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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苏轼与佛印为人物题材的古代小说、戏曲文学作品不仅数量多，且具极高的文学价值。作品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无论是逻辑结构、情节内容及主题思想，都有着重大的叙事意义。
关键词：苏佛故事 叙事意义 佛教
有关苏轼佛印故事（以下简称苏佛故事）的古代小说、戏曲作品在古代叙事文学中占有极高地位。其中“转世相逢”“僧人与美女”的叙事模式、度化济世观的主题思想皆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并构成了苏佛故事的整体框架，造就了在小说、戏曲作品中的繁荣。
一、转世相逢
最早以转世相逢为苏佛故事的叙事模式的小说应是收录于《清平山堂话本》的宋代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故事中僧人五戒淫污了寺中僧人清一抚养的女子红莲，此事被同修明悟察觉，五戒羞愧坐化转世投胎为苏轼，明悟为度化师弟亦相随坐化，投胎为谢端卿，后出家为佛印。在佛印指点教化下，苏轼敬佛礼僧，最终悟得正果。往后的小说戏曲作品多以此为蓝本。冯梦龙据此改编为《明悟禅师赶五戒》，叙述的结构主线不变。还有《燕居笔记》收录《东坡佛印二世相会传》和《绣谷春容》收录的《东坡佛印二世相会》与冯梦龙的内容相似，皆延续了这样的叙事模式。
在苏佛故事之前，佛教的轮回转世观就已经大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了，随着叙事文学的发展，至唐代出现了大量以此为叙事主线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袁郊的《甘泽谣·圆观》。书中叙僧人圆观与李源为挚友，一日，圆观向李源诉说自己大限将至，透露其托生之所。不久后，李源见到了已是襁褓中的婴孩圆观，又十三年于天竺寺再相见。苏轼根据此作品改编为《圆泽传》，仍叙圆观转世与李源相逢之事，基本内容无太大变化。冯梦龙在《明悟禅师赶五戒》中就直接引用了此故事作为入话。由宋至清，转世相逢的叙事模式在苏佛故事中占了最大比例。这些故事中，无一例外都是佛印为度化苏轼而转世，这使得二人转世后的相逢被赋予了超越佛教轮回观的特殊意义，即对友情的讴歌，也是古代士、僧交游风尚的一种反映，通过其叙事表现出儒释融合的文化现象。
“中国作家在作品的开头就采取大跨度、高速度的時间操作，使其和天人之道、历史法则接轨。这就使他们的作品不是首先注意到一人一事的局部描写，而是在宏观操作中充满对历史、人生的透视感和预言感。”在苏佛转世相逢的故事中，叙事视角通常在全知与限知中转换。佛印为全知的代表，他一出场往往带有预叙的叙述手法。他知晓众人前世，也能预知苏轼未来，而将视角转至苏轼处则为限知，这样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还增强了故事的叙述性。
转世相逢真正成为传统经典的叙事模式，是从士僧友谊变换成爱情主题思想的才子佳人故事而开始。这在苏佛故事中也有体现，明代陈汝元的戏曲作品《红莲债》《金莲记》都叙朝云前世是红莲，与苏轼之前身五戒有过一段宿缘，今世相逢，苏轼仍对朝云心怀爱恋。再如《警世通言》中阮三与陈玉兰、《石点头》中玉箫与韦皋、《红风传》江秀英与荣玉卿、《红楼梦》宝玉与黛玉都是再世姻缘，而《醒世姻缘传》则专以转世相逢为故事总体框架。
二、 僧人与美女
佛教故事中有大量关于僧人与美女的故事，《方广大庄严经》中魔王波旬派魔女去诱惑释迦佛、佛陀弟子阿难与摩登伽女、佛陀弟弟难陀贪恋美妻不肯出家等。在苏佛故事中，僧人与美女的叙事则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僧人不被女色所惑。早在南朝慧皎的《高僧传》中就有此类故事的记载，晋代僧人慧嵬面对前来投宿的女子不为所动，坚定佛心。苏佛故事中，元杂剧《花间四友东坡梦》和小说《佛印师四调琴娘》都是苏轼为让佛印还俗，令歌妓白牡丹、琴娘诱佛印破戒，怎料佛印非但不被女色所迷反以佛法点化苏轼。
除苏佛故事外，僧人不被女色所惑的故事层出不穷，《型世言》中的《前世怨徐文伏罪，两生冤无垢复仇》里无垢和尚乃至《西游记》中的唐玄奘都与佛印类似，不为女色所惑。
