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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亚勤
盖茨告别会
感悟一个成功者的专注力。
2008年6月30日，盖茨正式从微软退休了。此前三天，他在微软内部进行的告别会也是全球瞩目。
在欢送活动的过程中，鲍尔默回忆了他当年加入微软的趣闻。鲍尔默和盖茨同是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们俩在学校电影院里观看《雨中情》和《橙色钟表机械》两部电影时相遇了，鲍尔默在与盖茨短暂的互动后说，“I see something in this guy.”(这个家伙不寻常)。
他们俩惺惺相惜，但是性格却不一样，盖茨性格拘谨，鲍尔默热情开朗。彼此分开后，鲍尔默去了宝洁，又去斯坦福读研究生。
盖茨则和保罗·艾伦于1975年创立了微软，但在公司最开始发展的几年，规模很小，再加上他们俩都是技术型人才，盖茨很希望具有销售天分的鲍尔默来公司，帮助自己做商务这一块。
于是，盖茨给鲍尔默打电话，结果鲍尔默眉飞色舞，谈到自己的近况非常满意。盖茨犹豫再三，最终没好意思将请求说出口，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让这位老友到公司来，具体能干些什么。
盖茨只是寒暄了两句，就挂上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鲍尔默回过味儿来，想想盖茨不会打电话来只是问问自己过得怎么样吧。很快，他就猜到了盖茨意图，打回电话过去，直接问道“你们公司暑假是否需要人”？
很快，鲍尔默加入了初创的微软，成为盖茨聘用的第一位商务经理。一开始，盖茨让鲍尔默住在自己爸妈的房子里，鲍尔默问“我的办公室在哪里”？结果盖茨就把沙发上堆的东西往两边拨弄一下，空出一块地方，说“就这儿吧”。
鲍尔默干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很沮丧、失望。作为一个外来者，他认为自己很难融入公司，当时所做的工作也不是太有价值，因为公司所有的决定都是由盖茨做出的。
于是，鲍尔默决定离开。临行前，盖茨的爸爸就让大家一起吃顿饭。在餐桌上，盖茨更深层次地与鲍尔默分享了创立公司的愿景，那就是“要在每个家庭，每个桌面上都拥有一台个人电脑”。
“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有了生命。”鲍尔默回忆说，就这样鲍尔默在微软一直工作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盖茨有些不修边幅，但在表象的背后却体现出盖茨对所做事情的专注。微软的首席战略官曼迪是盖茨多年的朋友，也正是他开创了微软的非PC平台，他谈到盖茨的一件糗事。
有一次，盖茨正在家里专心思考一个问题，忽然他想到自己晚上还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赶紧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赶去机场。结果，直到飞机翱翔在云端，盖茨惊讶地发现自己脚上居然穿着一双拖鞋。于是，他用飞机上的电话专线给曼迪打电话，让他帮自己买一双鞋。
鲍尔默也有过类似的尴尬。早年，他拿了IBM的一个单子，给IBM做一些小的开发，他就经常软磨硬泡地呆在IBM的办公室里。IBM有一位主管是个工作狂，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才下班。
有一天，他和鲍尔默、盖茨他们一块儿吃饭，脸上露着不可思议的表情说，“我们公司最近来了一个疯子，我已经发现连续一个月，在停车场都有一辆车，来得比我早，我走的时候它还停在那儿。”话音刚落，鲍尔默大叫，“天哪，这是我租的车，一直忘了还。”
其实，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我还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一边想着我的论文，一边往家赶。谁知，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门锁，我就狂敲门。一会儿出来一个凶悍的墨西哥大叔，我猛然发现这不是我以前住的房子吗，我早就搬离那儿了。
我在桑纳福（Sanff）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早晨要送女儿去幼儿园，我一边想着工作，一边就径直把车开到单位去上班了。到了办公室好长一会儿，我心里一惊，女儿还在车里。我飞奔到停车场，发现女儿在车里早已哭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
盖茨还是一位非常重情义的人，他最亲密的伙伴鲍尔默说，“盖茨是对朋友最忠诚的人。”对此，我深有体会。
