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万祺:高尚情怀 光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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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香港、澳门,每当人们提到马万祺先生的名字,总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由衷的敬意。这是因为马万祺先生不仅是当代华人商界、政界的一位传奇人物,更是一位德厚流光、行高於世的炎黄骄子。
  马万祺先生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是在澳门和全国人民心目中都享有很高声望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
  一片丹心献赤诚,满腔热血谱春秋。马万祺先生在人生之路上,用自己对祖国的赤诚书写了一页页光辉的历史,可谓刚强挺拔,高风亮节,肝胆照人。他为祖国和家乡的兴盛、为澳门的安定繁荣、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傑出贡献,为世人所称颂,亦将为历史所铭记。
  
   赤胆忠心的爱国志士
  
  在海内外,马万祺先生的盛誉不仅与他长期在社会上从事的各项工作成就密不可分,而且是与他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联繫在一起的。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马万祺先生更是以拳拳之心、赤诚之情相追随。
  马万祺先生1919年出生於广东南海县的一个经商世家。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杀我同胞、掠我财富之时。他义愤填膺,毅然投入抗日洪流,参加了青年学生队伍支援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日救国行动,到处奔走募捐,在广州、佛山等地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
  1938年,马万祺先生为形势所迫,移居香港,1941年12月即香港失陷前夕又移居澳门。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佔领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困难年代,马万祺先生和其他爱国人士一道,不畏艰险,千方百计地把当时内地急需的医药用品物资等运送给在华南敌後坚持抗日的遊击队。他还利用经商和从事慈善事业之便,掩护和帮助过许多爱国民主人士。1941年後,他结识了在港澳地区从事抗日救亡文化工作的潘汉年、夏衍、阳翰笙、茅盾等人,瞭解到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後,便毅然投入到团结港澳工商界爱国人士的工作中去。
  新中国成立时,马万祺先生组织慰问团並亲任团长与澳门各界同胞回内地慰劳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後,马万祺先生又积极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他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为大军解放海南与广西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援。当年5月,他与港澳实业界爱国人士代表团回内地考察,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採购物资运进国内。1949年至1956年间,每逢10月1日国庆节,马万祺先生都组织澳门商家悬挂五星红旗。当时的台湾当局驻澳门“专员”为此多次组织特务和流氓寻衅滋事,妄图打击爱国力量,为此中华总商会办公大楼曾两度被炸,寓所围墙也被炸燬。但马万祺先生从不畏惧,毫不动摇。即使是在风狂雨骤的“十年动乱”期间,也没有动摇他对祖国前途的信心。
  更难得的是,马万祺先生始终将自己的事业与祖国的建设紧紧地联繫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在首都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宾馆满足对外交往的需要,马万祺先生多方奔走,並联络了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很快建成了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新侨饭店。
  马万祺先生曾数十次随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到祖国内地,考察祖国建设成果,並积极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他认为,澳门的发展是与祖国的经济脈搏紧联繫在一起的,为此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国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其中包括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项目,绝大部分是与发展国内经济、为中国产品拓展国际市场相关的。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马万祺为此振臂而起,与奋不已,他认为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重大决策,必将加速中国的经济建设,使中国逐步富强起来。於是,他积极响应改革开放政策,与爱国华商霍英东先生、何贤先生率先到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了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又斥资建造了从澳门到广州的四座大桥,使澳门到广州之间的交通大为改善。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了关於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马万祺先生荣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他参加了历时4年零5个月艰巨细緻的基本法草案起草拟定工作,奔走於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道对《基本法》条文逐字逐句反複推敲。其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了九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更是不计其数。马万祺先生一心扑在起草工作上,达到了“公而忘私、殚精竭虑”的程度。正因为有了像马万祺先生这样的爱国知名人士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熟知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全力以赴,才使得澳门基本法草案在表述上更臻完善。
  可以说,祖国前进的每一步足音,都震响着他的耳鼓,烙进了他的记忆;前进路上的每一次曲折,都曾让他痛心疾首。
  马万祺先生曾说:“不论有多少曲折,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都是在向前发展的。看看现在我们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简直不敢想象,我们的综合国力与那时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五十多年来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实使我坚信,共产党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党,只有她才能带领各族人民走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功成名就的商海硕彦
  
