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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乔治大街向北走，这条路通向市政厅火车站。一路上我都在琢磨怎么解决线性代数作业的第三个问题。就在这时，我的去路被一群人挡住了。我没想太多，因为我刚刚经过的是一家生意兴隆的餐厅，经常有人聚在外面。我想绕过这群人，想离开大路，往小巷里面走。这时我才发现，这些人显然不是刚刚一起吃完午饭、欢送了退休的同事之后，在这里拖延着，想晚点回办公室。我能够明确地看出，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是什么东西。
小巷深处约二十米处，一个男人躺在地上，双手捂着血迹斑斑的脸。两个人站在他身边，无情地挥舞着棍棒。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棒球棍，后来才发现棍子末端都装着金属钩子。我读小学时见过这种东西：每天清晨和傍晚，管窗户的人开关带铰链的老式窗子时都得用这种棍子。窗子太高，伸手够不到。
我转向其他旁观者。“有人报警吗？”一个女人点点头，没看我，“有人用手机报了警，几分钟以前。”
打人的人一定知道警察正在赶来，但是他们打得太投入了，除非绝对必要，完全不想抽身。他们背对着人群，不用担心被认出来。躺在地上的那个人穿着厨师的衣服。他还在动弹，想保护自己。但他的叫声比殴打者小得多。他被揍得太厉害了，已经没有能力喊疼了。
至于呼救求援什么的，他还不如省省力气呢。
一股凉意穿过我的身体，一种难受的寒冷在心中翻腾。我意识到：我即将看着一个人被杀死，却什么都做不了。这不是普通的酒后闹事，几个旁观者插手，就能把打人者拉开。这两个袭击者想必是真正的罪犯。常识告诉我不该惹事。我会去法庭，作为目击证人，但别指望我做其他的。除非其他三十来个旁观者也挺身而出，否则我什么都不会做。
巷子里的袭击者没有枪。如果有枪，他们早就用了。即使有人坏了他们的事，他们也不可能端枪扫射。别莽莽撞撞送掉自己的性命是一回事，但这两个挥舞棍棒的歹徒，又能抵抗几个人呢？
我解下双肩背书包放在地上。荒唐的是，我居然还担心会弄丢课本。想想吧，你在干什么呀。从十三岁以后，我连一场架都没打过。我扫了一眼周围的陌生人，想看看如果我请求他们出手，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挺身而出。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又瘦又弱，只有十八岁，穿着一件印着麦斯威尔方程组的T恤，看起来半点威信都没有。我没有存在感，也没有领导力。没有人会跟着我加入战局。
我孤身一人，和躺在地上的那个家伙一样无助。那两个坏蛋瞬间就能砸开我的头骨。围观者中有半打二十多岁的上班族，看起来很结实。如果这些作壁上观的壮汉不肯拔刀相助，我能有多少机会呢？
我伸手去拿书包。如果不打算出手相助，那待在这儿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明天我会在晚间新闻上看到的。
我后退了几步，厌恶自己，有种想呕吐的感觉。这不是什么会载入史册的大屠杀，将来我的孙子不会问我什么令人难堪的问题，甚至没有人会谴责我。
别人会怎么看我——难道我们只剩下这一个判断标准了吗？
“去他的吧。”我丢下背包，沿着小巷跑了过去。
我跑得很快，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跑到了那些人旁边。距离近得能从腐烂垃圾的恶臭中分辨出那三具汗流浃背的身体散发的气息。离我最近的袭击者扭头一看，先是怒气冲冲，看到我的模样后又被逗乐了。他甚至不屑于将挥出的武器掉个方向，朝我攻击。我勾住他的脖子，希望能让他失去平衡。他的手肘紧紧压在我的胸膛上，弄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拼命坚持着，勾着他不放，但我无法进一步收紧手臂勒住他。就在他要挣脱的时候，我踢了他一脚，他一个趔趄，我们一起滚到了沥青地面上。最终，我被他压在了下面。
这个人爬了起来，站直身体。我也想站起来，满心以为随时会有铁钩落下，把我的脸打开花。就在这时，一声口哨响起。我抬头一看，只见第二个袭击者对同伴做了个手势。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一打人——男女都有，正缓步朝巷子这边走来。这幅景象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吓人。但人多势众，歹徒们觉得讨不到什么便宜。第一个人又回过头来，在我的肋骨上踢了几脚。然后，这两个人逃走了。
我站了起来，马上又蹲了下去。我喘不过气来。要把背挺直，就和要了我的命一样疼。有个白领低头对我笑道：“你这个白痴，他们可能会杀了你的。”
厨子的手直哆嗦，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他的眼睛肿得睁不开，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皮肤已经撕裂，连关节处的骨头都露了出来。看到这一幕，我打了个冷战。我刚才的行动说不定也会落个这样的下场。但是，想到这件事原本可能怎样收场，我还是感到震撼不已。想想看，我刚才差点就自顾自走开了，听凭他们了结他的性命。要是那样，该多令人痛惜啊。而事实上，拔刀相助并没让我付出多大代价。
我站了起来。人们围在厨子的身边，相互询问着怎么施行急救。我倒还记得高中学过的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但这个人还在呼吸，也没有大量失血，所以我觉得一个业余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从人群中挤了出去，回到街上。我的书包还在，没有人偷拿我的课本。我听见警笛声越来越近，警车和救护车很快就要来了。
我的肋骨隐隐作痛，但痛得不厉害。我弯着腰走了一阵子，等走到车站的时候，我已经能正常行走了。手臂的皮肤也有些擦伤。但我的模样应该不像刚挨过揍，因为火车上没有谁盯着我看。
晚上我看了新闻，报道说厨子状况稳定。我估计情况可能是这样：他走到巷子里，往垃圾堆里倒空盛着鱼头的筐子，却发现有两个人正等着他。除非案件开始审理，否则我永远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迄今为止，警察甚至连嫌疑人名单都没开出来。还在巷子里的时候，如果受害者的情况不那么糟，我或许还会问问他是怎么回事。但到现在，我已經不觉得我还有什么资格要求知道内情了。
新闻中提到，一名学生“带领愤怒的市民冲上前去”，救了这个厨子。接着，主持人询问了一位目击者。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这名年轻人是个“新新人类，他的衬衫上印着某种‘占星符号’”。我哼了一声，随即紧张地看了看四周，以防我的哪个室友看出我和这件事的联系，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他们离我太远，听不到我发出的声音。 随后，报道结束。
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怅然若失。我原来以为这十五秒钟建立的声望能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呢。就好像你把手伸到饼干罐里，希望那里还剩最后一块巧克力饼干，最后却发现饼干已经没了。我考虑过给我在奥兰治的父母打个电话，谈谈这种奇特的事后感觉。但是关于打电话这件事，我已经形成了既定的习惯。今天不是打电话的日子，贸贸然打过去的话，他们说不定会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事情就是这样。一周之后，我的瘀青已经消失，我再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场意外跟没发生过一样。
我上楼去写作业了。
弗朗辛说：“还有更好的思路。如果你改变从x、y到z以及z的共轭这些变量，相应的柯西-黎曼等式中与z的共轭相关的函数的偏导数等于零。”
我们坐在咖啡店里，讨论着半个小时前的复变函数课程。上这门课的人中，有半打已经养成了习惯，每星期的这个时候都会聚一聚。但今天其他人都没有来。可能是最近演了什么电影，又或者学校来了新老师，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我按她说的办法演算了一遍。“你说得对，”我说，“这方程真是妙极了。”
弗朗辛带着她一贯的淡漠表情，轻轻点了点头。她对数学有着惊人的热情，上课的时候却常常走神。她得等老师跟上她的进度，教给她一些她还不知道的东西。
我的水平远不及她。说实话，今年一开始我状态不佳。新环境中的分心事太多了。这倒不是说我有什么五光十色的夜生活，只是我得在各种不同的地点之间辗转，各种官僚机构又来打扰我的生活，提出种种要求，还有从学校到寝室的种种事务……这些都必须付出精力。好在这几周以来，我的生活终于上了正轨。我找到了一份在超市擺货架的兼职工作，虽然薪水微薄，但足以缓解我的财政危机。再说这份工作的时间也不太长，不至于让我除了学习之外什么空闲时间都没有。
我在面前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调和函数的草图。“对了，你平时玩什么，”我问，“除了复变函数以外？”
弗朗辛没有立即回答。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单独相处，但我总是觉得找不到合适的词儿，没法充分利用这样的独处机会。我曾幻想在某个完美的时刻，自己唇间能吐出一个完美的句子，这个句子意味深长，同时又能恰如其分地嵌入交谈之中。但现在我已经放弃了这种幻想。最好还是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兴趣，不用玩弄花招和辞令。三个月的相处足以让她判断出我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她没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我，我也不会心碎的。
“我写了很多Perl脚本。”她说，“不是什么复杂东西，只是些古怪的小玩意儿。最后我都会把它们放到网上供人免费下载。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我不觉得她是故意打击我的自信，她只是希望我能更直接一点罢了。
“你喜欢黛博拉·康威吗？”我自己也只是在广播里听过她的几首歌，但几天前我看海报上说，她会到这座城市巡演。
“喜欢。她好棒。”
我开始描粗草图上共轭函数的线条。“她会来萨里郡山的一个酒吧演出，”我说，“就在周五。你想去吗？”
弗朗辛笑了，这次她没有露出淡漠的表情。“好的，很好。”
我也对她报以微笑。我既没有头晕目眩，也没有神魂颠倒。但我感觉仿佛置身海边，管窥蠡测着整个大海的深广。我的感觉就和在图书馆里打开了一本复杂的著作差不多：我只能闻一闻油墨的香气，欣赏一下优美的对称符号，只能理解我读到的只言片语。我知道前面有丰厚的奖赏，也知道想要获得这些奖赏困难重重。
我说：“我回家的路上买票。”
为了庆祝考试结束，宿舍里举办了一个派对。那是个闷热的十一月①的夜晚。宿舍的后院不够大，还不如最大那个房间宽敞，所以我们最后干脆把房门和窗户都打开，一楼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到处都是食物和餐台。河畔潮湿的空气进入房间，又闷又热，满是蚊子，无论屋里屋外都是如此。
按照恋人们通常的做法，弗朗辛和我在一起待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不用开口，我们就知道，现在可以分开一会儿了，谁都不会因为缺乏安全感而不肯分开。
我站在拥挤的后院的一个角落里，和威尔交谈。威尔是学生物化学的，在这栋宿舍里已经住了四年。他有个毛病，就是不自觉地觉得他的看法比别人的意见更重要。我刚搬进来的时候非常讨厌他这一点。但后来我们还是成了朋友。他很快就要去德国读学位了，这时还有机会和他聊聊天，我觉得很开心。
我和他聊着他最近的功课，聊到一半的时候我看见了弗朗辛，他顺着我目光看过去。
威尔说：“我好不容易才明白你的思乡病是怎么治好的了。”
“我从来没得过什么思乡病。”
“得了吧。”他猛灌了一口酒，“但你总该承认这一点吧：她改变了你。”
“我承认，我很高兴承认这一点。自从我们在一起，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很多人觉得，谈恋爱之后成绩就会一落千丈，可我的分数却在飙升。其实弗朗辛并没有教给我什么，她只是让我达到了一种境界，让我能更清楚地看待所有问题。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你们俩居然能在一起。”听到这话我皱起了眉头，威尔举起手表示安抚，“我只是说，你刚搬来的时候，看起来那么封闭，还有点自卑。我们评估你的入寝申请时，你简直是在往外推，好像巴不得让我们把房间留给其他更有价值的人似的。”
“你胡说什么呀。”
他摇了摇头，“不信你问问其他人，看看他们是不是这么想的。”
我沉默了。事实是，如果我回忆过去，再想想现在，我也会像他一样震惊。到离家求学的岁数，我已经明白好运其实和运气无关。有些人生下来就拥有财富、天分或者魅力，从一开始就比普通人有优势，这种优势还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一直认为，我的才智和毅力只够支撑我在我选定的领域取得一定成绩。我的高中成绩名列前茅，但在奥兰治那种小地方，名列前茅实在算不了什么。到了悉尼以后会怎么样，那时的我不抱任何幻想。 全是因为弗朗辛，我才没有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变成彻头彻尾的平庸之辈。和她在一起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我当时怎么会有胆子追求她呢？我能给她什么呢？
“发生了一件事，”我承认，“在我约她出来之前。”
“是吗？”
我一时语塞。那晚小巷中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甚至没跟弗朗辛说。这件事感觉太隐私了，重新讲述一遍，就好像让自己的良心和别人裸裎相见。但威尔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去慕尼黑了，跟一个我觉得此生不会再见的人说这些，我觉得比较容易。
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威尔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就好像这样一来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解释。“这是纯粹的因果报应。”
“噢，这说法真够科学的。”
“我是认真的。别管那些神神秘秘的佛教学说，我说的是真事。你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所以事情当然会朝好的一面发展——前提是你没有死在那场打斗里。这是最基本的心理学。人类进化出了很强的人际关系感知力，每个人都下意识地知道自己理应从他人那儿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如果人们的运气好于期望，他们就会忍不住问：‘我怎么配得上这样的好事？’如果你想不出答案，你就会自己给自己找别扭，把这样的好事破坏掉。我不是说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往往如此，足以让我们发现规律。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些能够提高你的自信的事——”
“弱者才需要自信呢。”我说。威尔翻了个白眼。“反正我不是这么想的。”我反驳道。
“不是这么想的？那你为什么会提起那件事？”
我耸了耸肩。“也许是因为它让我不那么悲观了吧。我还以为我会被揍个屁滚尿流，结果却没有。相比之下，邀请一个人去听场音乐会就显得不那么可怕了。”这场心理分析让我有点畏缩。我想不出别的办法反驳威尔的那套庸俗心理学，只好拿出一套同样庸俗的与之抗衡。
他看出我有些窘迫，于是岔开了话题。但我看着人群中的弗朗辛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将我们俩撮合到一起的环境、事件，它们是多么缥缈、易变啊。毫无疑问，那天晚上在小巷中，如果我一走了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感觉很糟，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生活的奖赏。
但我没有一走了之。而且，就算我那么做了，我凭什么不能认定这是正确的决定，从而心安理得呢？这并不意味着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被这个决定玷污了，成了某个鼓励自私自利的神明颁給我的奖励似的。我并不是在什么中世纪的勇气考验中赢得了弗朗辛的感情。我们相互选择了对方，并且坚持了这个选择。让我们这么做的理由足有上千个，复杂之极。
我们现在在一起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会再去回想那条把我和她带到一起的小径，只是为了搜集当时的种种犹豫、种种不安——只差一点，这些犹豫不安就会让我们错过彼此。
2012
我们沿着阿尔·拉菲迪亚南面的那条路行驶。还剩最后一公里的时候，我看见了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那堵泡沫之墙。这堵墙看起来就像一堆脆弱的泡沫，但它已经存在六个星期了，依然完好无损。
“我真无法相信这堵墙存在了这么久。”我对萨迪克说。
“你不相信之前的模型？”
“当然不信。每个星期我都会觉得，这一次，咱们翻过山头就会看到，墙体成了风干的蜘蛛网。”
萨迪克笑了，“你对我的计算没有信心吗？”
“我不是针对你。说不定咱俩都错了呢？”
萨迪克驶下公路，他的两个学生哈桑和拉希德从卡车后厢爬下来。我还没来得及戴上面罩，他们已经朝墙跑了过去。萨迪克让他们回来，逼着他们穿上塑料靴子，在衣服外面套上纸质罩衣。我们俩也同样装束完毕。我们通常不会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但是今天不同。
在近处几乎看不见墙体。你能看到的只是彩虹似的反光。反光在看不见的薄膜上悠然流动，这是大气压力、热梯度和表面张力共同造成的水分的流动。这幅景象很容易被误认为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半透明的塑料碎片，被在地面几乎感觉不到的微风吹到了空中。
然而，你越是望向远处，这些光点就越是密集，你就越是无法怀疑这是整整一面墙。这面墙沿着沙漠的边缘延伸了一公里，墙的高度从十五米到二十米不等。这仅仅是最初建造的实验品，跟它未来的同类相比，它是最小的。而现在，实验结束了，我们要把它装上卡车，运回巴士拉。
萨迪克从驾驶室拿出一瓶喷雾剂，一边走一边摇晃。我跟着他，心脏都快提到嗓子眼了。这堵墙没有风干，也没有撕裂或者被风吹走。但是我们的工作仍有可能失败。
萨迪克抬起手，喷了起来。若有若无的气体喷出，细密的水雾落到薄膜上。我听见了呼气般的沙沙声，好像熨斗发出的声音；细丝般的线条出现之前，我先感到了湿热温暖的气息。组成墙面的聚合物的性状开始变化，丝线在其间纵横交错。这些聚合物由可溶于水的亲水原子组成，它们聚积起水分，形成一层和羽毛一样轻薄的胶质薄膜。喷出喷剂之后，在阳光的作用下，这层薄膜卷了起来，释放出水分子，胶质薄膜变成了干燥的网状物。
我只希望它别释放出水分子之外的其他什么东西。
这张网落在哈桑脚下，他用阿拉伯语说了句什么。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萨迪克为我翻译，声音在面罩下听起来有些低沉。“他说，这玩意儿的重量就和一只死掉的虫子差不多。”风把整片闪闪发亮的网吹到我们的头顶，萨迪克赶紧把两个年轻人赶回卡车，接着自己也上了车。网状物下落的速度不快，不会困住我们，但我还是赶紧溜走了。
我们从卡车上看着墙体坍塌。脱水过程像波纹一样沿着墙面延伸。从近处看，这层凝胶若隐若现，从远处看它更是几乎完全看不见。它比长筒袜更轻薄，只是在我们这条长筒袜上，遍布着无数小小的光点。
这种聚合物是挪威化学家索尼亚·赫尔维发明的，我调整了她的原始设计，使之能投入使用。萨迪克和他的学生是工程师，负责推进整个项目，让这个项目能带来实际利益。我们所做的只是一次现场小实验而已。
我转向萨迪克。“你干过扫雷的活儿，对吗？” “几年前干过。”没等我说下去，他已经明白了我的用意，“你觉得扫雷给人的成就感更大？砰地一声，雷就没了，证据确凿，明明白白摆在眼前。”
“少了一枚地雷，少了一颗炸弹。”我说，“不管还有几千几万颗，至少每排掉一枚，就多了一个确定的成就。”
“确实如此，那种感觉不错。”他耸了耸肩，“但我们能怎么样呢？就因为这件事更难，就不做了吗？”
他把卡车开下斜坡，指导学生用特制的绞车绞起一缕一缕的聚合物。哈桑和拉希德二十多岁，但很容易被误认为还没成年。战争结束后，独裁者和他的西方支持者出于自己的利益，让整整一代伊拉克孩子没有足够的营养，也没有充分的医疗条件——如果他们有幸活下来的话。制裁让一百多万人丧命。我自己那个该死的国家也派出了它的一部分海军，参与了封锁行动。留在国内的那部分则忙着赶走来自这里和其他地方的难民船只。那个独裁将军虽然早就死了，但他那些西方支持者却并未受到制裁。他们仍在发表演说，运作思想库，竞争诺贝尔和平奖。