2003年，我回到微软总部，负责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事业部，盖茨成为我的导师。有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他会叫我去办公室聊一聊。在这种畅所欲言的互动中，我颇有收获，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我也能更多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当时，我毕竟是刚从中国调去的“外来人”，当我与总部的那些高管们有一些冲突的时候，盖茨往往会亲自写邮件沟通，这让我很是感动。
微软的每一位高管都配有一名TA（技术助理）。盖茨有一次给我写邮件推荐一位他曾经的TA，因为我觉得这个TA和我正在做的移动通信及嵌入式关联度不大，就婉拒了。我花了30秒回复他，结果盖茨又写了整整三页的邮件再次向我推荐。
盖茨总是这样，对于公司做过贡献的人他都很珍惜；凡是他看中的人，都是尽力去推荐；但凡有恩于他的人，他也会念此情义，即使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有能力，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们。
CEO峰会
分享世界级企业领袖的领导力。
最近几个月，我频繁地见到许多位世界级企业领袖，我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的特质：很强的使命感，简化问题的能力，准确的判断力，自信心以及良好的心态，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优秀的领导力。
今年5月微软举行了一年一度的CEO峰会，这种小型封闭式的会议一般只邀请100人左右，都是全球最顶尖级的企业家、投资家，大家在一起讨论产业、经济、社会等话题。
最有意思的部分是第二天晚上的聚会。下午分论坛结束后，大家一起坐上游船去盖茨家，一两个小时的行程中，我们一边游览四周的风景，一边聊天。盖茨家所有的地方都对我们开放，晚宴也是不设座位的，让与会者充分地交流、互动，也正是这个会议的宗旨。
在这次会议中，我和股神巴菲特有了一次“亲密”接触，我问了他一些关于中国以及投资的问题，他都答得很直接。
对投资具有准确的判断力，正是巴菲特独到之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股市曾经极度高涨，巴菲特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赚到钱，他甚至一度想解散自己的公司。不久以后，美国即进入熊市。
除了巴菲特，近半年中，我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投资大师罗杰斯都碰过面，对于中国市场的判断他们分析得都不太一样。巴菲特虽然对中国市场长线看好，但他认为目前中国股市的价格、房价等都太高了，整个都有泡沫。
其实我以前就和巴菲特碰过几次面，但只打了一下招呼。这一次和他聊天，让我对他的个人经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买了一本巴菲特的传记，这也是他本人推荐给我，认为写得最为真实的一个版本。
巴菲特的父亲是参议员，虽然拥有优越的家庭环境，巴菲特还是和其他美国男孩一样，从小就给人送报纸。不同的是，巴菲特会用心地设计出最经济、最高效的送报路线，每天他要递送500份报纸，每个月赚的钱比普通职员还多。
成年以后，看财务报表是巴菲特的一大爱好，并且以此为乐。他有段时间和家人关系很紧张，因为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公司的财报上，甚至孩子生病了，他问都不问一声就回到房间去研究那些数字去了。
过去我对投资、股票一直有一些偏见，认为它们是短线炒作，是一种投机行为。但经过和巴菲特的谈话，我发现它们还是起到了一定流动和实现价值的作用。
我也比较认同巴菲特坚持价值投资的原则，他几乎从不涉及像金融衍生品。我个人的观点是，金融衍生品完全就是在赌博。现在的资本市场，应该只是起到催化的作用，而不应该是主导的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和盖茨一样，巴菲特爱打桥牌，个性也很单纯，和他们聊天，你会经常感觉他们的那种率性、真实，特别像小孩。他们还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盖茨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对生命科学、地质、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人正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自己也是同样的个性。