在一系列苏佛故事中，佛印面对美女的引诱非但不是魔障，反而能上升到佛性修为的涅槃，得以塑造为正面的高僧形象。能否抵御女色的诱惑是判断僧人德行的标准，而僧人佛性不坚被女色所迷的情况则发生在苏轼的前身五戒禅师身上。小说《五戒禅师私红莲》《明悟禅师赶五戒》和戏曲《红莲债》《金莲记》等作品中，皆是苏轼的前身五戒和尚因淫污了红莲而毁掉修行。
僧人因女色而破戒的故事并非起于苏佛，宋代张邦畿《侍儿小名录拾遗》中，至聪禅师下山见道旁一美女，遂与合欢。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此类故事多见于明清小说、戏曲文学中，如徐渭《翠乡梦》里的玉通禅师被府尹派去的红莲引诱破了色戒，最后羞愧坐化。
前述五戒禅师与玉通禅师破戒后还心怀愧疚，再往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导致俗文化的快速推进，在众多明清小说、戏曲中，僧、道的形象世俗化严重，甚至淫乱成性。公案小说《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的《伸兰樱冤捉和尚》《除恶僧理素氏冤》《杖奸僧决配远方》，皆因僧人贪图女色而闯下祸端之事。清代《浓情快史》一书中更是直面描写武媚娘与寺庙僧人荒淫的生活。一些言情小说更是直接以“恶僧淫尼”诸如此类刺眼的字眼为书名，如《僧尼孽海》。
在五戒禅师与红莲的故事里，红莲往往对五戒存在着某种非单纯宗教式亲近感。《五戒禅师私红莲》中道“红莲是女孩儿家，初被长老淫勾，心中也喜”，再有苏轼梦回古寺，红莲还拉着苏轼哭道“学士休要狠心”。这种美女爱恋僧人的情节设定也影响着文人们的创作，如《西游记》中的女妖、女儿国王之与唐僧、《水浒传》潘巧云之与裴如海，对于此现象，《水浒传》在叙潘巧云一事时有过相关理解：
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说这句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无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
此说法自作一番道理。从另一面来看，则可以理解为是世人对神佛的敬畏崇拜因素，尤其是身处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中的女子，这种情感是复杂的。当时女子被社会生活所缚，渴望从神佛处获取现实性满足，然神佛于世人肉眼，除了神圣庄严，毕竟是模糊缥缈的，僧人的出现恰好能在一定层面上将其具象化，更像是神佛的代言，因此亲近感被顺理成章带入了僧人本身，甚至发展为爱慕。
关键词：苏佛故事 叙事意义 佛教
有关苏轼佛印故事（以下简称苏佛故事）的古代小说、戏曲作品在古代叙事文学中占有极高地位。其中“转世相逢”“僧人与美女”的叙事模式、度化济世观的主题思想皆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并构成了苏佛故事的整体框架，造就了在小说、戏曲作品中的繁荣。
一、转世相逢
最早以转世相逢为苏佛故事的叙事模式的小说应是收录于《清平山堂话本》的宋代话本《五戒禅师私红莲》。故事中僧人五戒淫污了寺中僧人清一抚养的女子红莲，此事被同修明悟察觉，五戒羞愧坐化转世投胎为苏轼，明悟为度化师弟亦相随坐化，投胎为谢端卿，后出家为佛印。在佛印指点教化下，苏轼敬佛礼僧，最终悟得正果。往后的小说戏曲作品多以此为蓝本。冯梦龙据此改编为《明悟禅师赶五戒》，叙述的结构主线不变。还有《燕居笔记》收录《东坡佛印二世相会传》和《绣谷春容》收录的《东坡佛印二世相会》与冯梦龙的内容相似，皆延续了这样的叙事模式。
在苏佛故事之前，佛教的轮回转世观就已经大量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了，随着叙事文学的发展，至唐代出现了大量以此为叙事主线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袁郊的《甘泽谣·圆观》。书中叙僧人圆观与李源为挚友，一日，圆观向李源诉说自己大限将至，透露其托生之所。不久后，李源见到了已是襁褓中的婴孩圆观，又十三年于天竺寺再相见。苏轼根据此作品改编为《圆泽传》，仍叙圆观转世与李源相逢之事，基本内容无太大变化。冯梦龙在《明悟禅师赶五戒》中就直接引用了此故事作为入话。由宋至清，转世相逢的叙事模式在苏佛故事中占了最大比例。这些故事中，无一例外都是佛印为度化苏轼而转世，这使得二人转世后的相逢被赋予了超越佛教轮回观的特殊意义，即对友情的讴歌，也是古代士、僧交游风尚的一种反映，通过其叙事表现出儒释融合的文化现象。
