～1945年）时期趋于成熟，Nguyen王朝的国王支持雅乐正式作为宫廷音乐，给予它特殊的地位，成为王朝权力的象征。在20 世纪的社会变迁中，战争和改革严重威胁了越南雅乐的生存，它已经失去了起先的社会功能，不再作为宫廷音乐而存在，几乎濒临灭绝。1994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越南顺化古都文化古迹保护中心共同邀请山口修等人赴越南参加“保护和促进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会议，讨论对越南53个少数民族濒临危绝的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在此前国际交流基金主办“亚洲传统艺能交流（ATPA）”项目时，山口先生就计划从越南招聘原先的宫廷音乐家和传统音乐家，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最终搁浅。在1994年3月的这次国际会议上，他正式提出“越南雅乐复兴”和“表演艺术录像培训项目”的计划。此议案一经提出，立刻赢得大家赞同，作为越南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项目启动，首先从雅乐着手进行。
1994年7月，山口先生参与了越南古都顺化歌舞团的准备工作，顺化歌舞团于7月来到了东京。1994年9月，越南古都顺化歌舞团在NHK电视台演出了大乐《三轮九转》、小乐《流水》、宫廷舞蹈《麟母出麟儿》等雅乐作品。
1994年10月，丰田财团设立的“越南雅乐研究会”基金到位以后，山口先生与同行（包括德丸吉彦等日本学者）、巴黎大学名誉教授陈文溪、菲律宾大学名誉教授马西塔、越南文化历史专家等十五位同仁开始了持续3年的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调查研究。中国学者赵维平在1996年也参加了此项目的考察。内容主要包括：通过音频视频记录越南雅乐，搜集相关史料并研究其复兴的可能性等等。1996年10月，顺化艺术大学开始讲授雅乐课程，一些艺术高中也进行了雅乐的学习；2000年6月，顺化艺术大学雅乐课程班培养了第1期毕业生；2003年，越南雅乐成功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中国古琴也在此次评选中成功入选），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饶有意味的是，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雅乐皆源于古代中国，这些国家保存下来的雅乐现都相继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名录，成为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但在雅乐的故乡中国，这一古老传统艺术却基本失传，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山口先生的梦想是提高跨国界无形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他衷心地希望中国能够复原雅乐，和韩国雅乐、日本雅乐、越南雅乐一起成为影响力更高的世界无形文化遗产。走出书斋，让音乐学研究还原于社会，进而影响既有的现实文化行为，复兴越南雅乐是一个很好的应用音乐学实例。
日本传统音乐的昨天和今天
传统与现代共存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音乐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传统乐器面对历史语境的转换，必然要寻找与之相适应的生存方式。山口先生指出：在日本，当新旧文化发生冲撞的时候，人们既不唾弃新事物，也不抛弃旧事物，而是对它们进行保护、保存，使之与新事物共存。他认为，日本音乐文化揭示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起源于不同时代的各种音乐都保持着其本质特性，并一直继承到现代，日本音乐出现了多层性。在历史上，日本受到中国音乐的重要影响，若非如此，其音乐也不会有如此大的发展。今天的人们若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日本音乐是重要的参考借鉴。
在工作演习及讲演音乐会中，山口先生详细介绍了三种日本最重要的传统乐器筝（Koto）、尺八（Shakuhachi）、三味线（Shamisen），由日本传统音乐演奏家菊武厚词、星田一山、菊圣公三人展示并演奏。菊武厚词和菊圣公除演奏乐器之外，还在表演的同时演唱，唱的环节是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乐器分别从形制、调音、曲目、乐器渊源、演奏姿势、演奏技术、旋律形态等方面展开。
令人惊讶的是，日本筝、尺八和三味线平时都是拆分开的，以零部件的形式存在。例如三味线（类似中国三弦），由琴首、琴杆、琴鼓等部件组成，甚至琴杆本身也分为好几截，上台演出前，这些部件临时组装成乐器。三味线至今仍在使用丝弦，因此乐器组装完定好弦必须等待三十分钟，琴弦音高才会相对稳定。平时这些取放乐器的环节是在幕后进行，此次专门在台前进行了详尽展示。该乐器首先是中国的三弦传到琉球（冲绳），后来又从琉球传到大阪附近。所以三味线的起源要追溯到中国。不过他又认为，如果再行回溯，中国的汉唐时期吸收了很多西域乐器，因此三弦也可能发端于西亚。自17世纪以来，三味线经历了持续的“本土化”过程，成为日本最重要的代表性乐器之一，应用各种体裁之中。尺八与筝，均作为雅乐乐器由中国传来。从16世纪到19世纪，尺八作为“法器”而非“乐器”成为禅宗一派的普化宗修行的道具。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尺八得以长足发展，很多西方国家都有专门的课程。奈良时期，中国13弦筝传入日本，日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筝（此前的本土筝是“和琴”），其先后经历了雅乐筝→筑紫筝→俗筝（江户时期）→多弦筝（近代）的发展历程，产生了生田流、山田流等多个流派。山口修教授还对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筝进行了对比，阐述其在形制、音乐风格上的异同。
三味线、筝、尺八三件乐器的合奏就是著名的“三曲”（意为“三种乐器的合奏”）。近世邦乐的作曲过程是：先作歌词，后谱旋律，加以三弦或筝的伴奏旋律。近代邦乐主要有大阪、江户两个中心，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其倾向现在仍在持续。在工作演习中，山口修教授特别要求演奏家们尽量靠近古老的近古风格，展示传统乐器的古韵古风；在讲演音乐会上，则有选择地演奏现代派的传统音乐，形成古今风格的鲜明对比，以探讨传统乐器在现代语境中如何发生变迁，更深入地了解日本音乐的传统与现代如何共存。工作演习期间，中国民间江南丝竹乐队、专业古筝与“三曲”通过演奏进行了交流和对话。
三天来连续举行五场学术活动，从对音乐学的新分类到应用音乐学的提出，从传统音乐在现代社会的变迁到越南雅乐的复兴，人们从理性和直观两个侧面体验到了异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其中渗透的，则是一种让音乐学走出书斋、在社会新问题和时代挑战中调整坐标、以学者的立场和姿态做出应对的强烈愿望。就形式及内容而言，山口先生此次“高峰学术论坛”系列活动也是启示多多。这种集学术演讲、工作演习及讲演音乐会于一体的新的学术交流模式，一扫单一理论研讨的空洞，为讲解、表演和学习演奏日本传统音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理论与音乐在“应用”这一层面得以结合。至于先生以时间为纬度，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角度将音乐学划分为历史音乐学、比较音乐学和应用音乐学之三大部类，并且从现实的角度突出地强调应用音乐学的重要性，则显示了作为东方国家，在学习、引进西方音乐学的时候，并未完全照搬其思维模式，而是根据现实问题作出自身的创造与调整。山口先生的大部分代表作自八十年代开始陆续被翻译到中国，而应用音乐学这一崭新学术动向则通过此次活动得以表达。应用音乐学的具体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它与现有侧重于应用的音乐教育学、音乐社会学、应用民族音乐学等学科的关系是什么？其发展动向，值得学界密切关注。
①王耀华、乔建中主编《音乐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张晓艳 江西省赣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苏前忠 江西省上饶师范学院音乐系讲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