因为CEO峰会之后，我要作为政府高级顾问去马来西亚参加部长以上级的咨询会议，所以当我看到这些顶级的企业家“扎堆”，心想为何不问一下这些最聪明的人，有没有一些好的想法和建议呢？
结果，我问到的所有人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对这个领域不了解，这其中包括《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GE前CEO杰克·韦尔奇等。其实凭借他们的阅历和见识，完全可以随便说几句，敷衍我一下。但是他们都非常坦诚，我认为这也正是他们自信的表现。
韦尔奇一直是我比较敬佩和推崇的CEO，因为无论是他演讲还是写书，或是你问他问题，他从来都是有答案，而不会模棱两可。
我和韦尔奇的相识早在我在桑纳福（它曾是GE的公司，后来被剥离出来）工作的时候。当时公司成立十周年，我作为第三梯队重点培养的五个成员之一，和韦尔奇一起吃饭。
我一直觉得最成功的CEO绝不会只是纸上谈兵，韦尔奇提出的培养人才的“4E”原则：充沛的精力(Energy)；激发别人的能力(Energizer)；敢于提出强硬要求,要有决断力(Edge)；执行的能力(Execute)，就是一个经典。
最近我见到韦尔奇，他连用了三个不可思议形容中国的变化。他认为微软很有战略眼光和远见，特别明智地长期关注中国，将最适合的人派到中国。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我要将良好的心态作为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元素。因为我觉得所有的CEO在领导一个大公司的时候，都会经历各种起伏，有时是辉煌，有时是失落，这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在桑纳福的时候，我的老板告诉我们，“不同的视野相当于100个IQ点。”也就是说，看问题如果换一种方式，会使一个人的IQ增加100个点。就像《孙子兵法》是一本讲如何打仗的书，但当你看到最后，会发现它其实是在讲如何避免战争。所以，人一定要有平和的心态，因为竞争最高的境界是合作。
普林斯顿大学贡三元教授说过一句话，“成功=IQ+EQ+阿Q精神”。2008年，我把这句话送给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弟学妹们。我虽然IQ和EQ都不高，但是我很具有阿Q精神。
欧洲古典寻访
体验无处不飞扬的自在。
7月初，在众多会议的间隙，我有机会去维也纳参加了正义会议。维也纳是古典音乐的摇篮，很早我就是一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
我特意提前一天去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观了英雄广场。布达佩斯正是多瑙河流经城市中，河面最宽广的地区。我一边欣赏着蓝色多瑙河之波，一边品尝着海鲜，生活无限惬意。
这种平静很快被一个小插曲打破。
在去维也纳的火车上，我被三个贼盯上，他们发挥了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乘我不注意偷走了我的包。不过，欧洲小偷的职业道德非常高，我刚报完警回来，居然发现小偷把包已经送回来了，除了现金和电脑不见了，我的护照、钱包都在。
庆幸的是，由于微软多重保密，虽然笔记本丢了，重要信息不会被窃取；因为现在手机功能与电脑一样有效，所以一些工作依然可以进行。当然，如果小偷能把相机的存储卡也放回来就更好了。
有惊无险地赶到维也纳开会。有一天，我在酒店外的街上等出租车，另一位参会的女性也在等车，因为出租车比较少，我们就一块儿搭车去会场。到那儿一看，她居然是第一位发言嘉宾——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森（Mary Robinson）。
今年的正义会议，美国9个大法官中去了3个，欧洲20多个国家的大法官也都在场，还有一些国家的政要、NGO组织的官员，讨论的话题包括人权、世界和平、法制的观念等。
最后一天会议结束已经是下午3点，离晚上12点还有9个小时，我就将每三个小时分成一段，分成三个部分。
我首先坐旅游车，在两个小时里走马观花地欣赏了整个城市的美景。接着，我去了维也纳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著名景点。
我还寻访了名人的足迹，我去了莫扎特流连的酒吧，贝多芬交不起房租住过的故居，弗洛伊德经常出没的小酒馆，还吃了维也纳最著名的蛋糕strate cake。在这些具有历史感的场合里，我似乎能体会到贝多芬当年的穷困潦倒，触摸到弗洛伊德当年写《梦的解析》的情形。
最后一个时间段，我去了维也纳皇宫，听了一场莫扎特的音乐会。