  马万祺17岁继承父业,在广州经营从事粮油食品、土产批发的信兴、信栈、升昌、升平、永和兴等商行。1938年广州沦陷後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任经理。1941年移居澳门,先後与友人组织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恒记公司,历任总监督、总经理等职,後任大华行总经理、董事长。1946年,他与人合组新中行,1947年又组建大华行,任董事长、总经理。1948年後,他历任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並长期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封锁禁运,有些人认为港澳地区的经济没有发展前途,纷纷抽出资金另寻出路,马万祺先生卻满怀信心地在澳门从事房地产业和工业投资。此後他又积极推动澳门工商界与内地的贸易,在澳门经营国货並转口到东南亚、美洲等地。
  改革开放以来,马万祺先生名下的公司已有20多家,主要的有大华行投资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国货公司、中国土特产公司、澳门新中行有限公司等等。近年来,他不断拓展在内地的业务,並为推动澳门工商界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到处奔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在广东、北京、安徽、四川等地兴办企业,並多次出资或捐资在内地兴办酒店、学校及建造公路和大桥。
  身为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的马万祺先生对内地经济充满信心:“内地改革开放,澳门获利最多。珠江三角洲尤其是与澳门毗邻的珠海经济特区已成为澳门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支持。21世纪世界经济中心将转移到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地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国内有好处,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加快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国未来是大有希望的!”
  
  济世为怀的社会贤达
  
  马万祺先生1948年起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等职;1950年起任中华教育会理事、副会长、名誉顾问等职;1952年任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1950年後在澳曾任篮排球总会、乒乓总会、游泳总会、象棋总会等会的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諮询会主席,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3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9年9月起任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名誉会长、名誉主席;2003年6月,再次当选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他还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此外,马万祺先生於1998年5月起任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在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他多方听取澳门同胞的意见,力求使基本法既符合“一国两制”的总方针,又符合澳门同胞和葡萄牙後裔的利益和愿望。他主张保持澳门的安定,因为只有安定才能维护澳门的经济繁荣;澳门作为自由港,在金融、贸易、国际往来、税收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保持不变;随着澳门经济的发展,应改善学校教育、社会福利、劳工保障、市政交通以及居住环境等……他以自己的真知灼见为澳门回归,以及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万祺先生认为,财富得之於社会,要应用於社会。为此他在家乡和内地进行了大量的捐赠,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多个方面。
  从1943年开始马万祺先生就赞助澳门最大的民间慈善医院——镜湖医院,他还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先後赞助的学校有:澳门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广大中学、商训夜中学、青州小学、镜平学校和澳门大学等等。
  为发展澳门经济,马万祺先生与何贤先生牵头发动多位好友共同投资1亿5千万港元在路环岛兴建了联生工业园区和集装箱码头,並与何贤先生合作填海筑堤创办了澳门第一座现代化水泥厂。此外,马万祺先生还热心推动港澳乡亲在内地投资发展。
  在四川,他捐资30万元重修辛亥英烈彭家珍大将军祠,並捐资摄製反映彭家珍悲壮事蹟的电视连续剧《铁血男儿》;在北京,他与三子、全国政协委员马有礼各捐人民币50万元作为政协文史资料基金,继而联手捐资200万元给人民大会堂作澳门厅装修之用;为援助安徽巢湖災区重建,他慷然捐出善款30万元;他和夫人前往湖南災区瞭解救援工作时,除先前已捐的善款外,当场再捐出20万元,以解災民之急……
  像这样的仁行善举,马万祺先生所做过的可说是不胜枚举,但他卻从不愿意标榜什麽,而是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不断用实际行动来诠释自己仁厚宽广的济世胸怀。
  