聚合物缠绕在保护桶内的绞盘轴心上，阿尔法读数稳步上升。这是个好兆头，意味着脱水之后，墙体的氧化铀微粒仍旧被封在聚合物中，卷在这张网内。我们收集到的那几克铀-238本身不会造成什么威胁，要避免的是吸入灰尘，而且就算吸入，也不至于造成放射病。但愿我们的聚合物还能锁住其他目标：因为油井大火而散落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的有機致癌物。这些致癌物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在我们做出进一步分析之前还无法确定。
返程路上，大家的兴致都很高。过去的六周内，我们从风中收集到的那点化学物质不够让任何一个人免遭白血病，但现在看来，几年或者几十年后，这项技术或许会造成真正的影响。
我在新加坡错过了回悉尼的转机，只好去珀斯转机。在珀斯我要等四个小时。走进候机室的时候，我很不耐烦，烦躁不安。自从三个月前弗朗辛离开巴士拉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她。她不肯用视频聊天堵塞伊拉克有限的带宽。我在新加坡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又很忙。现在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再给她打个电话试试。
我刚下定决心，准备打给她时，我的平板上收到了一封邮件，上面说她已经收到了我的信息，会在机场和我见面。
在悉尼，我站在行李传送带旁，在人群中搜寻着她的身影。我看到弗朗辛走过来，她直直地看着我，对我微笑。我从传送带旁朝她走去。她停下脚步等着我，双眼仍旧注视着我。她看起来有几分恶作剧的意思，好像准备捉弄我。我猜不透她会做什么。
我快走到她跟前时，她微微侧身，张开了手臂。“惊喜！”
我呆住了，说不出话来。她怎么没告诉我呢？
我走向她，给了她一个拥抱。但她看到了我的表情。“本，别生气。如果早点让你知道，我怕你会立刻赶回家来。”
“你说得对，我会回家的。”我思绪万千，十五秒内走完了三个月的心路历程。这不在计划之内。我们无力负担。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突然间我泪如雨下。我太震惊了，无法顾忌周围的人群。心中的恐惧和担忧烟消云散，我紧紧抱住她，感到她隆起的腹部抵着我的身体。
“你幸福吗？”弗朗辛问。
我笑了，点了点头，哽咽着说：“太好了。”
我是认真的。我仍旧害怕，但这是欣喜的害怕。我们面前是一片全新的海洋。但我们会找到方向，平安渡过。
我花了好几天才让情绪平复下来。直到周末，我们才有机会好好谈一谈。弗朗辛在南威尔士大学教书，她自己的研究还可以搁置几天，但给学生改卷打分却耽搁不得。需要计划的事多得不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为期半年的巴士拉项目到期了，很快我又得开始操心怎么挣钱。但现在，没有固定工作倒是件好事，让我有了很多弹性时间。
周一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待在公寓，翻阅我错过的学术刊物。在伊拉克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只想着一件事，只关注跟那堵墙有关的知识，其他一切都置之脑后。
我浏览着最近六个月的重要论文。《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题目叫《一个实验模型：多重宇宙论中的退相干特性》。荷兰代夫特大学的研究人员用一台量子计算机进行了计算，在寄存器里对两个二进制的数进行叠加。这个实验本身平淡无奇，叠加到128位的计算现在已经是家常便饭。当然，这些都是在实验室里，在近于绝对零度的条件下。
这次实验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每一步计算过程中，研究人员都有意识地让包含上述数字的量子比特与计算机中的空闲量子比特产生纠缠。结果就是，从事计算的寄存器不再处于量子纯态。它好像不再同时包含两个数字，而是只处理一个数字，两个数字有同等的机率接受它的处置。这样一来，量子计算就不成其为量子计算了。几乎相当于量子计算机没有屏蔽好，被它周遭的环境干扰了。
但又不完全是这样，这里有个关键的区别：在这种状态下，实验者仍旧可以接触到空闲的量子比特，就是那些让整个计算变成经典计算过程的量子比特。但当他们将计算机当作一个整体进行测量时，他们发现计算机仍旧保持着量子叠加态。一次观察当然不能证明这一点，但这个实验重复了数千次，在误差的边际之内，实验结果确定无疑：撇开那些空闲的量子比特的话，整台计算机仍旧处于无法探测的量子态，但那些量子比特确确实实就在那里，并没有消失。两个数字的经典计算过程总是同时运行，尽管在量子机制下，它们已经丧失了互相干涉的能力。
我坐在书桌旁，思考着这个实验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个规模更大的量子橡皮擦实验，是90年代实验的翻版。但是，一个小小的计算机程序，按照它自己的步骤运行着。按它自己的“想法”，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个它。可实际上，另一个版本的它就在旁边运行着，同样不知道有别的版本存在——这幅图景深深震动了我，远非单纯的光子干涉实验所能比拟。量子计算机同时执行多种运算，我对此已经习惯了，但一直觉得这种事过于抽象，难以捉摸。原因在于，各个部分自始至终都是组合成一个复杂的整体，整体运行。而这个实验却赤裸裸地显示出，每个计算都可以有自己的历程，表现为经典的形式，而且十分明确。那么清晰，那么平常，就像算盘的珠子。 弗朗辛回家的时候，我正在做饭。但我马上抓起笔记本，让她看那篇论文。
“我已经看过了。”她说。
“有何感想？”
她抬起双手，假装受了惊吓，向后退缩。
“我是认真的。”
“你想让我说什么？这证明了多重世界的存在吗？不。它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多重世界、让我们能更方便地做出一个多重世界的玩具模型吗？是的。”
“可是，你不觉得震撼吗？”我坚持问道，“如果将这个实验的规模无限扩大，会不会还是同样的结果？你相信这一点吗？”从小小的几个比特无限扩大，从宇宙的一个模型扩大到真实的宇宙本身。
她耸了耸肩。“我不需要被说服。我一直认为多重宇宙理论是最站得住脚的解释。”
她掏出一摞作业本。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回厨房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一直想着代夫特大学的实验。
“你相信会有其他版本的我们吗？”我问弗朗辛。
“我觉得肯定有。”虽然承认，但听她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这是某个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很迂腐似的。承认自己相信多重宇宙理论的人，一般都不会把它当真，更别说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了。
“你就不担心这个吗？”
“不，”她轻快地说，“反正我没法改变这种情况，担心又有什么用处？”
“你可真是个实用主义者。”我说。弗朗辛伸手捶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这是在夸你呢。”我抗议说，“你能说服自己，我觉得很羡慕。”
“其实并没有，”她承认，“我只是不让这个问题来烦我而已。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我转向她。尽管在一片漆黑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方。我说：“这一生中，最让你觉得满足的事是什么？”
“我想你这会儿不希望我用那种酸不拉叽的浪漫回答来搪塞你吧。”她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解决问题吧，把事情做好。”
“如果还有其他版本的你，那些个你每次都没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会面对自己的失败。”她说，“她们也得面对她们自己的失败。”
“你知道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就是无法面对失败。你能做到的事，总会有人做不到。”
弗朗辛没有回答。
我说：“几个星期以前，我问萨迪克他做扫雷工作的那段时间是什么感觉。他说比清理贫铀更有成就感。只要一场发生在眼前的小小的爆炸，你就会看到你工作的价值。我们都体验过那种单纯的、没有好高骛远的成就感：不管我们之前搞砸过多少事，至少眼前这件事做对了。”我不安地笑了笑，“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成就感，我会发疯的。”
弗朗辛说：“你会有成就感的。你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凭空消失，没有人能走过来把它夺走。”
“我知道。”想到另外一个不那么幸运的我出现在我的家门口，要求得到他那一份，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是，这真他妈自私。我不希望我的幸福以别人的不幸为代价。我不希望自己的每个选择都好像是在一场零和游戏中打败另外的自己，才能获得奖赏。”
“是的。”弗朗辛迟疑地说，“但如果现实如此，你又能怎么办呢？”
她的话在黑暗中回响。我又能怎么办呢？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我真的非得记挂着这件事吗？它对任何人都没好处，还影响到了我自己的幸福，
“你说得对，这么想真是发了疯。”我倾身吻了她，“我该让你休息了。”
“这不是发疯，”她说，“只是我没有答案，回答不了。”
第二天，弗朗辛出去上班之后，我拿起平板電脑，发现她给我发了一本电子书。这是一本拙劣的90年代的架空历史小说选，书名叫《我的上帝，到处都是沙皇！》。“如果甘地是个冷酷的雇佣兵会怎么样？西奥多·罗斯福面对火星人入侵会怎么办？如果珍妮·杰克逊的编舞者落到纳粹分子手里会怎么样？”
我翻了翻内容简介，一会儿咯咯发笑，一会儿厌恶得直哼哼。接着，我把这本书归档收好，开始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个项目还有许多文书工作没做，我得先完成它们，之后才能专心寻找下一份工作。
下午三点左右，活儿已经干得差不多了。都是些琐碎小事，但轻松解决它们还是让我颇有成就感。不过，这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版本的我，一个跟我几乎一模一样的我，在此之前，他和我的经历完全相同，现在却和我分道扬镳了——他拖延了这些工作。这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愈是小事，愈让我不安。这说明代夫特实验已经在最平凡的小事上渗入了我的生活。
我拿出弗朗辛给的那本书，读了几个故事。但作者的陈词滥调既无法证明另类历史不可能成立，也无法安慰我的心灵，让我相信已经存在的历史是最合理的。我想看的不是玛丽莲·梦露和理查德·费曼与理查德·尼克松在床上打滚，我只想借着小说麻醉自己，让我不再认定我所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不再将我的人生视为投向刑讯室的一瞥——任何让我庆幸不已、不受折磨的瞬间都是不经意间对其他版本的我的背叛。
虚构作品无法为我提供安慰，那么能否从事实中得到安慰呢？即使多世界宇宙观是正确的，也没有人知道这到底会导致什么结果。并非每一种可能性都会在某个平行宇宙中成为现实，这是一种谬误。我读到的大多数多元宇宙论都认为，就整体而言，宇宙呈稳定、明确的量子状态。尽管在这一量子态内部看来，它分裂为截然不同的、经典的历史进程，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进程会不断分裂，进化为无穷无尽的历史分枝。宏观尺度如此，微观尺度也同样如此：两个人坐下来下棋的时候，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多元宇宙中穷尽这场棋局的每一个变化。
九年前我在那条小巷里迟疑不决，造成了什么影响？主观上的犹豫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但就算我当时没有丝毫迟疑，当即动手，我也不会真真正正一心救人、呈现为绝对单一的量子态。保守点说，那种可能性十分渺茫。事实上几乎可以说不可能。
“滚他妈的吧。”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钻进这种牛角尖，但我不会再为这个问题纠结一秒钟了。我把脑袋往桌子上撞了几次，拿起我的平板电脑，径直朝一个就业中心走去。 但这些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不可能做到不让自己去想这些问题。但只要这个念头一出现，我都会强迫自己把它推开。我威胁自己：再这样就把你送到心理医生那儿去。为了不对心理医生解释这些奇怪的心理问题，我的自律程度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到我开始做晚饭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自己只是在犯傻。如果弗朗辛再提起这个话题，我会开个玩笑。我不需要心理医生。我只是对我的好运感到有些不安，即将要做父亲的事让我有点心神不定。遇上这种事，谁都不会若无其事的吧。那样才是心理不健康呢。
我的平板电脑发出嗡鸣。是弗朗辛，但她又屏蔽了视频，就好像即使在这里，带宽仍旧和水一样珍贵。
“你好。”
“本？我流了一点血。我在出租车里。你能来圣文森特医院跟我见面吗？”
她的声音很稳定，但我的嘴巴一下子发干了。“可以，我十五分之后赶到。”
我没法再多说些什么，比如“我爱你，会没事的，坚持住”什么的。她不需要听这些，说这些话不吉利。
半个小时之后，我仍旧被堵在路上。愤怒和无助让我紧握拳头，握得指关节都发白了。我紧盯着仪表盘和标出每个拥堵路口的实时地图，幻想着我能神奇地找到一条无人问津的小路，几分钟就穿过整座城市。最终，我放弃了这种幻想。
在病房里，弗朗辛僵硬地蜷曲在床上，床的四周挂着帘子。她转身背对着我，不肯看着我。我能做的就是站在她的身边。妇科医生已经来不及对我详细解释了，只告诉我流产引起了并发症，必须立即手术。
在我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之前，我和她讨论过怀孕的风险。对于两个谨慎的、充分了解沙漠的短期客人来说，风险显得微乎其微。弗朗辛从未跟我去过沙漠，即使是巴士拉的本地居民，畸形儿和流产的几率也早就从高峰期降了下来。我们都采取了保护措施，所以没用安全套。是我把病从沙漠里带给她的吗？会不会我的包皮里藏了一颗灰尘？我在做爱的时候让她中毒了吗？
弗朗辛转向我。她的眼圈是灰色的，还肿了起来。我能看出，她尽了最大努力才能与我对视。她从被单下面抽出手来，让我握住。她的双手是冰冷的。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哭泣，但没有放开我的手。我用拇指轻轻地、温柔地抚着她的手背。
2020
“你现在感觉如何？”奥利维亚·马斯林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我的脑部活动的图像映在她的视网膜上，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
“还好。”我说，“和你给我注射之前的感觉差不多。”
我在一张类似牙科诊所的椅子上半躺半坐，戴着紧紧束在头上、布满感应器的帽子。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微凉的液体注入我的前臂，但这时的感觉和两个星期前的上一次没有什么不同。
“请数到十。”
我照做了。
“现在闭上眼睛，像上一次那样，想象一张你最熟悉的面孔。”
她说我可以选任何人，于是我选了弗朗辛。我回忆着她的形象，突然间想起了上一次的过程：上一次，我在脑海中描绘着弗朗辛的脸，就像准备向警察报告一样；但几秒钟后，我就开始想起了她这个人。这一次也是这样，于是，冷冰冰的、僵硬的描摹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我又一次走完了整个流程：我读了同样的故事（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两个老派人》）；听了同样的音乐（罗西尼的《偷东西的喜鹊》）；讲述了同样的童年记忆（我在学校的第一天）。过了一会儿，我不再担心两次叙述是否一致了，毕竟，两次叙述必然会有所不同，这个实验就是为了应对这一点。我只是一打志愿者中的一个，一半受试者注射的只是生理鹽水。我完全可能只是参照组的一员，作用只是设置一个基线，用来评判真正的试剂会产生什么影响。
就算给我注射的是能够破坏量子相干性的真正的干扰剂，就我目前所知，药物对我也没有产生影响。按理说，药物分子会依附在我的神经微管中，这种情况下，只需要不到一微秒时间，原本有可能存在的量子相干性就会消失殆尽。但这种事似乎没有发生，我的内在自我也并未灰飞烟灭。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赞同彭罗斯的理论，即量子效应会对意识产生作用。二十年前，马克斯·泰德马克已经在一篇论文里指出，在任何神经结构中，维持量子相干性都是极度不可能的。奥利维亚和她的团队更是通过一系列清晰明确的实验，证明了彭罗斯的理论是错误的。彭罗斯的学生分成了不同的派系，各有自己偏好的大脑部位，认为这些部位就是大脑中量子结构所在。但在过去两年里，奥利维亚的团队检查了所有这些部位，彻底证明了该理论的谬误。其中，最早的提法是最难击破的，即认为量子结构存在于微管——聚合大分子所组成的细胞的“骨架”。现在，我自己神经元细胞的”骨架“上已经遍布外来的分子，这些分子又与一片嘈杂的微波场紧密相连。我的细胞相当于浸泡在微波噪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微管产生量子效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跟我与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自己同场打球的可能性差不多。
实验结束以后，奥利维亚感谢了我，接着就埋头于数据，态度比刚才更加冷淡。她带的一个研究生拉吉拔出针头，在我的针孔上贴了一小块胶布，接着帮我脱掉帽子。
“你们不知道我是不是控制组的，这我懂，”我说，“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出现了什么明显的异常情况？”我几乎是微管实验中的最后一个被试，到现在，任何可能的结果应该都显现出来了。
奥利维亚露出迷之微笑。“你回去等结果就行了。”拉吉则俯下身，悄声道：“不，一个都没有。”
我从沙发上爬下来。“僵尸开步走啰！”拉吉说。我贪婪地扑向他的脑子，他笑着躲开。奥维利亚带着忍受痛苦的表情，由着我们胡闹。彭罗斯阵营的铁杆成员宣称，奥维利亚的实验什么都证明不了，因为在彻底排除量子效应的情况下，即使两个人的表现完全相同，原因也可能是他们成了丧失意识的行尸走肉。奥维利亚提出让反对者亲自体验一下这种干扰实验，对方则说，这同样什么都证明不了，因为就算成了僵尸，记忆还是有的，那段时间的记忆也和普通的记忆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当你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任何不寻常的地方。 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狡辩了。这样的话，你大可以宣称，除你之外，世上的每个人都是僵尸，而你自己每个周二也会变成僵尸。奥利维亚的实验正被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组多次重复，这之后，哪怕是过去支持彭罗斯理论的人，只要他们将该理论视为一种科学假说，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他们就会逐渐接受这种理论已被驳倒的事实。