很久都没有一个人去旅行了，我非常享受这次的维也纳之行。希望以后每年我都能参加一个类似的会议，我不需要演讲，不是会议的中心，自己能够从头到尾去聆听别人的观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学习的机会。
（整理|本刊记者 王颖）
盖茨告别会
感悟一个成功者的专注力。
2008年6月30日，盖茨正式从微软退休了。此前三天，他在微软内部进行的告别会也是全球瞩目。
在欢送活动的过程中，鲍尔默回忆了他当年加入微软的趣闻。鲍尔默和盖茨同是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他们俩在学校电影院里观看《雨中情》和《橙色钟表机械》两部电影时相遇了，鲍尔默在与盖茨短暂的互动后说，“I see something in this guy.”(这个家伙不寻常)。
他们俩惺惺相惜，但是性格却不一样，盖茨性格拘谨，鲍尔默热情开朗。彼此分开后，鲍尔默去了宝洁，又去斯坦福读研究生。
盖茨则和保罗·艾伦于1975年创立了微软，但在公司最开始发展的几年，规模很小，再加上他们俩都是技术型人才，盖茨很希望具有销售天分的鲍尔默来公司，帮助自己做商务这一块。
于是，盖茨给鲍尔默打电话，结果鲍尔默眉飞色舞，谈到自己的近况非常满意。盖茨犹豫再三，最终没好意思将请求说出口，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让这位老友到公司来，具体能干些什么。
盖茨只是寒暄了两句，就挂上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鲍尔默回过味儿来，想想盖茨不会打电话来只是问问自己过得怎么样吧。很快，他就猜到了盖茨意图，打回电话过去，直接问道“你们公司暑假是否需要人”？
很快，鲍尔默加入了初创的微软，成为盖茨聘用的第一位商务经理。一开始，盖茨让鲍尔默住在自己爸妈的房子里，鲍尔默问“我的办公室在哪里”？结果盖茨就把沙发上堆的东西往两边拨弄一下，空出一块地方，说“就这儿吧”。
鲍尔默干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很沮丧、失望。作为一个外来者，他认为自己很难融入公司，当时所做的工作也不是太有价值，因为公司所有的决定都是由盖茨做出的。
于是，鲍尔默决定离开。临行前，盖茨的爸爸就让大家一起吃顿饭。在餐桌上，盖茨更深层次地与鲍尔默分享了创立公司的愿景，那就是“要在每个家庭，每个桌面上都拥有一台个人电脑”。
“在那一刻，我感觉到有了生命。”鲍尔默回忆说，就这样鲍尔默在微软一直工作到现在。
大家都知道盖茨有些不修边幅，但在表象的背后却体现出盖茨对所做事情的专注。微软的首席战略官曼迪是盖茨多年的朋友，也正是他开创了微软的非PC平台，他谈到盖茨的一件糗事。
有一次，盖茨正在家里专心思考一个问题，忽然他想到自己晚上还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赶紧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赶去机场。结果，直到飞机翱翔在云端，盖茨惊讶地发现自己脚上居然穿着一双拖鞋。于是，他用飞机上的电话专线给曼迪打电话，让他帮自己买一双鞋。
鲍尔默也有过类似的尴尬。早年，他拿了IBM的一个单子，给IBM做一些小的开发，他就经常软磨硬泡地呆在IBM的办公室里。IBM有一位主管是个工作狂，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才下班。
有一天，他和鲍尔默、盖茨他们一块儿吃饭，脸上露着不可思议的表情说，“我们公司最近来了一个疯子，我已经发现连续一个月，在停车场都有一辆车，来得比我早，我走的时候它还停在那儿。”话音刚落，鲍尔默大叫，“天哪，这是我租的车，一直忘了还。”
其实，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我还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一边想着我的论文，一边往家赶。谁知，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门锁，我就狂敲门。一会儿出来一个凶悍的墨西哥大叔，我猛然发现这不是我以前住的房子吗，我早就搬离那儿了。
我在桑纳福（Sanff）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早晨要送女儿去幼儿园，我一边想着工作，一边就径直把车开到单位去上班了。到了办公室好长一会儿，我心里一惊，女儿还在车里。我飞奔到停车场，发现女儿在车里早已哭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
盖茨还是一位非常重情义的人，他最亲密的伙伴鲍尔默说，“盖茨是对朋友最忠诚的人。”对此，我深有体会。