“中国作家在作品的开头就采取大跨度、高速度的時间操作，使其和天人之道、历史法则接轨。这就使他们的作品不是首先注意到一人一事的局部描写，而是在宏观操作中充满对历史、人生的透视感和预言感。”在苏佛转世相逢的故事中，叙事视角通常在全知与限知中转换。佛印为全知的代表，他一出场往往带有预叙的叙述手法。他知晓众人前世，也能预知苏轼未来，而将视角转至苏轼处则为限知，这样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还增强了故事的叙述性。
转世相逢真正成为传统经典的叙事模式，是从士僧友谊变换成爱情主题思想的才子佳人故事而开始。这在苏佛故事中也有体现，明代陈汝元的戏曲作品《红莲债》《金莲记》都叙朝云前世是红莲，与苏轼之前身五戒有过一段宿缘，今世相逢，苏轼仍对朝云心怀爱恋。再如《警世通言》中阮三与陈玉兰、《石点头》中玉箫与韦皋、《红风传》江秀英与荣玉卿、《红楼梦》宝玉与黛玉都是再世姻缘，而《醒世姻缘传》则专以转世相逢为故事总体框架。
二、 僧人与美女
佛教故事中有大量关于僧人与美女的故事，《方广大庄严经》中魔王波旬派魔女去诱惑释迦佛、佛陀弟子阿难与摩登伽女、佛陀弟弟难陀贪恋美妻不肯出家等。在苏佛故事中，僧人与美女的叙事则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僧人不被女色所惑。早在南朝慧皎的《高僧传》中就有此类故事的记载，晋代僧人慧嵬面对前来投宿的女子不为所动，坚定佛心。苏佛故事中，元杂剧《花间四友东坡梦》和小说《佛印师四调琴娘》都是苏轼为让佛印还俗，令歌妓白牡丹、琴娘诱佛印破戒，怎料佛印非但不被女色所迷反以佛法点化苏轼。
除苏佛故事外，僧人不被女色所惑的故事层出不穷，《型世言》中的《前世怨徐文伏罪，两生冤无垢复仇》里无垢和尚乃至《西游记》中的唐玄奘都与佛印类似，不为女色所惑。
在一系列苏佛故事中，佛印面对美女的引诱非但不是魔障，反而能上升到佛性修为的涅槃，得以塑造为正面的高僧形象。能否抵御女色的诱惑是判断僧人德行的标准，而僧人佛性不坚被女色所迷的情况则发生在苏轼的前身五戒禅师身上。小说《五戒禅师私红莲》《明悟禅师赶五戒》和戏曲《红莲债》《金莲记》等作品中，皆是苏轼的前身五戒和尚因淫污了红莲而毁掉修行。
僧人因女色而破戒的故事并非起于苏佛，宋代张邦畿《侍儿小名录拾遗》中，至聪禅师下山见道旁一美女，遂与合欢。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此类故事多见于明清小说、戏曲文学中，如徐渭《翠乡梦》里的玉通禅师被府尹派去的红莲引诱破了色戒，最后羞愧坐化。
前述五戒禅师与玉通禅师破戒后还心怀愧疚，再往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导致俗文化的快速推进，在众多明清小说、戏曲中，僧、道的形象世俗化严重，甚至淫乱成性。公案小说《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中的《伸兰樱冤捉和尚》《除恶僧理素氏冤》《杖奸僧决配远方》，皆因僧人贪图女色而闯下祸端之事。清代《浓情快史》一书中更是直面描写武媚娘与寺庙僧人荒淫的生活。一些言情小说更是直接以“恶僧淫尼”诸如此类刺眼的字眼为书名，如《僧尼孽海》。
在五戒禅师与红莲的故事里，红莲往往对五戒存在着某种非单纯宗教式亲近感。《五戒禅师私红莲》中道“红莲是女孩儿家，初被长老淫勾，心中也喜”，再有苏轼梦回古寺，红莲还拉着苏轼哭道“学士休要狠心”。这种美女爱恋僧人的情节设定也影响着文人们的创作，如《西游记》中的女妖、女儿国王之与唐僧、《水浒传》潘巧云之与裴如海，对于此现象，《水浒传》在叙潘巧云一事时有过相关理解：
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说这句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无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
此说法自作一番道理。从另一面来看，则可以理解为是世人对神佛的敬畏崇拜因素，尤其是身处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中的女子，这种情感是复杂的。当时女子被社会生活所缚，渴望从神佛处获取现实性满足，然神佛于世人肉眼，除了神圣庄严，毕竟是模糊缥缈的，僧人的出现恰好能在一定层面上将其具象化，更像是神佛的代言，因此亲近感被顺理成章带入了僧人本身，甚至发展为爱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