我走出神经科学大楼，穿过校园，朝我在物理系的办公室走去。这是春天的早上，到处洋溢着温暖清新的气息。不少学生躺在草地上，把书像帐篷一样搭在脸上。翻页式的老式电子书毕竟还有这点优越之处。我一直拖到去年才在眼睛上安装了芯片，尽管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科技，可星期天早上醒来时，看到弗朗辛在我身边闭着眼睛读《先驱报》，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奥利维亚的实验结果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但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让人很高兴：意识仅仅是一种再经典不过的现象，跟量子无关。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急着下结论，认定运行在传统电脑上的某种软件不可能发展成为意识。当然，宇宙万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遵循量子机制的，但量子计算机的先驱之一保罗·贝尼奥夫早在80年代就指出，完全可以用量子器件制造出一台经典的图灵机。过去的几年里，我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量子计算机理论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主要研究如何避免产生量子效应。
回到办公室后，我调出了一幅设计草图。我把这个装置称为量子单例处理器，简称单例。单例运用了最新的量子计算机屏蔽手段，这种屏蔽手段原本是为了让量子计算机不与外界产生纠缠，单例却将这些手段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与外界屏蔽的量子计算机可以实施并行计算，但每一个进程都不会衍生出各自独立的历史，让我们只能得到一个运算结果。单例则不一样。它在同一时间只做一个运算，但它能安然通过会产生大量备选项的叠加过程，让这些备选项无法变为现实，从而得出唯一的答案。在运算的每一步骤，它都处于与外界屏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量子暂时的不确定性就像隐秘、虚无的白日梦，永远不会被迫将它所把玩的每个可能性化为现实。
从外部世界获取数据时，单例必须与它的外部环境互动。不可避免地，这种互动会将它分裂为不同的分支。如果把一台摄像机与单例相联，将镜头指向某个平常物体，比如岩石、植物、鸟儿。既然这个物体不可能只有单单一个经典物理进程，那么，这个联合体——单例加岩石、单例加植物、单例加鸟儿——同样不可能这样。
但单例本身绝不会主动开始分裂。在给定的环境中，它只可能产生唯一一个结果。一个以单例为运行核心的人工智能既可以随心所欲、异想天开地做出决策，也可以深思熟虑，愿意想多深都可以。但是，面对每一个明确界定的场景，它最终只会做出唯一一个选择，采取唯一一种行动。
我关闭了文件，图像从我的视网膜上消失了。虽然我殚精竭虑设计出了这一作品，但我没有把它建造出来。我只把它当成类似护身符的东西。每当我觉得生活的动荡喧嚣危及我的宁静时，我就会把单例召唤出来，把它当成希望的象征。它可以证明存在一种可能性。而我需要的，也仅仅是一点可能性而已。
但我不愿意直接把这些理论变成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我害怕研究太过深入，发现了单例理论的缺陷。这会夺走我的救命稻草，让恐惧席卷我的心灵。另一个原因是负疚之感：我已经多次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奢望更多显得不合情理。在命运的拳击场上，我曾无数次击倒那些倒霉版本的我。现在我该放弃争斗，让他们得到奖赏了。
后一个理由其实很蠢。我建造单例的决心越强烈，真正存在单例的并行世界就会越多。弱化我的解决方案，这并不是仁慈，并不是把单例带来的好处拱手让给其他人。这种决定只会打击未来会出现的每个版本的我，同时打击未来的我所接触的每个人。
我还有第三个理由。我现在要直面的就是这个理由。
我给弗朗辛打了电话。
“有时间一起吃午饭吗？”我问。她有些犹豫，因为她手头总有工作要做。“讨论一下柯西-黎曼方程？”我说。
她笑了。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说明这是个特别的请求。“好的，一点钟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到时候见。”
弗朗辛迟到了二十分钟，这已经比我往常等她的时间短了。一年半之前，她当上了数学系的系主任，既要从事管理工作，还要承担教学任务。至于我，过去八年里，我和各种各样的机构签过许多短期合同，包括政府部门、公司和非营利性机构。后来，我终于在我们母校的物理系谋得了一个级别很低的职位。我很羡慕她的声望和她稳定的工作，但我自己做过的大部分工作都让我觉得很满足，只是这些工作太过分散，无法铺砌一条正常的职业路线。
我给弗朗辛点了一盘奶酪沙拉三明治，她一坐下来就狼吞虎咽。我说：“我最多只有十分钟，对不对？”
她用手遮着嘴巴，辩解道：“你的事完全可以等到晚上再说，对不对？”
“有些时候，我没法拖延。得趁着还有勇气的时候，马上采取行动。”
听到这个不祥的前奏，她的咀嚼速度慢了下来。“你今天早上刚刚做了奥利维亚第二阶段的实验，对吗？”
“是的。”当被试志愿者之前，我和她讨论过整个实验过程。
“让我猜猜。现在，你的神经元比平时更加接近经典状态，哪怕只是一点点，完全没有丧失理智？”她用吸管吸着巧克力牛奶。
“对。显然没有人丧失理智，或者丧失其他什么东西。实验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
弗朗辛点了点头，一点也不吃惊。我们对彭罗斯的理论持同样的观点，没有必要再讨论一遍。
我说：“我想知道你做不做手术。”
她继续喝着饮料，有几秒钟没有说话。接着她放下吸管，毫无必要地用拇指擦了擦上唇。“你想让我现在、在这里做这种决定？”
“不。”流產造成的子宫损伤有可能通过手术修复，这种可能性我们已经讨论了快五年了。我们两个人都接受了复杂的螯合疗法，以去除U238造成的影响。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用传统的方式要孩子，危险性并不太高。“不过，如果你已经决定了，我希望你现在就告诉我。” 弗朗辛很委屈。“这不公平。”
“哪里不公平？难道你打算做出决定，却不告诉我？那样就公平吗？”
“我是说，你把这一切都交给我决定，这不公平。”
我说：“我不是要逃避做决定的责任。你也知道我的感受。但是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想怀个孩子，我一定会支持你的。”我相信我会支持的。说我思想矛盾也罢，但我怎么也无法做到将正常地孕育、生育一个孩子视为大错，拒绝参与其中。
“好，但如果我决定不生孩子，你又会怎么做呢？”她平静地观察着我的表情。我觉得她明白我的想法，只是要我亲口说出来。
“我们可以领养一个。”我随口说。
“对，我们可以领养一个。”她微微一笑，知道这样可以戳穿我的虚张声势，比恶狠狠地瞪我还管用。
我不再假装自己有什么神秘话题了，她从一开始就看穿了我。我说：“我只是不想这么做了以后，你觉得自己上了当。本来想选A，却被我骗得选了B。”
“不会的，”她说，“你心里想的那种办法又没有排他性。愿意的话，我们照样可以按自然的方式生个孩子。”
“只是比别的孩子麻烦得多。”这可不像父母是工作狂那么简单，也不是跟普通的哥哥姐姐争夺父母的关注。
“你希望我能作出保证，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孩子，对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会按你的想法去做？”弗朗辛摇了摇头。“我确实没有打算近期做手术，但我也不会发誓我不会改变主意。我不会保证说，把你的想法付诸实施以后，一切都不会受到影响。它是一个关键因素啊，怎么会不产生影响呢？但它不会成为什么决定性的要素，排斥其他一切可能性。”
我向四周看了看。几排桌子之外的地方，几个学生正专心致志谈着自己的事。她是对的，是我无理取闹了。我曾指望这是一个不会带来任何负面效应的选择，一种万全之策。没有人能保证这一点。这仍旧是一场赌博，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
我再次转向弗朗辛。
“好吧，我不会再逼迫你做决定了。我现在想做的是继续我的研究，把单例建起来。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如果我们觉得可以信任它……我们就用它养一个孩子。我希望我们养育一个人工智能。”
2029
我去机场接了弗朗辛，汽车在狂风暴雨中驶过圣保罗。一场热带风暴正在美国和里约之间的海岸线上肆虐，她的飞机竟然没有改停其他机场，实在让我很吃惊。
“我原本还想带你游览圣保罗呢。”我哀叹道。透过挡风玻璃，我们能看到的风光实在有限。颜色和细节都扭曲了，就好像我们被困在一辆正在清洗的汽车中看着3D地图一样。
弗朗辛看起来心事重重，或许飞行让她感到疲惫。我觉得旧金山不算远，时差也微乎其微。我也乘飞机北上去探望过她几次，觉得这段距离和我以前飞过的跨洋马拉松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我们都早早睡下了。第二天，弗朗辛和我来到大学里工程系大楼的一间凌乱的地下室。这里是我的工作室。我像四处寻宝的孩子一般，在世界各地寻找金主和款项，慢慢地拼装着一个被同事们认为没有价值的设备。幸运的是，在每个研究阶段，我都找到了开发这台设备的借口，甚至还有一些附带取得的成果。这些年来，有关量子计算机本身的研究由于缺乏实用的算法，量子的叠加太过复杂，因此陷入了困境。单例却不一样，它对屏蔽也没有过高要求，一次只需要隔离几毫秒就行。
我给弗朗辛介绍了卡洛斯、玛丽亚和小君。我带着弗朗辛四处溜达的时候，他们都躲开了。我们的试验台上有一组机器，正在演示“平衡耦合”。这是一周前我们的捐助者来参观的时候安装的。屏蔽不完善的量子计算机会出现量子叠加态的坍塌，原因在于量子设备运行的每个可能的阶段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完全一致，有轻微的不同。屏蔽本身永远有改进的余地，卡洛斯的研究小组却另辟蹊径，找到了一种可以提供更多屏蔽的办法，也就是平衡耦合。无论试验台上的这组机器处于什么状态，流入流出设备的能量都保持着绝对的恒定。如果量子门造成了能量损耗，与之相对的平衡门就会提升能量水平，以实现平衡。反之亦然。这样一来，外部环境就少了一条窥视量子设备内部的渠道，无法通过能量水平的改变探知量子计算机内部的变化，然后拆裂叠加的量子态，把它变成彼此不干涉的分支。
弗朗辛对这个理论十分熟稔，但她从没亲眼见过真正的硬件是怎么运行的。我们邀请她操作这台机器，她看起来就像游戏机旁拿到了操纵杆的小孩子。
“你真应该加入我们团队。”我说。
“也许我已经加入你们团队了，”她回答，“在另外一个世界。”
两年前，我从代夫特调到圣保罗之后没多久，她从新南威尔士大学调到了伯克利。这是她能找到的离我最近的职位。那个时候，我恨她拒绝做出让步，不愿意远程工作。她本来完全可以在圣保羅给伯克利的学生进行远程教学。但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想继续考验我，考验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经受不住长期分离的考验，那么我们的关系就不够牢靠。另外，如果我不能不计代价，全身心投入这个项目，她就不愿意推进到下个阶段。
我把她带到角落的试验台，那里有一个不起眼的灰盒子，大约有半米宽，横放在那里。我指了指盒子，我们的视网膜立即为它添加图层，盒子的外观随即改变。顶部的盖子变透明了，我们看到了一个迷宫。迷宫的一个隔间内，一只有点卡通化的老鼠一动不动地坐着，既不大像死了，又不大像睡着。
“这就是著名的塞尔达吗？”弗朗辛问道。
“是的。”塞尔达是一个神经网络，它模拟了一个除去一切细节、只保留主干的老鼠大脑。现在已经有了更新、更漂亮的版本，更加接近真实的老鼠大脑。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已经十岁、公共版权的塞尔达已经够用了。
三个另外的隔间里放着奶酪。“目前，它对迷宫还一无所知。”我解释道，“让我们启动程序，看它怎么探索。”我做了个手势，塞尔达开始四处乱窜，探索不同的路径。每次走进死胡同后，它都能灵巧地折返。“它的大脑在单例上运行，但迷宫本身是用传统计算机建造的，所以从量子联动的角度而言，这个迷宫和真实的迷宫没有差别。” “这意味着每次它从外界收到信息，都会和外部世界产生纠缠。”弗朗辛说。
“没错。但每次这么做时，它都会停下来，等待单例完成当前这一步运算步骤。每一个量子位上的信息要么确定是1，要么确定是0。在接收这个世界的信息的时候，它永远是一心一意，只有一种状态。所以量子纠缠不会分裂它，形成两条不同的分支。”
弗朗辛仍旧在看。塞尔达最终在一个小隔间里找到了奖品。它吃完以后，一只手托起它送回原点，奶酪也被重新摆放。
“我们做了一万次实验，现在我把它们叠加到一起，回放出来。”我回放了实验数据。从画面上看，仍旧只有一只老鼠穿行迷宫，移动路线跟我刚刚演示的一模一样。每次实验完成之后，老鼠都会被送回原点，重新面对完全相同的环境。和任何不受随机事件干扰的计算机程序一样，塞尔达总是单纯地重复自己的行為。一万次实验都产生了相同的结果。
对于一个不了解实验背后的理论的观察者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演示。面对同样的环境，塞尔达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这有什么稀奇？如果你能够精确还原一只有血有肉的真老鼠的记忆，它不也会重复自己的行为吗？
弗朗辛说：“你可以切断屏蔽装置吗？平衡耦合也断开。”
“好的。”我答应了她的请求，开始了新实验。
这一次，塞尔达走了一条全新的路线。尽管神经网络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单例内部的交换过程现在丧失了屏蔽，对外部环境开放了。不同的几个本征态叠加到一起，与外部环境产生了纠缠（所谓本征态，指的是单例的量子比特的二进位值，这个数值是明确的，唯一的，塞尔达据此作出判断。）按照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解释，这种纠缠会随机地让量子叠加态“坍塌”，把它变为一系列本征态。于是，尽管塞尔达仍旧每次只做一件事，它的行为却不再具有确定性。但多重宇宙理论则有另外的解释：这种量子纠缠改变了包括弗朗辛和我在内的环境，将它变为一种奇特的叠加态，其中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和某个本征态耦合。塞尔达实际上是循着不同的路线同时在迷宫里奔跑，只不过其他奔跑路线只有其他版本的我们才能看到。
哪种解释是正确的？
我说：“现在，我要重新配置，把整个装置关在代夫特的笼子里。”“代夫特的笼子”是用来描述这种状况的术语，我是十七年前第一次读到的。其含意是，我不把单例向整个外部环境开放，而是把它连接在第二台量子计算机上，让这第二台量子计算机来扮演外部世界的角色。
现在，我们无法实时观看塞尔达的移动了。但实验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检测这个由两台量子计算机组成的系统。如果假定该系统处于最纯粹的量子状态，塞尔达就是在同一时刻跑过了数以百计条路线。我启动了这个系统，将结果与撤除屏蔽后所做的一万次实验作比对。
结果闪现出来：一致。
“一次实验证明不了什么。”弗朗辛指出。
“的确。”我又重复了一次。仍旧没有看到反例出现。如果塞尔达只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在迷宫中奔跑，和这个组合系统吻合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塞尔达两次通过迷宫之后，这个几率则下降到了万分之一。
我又运行了第三次、第四次。
弗朗辛说：“够了。”她看上去有些不舒服。显示器上是老鼠走过的路线，数以百计，模模糊糊。这算不上照片。但它已经足以让弗朗辛真切直观地感受到多元宇宙，正如传统的代夫特实验让我感受到一样。
“我能再给你看另外一个东西吗？”我问。
“还是在代夫特的笼子里，只是把单例屏蔽好？”
“没错。”
我这么做了。只要单例不处于本征态，就会被完全隔离。与它联结的仍是第二台量子计算机，而不是外部世界。所以，在屏蔽打开的间歇期，它也只是暴露在第二台量子计算机的环境中。如果塞尔达又一次分裂出了多个不同的分支，结果就会呈现在第二台量子计算机所构成的虚假的外部环境中，从而为我们所掌握。
我们的假设前提是，没有发生分裂。最后的结论是：一致，一致，一致。
我们和整个研究小组的成员一起出去吃饭，弗朗辛有些头疼，先离席了。她坚持让我留下来把饭吃完，我同意了。她不是那种当面假客气，做出无私的样子，内心却希望你陪着她的人。
弗朗辛离开后，玛利亚对我说：“这么说，你们俩真的打算生个弗朗肯斯坦出来？”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一直这么取笑我，这次至少她没有再说弗朗辛是我编造出来的了。
“我们还得再谈谈这件事。”弗朗辛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这个话题，我感到有些不自在。加入团队的时候谈我的期望是另一回事，因为对我的同事们保守秘密，不谈我的终极目标，这是一种不诚实。但现在，相关的技术已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这就成了私人问题了。
卡洛斯却轻描淡写地说：“为什么不呢？现在这么做的人不少。索菲娅、莱纳斯、西奥。或许还有上百个，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本的孩子不会没有玩伴的。”最近四年里，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自主开发人工智能”（缩写为adai，阿黛），与之相伴的当然是一片反对之声。瑞士研究人员伊莎贝尔·希伯以旧的模型为基础（塞尔达这样的软件就是从这些旧模型得出的），将其技术做了指数级的改进，并将它与人类的基因数据结合。伊莎贝尔所创造的生命依附于复杂的假体，已经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经历世间的一切，和正常的小孩一样逐渐成长。
小君挑剔地摇了摇头。“我不会抚养一个没有合法权益的孩子。谁知道你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它完全可能成为别人的财产。”
这个问题我和弗朗辛讨论过。“我不相信过个十年二十年，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立法承认这种人的公民身份。”
小君哼了一声，“二十年！美国人解放黑奴用了多少年？”
卡洛斯插话说：“谁会费那么大力气造出一个阿黛，只是为了拿它当奴隶？如果你要一个驯服顺从的人工智能，写个程序就是了；如果你要的是人类的意识，自然人不是更便宜吗？” 玛利亚说：“问题不在于经济。人们会如何对待它们，这取决于它们的本质。”
“你的意思是它们会为社会所不容吗？”我说。
玛利亚耸耸肩。“你把这说得好像是什么种族主义似的。问题是，这些东西并非人类。一旦你设置某个软件，让它拥有了自己的目标，让它获得了选择做还是不做某件事的自由，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呢？它们会一代比一代更好、更快、更聪明。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我们在它们面前已经成了蝼蚁了。”
卡洛斯反驳道：“这种老一套的胡说八道，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吧！蝼蚁比之于人类，相当于人类比之于X，由此解出X的值——按这种逻辑，我完全可以推出南极相当于赤道的结论。”
我说：“单例运行的速度并不比人类的大脑快。我们需要保持这种较低的速度，这样屏蔽的要求可以不那么严格。我们有可能最终会调整参數，但完全没有理由说阿黛的天赋更高，能比你我做得更好。至于他们的后代是不是会更加聪明……即使希伯的团队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他们也只是把人类的神经从一个地方移植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过程本身不会带来什么‘改进’。阿黛比我们有什么优势呢？他们能继承上一代的传承，而且不止一代。但有血有肉的孩子不也一样吗？每一代人都能继续之前无数世代所积累的经验。”
玛利亚皱起了眉头，但她没有立刻反驳。
小君淡淡地说：“除此之外，他们还能长生不老。”
“嗯，是的，这是个优势。”我承认。
我到家的时候，弗朗辛还没有睡着。
“你还头疼吗？”我轻声说。
“不疼了。”
我脱下衣服，爬上床，躺在她身边。
她说：“你知道我最怀念什么吗？在我们玩线上性爱的时候？”
“最好别搞得太复杂，我很久没练习这个了。”
“亲一个。”
我吻了她，缓慢而温柔。“再过三个月，”我许诺说，“我就搬去伯克利。”
“来吧，接受我的包养吧。”
“我更喜欢使用‘免费的高质量关怀给予者’这个词。”弗朗辛的身体僵硬起来。我说：“我们过会儿再谈这个。”我再次开始亲吻她，但她把脸转了过去。
“我害怕。”她说。
“我也怕。”我说，“但这是个好兆头。每件值得做的事情一开始都让人害怕。”
“可并不是所有让人害怕的事情都是好事。”
我翻了个身，在她身边躺好。她说：“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很简单。真正做出决定的能力，这是你能给孩子的最好的东西了吧？最可怕的命运又是什么？明明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却一次又一次被迫违反这个判断。而你可以成功地让你的孩子避开这种命运。这样说来，很容易就能做出决定。
