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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思当上村官的十几年，一直在社区管理者、集体经济管理者、个人企业家这几个身份之间游走，这一现象在深圳并不罕见
2012年11月25日，一篇题为《深圳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的帖子直指现任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周伟思，称其任职期间，非法变卖、霸占村委会集体土地，拥有个人资产包含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部，是“一个拥有20亿资产的村主任”。发帖人是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的周祖杰，今年41岁。文中称，发帖前，他和其他九位村民花了两个月时间调查取证。
“房爷”事件曝光后，当时周伟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的财富是多年经商积累而成，愿意接受调查。话音未落，深圳市检察院于今年1月24日对周伟思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立案侦查，并于当天对其刑事拘留。
2月8日，除夕的前一天下午，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前往深圳市第三看守所向“巨富”周伟思出示逮捕证，并宣布逮捕。周伟思在相关法律文书上分别签字。目前，此案尚在进一步侦查中。周伟思一案牵出的包括因涉嫌受贿的龙岗区城管局原副局长何永华等其他3人也先后被执行逮捕。
一名社区的普通村官如何会拥有20亿资产？其背后又有什么内幕？首先要从周伟思的发迹说起。
周伟思发家史
周伟思是龙岗街道南联社区简一村人，南联是大村，下面有17个小村。在同村村民的眼中，周伟思的发家绝非偶然。周伟思初中毕业后，先后从事过贩卖海鲜、青菜等摆摊生意，后来还在建筑公司做过工人。
按照当地村民说法，1982年头脑精明的周伟思开了小店，出售小百货补贴家用。渐渐地，有香港人到村里租赁地皮盖厂房，有些烟火人气，本地人洗脚上岸告别农民身份，由种地改为“种房”。1987年，有点本钱的周伟思开了家饭馆，开始涉足建筑业，当起包工头。
进军建筑业的他，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在一大批香港人来到深圳投资办厂的影响下，慢慢看到了本村土地的价值。真正助周伟思一臂之力的关键人物是其在香港的兄弟。彼时，南联村有着大片土地，价格低廉，可以私下交易，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地。周伟思找香港兄弟借10万元，又向银行贷款，买地圈地盖厂房。起初，厂房建得较简陋，有些还是铁皮房，但此时南联村非往昔的田园，随着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港人大量涌入投资办厂。
出租厂房收取租金积累到一定量，继续买地盖厂房，盖农民房，如此滚雪球般发展方式让周伟思掘到第一桶金，继而很快建立成片厂房出租群落。周家的物业之一南约社区的利亨隆工业区就是这么来的。
有胆识、敢闯、会做生意。有居民说等大家意识到盖厂房盖楼房一本万利，村里几乎没有地，房子盖得密密麻麻。而此前，有头脑的村民并不多，有些担心收租回收期慢，且前期需大量资金投入。等到一些村民发现其中的商机，曾经贫穷的土地早已变得寸土寸金。
周伟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你问我有多少物业？我也不清楚，但有钱是肯定的，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就赔了一个亿现金给我。”周伟思这番话多少有些财大气粗，但却道出来其“有钱”的事实。
深惠路是途经深圳龙岗段的一段国道，周伟思曾经的几处物业就在那里。为了整修这条龙岗段国道，政府征用拆除了周伟思在深惠路的几处物业，赔给他一个亿的现金。紧接着他把赔付的款项继续用在圈地盖房上面，成为了村里面的“房地产大亨”。
负责周伟思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周伟思拥有大量房产是事实，但被举报‘坐拥20亿’却不能盖棺定论，更何况是否是他在担任村官过程中所获得的好处就更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另一位关注本案的检察官则说：“除了像深圳这样的经济发展形势好的沿海地区之外，内地许多地区同样存在这种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担任干部的事情。只不过职位是村官，才显得尤为特殊，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案件正处于侦查阶段，关于周伟思在其岗位上捞到多少“油水”仍然是一个谜团。
商人还是村官？
抓住机遇的周伟思闷声不响地在南联村建起了收租楼宇厂房群落。
公开数据表明，1999年至2010年，周伟思个人名下拥有物业64栋，其中住宅12栋、商业楼10栋、工业厂房35栋、综合楼7栋，占地面积共3万多平方米。登记在其妻杨小球，儿子周荣生、周华生名下的物业有12栋，全家申报物业共计76栋，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左右。这些物业大多数在2001年前后登记，建设日期多数在2001年3月之前。
至于算起来还是本家侄子的周祖杰，家里盖房子没钱装修，开办物业公司缺乏启动资金，周伟思也曾给过钱。
周伟思是个成功的商人，又怎么会成为村官呢？据周伟思自己说，他刚开始根本不想从政，是被大家推举的。一位不愿提及姓名的广州某街道办副主任告诉《方圆》记者：“目前，我们街道所有居委专职工作人员都是根据区民政局统一安排，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进行录用，社区居民委员会是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选举产生。”
