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老北京》一书的作者迈克尔·麦尔与彼得·海斯勒（何伟）曾是同一批和平队队员，海斯勒在江城涪陵的那两年，他也在四川内江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当外教。服务期满之后的1997年，他也与何伟一样漂到了北京。先在清华大学学中文，后来在北京在一所国际学校教英语。他对北京可谓一见钟情，但是一开始他爱上的只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为其广阔而庄严的空间感着迷，他在书里描写道：”北京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头顶上的天空总是清澈而高远……” 直到2003年底，迈克尔·麦尔才萌生了搬进胡同居住的想法。这时候北京正为迎奥运大兴土木，一条条胡同和四合院被拆除，关于拆迁与反拆迁的讨论也点燃了他对这座古城规划史的兴趣。他决定亲自体验一下居住在胡同里的滋味，破解神秘的四合院生活，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审视飞速发展中的中国现状。 在这本书里，麦尔特别提到那本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并充分借用作者简·雅各布斯女士敏锐的眼光。雅各布斯将社区的安全、融洽、繁荣作为城市规划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极力反对早先那种为了矫饰、美化的目的对城市进行野蛮的改造的城市规划思想。雅各布斯的书曾经扭转了西方城市规划的道路，但是其理论对现代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仍微乎其微。 麦尔租住的四合院位于北京前门大栅栏杨梅竹斜街，街坊里既有本地人，也有租房子的外地生意人。在这个陌生的社区里，麦尔最先感到的是异乡人的种种不适。实际上，这时候的麦尔对雅各布斯的理论还是将信将疑的，并不确定它是否适应正在拓展国际大都市形象的老北京。出于求实的精神，虽然管片的民警劝他回到舒适的公寓中去住，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胡同里简陋的生活设施带给麦尔诸多不便，诸如厕所太远，空间狭小，没有个人隐私；特别是电力线路老化，没法使用冰箱和电暖器。到了冬天，他还因为害怕煤气中毒，不敢生炉子，夜里只好多盖几条毯子应付，早上则冻得不敢起床。 但得益于曾在和平队做志愿教师的经历，麦尔融入社区的速度非常快，他通过自荐顺利地成了大栅栏炭儿胡同小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外教。这就使他一下子被全社区的人所认识。 麦尔很快作为社区里最著名的外地人受到大家的欢迎，不仅得到老街坊“老寡妇”的特殊照顾，而且还和从外地来的生意人交了朋友，比如开面馆的刘老兵，收废品的老王等等，更是通过家访得以接触本地居民更私密的生活，比如养信鸽的刘先生就是他一个学生的家长。 这些就是麦尔写出这些文章的基础，等到他写的文章有了名气，他开始走访社区保护方面的名人和城市规划师们。这里面包括天津著名作家冯骥才，以及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对中国城市规划史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他甚至跑到周边国家如越南、韩国等去考察当地的拆迁改造政策，为中国城市规划提供一些对比信息。 与何伟对江城涪陵不带任何成见的、冷静的描述不同，麦尔一开始就带着一个固定的成见（雅各布斯理论）来观察胡同生活，因此他这本书有很强的介入性，而且观念明显向那部分留恋胡同生活的北京人倾斜。他总是引用“老寡妇”的话：“胡同生活的最大好处是接地气。”而这个“接地气”实际上就是对雅各布斯理想中安全而融洽的社区最通俗的隐喻，麦尔这本书确实验证了雅各布斯理论的现实性。但是很难说看过这本书的人也会爱上胡同，因为他住的地方实在有点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