   奉献赤诚的华商名儒
  
  多年来,马万祺先生一直热爱文艺,进而热心支持我国的文艺事业。早在1948年前後,当时我国不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如夏衍、欧阳予倩、瞿白音、以群、章泯等都聚集在香港,马万祺先生团结文化领域中的这些进步力量,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拿出自己的流动资金,支援了南洋影业公司的一系列拍片活动。如由夏衍编剧、欧阳予倩导演、舒绣文与冯喆主演的《恋爱之道》,葛琴原著、章泯导演的《结亲》等影片,都是在马万祺先生的赞助下摄製成功的。章泯编导的《静静的嘉陵江》和以群编剧、欧阳予倩导演的《野火春风》,也曾得到过他的热情襄助。
  在长期的商业生涯中,马万祺先生常常写诗作词抒发自己的情怀。可以说,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马万祺先生70餘年笔耕不辍,无论在诗词数量或是艺术造诣上都取得了不俗成绩,写下了许多感情充沛、脍炙人口的诗词佳作,广为流传。而热爱祖国、热爱澳门,则是贯穿他诗歌创作的一根红线,也是他八十多年人生历程中矢志不移的信念。
  现在能读到的他最早的诗,是1937年冬的《同仇抗敌》:“可恨倭奴太逞兇,同仇敌忾怒髮冲冠。牺牲已至关头後,万众一心扫孽戎。”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冲进“总统府”,宣告南京解放。马万祺闻讯兴奋異常,夜不能寐,赋诗言志曰:“闻道大军过长江,雄师勇猛世无双。滔滔天堑等閒渡,楚楚南都旦夕亡。箪食壶浆迎解放,佳肴醇酒庆重光。倒悬已解人欢畅,歼尽顽军早建邦。”
  1996年3月底,在庆贺澳门基本法颁布3周年晚会上,马万祺先生以一曲《东风第一枝》词牌表达祈盼祖国强健、实现统一大业的心愿:“念祖国,运筹建设,跨世纪,宏图纲要。励群英振中华,指日神州捷报。同胞欢笑,最盼望,台湾老少。归统一,共唱赓歌,各族普天同照。”
  在澳门回归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时刻,这位刚刚参加完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的老人,激动难抑,激情填词《调寄临江仙》:“四百餘年长盼望,澳门今喜回归。普天同庆贺佳期,神州歌盛事,国土尽朝晖。领袖亲临情万丈,五洲宾客增辉。政权交接纪威仪,光荣留史册,妈阁展雄姿。”
  早在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和他有过交往的文坛泰斗夏衍就说过:“万祺兄於经营工商业、服务社会之餘,仍能以诗词抒其怀抱,其情挚,其言真,信所谓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者。”诗人艾青曾对马万祺先生说:“我写不过你,希望你多写。”诗人臧克家则说:“你是一个企业家,同时是个人民诗人。”更有评论家将马万祺的诗辞比作“爱国企业家的《史记》”、“国家与民族的《史记》”。
  1989年及1994年,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马万祺诗词选》(一)、《马万祺诗词选》(二)。1990年7月,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宣告成立,在首次会员大会上,一致推选马万祺为名誉会长。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曾为马万祺的诗词选题辞:“词怀祖国,诗效赤诚”。
  
  老当益壮的长寿之星
  
  马万祺夫妇有七男二女,都学有所长,事业有成,並热心服务社会。当孩子全回来时,整个大客厅可以坐满。马万祺先生笑着说:“我孙子就有20多个,到了春节,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以摆出好几桌呢!”
  虽已是耄耋之年,马老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锐、目光炯炯,绝少老态。有人问他有什麽养生之道,他总是笑容可掬地说:“早睡早起,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酸甜苦辣都吃,素爱运动。平时打打太极拳,散散步,养养花,念念书,写写诗,看看孙儿,会会友。”閒暇之时,马万祺先生坚持打太极拳,杨式太极拳他打了半个多世纪了,难怪身体这麽好。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平生敬慕良师友,何故今朝变鬼神。儿女同侪多不解,忠良肝胆万年春。天时常有晴和雨,世事岂无假与真。终信阳光重普照,月明沧海凤麟珍。”
  可以说,同我国革命历程中许多久经考验的志士仁人一样,马万祺老人也是国家的“忠良肝胆”,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凤麟”。笔者深深感慨,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九旬高龄时手书並赠予马万祺先生的“气节千载”四字,不正是马万祺高尚品格与情怀的真实写照麽?不正是人们给予马万祺先生至高的褒奖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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