“但是我身体中的每一根神经仍旧反对这件事。如果她知道了她是什么，她会有什么感觉？她怎么交朋友呢？她要怎么适应社会？我们把她造成了一个怪物，她会多么憎恨我们？再说，我们剥夺的，会不会是她最珍视的东西：不同版本的自己，过百万种不同的生活，而不需要在其中选定某一种？我们视为天分的东西，如果她看作贫瘠，那该怎么办呢？”
“她可以随时关闭单例的屏蔽。”我说，“明白这些问题以后，她可以自己做出选择。”
“说得没错。”但弗朗辛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平静。这些话不用我说，她早就想到了。她这时想要的其实不是什么具体的答案。我们的每一丝本能都在冲我们叫嚷，说我们准备做的事是危险的、不自然的、傲慢的，但这些本能想保护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孩子。孩子也许不会感激父母的生育之恩，但是，除了那些故意无视自己孩子的父母之外，大部分的父母并不会因此遭到抨击。如果我因为生活艰难抱怨自己的父母，不难猜出世界会更多地同情我们之中的哪一方。但如果我们这个孩子出了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遭到谴责的都必定是我们，不管我们在创造她的时候付出了多少爱、汗水，良心受过多少折磨——因为我们竟然胆敢对每个人都坦然接受的命运感到不满。
我说：“你今天看见了塞尔达遍历所有可能的分支。你知道，说到底，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是的。”听到弗朗辛这么回答，我心痛如绞。我并不希望她能真正体会到这一点，不希望她有跟我同样的体会。
但我坚持着说了下去：“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落到这种境地吗？你的孙子呢？你的重孙子呢？”
“不希望。”弗朗辛说。现在她的内心中有一部分开始恨起我来了，我能从她的声音中听出来。这本来是我的诅咒，我的心魔。在她遇到我之前，她对多元宇宙论的态度本来是既认同，又不在意，远远不像现在这么与自身紧密相关。
我说：“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做的。”
“实际上，你完全可以，比别的替代方案更容易。你甚至不需要一个陌生人来捐献卵子。”
“除非你支持我，我不会这么做。如果你说一句反对的话，我就罢手不干了。我们已经建成了单例，我们已经证明了它可以运行。即使我们不去完成最后这一部分工作，过一二十年，也会有其他人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弗朗辛有点刻薄地说，“其他世界的我们也会这么做的。”
我说：“这是真的，但是别这么想。说到底，我只能假装确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这样的话，我没法把计划付诸实行。我猜其他版本的我也是这样。”
弗朗辛沉默了很长时间。我看着房间上空，那里漆黑一片。我努力让自己不去多想——她即将做出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两者都同样可能。
最后，她说话了。
“那么，让我们要个孩子吧，一个不需要假装也能做出选择的孩子。”
2031
伊莎贝尔·希伯把我们迎进她的办公室。当面相见，感觉她没有在线上的时候那么令人生畏。不是因为她的外表或者仪态，仅仅是因为她周围的环境变得普通了。我原以为她的办公室会在某个巨大的、一尘不染的高科技大楼里，可没想到她竟然在巴塞尔后街的几个小房间里办公。 我们说了一些客套话，伊莎贝尔直奔主题。“你已经通过了，”她宣布，“我今天晚些时候就把合同给你。”
恐慌让我的喉头绷紧了。我应该感到高兴，但我只觉得措手不及。伊莎贝尔的研究小组一年只能颁发三个阿黛的执照。落选的申请者数以万计，只有一百对夫妇通过了初审。我们前往瑞士参加了最后阶段的考核，考核由一家收养机构负责。我们要通过面试、笔试、人格测试、情景测试。我心中有点相信我们能够走到最后，但这种信念只是用来支撑自己的精神支柱而已。
弗朗辛平静地说：“谢谢。”
我咳嗽一声。“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你有什么别的意见吗？”如果她还要提出什么附加条款，把这场奇迹变得一文不值，那还是现在就说出来的好。千万不要等到我的震惊已经消失，开始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的时候。
伊莎贝尔点了点头。“我不想冒充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我让几位同事评估了单例的设计，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适合运行阿黛的一种硬件。我对多元宇宙论一无所知，所以，你因此觉得有必要专门开发出单例，但我不以为然。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因为这一点就把你当成个怪人。”她轻笑一声，“你真该看看和我打交道的某些人。
“我相信你发自内心地关心阿黛的利益，并且，你在科技和工艺方面没有什么迷信观点——如果你有，这会扭曲你们的关系。你要记住，在你监护阿黛期间，我有权拜访你，进行检查。如果你违反了合同上的任何条款，你的执照会被吊销，我也会接管阿黛。”
弗朗辛说：“你觉得我们的这种监护，最乐观的结局是什么？”
“我会不断游说欧洲议会。”伊莎贝尔答道，“几年以后，好几个阿黛都会到达某个年龄阶段，他们的经历已经能为辩论提供某种证据了。但我们不会等到那个时候才开始，必须先做好基础工作。”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各种问题都谈到了。在防范媒体关注这方面，伊莎贝尔已经成了专家。她答应送给我们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手册，附在合同之后。
“你们想见见我的苏菲吗？”伊莎贝尔问道，仿佛刚刚想到这个主意。
弗朗辛说：“那可太好了。”
弗朗辛和我看过苏菲四岁时拍的视频，当时她正在接受一组心理测试。但我们从未有机会与她交谈，更不用说和她面对面了。
我们三个人一起离开办公室，伊莎贝尔开车把我们带到了她位于郊区的家里。
在车里，现实开始沉甸甸地向我压来。和十九年前弗朗辛在机场告诉我她怀孕的时候一样，我感到兴奋不已，同时又像幽闭恐惧症发作一样喘不过气来。如果性生活也像这样，让我觉得危机重重又责任重大，我会一辈子禁欲。
“不要纠缠不休，不要问太多问题。”伊莎贝尔把车开上车道的时候警告我们。
我说：“当然。”
我们跟着她进门。伊莎贝尔叫道：“马可！苏菲！”在门厅里，我听到孩子的笑声，还有一个成年男性用法语轻声说着什么。接着伊莎贝尔的丈夫走了出来，他满头黑发，脸上带着微笑。苏菲骑在他的脖子上。一开始，我简直无法径直看她，只能礼貌地对马可微笑了一下。我郁闷地注意到，他至少要比我小十五岁。我四十六岁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做这件事呢。接着，我抬起眼睛，正好和苏菲的目光对上了。她反过来端详了我一会儿，看上去既好奇又沉着，但她马上害起羞来，把脸埋在马可的头发里。
伊莎贝尔用英语介绍了我们。他们教了苏菲四种语言。即使是在瑞士，学这么多门语言也很少见。苏菲说：“你好。”但仍旧垂着眼睛。伊莎贝尔说：“去起居室吧。你们想喝点什么吗？”
我们五个人喝着柠檬水，大人们礼貌地随便谈着天。苏菲坐在马可的膝盖上，不安地挪动着，偷偷打量我们。她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普通的、动作稍显笨拙的六岁女孩。她有着伊莎贝尔的稻草色的头发和马可棕色的眼睛，不知这是有意要求的还是严格的遗传模拟。从外表上看，她完全可以视作他们俩生物意义上的女儿。我读过她的身体的技术规格说明，还在视频上看过这具身体的早期版本。现场看去，它和真正的身体一模一样。但是，说起她的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点其實是最不重要的。看着她喝着饮料、坐立不安的样子，我毫不怀疑，她觉得这就是她的身体，正如我将我的身体视为自身。她不是一个冒充孩子的提线木偶，被隐藏在她头骨深处的电子提线操纵着。
“你喜欢喝柠檬水吗？”我问她。
她盯了我一会儿，似乎在考虑是不是应该为这个冒失问题生气，接着她回答说：“刺得舌头痒酥酥的。”
回旅馆的出租车上，弗朗辛紧紧抓住我的手。
“你还好吗？”我问。
“是的，当然。”
在电梯里，她开始哭泣。我伸手挽住她。
“要是我们的宝宝还活着，今年就18岁了。”
“我知道。”
“你会不会觉得，她还在某个宇宙中活着？”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想好不好。”
弗朗辛擦了擦眼睛。“不，这个孩子就是她。这样想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孩子，只是晚了几年而已。”
在我们坐飞机回家之前，我们去了一家病理实验室，在那里留下了我们的血样。
我们的女儿出生前一个月，她的五具身体送到了。我把它们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摆成一排。这些身体肌肉松弛，眼睛上翻，看起来更像木乃伊，而不是睡着的婴儿。我赶紧甩开这种可怕的想法。它们更应该被看作一套套的衣服。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买衣服不会提前那么长时间。
从粉红色皱巴巴的新生儿，到十八个月大的婴儿，这么直观的成长过程，看了让人感觉怪怪的。其实，即使是真正的婴儿，除非患有严重的疾病，或者营养不良，其成长照样可以预知。几个星期以前，一个弗朗辛的同事指责我说，我们这种做法是把机械决定论①强加给孩子。尽管他的这种说法在哲学上很幼稚，眼前这一系列来自未来的照片仍旧让我起了鸡皮疙瘩。
事实上，不管你的头脑中是否安装了单例，现实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确实是事先确定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点，多宇宙的量子状态都决定了整个未来。给定时刻、局限于某个特定分支的个人经验的确显得充满各种可能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你不知道你即将经历的那个未来会进入哪条支线。而你之所以事先不知道自己会进入哪条支线，真正的答案是：你会遍历所有的支线。 对于单例来说，唯一的区别在于，你做出的决定不会让未来产生分裂。总体而言，世界仍然会显得充满了可能性，但是你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完全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有了这个，一个人还能奢望什么呢？所谓你是什么样的人，并不是说要无穷无尽地把你这个人分析下去，直至最原始的基因，直至某种最基本的社会属性。你在天花板上看过的每一道影子，你在空中见过的每朵云彩，都会在你的心灵中留下些许印记。从多元宇宙的视角来看，就连这些事件都是事先决定的，都是不同版本的你所经历的每一种可能性。但从现实的角度看，没有谁能预知你的每一个行为，哪怕他掌握着你的全部基因图谱，熟知你的一切生活经历。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们女儿的所有选择，早在宇宙诞生之初便已铭刻完毕。但这些信息只有一种解码手段：成为她，一天天成长。她的行动源自她的脾气、她的原则、她的欲望，这些脾气、原则、欲望本身又自有其形成原因，但这一点并不会减少它们的价值。自由意志是一个飘忽不定的概念，我个人觉得，它意味着你做出的选择多少总是和你的本性相符。而这个相符的过程也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的，受上千种不同东西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剥夺女儿任性而为、甚至恣意妄为的权利，她完全可以按照她的理念行事。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弗朗辛回家之前，我把这些身体收了起来。我不知道这幅景象会不会让她感到不安，但我不想让她比量这些身体，为它们购买衣服。
12月14日，一个周日的上午，传输开始了。我们预计会持续四个小时，取决于网络状况。我坐在诊所里，弗朗辛在外面的走廊上来回踱步。我们俩都注视着那些从巴塞尔传来的数据。
伊莎贝尔以我们的基因信息为起点，在子宫内培育了一个完整的胚胎。她采用了一种“自适应结构”模式，这种模式下神经中枢影像的分辨率最高。这以后的工作将由单例接手。它不仅要管理新生儿的大脑，还要管理发生在身体其他部分的数以千计的生化过程，这些过程假体本身是不负责的。除了复杂的感觉和运动功能之外，这些身体还有进食和排泄功能——这不光是为了以化学方式给它们提供能量，还考虑到了心理和社会因素。这些身体呼吸空气，这既是为了与摄入的能量产生氧化反应，也是为了能够发出声音。但是它们没有血液，没有内分泌系统，也没有免疫系统。
我在伯克利建造的单例比圣保罗的版本要小一些，但是它仍旧有婴儿颅骨的六倍大。除非这个装置能进一步缩小，我女儿的心智会一直待在诊所角落里的一个小盒子里，通过无线数据来和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会合。在湾区，带宽和延时不成问题。在她的身心结合起来之前，如果我们想把她带到更远的地方，单例这个设备也不会因为太重或者太精密而无法搬动。
单例上的进度条走到了98%的时候，弗朗辛走进诊室，看起来很不安。
“这件事必须推迟，本，只要推迟一天就行。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摇了摇头。“你让我保证过：如果你要求我这么做，一定要拒绝你。”那时的她甚至不愿意让我告诉她怎么中止单例的进程。
“几个小时就行。”她央求道。
弗朗辛看起来真的压力很大，但我告诉自己，她这是在考验我，看我能不能遵守自己的承诺。“不行，这件事不能加快进程，也不能放缓速度，不能暂停，也不能微调。这个孩子的降生一定要跟其他孩子一样，咣的一下砸过来。”
“那我这就把她生下来，如何？”她不无讽刺地说。之前我曾半开玩笑地提出，让她服用一个疗程的荷尔蒙，好模拟妊娠期症状，好让她和孩子更容易产生亲密感。对我而言，也相当于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这种亲密感。听了这番话，她差点把我的脑袋揪下来。其实我不是真的这么想，我知道没必要这么做。证据就是，人们对领养的孩子同样可以产生亲近感。而我们的做法还比领养更进一步，差不多相当于用代孕的方式生下孩子。
“不用，把她抱起來就行。”
弗朗辛低下头，盯着小床上那个一动不动的东西。
“我做不到！”她哭叫道，“我抱着她的时候，应该让她感到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视的东西！可现在，就算我把她扔到墙上再弹回来，她也不会有事——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让她产生那种感受呢？”
只剩两分钟了。我的呼吸开始变得不均匀起来。我可以给单例发送一个暂停的指令，但如果这种做法成了惯例，又该怎么办？如果我们俩睡眠不足，如果弗朗辛要迟到了，如果我们让自己相信，这个孩子很特别，我们完全可以休个假，之后再来满足她的需要……只要开了这个头，我们会不会一有借口就这么干呢？
我想威胁她：你不抱的话，我抱。但我忍住了，说：“你也知道，真要把她扔到墙上，会给她的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你担心她感受不到你对她的爱，但对她来说，这种担心本身就是最强烈的信号，表明你是多么爱她。她会感受到的。”
弗朗辛怀疑地看着我。
我说：“她会的，我敢肯定。”
弗朗辛把手伸进小床，把那个软趴趴的身体搂到怀里。看到她充满爱意地抱着那个没有生命的形体，我只觉得一阵担心：把那五个塑料人体拿出来检查的时候，我怎么没有产生她这种感受呢。
我不再去看进度条，在最后几秒钟放空了自己。我看着我的女儿，希望她能动一下。
她的拇指动了，小腿微弱地开合着。我看不见她的脸，所以我注视着弗朗辛的表情。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看见她的嘴角因为惊恐收缩着，就好像想扔下这个傀儡逃走一般。然后，婴儿开始踢蹬，放声哭了起来。弗朗辛带着毫不掩饰的喜悦，开始抹眼泪。
她把孩子举到脸上，在它皱巴巴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这时，我却开始不安起来。驱动这具躯壳的软件，本质上和让电影、游戏角色活动起来的软件没什么不同。但它却如此轻而易举地唤起了我们心中的温情。
不，不是这样。带领我们走到这里的这条道路既不容易，也非欺骗。我们并非从泥土、从虚无中抟弄出生命，仅仅是从流淌了四十亿年之久的生命大河中引出了一道细细的支流。 弗朗辛把我们的女儿抵在肩上，前后晃动着。“本，你拿奶瓶了吗？”我昏头涨脑地走进厨房，好在智能微波炉预见到了这件喜事，已经准备好了婴儿食品。
我走进婴儿室，把奶瓶交给弗朗辛。“你喂她之前，我能抱她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她倾身吻了我，然后把孩子递给我。我接了过来。之前我向有孩子的亲戚朋友学过怎么抱孩子。我托住她的后脑，放在我的手心。她的头部略沉，脖子软软的，重量摊在我手中，看起来和其他婴儿没什么两样。她紧紧闭着眼睛，哭着，摇晃着手臂。
“你叫什么名字呢，我的小美人儿？”我们已经把可能的名字缩小到了一打，但在看到女儿第一次呼吸之前，弗朗辛不愿做出决定。“你决定了吗？”
“我要叫她海伦。”
我凝视着她。我觉得这个名字太老气，至少是太传统了。海伦奶奶。我傻乎乎地笑了。就在这时，她睁开了眼睛。
我手臂上的汗毛竖了起来。她的那双黑眼睛还没有看到我，但也没有无视我。我一会儿爱她，一会儿怕她。我怎么能奢望自己可以给她她想要的东西呢？就算我的判断无误，我基于判断采取行动的能力却弱得可怜。
然而，我们是她的一切。我们可能会犯错，可能会迷失方向，但是我必须坚信，我们会将最可贵的东西牢牢抓在手中。我现在感到的爱和决心，是从这一刻开始分支的每个世界中的每个我所共同拥有的。
我说：“我命名你为海伦。”
2041
“苏菲，苏菲！”海伦抢在我们前面，朝门口的伊莎贝尔和苏菲跑去。苏菲现在已经十六岁了，不太喜欢表露自己的感情，只是笑着挥了挥手。
弗朗辛说：“你有没有想过搬家呢？”
我回答说：“或许欧洲的法律会先变吧。”
“我在瑞士看到一个合适的职位。”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她们带到一起。偶然串串门，上上网，她们就能相处得很好。但不要表现得好像她们没有其他朋友一样。”
伊莎贝尔走了过来，在我们的面颊上各亲了一下表示问候。她头几次过来的时候我还有点害怕。但现在她看起来更像一个有点傲慢的亲戚，而不是儿童保护机构的官员，只要一出场就让你觉得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一般。
苏菲和海伦追上我们，海伦扯了扯弗朗辛的衣袖。“苏菲有男朋友了！他叫丹尼尔。她给我看了他的照片。”她一只手捂着额头，装出快晕倒的样子。
我看了看伊莎贝尔。她说：“他去过她的学校，是个乖孩子。”
苏菲有些窘迫，扮了个鬼脸。“三岁的小男孩才是乖孩子呢。”她把脸转向我，“丹尼尔很有魅力，很有深度，很成熟。”
我觉得胸口好像被大锤砸了一下。我们穿过停车场的时候，弗朗辛轻声说：“先别一副心脏病发作的样子。你还得再过一段时间，才会面临女儿的男朋友这个问题。”
我們从桥上驶过，开往奥克兰，一湾海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伊莎贝尔为我们讲述了欧洲议会有关阿黛权益议题的最新进展。一项提案认为，任何包含一定数量人类DNA的信息系统都应该被视同人类。给“人”下一个严格的定义的确很难，但大部分反对意见都是嘲弄式的，算不上有理有据。比如“那么人类蛋白质组数据库是人吗？哈佛生理模拟资料库是人吗？”
这天晚些时候，女孩们上楼去了，伊莎贝尔开始盘问我们。我当然不会因为她认真行使职责而责怪她。尽管有了筛选的程序，但如果我和弗朗辛变成了恶魔父母，法律无法保护没有人权的海伦。唯一能保护她的，就是我们获得执照时签订的合同。
“她今年的成绩不错，”伊莎贝尔说，“准是很适应学校。”
弗朗辛回答说：“是这样。”海伦无权接受政府的义务教育，大部分私立学校也表示不欢迎她这样的学生，或者提出了诸如保险之类的借口，把她归为一种危险的机器。（伊莎贝尔与航空公司达成了协议：苏菲在乘坐航班的时候必须关闭电源，像睡着了一样；但她不需要戴上手铐，或者被扔进货仓。）我们尝试去的第一家社区学校不同意我们入学，但我们最终发现了一家离伯克利很近的学校，那里的每个家长都欢迎海伦入学。这样她就用不着上网络学校了。网络学校其实也不差，但它们是为地理位置不便、患有疾病的孩子准备的，或是存在其他无法克服的问题的孩子。
伊莎贝尔和我们道了晚安，没有提出批评或建议。弗朗辛和我在火炉边坐了一会儿，相互微笑着。能得到一个满分的回访报告，感觉真是很不错。
第二台早上，我的闹钟提前一个小时响了。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阵子，等着头脑清醒过来。随后我问我的智能管家，为什么把我吵醒。