翻看周伟思的仕途简历，早在2000年5月至2002年6月期间，周伟思就开始担任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村简一村村长一职。当地居民称，鉴于周伟思善于经营、工作能力颇强，2000年5月大家投票选举他当村干部，任职简一村长。被发帖举报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周伟思也当着龙岗街道办、南联社区居委会一行人的面说起当年往事，“村里没钱出粮发工资，我自己拿出钱垫的。”他特意强调不是自己非要当村长，是大家请他当。
2002年6月，周伟思当选为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南联村委主任（2004年深圳全市城市化后，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任居委会主任），连任四届直至2011年4月；2007年12月至2011年3月期间，任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长；2004年，南联社区成立社区股份公司，周伟思又担任股份公司董事长。从那时至今，其任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身兼社区事务管理与股份公司经营两职。 据办案检察官说，周伟思身兼多种身份，如其经过选举后担任南联社区居委会主任，而后经过龙岗街道组织部门的任命担任南联社区副站长、常务副站长。
周伟思本人则说，其作为社区常务副站长期间，主要是协助站长抓好工作站的各项中心任务，除分管计生、维稳、安全生产外，还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负责南联社区范围内的旧城改造工作，具体包括协助政府推进城市更新及市政工程进行拆迁谈判、申报立项，协调平衡拆迁过程中拆迁方和拆迁户及集体利益、业主利益等各方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拆迁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当年周伟思以超过90%的高得票率当选工作站常务副站长，也难怪在东窗事发媒体蜂拥而至时，周伟思可以淡定地说：“是人民选我当干部的！”
混乱的村官迷局
周伟思当上村官的十几年，一直在社区管理者、集体经济管理者、个人企业家这几个身份之间游走，甚至同时戴上村委主任、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以及深圳市利亨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多个面具。
“村官同时又是村属企业的管理者”，这一现象在深圳基层并不少见，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这一现象“也是造成村官腐败的重要原因”。记者留意到，从目前媒体报道来看，在内地和部分沿海地区，有些村属企业的管理和村社管理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也就是村干部兼任本村集体经济的管理者。
广州市某街道办副主任针对这一现象深有体会，他说：“深圳周伟思案正好反映了这种以双重身份参与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问题，深圳是特区，其法律制度有一定的特殊性，依照《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和《深圳市社区建设工作试行办法》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取得的双重身份，的确反映了我们在监管上存在合法不合理的困局。”
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作为南联社区的集体企业，而南联社区工作站则是龙岗街道办的派出机构，是街道办工作职能的延伸，在街道办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承担街道办下派的工作任务，包括综合整治、安全生产、计划生育、查违、配合政府推进城市更新等。
“在实际中，南联社区党委、南联社区工作站、南联社区居委会、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常出现几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场景。”该案办案检察官告诉《方圆》记者。周伟思作为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长，同时也经股民选举成为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即为南联社区工作站站长）。
“村官兼任村属企业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等，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加上村属企业、股份合作公司等常存在一些管理失范、政企不分甚至家族式经营及控制等问题，以至于挪用公款、受贿并损害村集体的利益时有发生。” 深圳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也认为这一现象会给村官以寻租空间。
在深圳城市化的背景下，2004年，南联村改为南联社区，管理和职权上的过渡同样有许多疏漏，造成了钻空子的现象。广州市某街道办副主任告诉记者：“作为经济改革前沿的深圳特区，其周边乡村城市化是必然的，南联村在村改问题上，没有解决好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分离。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应由专门的管理团队去继续行使经济职能，而社区管理则应按深圳社区工作有关法规去组织管理者，两者人员和身份都不应该重合。”
混乱的村官问题使得相关部门在对其监管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司法困境。记者在网上了解大家对村官的理解，大多数人认为“村官”不为官，网友沸洛说道：“村官一般是在镇上面，通俗易懂的 就是打杂的，什么都做，领导安排什么做什么，身份和别人又有区别。”