2003年，我回到微软总部，负责移动通信及嵌入式系统事业部，盖茨成为我的导师。有时候在电梯里遇到，他会叫我去办公室聊一聊。在这种畅所欲言的互动中，我颇有收获，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我也能更多地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当时，我毕竟是刚从中国调去的“外来人”，当我与总部的那些高管们有一些冲突的时候，盖茨往往会亲自写邮件沟通，这让我很是感动。
微软的每一位高管都配有一名TA（技术助理）。盖茨有一次给我写邮件推荐一位他曾经的TA，因为我觉得这个TA和我正在做的移动通信及嵌入式关联度不大，就婉拒了。我花了30秒回复他，结果盖茨又写了整整三页的邮件再次向我推荐。
盖茨总是这样，对于公司做过贡献的人他都很珍惜；凡是他看中的人，都是尽力去推荐；但凡有恩于他的人，他也会念此情义，即使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有能力，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们。
CEO峰会
分享世界级企业领袖的领导力。
最近几个月，我频繁地见到许多位世界级企业领袖，我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的特质：很强的使命感，简化问题的能力，准确的判断力，自信心以及良好的心态，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优秀的领导力。
今年5月微软举行了一年一度的CEO峰会，这种小型封闭式的会议一般只邀请100人左右，都是全球最顶尖级的企业家、投资家，大家在一起讨论产业、经济、社会等话题。
最有意思的部分是第二天晚上的聚会。下午分论坛结束后，大家一起坐上游船去盖茨家，一两个小时的行程中，我们一边游览四周的风景，一边聊天。盖茨家所有的地方都对我们开放，晚宴也是不设座位的，让与会者充分地交流、互动，也正是这个会议的宗旨。
在这次会议中，我和股神巴菲特有了一次“亲密”接触，我问了他一些关于中国以及投资的问题，他都答得很直接。
对投资具有准确的判断力，正是巴菲特独到之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股市曾经极度高涨，巴菲特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赚到钱，他甚至一度想解散自己的公司。不久以后，美国即进入熊市。
除了巴菲特，近半年中，我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投资大师罗杰斯都碰过面，对于中国市场的判断他们分析得都不太一样。巴菲特虽然对中国市场长线看好，但他认为目前中国股市的价格、房价等都太高了，整个都有泡沫。
其实我以前就和巴菲特碰过几次面，但只打了一下招呼。这一次和他聊天，让我对他的个人经历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买了一本巴菲特的传记，这也是他本人推荐给我，认为写得最为真实的一个版本。
巴菲特的父亲是参议员，虽然拥有优越的家庭环境，巴菲特还是和其他美国男孩一样，从小就给人送报纸。不同的是，巴菲特会用心地设计出最经济、最高效的送报路线，每天他要递送500份报纸，每个月赚的钱比普通职员还多。
成年以后，看财务报表是巴菲特的一大爱好，并且以此为乐。他有段时间和家人关系很紧张，因为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公司的财报上，甚至孩子生病了，他问都不问一声就回到房间去研究那些数字去了。
过去我对投资、股票一直有一些偏见，认为它们是短线炒作，是一种投机行为。但经过和巴菲特的谈话，我发现它们还是起到了一定流动和实现价值的作用。
我也比较认同巴菲特坚持价值投资的原则，他几乎从不涉及像金融衍生品。我个人的观点是，金融衍生品完全就是在赌博。现在的资本市场，应该只是起到催化的作用，而不应该是主导的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创造价值。
和盖茨一样，巴菲特爱打桥牌，个性也很单纯，和他们聊天，你会经常感觉他们的那种率性、真实，特别像小孩。他们还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盖茨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对生命科学、地质、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人正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自己也是同样的个性。
因为CEO峰会之后，我要作为政府高级顾问去马来西亚参加部长以上级的咨询会议，所以当我看到这些顶级的企业家“扎堆”，心想为何不问一下这些最聪明的人，有没有一些好的想法和建议呢？