伊莎贝尔的来访在东海岸一带似乎成了个大新闻。有些国会议员一直在关注欧洲的辩论，他们不满意事情的发展方向。他们宣称，伊莎贝尔偷偷溜到这个国家是挑起事端。其实她向国会保证过，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想听，她都乐意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工作。但他们从来没这么做过。
不知道是记者还是反对阿黛的人获知了她的行程，但所有的细节全国都已经知道了。抗议者聚集在海伦的学校外面。我们有面对媒体狂徒和活动家的经验，但智能管家给我提供的资料还是让我很担心。现在才五点钟，可学校已经被那些人包围了。
我摇醒弗朗辛，对她说明了情况。
“我们可以让她待在家里。”我说。
弗朗辛左右为难，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等到周日伊莎贝尔上飞机以后，这件事可能就会平息下来。一天不去学校，算不上向暴徒投降。”
吃早饭的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海伦。
“我不会待在家里。”她说。
“为什么不？你难道不想和苏菲一起混吗？”
海伦被逗乐了。“‘一起混’，这是以前的嬉皮士的说法吗？”这就是她对旧金山历史的看法：所有在她出生之前发生的事，都应该放进嬉皮士博物馆里。
“你们可以一起讲讲八卦、听音乐，你们喜欢的任何社交方式都行。” 这可是终极意义上的“没有任何限制”。她想了想，“逛街呢？”
“看不出有什么不行。”房子外面已经没人了。尽管可能仍旧有人盯着我们，但抗议行动太过庞大，不可能迅速转移阵地。
但海伦又重新考虑了一下。“不，我们周六去逛商店。我想上学。”
我看了一眼弗朗辛。海伦加了一句：“他们没法伤害我，我有支持者。”
弗朗辛说：“被别人吼、侮辱、推来推去，这些都很不愉快。”
“我知道不愉快，”海伦轻蔑地回答，“但我不会听凭他们摆布。”
曾经有陌生人凑过来骂她；她去的第一所学校有些孩子待她不好，但也没超过九岁的孩子霸王的限度（我指的是普通孩子，没嗑药，也没有精神疾病）。到目前为止，她经受的侮辱只有这些。眼前这种事她还没有经历过。我给她看了新闻提要，但她毫不动摇。弗朗辛和我进起居室去商量这件事。
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除了海伦可能受到的侮辱，我还担心伊莎贝尔会因为这件事怪罪我们。她很可能不喜欢我们让那些抗议者见到海伦的做法。就算她不会立即吊销我们的监护执照，这种事也有可能让她渐渐丧失对我们的信心，最终导致我们遭受吊销执照的命运。
弗朗辛想了一会儿。“如果我们和她一起去，走在她的两侧，抗议者还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他们朝我们动手，这就是袭击。想从我们身边拖走她，这就是偷窃。”
“对，但是不管他们做什么，她都会听到他们喷出的那些恶毒的言语。”
“本，她看过新闻。她以前就听到过那些话。”
“哦，该死的。”伊莎贝尔和苏菲下来吃早餐了，我听到海伦正在平静地讲述她的计划。
弗朗辛说：“不要再想着讨好伊莎贝尔。如果海伦想这么做，又知道风险是什么，同时我们能够保证她的安全，我们就应该尊重她的决定。”
她的言外之意有点激怒我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就是为了保证她能够做出有意义的选择，现在阻拦她的话，这不是伪君子吗？但她知道风险是什么吗？她不过是个九岁的孩子！
然而，我还是欣赏她的勇气，也相信我们可以保护她。
我说：“好吧，你给其他家长打电话，我通知警察。”
我们刚走下汽车就被发现了。愤怒的人群发出叫喊，向我们涌来。
我俯视着海伦，握紧她的手。“不要放开我们的手。”
她宽容地对我笑了笑，好像我叮嘱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留神沙滩上的碎玻璃什么的。“没事的，爸爸。”人群涌了过来，她吓得一缩。紧接着，我们的四面八方都有人推挤着，人们朝我们的脸指指戳戳，口沫横飞。弗朗辛和我侧转身体，面对着面，在成年人的腿中间隔出一座防护笼。我真高兴女儿还没有长到和这些人视线平齐的高度，尽管这会带来遭到踩踏的危险。
“是撒旦在推动她！撒旦就在她的体内！出来吧，耶洗别①的灵魂！”一个穿着淡紫色高领连衣裙的女人紧紧挤压着我，大声祈祷着。
“哥德尔定理证明，量子坍塌造成的无法计算的非线性的世界体现了佛教的本质。”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嚷嚷着，充分表明他对自己说的那些东西一无所知，“所以，机器不可能有灵魂。”
“计算机纳米量子。计算机纳米量子。计算机纳米量子。”一个所谓的支持者喊着口号。这是个中年男子，穿着莱卡骑行短裤。他用力地把手伸到我们中间，想摸海伦的头，让他的一点皮屑留在她身上。有种邪教的教义认为，有了这些皮屑，她就能在未来让他复活。我尽可能地在不对他造成攻击的情况下坚定地挡住他的去路，而他则像一个无法触及神迹的朝圣者一般痛哭起来。
“以为你能永远活下去吗，机器小鬼？”一个络腮胡子老头探过脑袋，朝海伦脸上啐了一口。
“混蛋！”弗朗辛吼道。她拿出手绢抹去痰迹。我蹲下来，伸出另外那只手臂护住她们。海伦恶心得脸都皱了起来。弗朗辛轻轻地拍着她，但是她没有哭。
我说：“你想回车里去吗？”
“不想。”
“你确定吗？”
海伦的脸愤怒地扭曲了。“你为什么老是这么问我？我确定吗？我确定吗？你听起来才像一台计算机呢！”
“对不起。”我轻轻握住她的手。
我们从人群中挤了过去。处于核心位置的抗议者其实比最先接近我们的那些疯子更加理智，也更加文明。我们走近学校大门时，他们努力给我们腾出空来，以免我们受到伤害。同时他们也喊着口号，以便摄像机拍摄。“医疗属于所有人！不能只给富人！”我无法反驳这个观点，尽管阿黛只是让富二代们免于疾病的千百种方法中的一种。实际上，这是最便宜的方法之一。给成年人做一个全身假体，总费用比平均额度的美国终身医保还低。禁止使用阿黛不会弥合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创造一个能够永生的孩子是自私的行为。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生育率的问题，也没有想过他们自己的后代几千年间会占用多少资源。
我们穿过大门，进入了一個空旷幽静的世界，任何强行闯入的抗议者都会被立即逮捕。很显然，这些人中没有谁能像甘地那样，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惜身陷囹圄。
在大厅里面，我蹲下身，搂住海伦。“你没事吧？”
“没事。”
“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你在发抖。”她是对的，我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着。这不仅仅是因为刚才的冲突和对抗，以及平安到达这里的宽慰。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宽慰，其他结局的画面总是潜藏在我的意识深处。
卡米拉·培尼亚老师走过来，带着坚定的表情。当他们同意录取海伦的时候，所有员工和家长都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
海伦说：“我现在没事了。”她吻了吻我的面颊，接着也吻了弗朗辛。“我没事的，”她坚持说，“你们可以走了。”
卡米拉说：“今天有百分之六十的孩子到校。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这个出勤率很不错。” 海伦沿着走廊走远了。她只回了一次身，不耐烦地朝我们挥了挥手。
我说：“不错，的确不错。”
第二天是女孩们购物的日子，结果我们一行五人在路上被一群记者堵住了。伊莎贝尔提醒他们，她目前享有“每个普通公民的普遍权利”。这句话引自最近一桩让狗仔赔了八位数款项的官司。他们只好不再纠缠，任我们离开。
伊莎贝尔和苏菲坐飞机离开的那个晚上，我走进海伦的房间，给了她一个晚安吻。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她说：“什么是单例？”
“这是一种电脑。你从哪里听说这个的？”
“在网上看到的。我有单例，但是苏菲没有。”
弗朗辛和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把这件事告诉她，也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告诉她。我说：“是这样，但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只意味着你和她有一点点不同。”
海伦皱起眉头。“我不想和苏菲不一样。”
我轻快地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别之处。有单例就好像一辆车有一种特别的引擎，别人能开到的地方，它也一样能开到。”只不过不是同时开到所有地方。“你想多像苏菲都行。”这并不是撒谎。那个关键的差异可以消除，只要关闭单例的屏蔽就可以了。
“我想和她一样。”海伦坚持说，“我下次成长的时候，你就给我苏菲有的那些东西吧。”
“你有的这种东西，更新，更好。”
“别人都没有这个。苏菲没有，其他人也没有。”海伦知道她抓到了我的破绽。如果新的东西更好，为什么下一代的阿黛谁都没装这个呢？
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你最好现在去睡觉，我们以后再谈这个。”我装模作样地理了理毯子，她则气愤愤地瞪着我。
我走下楼，把这段谈话讲给弗朗辛听。“你怎么想？”我问她，“现在是时候了吗？”
“可能是时候了。”她说。
“我想让她再长大一点儿，到她能够理解多重宇宙理论的时候。”
弗朗辛考虑了一下。“能有多理解这个呢？短时间内，她是没法理解的。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大秘密，她肯定会从其他信息渠道听到些一知半解的东西。”
我往沙发上一倒。“棘手啊。我无数次想象过这个场景，但在我的想象中，海伦比现在要大，而且已经有几百个别的阿黛安装了单例。可实际上，我们后继无人了。能够证明多重世界理论的证据持续增加，但大部分人仍旧无视这一理论。老鼠跑迷宫的版本升级了，更加复杂，但仍旧像精心设计的电脑游戏。你不能从一个支线跳到另外一个支线，你也无法观察到平行世界中的自己。这些永远不可能实现。”你要怎么告诉你年仅九岁的女儿，她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能够做出选择、然后坚持这个选择的智能生物呢？
弗朗辛笑了。“反正一开始，不能用你这句话跟她解释。”
“的确。”我搂着她。我们就要进入雷区了，我们不得不穿过这片危险的地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依赖彼此的判断。
我说：“会解决的。我们会想到办法的。”
2050
早上四点的时候，我向烟瘾屈服了，点燃了我这个月的第一支香烟。
我把温暖的烟雾吸入肺里，牙齿上下打着战，一冷一热的对比让我感到身体的其余部分愈加冰凉。红色的烟头看起来最亮，但是如果有架红外相机对准我，我就会像一堆燃烧的篝火一般。我吞云吐雾的时候咳嗽起来，就好像一只被毛球噎住的猫。第一次复吸总是这样的。我是在六十岁这个年龄染上烟瘾的，这真难以想象。在五年的反复戒烟之后，我的呼吸道仍旧无法相信自己的厄运。
五个小时里，我一直蹲在庞恰特雷恩湖边的泥浆里，就在新奥尔良废墟以西几公里的地方。我望着驳船，等着某个人回家。我很想游出去，四下看看，但我的智能助手在水面上用雷达画出了一条红线，就算我待在这条线外，它都不能保证我不会被探测到，更别说进入红线之内了。
前一天晚上，我给弗朗辛打了电话。对话简短而紧张。
“我在路易斯安娜，我觉得我有了线索。”
“是吗？”
“有什么进展的话，我会让你知道的。”
“就这样。”
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面對面见过她了。多次搜索碰壁之后，我们决定分头寻找，好搜寻更多的地方。从纽约到西雅图由弗朗辛负责，我搜索南方地区。她本来下定决心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全神贯注于搜寻工作，但随着时间流逝，她渐渐失控了。一天晚上，独自待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她悲伤得不能自已。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我身上，或许是一个月之后，又或者是一个星期以前。我们没在一起，无法分担痛苦，痛苦也就无法减轻。结婚四十七年之后，尽管我们前所未有地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却渐渐远离对方。
我知道在巴吞鲁日流传着一些流言，关于“老鸨”杰克和他的酒吧。这些流言通常都是酒吧里的吹嘘，没什么内容。给假人里面装个比微波炉还蠢的软件，就能变出一个最听话不过的性奴。不过这种事让人很没自尊。如果你的伙伴们发现你拿个高科技充气娃娃当性伴侣，那可就太糗了。唯一能挽救面子的办法，就是宣称这东西拥有人类的灵魂。这么做的人显然不少。
但杰克的事好像不单单是吹牛皮。我买了他一生的购物记录，发现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购买机器人恋物癖的黄色录像。但大概三个月以前，他不买这些东西了。有传言说，他得到了更好的。
我抽完这根烟，拍打着胳膊，让血液流动起来。她不可能在驳船上。就我所知，她听说了布鲁塞尔的消息，现在多半已经在去欧洲的路上了。她独自一人，想必旅途中困难重重，但她应该会有忠诚的、值得信任的朋友来帮助她。往事烧灼着我的脑海：那些激烈的、没有意义的争吵，那些小偷小摸的犯罪行为，所有那些自残……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她经历了什么，她都不再是那个愤怒的十五岁女孩，某个周五去上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她十三岁的时候，什么事都能让我们吵起来。她的身体不需要青春期的荷尔蒙，但软件无情地模拟了所有内分泌的效果。有时候我觉得，真不如走个捷径，让她一下子就成熟起来。让她像这样经历青春期，真是一种折磨。但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始终是：不要调节，不要插手，最大限度地模拟正常人类的成长过程。 不管争吵的原因是什么，她总是知道怎么让我闭嘴。“我对你来说只是一样东西！一件工具！是爸爸寄予厚望的新科技！”一到这时，我就什么都顾不得了；不管她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她的要求，只要能平息我自己的恐懼就行。（事后，我会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着当时应该怎么反驳——很多父母生孩子的理由比这更差劲：为了田地里能多一个劳动力，为了在董事会里多占个位置，为了驱除无聊，为了挽救失败的婚姻。）在她眼里，单例本身不好也不坏。我多次提议关掉屏蔽，但她都拒绝了，不愿让我这么容易就摆脱困境。但是，我的确是出于自私的原因把她造成了一个怪物，让她甚至和其他阿黛都不一样。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安慰我自己。“你希望不产生分支、不遍历一切可能？用不着为了这个把我生下来！每次你做出愚蠢决定的时候，给自己脑袋一枪，不就能实现你这个理想了吗？”
她失踪的时候，我们害怕她是被人绑架了。但我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她从体内取出的定位器，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要找我，我永远不会回来。
我听见左手边有一辆重型车辆沿着泥泞的道路驶过。我尽量趴得低点，保证灌木丛能遮挡住我。随着一声微弱的金属颤音，卡车停了下来。从驳船里驶出一辆无人驾驶摩托艇。我的智能助手已经捕捉到了双方交换的数据流——一种呼叫与应答的口令。可惜智能助手无法黑进控制台，模仿驳船一方。
两个人从卡车上爬了下来。一个人是杰克，我在星光下看不清他的脸，但我曾在巴吞鲁日的酒吧里坐在离他只几米远的地方。我的助手知道他的体细胞签名：他的神经系统以及移植器官中发出的电子辐射；他的身体对环境的细微变化所产生的反应；特殊的放射性同位素产生的微弱的伽马射线光谱，等等。
我不知道他的同伴是谁，但我很快就知道了个大概。
杰克说：“现在付一千，你走的时候再给一千。”他的身影指了指等待的摩托艇。
另一个人有些怀疑。“我怎么知道它和你说的一样不一样？”
杰克道：“别叫她‘它’。她不是一件东西。她是我的莉莉丝，是我的洛丽塔，是我上了发条的女妖精。”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那个客户会对这种夸大其词的推销术嗤之以鼻，恢复自己的理智。机器人性爱是巴吞鲁日妓院公开推销的项目，技巧娴熟，而且比这个价格低得多。他想象的是真正的阿黛带来的刺激，但杰克在驳船上玩的说不定还是巴吞鲁日那套机器人性爱，而客人是无从分辨的。两千块钱买到的，说不定是杰克亲自出马，充当性爱玩偶。
“好吧，但如果她不是货真价实的……”
我的助手听到了钞票转手的声音，这种情况它早就建模分析过，完全知道我希望采取什么行动。“上。”它在我耳边轻声说。我毫不犹豫地照办了。一年半以前，我忍受着现代化学药物带来的疼痛和恶心，为自己建立了迅速服从智能助手指令的条件反射。但我付不出更加高昂的手术费用，无法让它直接操纵我的四肢。不过我改编了现成的舞蹈软件，让智能助手能在我的视网膜上覆盖一层图层，向我指明应该如何行动。我大步走出了灌木丛，出现在摩托艇边。
顾客发怒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转向杰克。“杰克，你想先干他吗？我来压住他。”有些事情我不放心完全交给智能助手。最好让它先做个框架，我在框架之内临场发挥，它再把我的行动加入考量范围，进一步细化方案。
震惊的沉默之后，杰克冷冰冰地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混蛋。”但他沉默的时间有点太长了，激发不起陌生客户的信任感。杰克伸手拔出武器，顾客却向后退去，接着转身逃走了。
杰克慢慢地走向我，拿着枪。“你在玩什么把戏？你在找她吗？是这样吗？”他体内的植入软件公然探测着我的身体，这时已经没必要遮遮掩掩了。但我在巴吞鲁日盯了他好几个小时，我的智能助手对他了如指掌，就像看一张摊开的建筑图纸。它展开一幅图层，覆盖在杰克被星光映成灰色的身影上。这是一幅解剖图，从大脑、神经到植入物，历历在目。他的运动神经中闪烁着一簇蓝光，表明他会动一动肩膀。这个动作并不是直接扣动扳机，但肩部动作的强度会增大到对他的植入物发出信号，进而沟通武器，下令射击。不过我的助手抢在了头里，对我说：“低头。”
没有枪声，但我直起身体时，嗅到了子弹射出的气味。我不经思考，只管按那套舞蹈软件的指令行事。杰克挥舞着枪抢上前来，我一转身抓住他的右手，接着狠狠几拳，连续击打他颈侧的植入物。他有恋物癖，所以选择了笨重的安装包，故意在皮肤上形成可见的凸起。这些凸出物并没有彻底硬化——杰克的受虐狂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但在重击之下，就算最柔软的生化胶体也能被挤压得像木头一般坚硬。我又进一步把他脖子上的那块木头砸进了肌肉里，同时把他的前臂向上扭动。他的枪掉了下来，我用脚踩住，踢进灌木丛。
在超声波的帮助下，我看见血在他的植入物四周淤积起来。我停了下来，等着淤血形成压力，这才又给了他一拳。肿胀部分像个大水泡一样炸开了。他跪在地上，痛得惨叫起来。我从口袋里掏出刀子，抵住他的咽喉。
我逼着杰克解下皮带，用它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又领着他上了摩托艇。我们两个人都上船以后，我让他对船只下达必要的指令。他愠怒地服从了。我什么预感都没有。我心中仍有一部分坚持认为，我抓到的这场交易不过是个骗局。驳船上只有巴吞鲁日那套机器人性爱的玩意，别无其他。
驳船很旧，是木头做的，有一股防腐剂的味道，但仍旧掩不住腐烂的气息。船舱窗户上嵌着肮脏的塑料板，看不见里面的情形。走过甲板时，我一直和杰克靠得很近。就算这里有安保系统，它也不会冒着伤害主人的危险对我们开枪。
到了舱门，他听天由命地说：“别对她太凶。”我的血都凉了。我用手臂堵住嘴巴，以防自己发出无意识的呜咽。
我踢开门，但除了幢幢黑影，什么都看不到。我叫道：“开灯。”天花板上和床头的灯亮了。海伦赤身裸体，手腕和脚腕被锁链绑着。她抬起头，看到了我，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
我把刀锋靠近杰克的喉咙。“把这些打开！” “锁链吗？”
“是的。”
“不行，这些不是智能的，是焊上的。”
“你的工具呢？”
他犹豫了。“我的卡车上有扳手，其他的都在城里。”
我環顾四周，接着把他带到一个角落里，让他站在那儿，面对着墙壁。我在床边跪下。
“嘘，我这就放开你。”海伦安静下来。我用手背碰了碰她的面颊，她没有退缩，但她瞪着我，一脸不敢相信。“我会的。”
床柱有我的手臂那么粗，锁链也有我的手指粗细。我赤手空拳，没法折断它们。
海伦的表情变了。她意识到我是真实的，她不是在做梦。她呆滞地说：“我以为你放弃我了。你会唤醒一个备份，重新开始。”