那么究竟由谁来直接管理“村官”？记者发现，因为“村官”的工作内容包罗万象，多为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使得公众把“村官”脱离于国家工作人员之外。这样既造成了“村官”无人监管的怪象，又不能及时规范正确的行使职权的“村官们”。
深圳市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村官身份的特殊性在于，其职务行为有两种，一类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一类是基层自治管理服务的行为。在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时，其身份就列入‘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涉嫌的犯罪由检察机关管辖。”就周伟思案来说，周伟思在任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长期间，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同时为了违章建筑不被查处而向龙岗区查违办副主任何永华行贿，已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应该由检察机关管辖。
最大的“蛋糕”旧城改造
旧城改造对周伟思来讲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南联股份公司相关人员介绍，现在本地居民每人每年分红超过1万元，在龙岗区256个股份公司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经济实力背后，靠的是什么？周伟思曾经坦承：靠的就是旧改，通过物业置换升值。但成也旧改，栽也旧改。
周伟思担任南联社区常务副站长期间，分管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负责南联社区范围内的旧城改造工作。南联社区是位于龙岗城市经济大动脉上的一个典型社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经济发展也不断转型升级，目前辖区城市更换和旧城改造的项目也相对集中，不少开发商看中了南联社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土地价值。对于攒着大把土地和资金的周伟思来说，是遇上了“好时候”。
“许多农村的土地在旧改之前价格低廉，而每一个村民手上拥有一两块地是很正常的现象。当开发商要征用村民手上的土地，就常常需要在本村找一个威望、有话语权的人作为中间人来参与协调。” 参与过旧城改造项目的某村负责人告诉记者，周伟思就这样一位中间人。
在南联社区的一次旧城改造项目中，某房地产上取得了该旧改项目，可是迟迟未能与南联社区的拆迁户达成一致协定，原因就是出在补偿款上面。房地产商便请求担任“村官”的周伟思出面帮忙。
周伟思动员拆迁户降低补偿数额，接受开发商补偿条件，促成了该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达成补偿协议，为该房地产公司的拆迁节省了大量资金，加快了该旧改项目的推动进程。同时，周伟思还帮该开发商在其他环节推动进程、节省费用。事后，周伟思先后收受该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
“帮集体打草，顺便帮自己搂只兔子”，得知周伟思被捕，有南联居民如此形容。对于检察院公布南联村旧改项目中周伟思笑纳开发商逾千万元好处费，居民们显得有些惊愕，毕竟千万元对南联普通居民而言无疑是巨款。此前，没人知道在南联旧改项目中，周伟思究竟获取多少好处，曾猜测过但未有真凭实据。
“旧城改造项目是一块‘大蛋糕’，许多村官在这个项目上落马，作为村官及村属企业的领导者，既是旧改拆迁的推动者，又是旧改拆迁中的利益方，很容易造成犯罪。”上述广州市某街道办副书记向记者道出了其中原委，“在旧城改造中，由于土地性质的改变，主要是原来的农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城市国有土地，在征地补偿方面，必然要由原来的集体土地所有者即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来决定和推动，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在改制过渡期常常保留政企不分的历史痕迹，也就不可能避免地产生以公权某私利的可能性，这就是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滋生腐败的根源。”
并且旧改牵涉面广，错综复杂，一方利益若得不到平衡满足则反目为仇。这也是周祖杰选择网上举报导致事件发酵的导火索。
周祖杰原本有一处2200平方米的物业因旧改要拆迁，当时谈的时候开发商同意按物业方式补偿，为了顺利推进拆迁，开发商还同意先给予周祖杰3200万元的补偿款。后来在与开发商交涉时，周祖杰被告知要选新房子必须退还这3200万元，钱和房子只能二选一，但周祖杰不肯退押金，钱和房子都要。
由于周伟思当时负责该旧改项目，周祖杰找到他示意让他去找开发商做工作，但周伟思表示这个事没法干，随后，周祖杰便带了10多名村民到社区散发材料，并到网上举报周伟思，周伟思即被推到了网络的暴风眼。
南联社区办公楼门口岗亭墙上张贴着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10日的律师函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份律师函是传送给周祖杰一家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退还开发商先前支付的3200万元货币补偿款，因在该旧改项目中开发商拆除周家总面积2200平方米的房产物业。据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规定，即将进入回迁选房阶段，周家若选择回迁，必须退还3200万元，否则丧失回迁安置房资格。