结果，我问到的所有人都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对这个领域不了解，这其中包括《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GE前CEO杰克·韦尔奇等。其实凭借他们的阅历和见识，完全可以随便说几句，敷衍我一下。但是他们都非常坦诚，我认为这也正是他们自信的表现。
韦尔奇一直是我比较敬佩和推崇的CEO，因为无论是他演讲还是写书，或是你问他问题，他从来都是有答案，而不会模棱两可。
我和韦尔奇的相识早在我在桑纳福（它曾是GE的公司，后来被剥离出来）工作的时候。当时公司成立十周年，我作为第三梯队重点培养的五个成员之一，和韦尔奇一起吃饭。
我一直觉得最成功的CEO绝不会只是纸上谈兵，韦尔奇提出的培养人才的“4E”原则：充沛的精力(Energy)；激发别人的能力(Energizer)；敢于提出强硬要求,要有决断力(Edge)；执行的能力(Execute)，就是一个经典。
最近我见到韦尔奇，他连用了三个不可思议形容中国的变化。他认为微软很有战略眼光和远见，特别明智地长期关注中国，将最适合的人派到中国。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我要将良好的心态作为领导力的一个重要元素。因为我觉得所有的CEO在领导一个大公司的时候，都会经历各种起伏，有时是辉煌，有时是失落，这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在桑纳福的时候，我的老板告诉我们，“不同的视野相当于100个IQ点。”也就是说，看问题如果换一种方式，会使一个人的IQ增加100个点。就像《孙子兵法》是一本讲如何打仗的书，但当你看到最后，会发现它其实是在讲如何避免战争。所以，人一定要有平和的心态，因为竞争最高的境界是合作。
普林斯顿大学贡三元教授说过一句话，“成功=IQ+EQ+阿Q精神”。2008年，我把这句话送给了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弟学妹们。我虽然IQ和EQ都不高，但是我很具有阿Q精神。
欧洲古典寻访
体验无处不飞扬的自在。
7月初，在众多会议的间隙，我有机会去维也纳参加了正义会议。维也纳是古典音乐的摇篮，很早我就是一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
我特意提前一天去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观了英雄广场。布达佩斯正是多瑙河流经城市中，河面最宽广的地区。我一边欣赏着蓝色多瑙河之波，一边品尝着海鲜，生活无限惬意。
这种平静很快被一个小插曲打破。
在去维也纳的火车上，我被三个贼盯上，他们发挥了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乘我不注意偷走了我的包。不过，欧洲小偷的职业道德非常高，我刚报完警回来，居然发现小偷把包已经送回来了，除了现金和电脑不见了，我的护照、钱包都在。
庆幸的是，由于微软多重保密，虽然笔记本丢了，重要信息不会被窃取；因为现在手机功能与电脑一样有效，所以一些工作依然可以进行。当然，如果小偷能把相机的存储卡也放回来就更好了。
有惊无险地赶到维也纳开会。有一天，我在酒店外的街上等出租车，另一位参会的女性也在等车，因为出租车比较少，我们就一块儿搭车去会场。到那儿一看，她居然是第一位发言嘉宾——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森（Mary Robinson）。
今年的正义会议，美国9个大法官中去了3个，欧洲20多个国家的大法官也都在场，还有一些国家的政要、NGO组织的官员，讨论的话题包括人权、世界和平、法制的观念等。
最后一天会议结束已经是下午3点，离晚上12点还有9个小时，我就将每三个小时分成一段，分成三个部分。
我首先坐旅游车，在两个小时里走马观花地欣赏了整个城市的美景。接着，我去了维也纳有非常悠久历史的著名景点。
我还寻访了名人的足迹，我去了莫扎特流连的酒吧，贝多芬交不起房租住过的故居，弗洛伊德经常出没的小酒馆，还吃了维也纳最著名的蛋糕strate cake。在这些具有历史感的场合里，我似乎能体会到贝多芬当年的穷困潦倒，触摸到弗洛伊德当年写《梦的解析》的情形。
最后一个时间段，我去了维也纳皇宫，听了一场莫扎特的音乐会。
很久都没有一个人去旅行了，我非常享受这次的维也纳之行。希望以后每年我都能参加一个类似的会议，我不需要演讲，不是会议的中心，自己能够从头到尾去聆听别人的观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学习的机会。
（整理|本刊记者 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