我说：“我永远不会放弃你。”
“你确定吗？”她的目光在我脸上搜索着，“现在这种情况，是最后的可能吗？是最坏的结果吗？”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说：“你还记得准备蜕变、进入下一个生长阶段时是怎么做的吗？还记得怎么关闭感官吗？”
她给了我一个微弱的、带着胜利的微笑。“当然。”她不得不忍受囚禁和屈辱，但是她永远有关闭身体感觉的能力。
“你现在想蜕变吗？把这一切抛在脑后？”
“想。”
“你很快就会安全了，我向你保证。”
“我相信你。”她的眼珠向上翻起，进入休眠。
我切开她的胸膛，取出了单例。
无论弗朗辛还是我，都在汽车后备厢里放着备用的身体和衣服。阿黛不能在国内乘坐飞机，所以海伦和我开车穿越州界，朝华盛顿驶去。弗朗辛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可以去瑞士大使馆申请庇护，伊莎贝尔已经准备好了。
一开始，海伦一言不发，几乎有些羞涩，好像我是个陌生人一样。但是第二天，从阿拉巴马到佐治亚的路上，她打开了话匣子。她告诉我她怎么从一个州搭便车到另一个州，沿路做些临时工作。这些工作不需要社保卡号也不需要身份证号，薪水用电子货币支付。“最好的工作是摘水果。”
她一路上交了一些朋友，也对一些她信任的人表明了真实身份。直到现在，她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其中有人出卖了她。杰克是在一座桥下的旅客帐篷里找到她的。肯定有人告诉他去哪里找她，但也可能是有些人好几年前在媒体上见过她的脸，因此记得她。弗朗辛和我从来没有把她的失踪公之于众，没有在网站上贴出启示或者分发传单，这只会让她的处境更加危险。
第三天，穿过卡罗莱纳的时候，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景色美得惊人，到处都是鲜花。海伦看起来很平静。也许这就是她最需要的：安全与宁静。
快天黑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说几句了。
“有件事我从来没对你说过。”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海伦笑了。“你是不是打算告诉我你从农场逃跑了？不愿意挤奶，去了马戏团？”
我摇摇头。“我从不冒险，这只是一件小事。”我把厨子的事告诉了她。
她听了这个故事，想了一会。“这就是你建造单例的原因？也就是你造我的原因？一切都归结为巷子里的那个人？”她的声音听起来更多的是迷惑不解，而非气恼。
我低下了头。“抱歉。”
“抱歉什么？抱歉让我生出来？”
“不，可是——”
“把我弄上那条船的不是你，是杰克。”
“是我把你带到了一个有他这种人的世界上。我把你造成这样，让你成了一个狩猎对象。”
“如果我是有血有肉的人呢？”她说，“你是不是认为，像他那样的人，对有血有肉的人就没有兴趣了？难道你以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孩子就不会离家出走，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我开始哭泣。“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难过，因为我伤害了你。”
海伦说：“我不怪你做的事，而且我现在更理解你了。你看见自己绽放出一朵善良的火花，于是你想用双手捧着它，保护它，让它更加明亮。我理解这一点。我不是那朵火花，但这不重要。我知道我是谁，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对这个，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你给了我这种能力。”她伸出手，拉住我的手。“如果还有其他版本的我，比现在的我更善于应对这一切，而知道这个以后，会让此时此地的我感觉好些——你是这样想的吗？”她笑了，“对任何人来说，知道其他人过得更好，都不是多大的安慰。”
我的情绪镇定了些。汽车发出一阵嗡鸣，提醒我它已经订好了旅馆，再过几公里就到。
海伦说：“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很多。不管法律和有偏见的人怎么说，阿黛都是人类。另外，我所独有的，几乎每个曾存在于世间的人都以为自己同样拥有。人类的心理、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道德，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一种幻象：我们只有唯一一个历史。但我们并非生活在单线历史中。从长远看，幻象总有一天会维持不下去。所以，尽管笑话我保守好了，但我宁愿对物理意义上的自身做出改造，也不愿意放弃我们人类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那一切：人类的心理、文化、道德，等等。”
我沉默了一阵子。“那么，你现在的计划是什么？”
“我想学习。”
“学什么？”
“我现在还没想好。想学一百万种不同的东西。但从长远来看，我知道我想做什么。”
“是吗？”汽车开下了高速公路，驶向旅馆。
“你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始，”她说，“但还远远不够。在无数其他的分支，单例并没有被发明出来。就我们所知，始终没有单例的分支永远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不把单例分享出去，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
“穿行不同的分支，这可不简单啊。”我温和地解释道，“和建造单例相比，这个问题的难度大多了。两者的差别是指数级的。”
海伦笑了。她承认我说得对，但她的嘴角露出了固执的微笑。我上千次见过这种微笑，在她和我上千次争执的时候，在她上千次获胜之前。
她说：“给我点时间，爸爸，给我点时间。”
【责任编辑：李克勤】
① 注：故事发生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十一月相当于北半球的夏天。
① 械决定论又称“形而上学决定论”。这种哲学观点只承认自然界的因果性、必然性、客观规律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偶然性。
① 械决定论又称“形而上学决定论”。这种哲学观点只承认自然界的因果性、必然性、客观规律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偶然性。
小巷深处约二十米处，一个男人躺在地上，双手捂着血迹斑斑的脸。两个人站在他身边，无情地挥舞着棍棒。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棒球棍，后来才发现棍子末端都装着金属钩子。我读小学时见过这种东西：每天清晨和傍晚，管窗户的人开关带铰链的老式窗子时都得用这种棍子。窗子太高，伸手够不到。
我转向其他旁观者。“有人报警吗？”一个女人点点头，没看我，“有人用手机报了警，几分钟以前。”
打人的人一定知道警察正在赶来，但是他们打得太投入了，除非绝对必要，完全不想抽身。他们背对着人群，不用担心被认出来。躺在地上的那个人穿着厨师的衣服。他还在动弹，想保护自己。但他的叫声比殴打者小得多。他被揍得太厉害了，已经没有能力喊疼了。
至于呼救求援什么的，他还不如省省力气呢。
一股凉意穿过我的身体，一种难受的寒冷在心中翻腾。我意识到：我即将看着一个人被杀死，却什么都做不了。这不是普通的酒后闹事，几个旁观者插手，就能把打人者拉开。这两个袭击者想必是真正的罪犯。常识告诉我不该惹事。我会去法庭，作为目击证人，但别指望我做其他的。除非其他三十来个旁观者也挺身而出，否则我什么都不会做。
巷子里的袭击者没有枪。如果有枪，他们早就用了。即使有人坏了他们的事，他们也不可能端枪扫射。别莽莽撞撞送掉自己的性命是一回事，但这两个挥舞棍棒的歹徒，又能抵抗几个人呢？
我解下双肩背书包放在地上。荒唐的是，我居然还担心会弄丢课本。想想吧，你在干什么呀。从十三岁以后，我连一场架都没打过。我扫了一眼周围的陌生人，想看看如果我请求他们出手，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挺身而出。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又瘦又弱，只有十八岁，穿着一件印着麦斯威尔方程组的T恤，看起来半点威信都没有。我没有存在感，也没有领导力。没有人会跟着我加入战局。
我孤身一人，和躺在地上的那个家伙一样无助。那两个坏蛋瞬间就能砸开我的头骨。围观者中有半打二十多岁的上班族，看起来很结实。如果这些作壁上观的壮汉不肯拔刀相助，我能有多少机会呢？
我伸手去拿书包。如果不打算出手相助，那待在这儿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明天我会在晚间新闻上看到的。
我后退了几步，厌恶自己，有种想呕吐的感觉。这不是什么会载入史册的大屠杀，将来我的孙子不会问我什么令人难堪的问题，甚至没有人会谴责我。
别人会怎么看我——难道我们只剩下这一个判断标准了吗？
“去他的吧。”我丢下背包，沿着小巷跑了过去。
我跑得很快，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跑到了那些人旁边。距离近得能从腐烂垃圾的恶臭中分辨出那三具汗流浃背的身体散发的气息。离我最近的袭击者扭头一看，先是怒气冲冲，看到我的模样后又被逗乐了。他甚至不屑于将挥出的武器掉个方向，朝我攻击。我勾住他的脖子，希望能让他失去平衡。他的手肘紧紧压在我的胸膛上，弄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拼命坚持着，勾着他不放，但我无法进一步收紧手臂勒住他。就在他要挣脱的时候，我踢了他一脚，他一个趔趄，我们一起滚到了沥青地面上。最终，我被他压在了下面。
这个人爬了起来，站直身体。我也想站起来，满心以为随时会有铁钩落下，把我的脸打开花。就在这时，一声口哨响起。我抬头一看，只见第二个袭击者对同伴做了个手势。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一打人——男女都有，正缓步朝巷子这边走来。这幅景象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吓人。但人多势众，歹徒们觉得讨不到什么便宜。第一个人又回过头来，在我的肋骨上踢了几脚。然后，这两个人逃走了。
我站了起来，马上又蹲了下去。我喘不过气来。要把背挺直，就和要了我的命一样疼。有个白领低头对我笑道：“你这个白痴，他们可能会杀了你的。”
厨子的手直哆嗦，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他的眼睛肿得睁不开，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皮肤已经撕裂，连关节处的骨头都露了出来。看到这一幕，我打了个冷战。我刚才的行动说不定也会落个这样的下场。但是，想到这件事原本可能怎样收场，我还是感到震撼不已。想想看，我刚才差点就自顾自走开了，听凭他们了结他的性命。要是那样，该多令人痛惜啊。而事实上，拔刀相助并没让我付出多大代价。
我站了起来。人们围在厨子的身边，相互询问着怎么施行急救。我倒还记得高中学过的一些基本的急救常识，但这个人还在呼吸，也没有大量失血，所以我觉得一个业余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从人群中挤了出去，回到街上。我的书包还在，没有人偷拿我的课本。我听见警笛声越来越近，警车和救护车很快就要来了。
我的肋骨隐隐作痛，但痛得不厉害。我弯着腰走了一阵子，等走到车站的时候，我已经能正常行走了。手臂的皮肤也有些擦伤。但我的模样应该不像刚挨过揍，因为火车上没有谁盯着我看。
晚上我看了新闻，报道说厨子状况稳定。我估计情况可能是这样：他走到巷子里，往垃圾堆里倒空盛着鱼头的筐子，却发现有两个人正等着他。除非案件开始审理，否则我永远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迄今为止，警察甚至连嫌疑人名单都没开出来。还在巷子里的时候，如果受害者的情况不那么糟，我或许还会问问他是怎么回事。但到现在，我已經不觉得我还有什么资格要求知道内情了。
新闻中提到，一名学生“带领愤怒的市民冲上前去”，救了这个厨子。接着，主持人询问了一位目击者。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这名年轻人是个“新新人类，他的衬衫上印着某种‘占星符号’”。我哼了一声，随即紧张地看了看四周，以防我的哪个室友看出我和这件事的联系，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他们离我太远，听不到我发出的声音。 随后，报道结束。
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怅然若失。我原来以为这十五秒钟建立的声望能给我带来什么东西呢。就好像你把手伸到饼干罐里，希望那里还剩最后一块巧克力饼干，最后却发现饼干已经没了。我考虑过给我在奥兰治的父母打个电话，谈谈这种奇特的事后感觉。但是关于打电话这件事，我已经形成了既定的习惯。今天不是打电话的日子，贸贸然打过去的话，他们说不定会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事情就是这样。一周之后，我的瘀青已经消失，我再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场意外跟没发生过一样。
我上楼去写作业了。
弗朗辛说：“还有更好的思路。如果你改变从x、y到z以及z的共轭这些变量，相应的柯西-黎曼等式中与z的共轭相关的函数的偏导数等于零。”
我们坐在咖啡店里，讨论着半个小时前的复变函数课程。上这门课的人中，有半打已经养成了习惯，每星期的这个时候都会聚一聚。但今天其他人都没有来。可能是最近演了什么电影，又或者学校来了新老师，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我按她说的办法演算了一遍。“你说得对，”我说，“这方程真是妙极了。”
弗朗辛带着她一贯的淡漠表情，轻轻点了点头。她对数学有着惊人的热情，上课的时候却常常走神。她得等老师跟上她的进度，教给她一些她还不知道的东西。
我的水平远不及她。说实话，今年一开始我状态不佳。新环境中的分心事太多了。这倒不是说我有什么五光十色的夜生活，只是我得在各种不同的地点之间辗转，各种官僚机构又来打扰我的生活，提出种种要求，还有从学校到寝室的种种事务……这些都必须付出精力。好在这几周以来，我的生活终于上了正轨。我找到了一份在超市擺货架的兼职工作，虽然薪水微薄，但足以缓解我的财政危机。再说这份工作的时间也不太长，不至于让我除了学习之外什么空闲时间都没有。
我在面前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调和函数的草图。“对了，你平时玩什么，”我问，“除了复变函数以外？”
弗朗辛没有立即回答。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单独相处，但我总是觉得找不到合适的词儿，没法充分利用这样的独处机会。我曾幻想在某个完美的时刻，自己唇间能吐出一个完美的句子，这个句子意味深长，同时又能恰如其分地嵌入交谈之中。但现在我已经放弃了这种幻想。最好还是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兴趣，不用玩弄花招和辞令。三个月的相处足以让她判断出我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她没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我，我也不会心碎的。
“我写了很多Perl脚本。”她说，“不是什么复杂东西，只是些古怪的小玩意儿。最后我都会把它们放到网上供人免费下载。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我不觉得她是故意打击我的自信，她只是希望我能更直接一点罢了。
“你喜欢黛博拉·康威吗？”我自己也只是在广播里听过她的几首歌，但几天前我看海报上说，她会到这座城市巡演。
“喜欢。她好棒。”
我开始描粗草图上共轭函数的线条。“她会来萨里郡山的一个酒吧演出，”我说，“就在周五。你想去吗？”
弗朗辛笑了，这次她没有露出淡漠的表情。“好的，很好。”
我也对她报以微笑。我既没有头晕目眩，也没有神魂颠倒。但我感觉仿佛置身海边，管窥蠡测着整个大海的深广。我的感觉就和在图书馆里打开了一本复杂的著作差不多：我只能闻一闻油墨的香气，欣赏一下优美的对称符号，只能理解我读到的只言片语。我知道前面有丰厚的奖赏，也知道想要获得这些奖赏困难重重。
我说：“我回家的路上买票。”
为了庆祝考试结束，宿舍里举办了一个派对。那是个闷热的十一月①的夜晚。宿舍的后院不够大，还不如最大那个房间宽敞，所以我们最后干脆把房门和窗户都打开，一楼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到处都是食物和餐台。河畔潮湿的空气进入房间，又闷又热，满是蚊子，无论屋里屋外都是如此。
按照恋人们通常的做法，弗朗辛和我在一起待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不用开口，我们就知道，现在可以分开一会儿了，谁都不会因为缺乏安全感而不肯分开。
我站在拥挤的后院的一个角落里，和威尔交谈。威尔是学生物化学的，在这栋宿舍里已经住了四年。他有个毛病，就是不自觉地觉得他的看法比别人的意见更重要。我刚搬进来的时候非常讨厌他这一点。但后来我们还是成了朋友。他很快就要去德国读学位了，这时还有机会和他聊聊天，我觉得很开心。
我和他聊着他最近的功课，聊到一半的时候我看见了弗朗辛，他顺着我目光看过去。
威尔说：“我好不容易才明白你的思乡病是怎么治好的了。”
“我从来没得过什么思乡病。”
“得了吧。”他猛灌了一口酒，“但你总该承认这一点吧：她改变了你。”
“我承认，我很高兴承认这一点。自从我们在一起，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很多人觉得，谈恋爱之后成绩就会一落千丈，可我的分数却在飙升。其实弗朗辛并没有教给我什么，她只是让我达到了一种境界，让我能更清楚地看待所有问题。
“真正让人吃惊的是，你们俩居然能在一起。”听到这话我皱起了眉头，威尔举起手表示安抚，“我只是说，你刚搬来的时候，看起来那么封闭，还有点自卑。我们评估你的入寝申请时，你简直是在往外推，好像巴不得让我们把房间留给其他更有价值的人似的。”
“你胡说什么呀。”
他摇了摇头，“不信你问问其他人，看看他们是不是这么想的。”
我沉默了。事实是，如果我回忆过去，再想想现在，我也会像他一样震惊。到离家求学的岁数，我已经明白好运其实和运气无关。有些人生下来就拥有财富、天分或者魅力，从一开始就比普通人有优势，这种优势还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一直认为，我的才智和毅力只够支撑我在我选定的领域取得一定成绩。我的高中成绩名列前茅，但在奥兰治那种小地方，名列前茅实在算不了什么。到了悉尼以后会怎么样，那时的我不抱任何幻想。 全是因为弗朗辛，我才没有像当初设想的那样，变成彻头彻尾的平庸之辈。和她在一起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我当时怎么会有胆子追求她呢？我能给她什么呢？
“发生了一件事，”我承认，“在我约她出来之前。”
“是吗？”
我一时语塞。那晚小巷中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甚至没跟弗朗辛说。这件事感觉太隐私了，重新讲述一遍，就好像让自己的良心和别人裸裎相见。但威尔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去慕尼黑了，跟一个我觉得此生不会再见的人说这些，我觉得比较容易。
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威尔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就好像这样一来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解释。“这是纯粹的因果报应。”
“噢，这说法真够科学的。”
“我是认真的。别管那些神神秘秘的佛教学说，我说的是真事。你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所以事情当然会朝好的一面发展——前提是你没有死在那场打斗里。这是最基本的心理学。人类进化出了很强的人际关系感知力，每个人都下意识地知道自己理应从他人那儿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如果人们的运气好于期望，他们就会忍不住问：‘我怎么配得上这样的好事？’如果你想不出答案，你就会自己给自己找别扭，把这样的好事破坏掉。我不是说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往往如此，足以让我们发现规律。所以，如果你做了一些能够提高你的自信的事——”
“弱者才需要自信呢。”我说。威尔翻了个白眼。“反正我不是这么想的。”我反驳道。