2012年11月27日，周祖杰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龙岗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周伟思、周祖杰二人分别因涉嫌不同的犯罪，关押在看守所。结局如何，一切等待法律衡量。
2012年11月25日，一篇题为《深圳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坐拥20亿资产》的帖子直指现任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周伟思，称其任职期间，非法变卖、霸占村委会集体土地，拥有个人资产包含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部，是“一个拥有20亿资产的村主任”。发帖人是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的周祖杰，今年41岁。文中称，发帖前，他和其他九位村民花了两个月时间调查取证。
“房爷”事件曝光后，当时周伟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的财富是多年经商积累而成，愿意接受调查。话音未落，深圳市检察院于今年1月24日对周伟思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立案侦查，并于当天对其刑事拘留。
2月8日，除夕的前一天下午，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前往深圳市第三看守所向“巨富”周伟思出示逮捕证，并宣布逮捕。周伟思在相关法律文书上分别签字。目前，此案尚在进一步侦查中。周伟思一案牵出的包括因涉嫌受贿的龙岗区城管局原副局长何永华等其他3人也先后被执行逮捕。
一名社区的普通村官如何会拥有20亿资产？其背后又有什么内幕？首先要从周伟思的发迹说起。
周伟思发家史
周伟思是龙岗街道南联社区简一村人，南联是大村，下面有17个小村。在同村村民的眼中，周伟思的发家绝非偶然。周伟思初中毕业后，先后从事过贩卖海鲜、青菜等摆摊生意，后来还在建筑公司做过工人。
按照当地村民说法，1982年头脑精明的周伟思开了小店，出售小百货补贴家用。渐渐地，有香港人到村里租赁地皮盖厂房，有些烟火人气，本地人洗脚上岸告别农民身份，由种地改为“种房”。1987年，有点本钱的周伟思开了家饭馆，开始涉足建筑业，当起包工头。
进军建筑业的他，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在一大批香港人来到深圳投资办厂的影响下，慢慢看到了本村土地的价值。真正助周伟思一臂之力的关键人物是其在香港的兄弟。彼时，南联村有着大片土地，价格低廉，可以私下交易，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地。周伟思找香港兄弟借10万元，又向银行贷款，买地圈地盖厂房。起初，厂房建得较简陋，有些还是铁皮房，但此时南联村非往昔的田园，随着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港人大量涌入投资办厂。
出租厂房收取租金积累到一定量，继续买地盖厂房，盖农民房，如此滚雪球般发展方式让周伟思掘到第一桶金，继而很快建立成片厂房出租群落。周家的物业之一南约社区的利亨隆工业区就是这么来的。
有胆识、敢闯、会做生意。有居民说等大家意识到盖厂房盖楼房一本万利，村里几乎没有地，房子盖得密密麻麻。而此前，有头脑的村民并不多，有些担心收租回收期慢，且前期需大量资金投入。等到一些村民发现其中的商机，曾经贫穷的土地早已变得寸土寸金。
周伟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你问我有多少物业？我也不清楚，但有钱是肯定的，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就赔了一个亿现金给我。”周伟思这番话多少有些财大气粗，但却道出来其“有钱”的事实。
深惠路是途经深圳龙岗段的一段国道，周伟思曾经的几处物业就在那里。为了整修这条龙岗段国道，政府征用拆除了周伟思在深惠路的几处物业，赔给他一个亿的现金。紧接着他把赔付的款项继续用在圈地盖房上面，成为了村里面的“房地产大亨”。
负责周伟思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周伟思拥有大量房产是事实，但被举报‘坐拥20亿’却不能盖棺定论，更何况是否是他在担任村官过程中所获得的好处就更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另一位关注本案的检察官则说：“除了像深圳这样的经济发展形势好的沿海地区之外，内地许多地区同样存在这种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担任干部的事情。只不过职位是村官，才显得尤为特殊，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案件正处于侦查阶段，关于周伟思在其岗位上捞到多少“油水”仍然是一个谜团。
商人还是村官？
抓住机遇的周伟思闷声不响地在南联村建起了收租楼宇厂房群落。
公开数据表明，1999年至2010年，周伟思个人名下拥有物业64栋，其中住宅12栋、商业楼10栋、工业厂房35栋、综合楼7栋，占地面积共3万多平方米。登记在其妻杨小球，儿子周荣生、周华生名下的物业有12栋，全家申报物业共计76栋，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左右。这些物业大多数在2001年前后登记，建设日期多数在2001年3月之前。
至于算起来还是本家侄子的周祖杰，家里盖房子没钱装修，开办物业公司缺乏启动资金，周伟思也曾给过钱。
周伟思是个成功的商人，又怎么会成为村官呢？据周伟思自己说，他刚开始根本不想从政，是被大家推举的。一位不愿提及姓名的广州某街道办副主任告诉《方圆》记者：“目前，我们街道所有居委专职工作人员都是根据区民政局统一安排，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进行录用，社区居民委员会是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选举产生。”