“不是这么想的？那你为什么会提起那件事？”
我耸了耸肩。“也许是因为它让我不那么悲观了吧。我还以为我会被揍个屁滚尿流，结果却没有。相比之下，邀请一个人去听场音乐会就显得不那么可怕了。”这场心理分析让我有点畏缩。我想不出别的办法反驳威尔的那套庸俗心理学，只好拿出一套同样庸俗的与之抗衡。
他看出我有些窘迫，于是岔开了话题。但我看着人群中的弗朗辛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将我们俩撮合到一起的环境、事件，它们是多么缥缈、易变啊。毫无疑问，那天晚上在小巷中，如果我一走了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感觉很糟，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生活的奖赏。
但我没有一走了之。而且，就算我那么做了，我凭什么不能认定这是正确的决定，从而心安理得呢？这并不意味着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被这个决定玷污了，成了某个鼓励自私自利的神明颁給我的奖励似的。我并不是在什么中世纪的勇气考验中赢得了弗朗辛的感情。我们相互选择了对方，并且坚持了这个选择。让我们这么做的理由足有上千个，复杂之极。
我们现在在一起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不会再去回想那条把我和她带到一起的小径，只是为了搜集当时的种种犹豫、种种不安——只差一点，这些犹豫不安就会让我们错过彼此。
2012
我们沿着阿尔·拉菲迪亚南面的那条路行驶。还剩最后一公里的时候，我看见了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那堵泡沫之墙。这堵墙看起来就像一堆脆弱的泡沫，但它已经存在六个星期了，依然完好无损。
“我真无法相信这堵墙存在了这么久。”我对萨迪克说。
“你不相信之前的模型？”
“当然不信。每个星期我都会觉得，这一次，咱们翻过山头就会看到，墙体成了风干的蜘蛛网。”
萨迪克笑了，“你对我的计算没有信心吗？”
“我不是针对你。说不定咱俩都错了呢？”
萨迪克驶下公路，他的两个学生哈桑和拉希德从卡车后厢爬下来。我还没来得及戴上面罩，他们已经朝墙跑了过去。萨迪克让他们回来，逼着他们穿上塑料靴子，在衣服外面套上纸质罩衣。我们俩也同样装束完毕。我们通常不会采取这样的防护措施，但是今天不同。
在近处几乎看不见墙体。你能看到的只是彩虹似的反光。反光在看不见的薄膜上悠然流动，这是大气压力、热梯度和表面张力共同造成的水分的流动。这幅景象很容易被误认为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半透明的塑料碎片，被在地面几乎感觉不到的微风吹到了空中。
然而，你越是望向远处，这些光点就越是密集，你就越是无法怀疑这是整整一面墙。这面墙沿着沙漠的边缘延伸了一公里，墙的高度从十五米到二十米不等。这仅仅是最初建造的实验品，跟它未来的同类相比，它是最小的。而现在，实验结束了，我们要把它装上卡车，运回巴士拉。
萨迪克从驾驶室拿出一瓶喷雾剂，一边走一边摇晃。我跟着他，心脏都快提到嗓子眼了。这堵墙没有风干，也没有撕裂或者被风吹走。但是我们的工作仍有可能失败。
萨迪克抬起手，喷了起来。若有若无的气体喷出，细密的水雾落到薄膜上。我听见了呼气般的沙沙声，好像熨斗发出的声音；细丝般的线条出现之前，我先感到了湿热温暖的气息。组成墙面的聚合物的性状开始变化，丝线在其间纵横交错。这些聚合物由可溶于水的亲水原子组成，它们聚积起水分，形成一层和羽毛一样轻薄的胶质薄膜。喷出喷剂之后，在阳光的作用下，这层薄膜卷了起来，释放出水分子，胶质薄膜变成了干燥的网状物。
我只希望它别释放出水分子之外的其他什么东西。
这张网落在哈桑脚下，他用阿拉伯语说了句什么。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萨迪克为我翻译，声音在面罩下听起来有些低沉。“他说，这玩意儿的重量就和一只死掉的虫子差不多。”风把整片闪闪发亮的网吹到我们的头顶，萨迪克赶紧把两个年轻人赶回卡车，接着自己也上了车。网状物下落的速度不快，不会困住我们，但我还是赶紧溜走了。
我们从卡车上看着墙体坍塌。脱水过程像波纹一样沿着墙面延伸。从近处看，这层凝胶若隐若现，从远处看它更是几乎完全看不见。它比长筒袜更轻薄，只是在我们这条长筒袜上，遍布着无数小小的光点。
这种聚合物是挪威化学家索尼亚·赫尔维发明的，我调整了她的原始设计，使之能投入使用。萨迪克和他的学生是工程师，负责推进整个项目，让这个项目能带来实际利益。我们所做的只是一次现场小实验而已。
我转向萨迪克。“你干过扫雷的活儿，对吗？” “几年前干过。”没等我说下去，他已经明白了我的用意，“你觉得扫雷给人的成就感更大？砰地一声，雷就没了，证据确凿，明明白白摆在眼前。”
“少了一枚地雷，少了一颗炸弹。”我说，“不管还有几千几万颗，至少每排掉一枚，就多了一个确定的成就。”
“确实如此，那种感觉不错。”他耸了耸肩，“但我们能怎么样呢？就因为这件事更难，就不做了吗？”
他把卡车开下斜坡，指导学生用特制的绞车绞起一缕一缕的聚合物。哈桑和拉希德二十多岁，但很容易被误认为还没成年。战争结束后，独裁者和他的西方支持者出于自己的利益，让整整一代伊拉克孩子没有足够的营养，也没有充分的医疗条件——如果他们有幸活下来的话。制裁让一百多万人丧命。我自己那个该死的国家也派出了它的一部分海军，参与了封锁行动。留在国内的那部分则忙着赶走来自这里和其他地方的难民船只。那个独裁将军虽然早就死了，但他那些西方支持者却并未受到制裁。他们仍在发表演说，运作思想库，竞争诺贝尔和平奖。
聚合物缠绕在保护桶内的绞盘轴心上，阿尔法读数稳步上升。这是个好兆头，意味着脱水之后，墙体的氧化铀微粒仍旧被封在聚合物中，卷在这张网内。我们收集到的那几克铀-238本身不会造成什么威胁，要避免的是吸入灰尘，而且就算吸入，也不至于造成放射病。但愿我们的聚合物还能锁住其他目标：因为油井大火而散落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的有機致癌物。这些致癌物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在我们做出进一步分析之前还无法确定。
返程路上，大家的兴致都很高。过去的六周内，我们从风中收集到的那点化学物质不够让任何一个人免遭白血病，但现在看来，几年或者几十年后，这项技术或许会造成真正的影响。
我在新加坡错过了回悉尼的转机，只好去珀斯转机。在珀斯我要等四个小时。走进候机室的时候，我很不耐烦，烦躁不安。自从三个月前弗朗辛离开巴士拉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她。她不肯用视频聊天堵塞伊拉克有限的带宽。我在新加坡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又很忙。现在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再给她打个电话试试。
我刚下定决心，准备打给她时，我的平板上收到了一封邮件，上面说她已经收到了我的信息，会在机场和我见面。
在悉尼，我站在行李传送带旁，在人群中搜寻着她的身影。我看到弗朗辛走过来，她直直地看着我，对我微笑。我从传送带旁朝她走去。她停下脚步等着我，双眼仍旧注视着我。她看起来有几分恶作剧的意思，好像准备捉弄我。我猜不透她会做什么。
我快走到她跟前时，她微微侧身，张开了手臂。“惊喜！”
我呆住了，说不出话来。她怎么没告诉我呢？
我走向她，给了她一个拥抱。但她看到了我的表情。“本，别生气。如果早点让你知道，我怕你会立刻赶回家来。”
“你说得对，我会回家的。”我思绪万千，十五秒内走完了三个月的心路历程。这不在计划之内。我们无力负担。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突然间我泪如雨下。我太震惊了，无法顾忌周围的人群。心中的恐惧和担忧烟消云散，我紧紧抱住她，感到她隆起的腹部抵着我的身体。
“你幸福吗？”弗朗辛问。
我笑了，点了点头，哽咽着说：“太好了。”
我是认真的。我仍旧害怕，但这是欣喜的害怕。我们面前是一片全新的海洋。但我们会找到方向，平安渡过。
我花了好几天才让情绪平复下来。直到周末，我们才有机会好好谈一谈。弗朗辛在南威尔士大学教书，她自己的研究还可以搁置几天，但给学生改卷打分却耽搁不得。需要计划的事多得不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为期半年的巴士拉项目到期了，很快我又得开始操心怎么挣钱。但现在，没有固定工作倒是件好事，让我有了很多弹性时间。
周一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待在公寓，翻阅我错过的学术刊物。在伊拉克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只想着一件事，只关注跟那堵墙有关的知识，其他一切都置之脑后。
我浏览着最近六个月的重要论文。《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题目叫《一个实验模型：多重宇宙论中的退相干特性》。荷兰代夫特大学的研究人员用一台量子计算机进行了计算，在寄存器里对两个二进制的数进行叠加。这个实验本身平淡无奇，叠加到128位的计算现在已经是家常便饭。当然，这些都是在实验室里，在近于绝对零度的条件下。
这次实验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每一步计算过程中，研究人员都有意识地让包含上述数字的量子比特与计算机中的空闲量子比特产生纠缠。结果就是，从事计算的寄存器不再处于量子纯态。它好像不再同时包含两个数字，而是只处理一个数字，两个数字有同等的机率接受它的处置。这样一来，量子计算就不成其为量子计算了。几乎相当于量子计算机没有屏蔽好，被它周遭的环境干扰了。
但又不完全是这样，这里有个关键的区别：在这种状态下，实验者仍旧可以接触到空闲的量子比特，就是那些让整个计算变成经典计算过程的量子比特。但当他们将计算机当作一个整体进行测量时，他们发现计算机仍旧保持着量子叠加态。一次观察当然不能证明这一点，但这个实验重复了数千次，在误差的边际之内，实验结果确定无疑：撇开那些空闲的量子比特的话，整台计算机仍旧处于无法探测的量子态，但那些量子比特确确实实就在那里，并没有消失。两个数字的经典计算过程总是同时运行，尽管在量子机制下，它们已经丧失了互相干涉的能力。
我坐在书桌旁，思考着这个实验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个规模更大的量子橡皮擦实验，是90年代实验的翻版。但是，一个小小的计算机程序，按照它自己的步骤运行着。按它自己的“想法”，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还存在着另一个它。可实际上，另一个版本的它就在旁边运行着，同样不知道有别的版本存在——这幅图景深深震动了我，远非单纯的光子干涉实验所能比拟。量子计算机同时执行多种运算，我对此已经习惯了，但一直觉得这种事过于抽象，难以捉摸。原因在于，各个部分自始至终都是组合成一个复杂的整体，整体运行。而这个实验却赤裸裸地显示出，每个计算都可以有自己的历程，表现为经典的形式，而且十分明确。那么清晰，那么平常，就像算盘的珠子。 弗朗辛回家的时候，我正在做饭。但我马上抓起笔记本，让她看那篇论文。
“我已经看过了。”她说。
“有何感想？”
她抬起双手，假装受了惊吓，向后退缩。
“我是认真的。”
“你想让我说什么？这证明了多重世界的存在吗？不。它能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多重世界、让我们能更方便地做出一个多重世界的玩具模型吗？是的。”
“可是，你不觉得震撼吗？”我坚持问道，“如果将这个实验的规模无限扩大，会不会还是同样的结果？你相信这一点吗？”从小小的几个比特无限扩大，从宇宙的一个模型扩大到真实的宇宙本身。
她耸了耸肩。“我不需要被说服。我一直认为多重宇宙理论是最站得住脚的解释。”
她掏出一摞作业本。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回厨房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一直想着代夫特大学的实验。
“你相信会有其他版本的我们吗？”我问弗朗辛。
“我觉得肯定有。”虽然承认，但听她说话的样子，就好像这是某个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很迂腐似的。承认自己相信多重宇宙理论的人，一般都不会把它当真，更别说把它跟自己联系起来了。
“你就不担心这个吗？”
“不，”她轻快地说，“反正我没法改变这种情况，担心又有什么用处？”
“你可真是个实用主义者。”我说。弗朗辛伸手捶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这是在夸你呢。”我抗议说，“你能说服自己，我觉得很羡慕。”
“其实并没有，”她承认，“我只是不让这个问题来烦我而已。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我转向她。尽管在一片漆黑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方。我说：“这一生中，最让你觉得满足的事是什么？”
“我想你这会儿不希望我用那种酸不拉叽的浪漫回答来搪塞你吧。”她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解决问题吧，把事情做好。”
“如果还有其他版本的你，那些个你每次都没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会面对自己的失败。”她说，“她们也得面对她们自己的失败。”
“你知道不是这样的。有些人就是无法面对失败。你能做到的事，总会有人做不到。”
弗朗辛没有回答。
我说：“几个星期以前，我问萨迪克他做扫雷工作的那段时间是什么感觉。他说比清理贫铀更有成就感。只要一场发生在眼前的小小的爆炸，你就会看到你工作的价值。我们都体验过那种单纯的、没有好高骛远的成就感：不管我们之前搞砸过多少事，至少眼前这件事做对了。”我不安地笑了笑，“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成就感，我会发疯的。”
弗朗辛说：“你会有成就感的。你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凭空消失，没有人能走过来把它夺走。”
“我知道。”想到另外一个不那么幸运的我出现在我的家门口，要求得到他那一份，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是，这真他妈自私。我不希望我的幸福以别人的不幸为代价。我不希望自己的每个选择都好像是在一场零和游戏中打败另外的自己，才能获得奖赏。”
“是的。”弗朗辛迟疑地说，“但如果现实如此，你又能怎么办呢？”
她的话在黑暗中回响。我又能怎么办呢？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我真的非得记挂着这件事吗？它对任何人都没好处，还影响到了我自己的幸福，
“你说得对，这么想真是发了疯。”我倾身吻了她，“我该让你休息了。”
“这不是发疯，”她说，“只是我没有答案，回答不了。”
第二天，弗朗辛出去上班之后，我拿起平板電脑，发现她给我发了一本电子书。这是一本拙劣的90年代的架空历史小说选，书名叫《我的上帝，到处都是沙皇！》。“如果甘地是个冷酷的雇佣兵会怎么样？西奥多·罗斯福面对火星人入侵会怎么办？如果珍妮·杰克逊的编舞者落到纳粹分子手里会怎么样？”
我翻了翻内容简介，一会儿咯咯发笑，一会儿厌恶得直哼哼。接着，我把这本书归档收好，开始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那个项目还有许多文书工作没做，我得先完成它们，之后才能专心寻找下一份工作。
下午三点左右，活儿已经干得差不多了。都是些琐碎小事，但轻松解决它们还是让我颇有成就感。不过，这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版本的我，一个跟我几乎一模一样的我，在此之前，他和我的经历完全相同，现在却和我分道扬镳了——他拖延了这些工作。这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愈是小事，愈让我不安。这说明代夫特实验已经在最平凡的小事上渗入了我的生活。
我拿出弗朗辛给的那本书，读了几个故事。但作者的陈词滥调既无法证明另类历史不可能成立，也无法安慰我的心灵，让我相信已经存在的历史是最合理的。我想看的不是玛丽莲·梦露和理查德·费曼与理查德·尼克松在床上打滚，我只想借着小说麻醉自己，让我不再认定我所拥有的一切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不再将我的人生视为投向刑讯室的一瞥——任何让我庆幸不已、不受折磨的瞬间都是不经意间对其他版本的我的背叛。
虚构作品无法为我提供安慰，那么能否从事实中得到安慰呢？即使多世界宇宙观是正确的，也没有人知道这到底会导致什么结果。并非每一种可能性都会在某个平行宇宙中成为现实，这是一种谬误。我读到的大多数多元宇宙论都认为，就整体而言，宇宙呈稳定、明确的量子状态。尽管在这一量子态内部看来，它分裂为截然不同的、经典的历史进程，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进程会不断分裂，进化为无穷无尽的历史分枝。宏观尺度如此，微观尺度也同样如此：两个人坐下来下棋的时候，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多元宇宙中穷尽这场棋局的每一个变化。
九年前我在那条小巷里迟疑不决，造成了什么影响？主观上的犹豫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但就算我当时没有丝毫迟疑，当即动手，我也不会真真正正一心救人、呈现为绝对单一的量子态。保守点说，那种可能性十分渺茫。事实上几乎可以说不可能。
“滚他妈的吧。”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钻进这种牛角尖，但我不会再为这个问题纠结一秒钟了。我把脑袋往桌子上撞了几次，拿起我的平板电脑，径直朝一个就业中心走去。 但这些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不可能做到不让自己去想这些问题。但只要这个念头一出现，我都会强迫自己把它推开。我威胁自己：再这样就把你送到心理医生那儿去。为了不对心理医生解释这些奇怪的心理问题，我的自律程度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到我开始做晚饭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自己只是在犯傻。如果弗朗辛再提起这个话题，我会开个玩笑。我不需要心理医生。我只是对我的好运感到有些不安，即将要做父亲的事让我有点心神不定。遇上这种事，谁都不会若无其事的吧。那样才是心理不健康呢。
我的平板电脑发出嗡鸣。是弗朗辛，但她又屏蔽了视频，就好像即使在这里，带宽仍旧和水一样珍贵。
“你好。”
“本？我流了一点血。我在出租车里。你能来圣文森特医院跟我见面吗？”
她的声音很稳定，但我的嘴巴一下子发干了。“可以，我十五分之后赶到。”
我没法再多说些什么，比如“我爱你，会没事的，坚持住”什么的。她不需要听这些，说这些话不吉利。
半个小时之后，我仍旧被堵在路上。愤怒和无助让我紧握拳头，握得指关节都发白了。我紧盯着仪表盘和标出每个拥堵路口的实时地图，幻想着我能神奇地找到一条无人问津的小路，几分钟就穿过整座城市。最终，我放弃了这种幻想。
在病房里，弗朗辛僵硬地蜷曲在床上，床的四周挂着帘子。她转身背对着我，不肯看着我。我能做的就是站在她的身边。妇科医生已经来不及对我详细解释了，只告诉我流产引起了并发症，必须立即手术。
在我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之前，我和她讨论过怀孕的风险。对于两个谨慎的、充分了解沙漠的短期客人来说，风险显得微乎其微。弗朗辛从未跟我去过沙漠，即使是巴士拉的本地居民，畸形儿和流产的几率也早就从高峰期降了下来。我们都采取了保护措施，所以没用安全套。是我把病从沙漠里带给她的吗？会不会我的包皮里藏了一颗灰尘？我在做爱的时候让她中毒了吗？
弗朗辛转向我。她的眼圈是灰色的，还肿了起来。我能看出，她尽了最大努力才能与我对视。她从被单下面抽出手来，让我握住。她的双手是冰冷的。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哭泣，但没有放开我的手。我用拇指轻轻地、温柔地抚着她的手背。
2020
“你现在感觉如何？”奥利维亚·马斯林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我的脑部活动的图像映在她的视网膜上，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力。
“还好。”我说，“和你给我注射之前的感觉差不多。”
我在一张类似牙科诊所的椅子上半躺半坐，戴着紧紧束在头上、布满感应器的帽子。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微凉的液体注入我的前臂，但这时的感觉和两个星期前的上一次没有什么不同。
“请数到十。”
我照做了。