翻看周伟思的仕途简历，早在2000年5月至2002年6月期间，周伟思就开始担任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村简一村村长一职。当地居民称，鉴于周伟思善于经营、工作能力颇强，2000年5月大家投票选举他当村干部，任职简一村长。被发帖举报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周伟思也当着龙岗街道办、南联社区居委会一行人的面说起当年往事，“村里没钱出粮发工资，我自己拿出钱垫的。”他特意强调不是自己非要当村长，是大家请他当。
2002年6月，周伟思当选为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南联村委主任（2004年深圳全市城市化后，村委会改为社区居委会，任居委会主任），连任四届直至2011年4月；2007年12月至2011年3月期间，任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长；2004年，南联社区成立社区股份公司，周伟思又担任股份公司董事长。从那时至今，其任南联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身兼社区事务管理与股份公司经营两职。 据办案检察官说，周伟思身兼多种身份，如其经过选举后担任南联社区居委会主任，而后经过龙岗街道组织部门的任命担任南联社区副站长、常务副站长。
周伟思本人则说，其作为社区常务副站长期间，主要是协助站长抓好工作站的各项中心任务，除分管计生、维稳、安全生产外，还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负责南联社区范围内的旧城改造工作，具体包括协助政府推进城市更新及市政工程进行拆迁谈判、申报立项，协调平衡拆迁过程中拆迁方和拆迁户及集体利益、业主利益等各方的利益关系，妥善解决拆迁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当年周伟思以超过90%的高得票率当选工作站常务副站长，也难怪在东窗事发媒体蜂拥而至时，周伟思可以淡定地说：“是人民选我当干部的！”
混乱的村官迷局
周伟思当上村官的十几年，一直在社区管理者、集体经济管理者、个人企业家这几个身份之间游走，甚至同时戴上村委主任、社区工作站常务副站长、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以及深圳市利亨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多个面具。
“村官同时又是村属企业的管理者”，这一现象在深圳基层并不少见，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这一现象“也是造成村官腐败的重要原因”。记者留意到，从目前媒体报道来看，在内地和部分沿海地区，有些村属企业的管理和村社管理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也就是村干部兼任本村集体经济的管理者。
广州市某街道办副主任针对这一现象深有体会，他说：“深圳周伟思案正好反映了这种以双重身份参与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问题，深圳是特区，其法律制度有一定的特殊性，依照《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和《深圳市社区建设工作试行办法》两个不同法律关系取得的双重身份，的确反映了我们在监管上存在合法不合理的困局。”
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作为南联社区的集体企业，而南联社区工作站则是龙岗街道办的派出机构，是街道办工作职能的延伸，在街道办的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承担街道办下派的工作任务，包括综合整治、安全生产、计划生育、查违、配合政府推进城市更新等。
“在实际中，南联社区党委、南联社区工作站、南联社区居委会、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常出现几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场景。”该案办案检察官告诉《方圆》记者。周伟思作为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长，同时也经股民选举成为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即为南联社区工作站站长）。
“村官兼任村属企业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等，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加上村属企业、股份合作公司等常存在一些管理失范、政企不分甚至家族式经营及控制等问题，以至于挪用公款、受贿并损害村集体的利益时有发生。” 深圳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也认为这一现象会给村官以寻租空间。
在深圳城市化的背景下，2004年，南联村改为南联社区，管理和职权上的过渡同样有许多疏漏，造成了钻空子的现象。广州市某街道办副主任告诉记者：“作为经济改革前沿的深圳特区，其周边乡村城市化是必然的，南联村在村改问题上，没有解决好经济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分离。南联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应由专门的管理团队去继续行使经济职能，而社区管理则应按深圳社区工作有关法规去组织管理者，两者人员和身份都不应该重合。”
混乱的村官问题使得相关部门在对其监管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司法困境。记者在网上了解大家对村官的理解，大多数人认为“村官”不为官，网友沸洛说道：“村官一般是在镇上面，通俗易懂的 就是打杂的，什么都做，领导安排什么做什么，身份和别人又有区别。”
那么究竟由谁来直接管理“村官”？记者发现，因为“村官”的工作内容包罗万象，多为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使得公众把“村官”脱离于国家工作人员之外。这样既造成了“村官”无人监管的怪象，又不能及时规范正确的行使职权的“村官们”。
深圳市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根据《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村官身份的特殊性在于，其职务行为有两种，一类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一类是基层自治管理服务的行为。在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时，其身份就列入‘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涉嫌的犯罪由检察机关管辖。”就周伟思案来说，周伟思在任南联社区工作站副站长期间，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同时为了违章建筑不被查处而向龙岗区查违办副主任何永华行贿，已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应该由检察机关管辖。
最大的“蛋糕”旧城改造
旧城改造对周伟思来讲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南联股份公司相关人员介绍，现在本地居民每人每年分红超过1万元，在龙岗区256个股份公司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经济实力背后，靠的是什么？周伟思曾经坦承：靠的就是旧改，通过物业置换升值。但成也旧改，栽也旧改。
周伟思担任南联社区常务副站长期间，分管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负责南联社区范围内的旧城改造工作。南联社区是位于龙岗城市经济大动脉上的一个典型社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其经济发展也不断转型升级，目前辖区城市更换和旧城改造的项目也相对集中，不少开发商看中了南联社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土地价值。对于攒着大把土地和资金的周伟思来说，是遇上了“好时候”。
“许多农村的土地在旧改之前价格低廉，而每一个村民手上拥有一两块地是很正常的现象。当开发商要征用村民手上的土地，就常常需要在本村找一个威望、有话语权的人作为中间人来参与协调。” 参与过旧城改造项目的某村负责人告诉记者，周伟思就这样一位中间人。
在南联社区的一次旧城改造项目中，某房地产上取得了该旧改项目，可是迟迟未能与南联社区的拆迁户达成一致协定，原因就是出在补偿款上面。房地产商便请求担任“村官”的周伟思出面帮忙。
周伟思动员拆迁户降低补偿数额，接受开发商补偿条件，促成了该房地产公司与拆迁户达成补偿协议，为该房地产公司的拆迁节省了大量资金，加快了该旧改项目的推动进程。同时，周伟思还帮该开发商在其他环节推动进程、节省费用。事后，周伟思先后收受该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人民币的“好处费”。
“帮集体打草，顺便帮自己搂只兔子”，得知周伟思被捕，有南联居民如此形容。对于检察院公布南联村旧改项目中周伟思笑纳开发商逾千万元好处费，居民们显得有些惊愕，毕竟千万元对南联普通居民而言无疑是巨款。此前，没人知道在南联旧改项目中，周伟思究竟获取多少好处，曾猜测过但未有真凭实据。
“旧城改造项目是一块‘大蛋糕’，许多村官在这个项目上落马，作为村官及村属企业的领导者，既是旧改拆迁的推动者，又是旧改拆迁中的利益方，很容易造成犯罪。”上述广州市某街道办副书记向记者道出了其中原委，“在旧城改造中，由于土地性质的改变，主要是原来的农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城市国有土地，在征地补偿方面，必然要由原来的集体土地所有者即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来决定和推动，这种集体经济组织在改制过渡期常常保留政企不分的历史痕迹，也就不可能避免地产生以公权某私利的可能性，这就是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滋生腐败的根源。”
并且旧改牵涉面广，错综复杂，一方利益若得不到平衡满足则反目为仇。这也是周祖杰选择网上举报导致事件发酵的导火索。
周祖杰原本有一处2200平方米的物业因旧改要拆迁，当时谈的时候开发商同意按物业方式补偿，为了顺利推进拆迁，开发商还同意先给予周祖杰3200万元的补偿款。后来在与开发商交涉时，周祖杰被告知要选新房子必须退还这3200万元，钱和房子只能二选一，但周祖杰不肯退押金，钱和房子都要。
由于周伟思当时负责该旧改项目，周祖杰找到他示意让他去找开发商做工作，但周伟思表示这个事没法干，随后，周祖杰便带了10多名村民到社区散发材料，并到网上举报周伟思，周伟思即被推到了网络的暴风眼。
南联社区办公楼门口岗亭墙上张贴着一份落款时间为2012年10月10日的律师函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份律师函是传送给周祖杰一家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退还开发商先前支付的3200万元货币补偿款，因在该旧改项目中开发商拆除周家总面积2200平方米的房产物业。据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规定，即将进入回迁选房阶段，周家若选择回迁，必须退还3200万元，否则丧失回迁安置房资格。
2012年11月27日，周祖杰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龙岗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周伟思、周祖杰二人分别因涉嫌不同的犯罪，关押在看守所。结局如何，一切等待法律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