“现在闭上眼睛，像上一次那样，想象一张你最熟悉的面孔。”
她说我可以选任何人，于是我选了弗朗辛。我回忆着她的形象，突然间想起了上一次的过程：上一次，我在脑海中描绘着弗朗辛的脸，就像准备向警察报告一样；但几秒钟后，我就开始想起了她这个人。这一次也是这样，于是，冷冰冰的、僵硬的描摹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我又一次走完了整个流程：我读了同样的故事（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两个老派人》）；听了同样的音乐（罗西尼的《偷东西的喜鹊》）；讲述了同样的童年记忆（我在学校的第一天）。过了一会儿，我不再担心两次叙述是否一致了，毕竟，两次叙述必然会有所不同，这个实验就是为了应对这一点。我只是一打志愿者中的一个，一半受试者注射的只是生理鹽水。我完全可能只是参照组的一员，作用只是设置一个基线，用来评判真正的试剂会产生什么影响。
就算给我注射的是能够破坏量子相干性的真正的干扰剂，就我目前所知，药物对我也没有产生影响。按理说，药物分子会依附在我的神经微管中，这种情况下，只需要不到一微秒时间，原本有可能存在的量子相干性就会消失殆尽。但这种事似乎没有发生，我的内在自我也并未灰飞烟灭。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不赞同彭罗斯的理论，即量子效应会对意识产生作用。二十年前，马克斯·泰德马克已经在一篇论文里指出，在任何神经结构中，维持量子相干性都是极度不可能的。奥利维亚和她的团队更是通过一系列清晰明确的实验，证明了彭罗斯的理论是错误的。彭罗斯的学生分成了不同的派系，各有自己偏好的大脑部位，认为这些部位就是大脑中量子结构所在。但在过去两年里，奥利维亚的团队检查了所有这些部位，彻底证明了该理论的谬误。其中，最早的提法是最难击破的，即认为量子结构存在于微管——聚合大分子所组成的细胞的“骨架”。现在，我自己神经元细胞的”骨架“上已经遍布外来的分子，这些分子又与一片嘈杂的微波场紧密相连。我的细胞相当于浸泡在微波噪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微管产生量子效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跟我与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自己同场打球的可能性差不多。
实验结束以后，奥利维亚感谢了我，接着就埋头于数据，态度比刚才更加冷淡。她带的一个研究生拉吉拔出针头，在我的针孔上贴了一小块胶布，接着帮我脱掉帽子。
“你们不知道我是不是控制组的，这我懂，”我说，“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出现了什么明显的异常情况？”我几乎是微管实验中的最后一个被试，到现在，任何可能的结果应该都显现出来了。
奥利维亚露出迷之微笑。“你回去等结果就行了。”拉吉则俯下身，悄声道：“不，一个都没有。”
我从沙发上爬下来。“僵尸开步走啰！”拉吉说。我贪婪地扑向他的脑子，他笑着躲开。奥维利亚带着忍受痛苦的表情，由着我们胡闹。彭罗斯阵营的铁杆成员宣称，奥维利亚的实验什么都证明不了，因为在彻底排除量子效应的情况下，即使两个人的表现完全相同，原因也可能是他们成了丧失意识的行尸走肉。奥维利亚提出让反对者亲自体验一下这种干扰实验，对方则说，这同样什么都证明不了，因为就算成了僵尸，记忆还是有的，那段时间的记忆也和普通的记忆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当你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任何不寻常的地方。 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狡辩了。这样的话，你大可以宣称，除你之外，世上的每个人都是僵尸，而你自己每个周二也会变成僵尸。奥利维亚的实验正被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组多次重复，这之后，哪怕是过去支持彭罗斯理论的人，只要他们将该理论视为一种科学假说，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他们就会逐渐接受这种理论已被驳倒的事实。
我走出神经科学大楼，穿过校园，朝我在物理系的办公室走去。这是春天的早上，到处洋溢着温暖清新的气息。不少学生躺在草地上，把书像帐篷一样搭在脸上。翻页式的老式电子书毕竟还有这点优越之处。我一直拖到去年才在眼睛上安装了芯片，尽管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科技，可星期天早上醒来时，看到弗朗辛在我身边闭着眼睛读《先驱报》，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奥利维亚的实验结果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但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让人很高兴：意识仅仅是一种再经典不过的现象，跟量子无关。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急着下结论，认定运行在传统电脑上的某种软件不可能发展成为意识。当然，宇宙万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遵循量子机制的，但量子计算机的先驱之一保罗·贝尼奥夫早在80年代就指出，完全可以用量子器件制造出一台经典的图灵机。过去的几年里，我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量子计算机理论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主要研究如何避免产生量子效应。
回到办公室后，我调出了一幅设计草图。我把这个装置称为量子单例处理器，简称单例。单例运用了最新的量子计算机屏蔽手段，这种屏蔽手段原本是为了让量子计算机不与外界产生纠缠，单例却将这些手段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与外界屏蔽的量子计算机可以实施并行计算，但每一个进程都不会衍生出各自独立的历史，让我们只能得到一个运算结果。单例则不一样。它在同一时间只做一个运算，但它能安然通过会产生大量备选项的叠加过程，让这些备选项无法变为现实，从而得出唯一的答案。在运算的每一步骤，它都处于与外界屏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量子暂时的不确定性就像隐秘、虚无的白日梦，永远不会被迫将它所把玩的每个可能性化为现实。
从外部世界获取数据时，单例必须与它的外部环境互动。不可避免地，这种互动会将它分裂为不同的分支。如果把一台摄像机与单例相联，将镜头指向某个平常物体，比如岩石、植物、鸟儿。既然这个物体不可能只有单单一个经典物理进程，那么，这个联合体——单例加岩石、单例加植物、单例加鸟儿——同样不可能这样。
但单例本身绝不会主动开始分裂。在给定的环境中，它只可能产生唯一一个结果。一个以单例为运行核心的人工智能既可以随心所欲、异想天开地做出决策，也可以深思熟虑，愿意想多深都可以。但是，面对每一个明确界定的场景，它最终只会做出唯一一个选择，采取唯一一种行动。
我关闭了文件，图像从我的视网膜上消失了。虽然我殚精竭虑设计出了这一作品，但我没有把它建造出来。我只把它当成类似护身符的东西。每当我觉得生活的动荡喧嚣危及我的宁静时，我就会把单例召唤出来，把它当成希望的象征。它可以证明存在一种可能性。而我需要的，也仅仅是一点可能性而已。
但我不愿意直接把这些理论变成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我害怕研究太过深入，发现了单例理论的缺陷。这会夺走我的救命稻草，让恐惧席卷我的心灵。另一个原因是负疚之感：我已经多次尝到了幸福的滋味，奢望更多显得不合情理。在命运的拳击场上，我曾无数次击倒那些倒霉版本的我。现在我该放弃争斗，让他们得到奖赏了。
后一个理由其实很蠢。我建造单例的决心越强烈，真正存在单例的并行世界就会越多。弱化我的解决方案，这并不是仁慈，并不是把单例带来的好处拱手让给其他人。这种决定只会打击未来会出现的每个版本的我，同时打击未来的我所接触的每个人。
我还有第三个理由。我现在要直面的就是这个理由。
我给弗朗辛打了电话。
“有时间一起吃午饭吗？”我问。她有些犹豫，因为她手头总有工作要做。“讨论一下柯西-黎曼方程？”我说。
她笑了。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说明这是个特别的请求。“好的，一点钟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到时候见。”
弗朗辛迟到了二十分钟，这已经比我往常等她的时间短了。一年半之前，她当上了数学系的系主任，既要从事管理工作，还要承担教学任务。至于我，过去八年里，我和各种各样的机构签过许多短期合同，包括政府部门、公司和非营利性机构。后来，我终于在我们母校的物理系谋得了一个级别很低的职位。我很羡慕她的声望和她稳定的工作，但我自己做过的大部分工作都让我觉得很满足，只是这些工作太过分散，无法铺砌一条正常的职业路线。
我给弗朗辛点了一盘奶酪沙拉三明治，她一坐下来就狼吞虎咽。我说：“我最多只有十分钟，对不对？”
她用手遮着嘴巴，辩解道：“你的事完全可以等到晚上再说，对不对？”
“有些时候，我没法拖延。得趁着还有勇气的时候，马上采取行动。”
听到这个不祥的前奏，她的咀嚼速度慢了下来。“你今天早上刚刚做了奥利维亚第二阶段的实验，对吗？”
“是的。”当被试志愿者之前，我和她讨论过整个实验过程。
“让我猜猜。现在，你的神经元比平时更加接近经典状态，哪怕只是一点点，完全没有丧失理智？”她用吸管吸着巧克力牛奶。
“对。显然没有人丧失理智，或者丧失其他什么东西。实验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
弗朗辛点了点头，一点也不吃惊。我们对彭罗斯的理论持同样的观点，没有必要再讨论一遍。
我说：“我想知道你做不做手术。”
她继续喝着饮料，有几秒钟没有说话。接着她放下吸管，毫无必要地用拇指擦了擦上唇。“你想让我现在、在这里做这种决定？”
“不。”流產造成的子宫损伤有可能通过手术修复，这种可能性我们已经讨论了快五年了。我们两个人都接受了复杂的螯合疗法，以去除U238造成的影响。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用传统的方式要孩子，危险性并不太高。“不过，如果你已经决定了，我希望你现在就告诉我。” 弗朗辛很委屈。“这不公平。”
“哪里不公平？难道你打算做出决定，却不告诉我？那样就公平吗？”
“我是说，你把这一切都交给我决定，这不公平。”
我说：“我不是要逃避做决定的责任。你也知道我的感受。但是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想怀个孩子，我一定会支持你的。”我相信我会支持的。说我思想矛盾也罢，但我怎么也无法做到将正常地孕育、生育一个孩子视为大错，拒绝参与其中。
“好，但如果我决定不生孩子，你又会怎么做呢？”她平静地观察着我的表情。我觉得她明白我的想法，只是要我亲口说出来。
“我们可以领养一个。”我随口说。
“对，我们可以领养一个。”她微微一笑，知道这样可以戳穿我的虚张声势，比恶狠狠地瞪我还管用。
我不再假装自己有什么神秘话题了，她从一开始就看穿了我。我说：“我只是不想这么做了以后，你觉得自己上了当。本来想选A，却被我骗得选了B。”
“不会的，”她说，“你心里想的那种办法又没有排他性。愿意的话，我们照样可以按自然的方式生个孩子。”
“只是比别的孩子麻烦得多。”这可不像父母是工作狂那么简单，也不是跟普通的哥哥姐姐争夺父母的关注。
“你希望我能作出保证，这是我们唯一一个孩子，对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会按你的想法去做？”弗朗辛摇了摇头。“我确实没有打算近期做手术，但我也不会发誓我不会改变主意。我不会保证说，把你的想法付诸实施以后，一切都不会受到影响。它是一个关键因素啊，怎么会不产生影响呢？但它不会成为什么决定性的要素，排斥其他一切可能性。”
我向四周看了看。几排桌子之外的地方，几个学生正专心致志谈着自己的事。她是对的，是我无理取闹了。我曾指望这是一个不会带来任何负面效应的选择，一种万全之策。没有人能保证这一点。这仍旧是一场赌博，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
我再次转向弗朗辛。
“好吧，我不会再逼迫你做决定了。我现在想做的是继续我的研究，把单例建起来。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如果我们觉得可以信任它……我们就用它养一个孩子。我希望我们养育一个人工智能。”
2029
我去机场接了弗朗辛，汽车在狂风暴雨中驶过圣保罗。一场热带风暴正在美国和里约之间的海岸线上肆虐，她的飞机竟然没有改停其他机场，实在让我很吃惊。
“我原本还想带你游览圣保罗呢。”我哀叹道。透过挡风玻璃，我们能看到的风光实在有限。颜色和细节都扭曲了，就好像我们被困在一辆正在清洗的汽车中看着3D地图一样。
弗朗辛看起来心事重重，或许飞行让她感到疲惫。我觉得旧金山不算远，时差也微乎其微。我也乘飞机北上去探望过她几次，觉得这段距离和我以前飞过的跨洋马拉松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我们都早早睡下了。第二天，弗朗辛和我来到大学里工程系大楼的一间凌乱的地下室。这里是我的工作室。我像四处寻宝的孩子一般，在世界各地寻找金主和款项，慢慢地拼装着一个被同事们认为没有价值的设备。幸运的是，在每个研究阶段，我都找到了开发这台设备的借口，甚至还有一些附带取得的成果。这些年来，有关量子计算机本身的研究由于缺乏实用的算法，量子的叠加太过复杂，因此陷入了困境。单例却不一样，它对屏蔽也没有过高要求，一次只需要隔离几毫秒就行。
我给弗朗辛介绍了卡洛斯、玛丽亚和小君。我带着弗朗辛四处溜达的时候，他们都躲开了。我们的试验台上有一组机器，正在演示“平衡耦合”。这是一周前我们的捐助者来参观的时候安装的。屏蔽不完善的量子计算机会出现量子叠加态的坍塌，原因在于量子设备运行的每个可能的阶段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完全一致，有轻微的不同。屏蔽本身永远有改进的余地，卡洛斯的研究小组却另辟蹊径，找到了一种可以提供更多屏蔽的办法，也就是平衡耦合。无论试验台上的这组机器处于什么状态，流入流出设备的能量都保持着绝对的恒定。如果量子门造成了能量损耗，与之相对的平衡门就会提升能量水平，以实现平衡。反之亦然。这样一来，外部环境就少了一条窥视量子设备内部的渠道，无法通过能量水平的改变探知量子计算机内部的变化，然后拆裂叠加的量子态，把它变成彼此不干涉的分支。
弗朗辛对这个理论十分熟稔，但她从没亲眼见过真正的硬件是怎么运行的。我们邀请她操作这台机器，她看起来就像游戏机旁拿到了操纵杆的小孩子。
“你真应该加入我们团队。”我说。
“也许我已经加入你们团队了，”她回答，“在另外一个世界。”
两年前，我从代夫特调到圣保罗之后没多久，她从新南威尔士大学调到了伯克利。这是她能找到的离我最近的职位。那个时候，我恨她拒绝做出让步，不愿意远程工作。她本来完全可以在圣保羅给伯克利的学生进行远程教学。但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想继续考验我，考验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经受不住长期分离的考验，那么我们的关系就不够牢靠。另外，如果我不能不计代价，全身心投入这个项目，她就不愿意推进到下个阶段。
我把她带到角落的试验台，那里有一个不起眼的灰盒子，大约有半米宽，横放在那里。我指了指盒子，我们的视网膜立即为它添加图层，盒子的外观随即改变。顶部的盖子变透明了，我们看到了一个迷宫。迷宫的一个隔间内，一只有点卡通化的老鼠一动不动地坐着，既不大像死了，又不大像睡着。
“这就是著名的塞尔达吗？”弗朗辛问道。
“是的。”塞尔达是一个神经网络，它模拟了一个除去一切细节、只保留主干的老鼠大脑。现在已经有了更新、更漂亮的版本，更加接近真实的老鼠大脑。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已经十岁、公共版权的塞尔达已经够用了。
三个另外的隔间里放着奶酪。“目前，它对迷宫还一无所知。”我解释道，“让我们启动程序，看它怎么探索。”我做了个手势，塞尔达开始四处乱窜，探索不同的路径。每次走进死胡同后，它都能灵巧地折返。“它的大脑在单例上运行，但迷宫本身是用传统计算机建造的，所以从量子联动的角度而言，这个迷宫和真实的迷宫没有差别。” “这意味着每次它从外界收到信息，都会和外部世界产生纠缠。”弗朗辛说。
“没错。但每次这么做时，它都会停下来，等待单例完成当前这一步运算步骤。每一个量子位上的信息要么确定是1，要么确定是0。在接收这个世界的信息的时候，它永远是一心一意，只有一种状态。所以量子纠缠不会分裂它，形成两条不同的分支。”
弗朗辛仍旧在看。塞尔达最终在一个小隔间里找到了奖品。它吃完以后，一只手托起它送回原点，奶酪也被重新摆放。
“我们做了一万次实验，现在我把它们叠加到一起，回放出来。”我回放了实验数据。从画面上看，仍旧只有一只老鼠穿行迷宫，移动路线跟我刚刚演示的一模一样。每次实验完成之后，老鼠都会被送回原点，重新面对完全相同的环境。和任何不受随机事件干扰的计算机程序一样，塞尔达总是单纯地重复自己的行為。一万次实验都产生了相同的结果。
对于一个不了解实验背后的理论的观察者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演示。面对同样的环境，塞尔达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这有什么稀奇？如果你能够精确还原一只有血有肉的真老鼠的记忆，它不也会重复自己的行为吗？
弗朗辛说：“你可以切断屏蔽装置吗？平衡耦合也断开。”
“好的。”我答应了她的请求，开始了新实验。
这一次，塞尔达走了一条全新的路线。尽管神经网络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单例内部的交换过程现在丧失了屏蔽，对外部环境开放了。不同的几个本征态叠加到一起，与外部环境产生了纠缠（所谓本征态，指的是单例的量子比特的二进位值，这个数值是明确的，唯一的，塞尔达据此作出判断。）按照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解释，这种纠缠会随机地让量子叠加态“坍塌”，把它变为一系列本征态。于是，尽管塞尔达仍旧每次只做一件事，它的行为却不再具有确定性。但多重宇宙理论则有另外的解释：这种量子纠缠改变了包括弗朗辛和我在内的环境，将它变为一种奇特的叠加态，其中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和某个本征态耦合。塞尔达实际上是循着不同的路线同时在迷宫里奔跑，只不过其他奔跑路线只有其他版本的我们才能看到。
哪种解释是正确的？
我说：“现在，我要重新配置，把整个装置关在代夫特的笼子里。”“代夫特的笼子”是用来描述这种状况的术语，我是十七年前第一次读到的。其含意是，我不把单例向整个外部环境开放，而是把它连接在第二台量子计算机上，让这第二台量子计算机来扮演外部世界的角色。
现在，我们无法实时观看塞尔达的移动了。但实验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检测这个由两台量子计算机组成的系统。如果假定该系统处于最纯粹的量子状态，塞尔达就是在同一时刻跑过了数以百计条路线。我启动了这个系统，将结果与撤除屏蔽后所做的一万次实验作比对。
结果闪现出来：一致。
“一次实验证明不了什么。”弗朗辛指出。
“的确。”我又重复了一次。仍旧没有看到反例出现。如果塞尔达只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在迷宫中奔跑，和这个组合系统吻合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塞尔达两次通过迷宫之后，这个几率则下降到了万分之一。
我又运行了第三次、第四次。
弗朗辛说：“够了。”她看上去有些不舒服。显示器上是老鼠走过的路线，数以百计，模模糊糊。这算不上照片。但它已经足以让弗朗辛真切直观地感受到多元宇宙，正如传统的代夫特实验让我感受到一样。
“我能再给你看另外一个东西吗？”我问。
“还是在代夫特的笼子里，只是把单例屏蔽好？”
“没错。”
我这么做了。只要单例不处于本征态，就会被完全隔离。与它联结的仍是第二台量子计算机，而不是外部世界。所以，在屏蔽打开的间歇期，它也只是暴露在第二台量子计算机的环境中。如果塞尔达又一次分裂出了多个不同的分支，结果就会呈现在第二台量子计算机所构成的虚假的外部环境中，从而为我们所掌握。
我们的假设前提是，没有发生分裂。最后的结论是：一致，一致，一致。
我们和整个研究小组的成员一起出去吃饭，弗朗辛有些头疼，先离席了。她坚持让我留下来把饭吃完，我同意了。她不是那种当面假客气，做出无私的样子，内心却希望你陪着她的人。
弗朗辛离开后，玛利亚对我说：“这么说，你们俩真的打算生个弗朗肯斯坦出来？”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一直这么取笑我，这次至少她没有再说弗朗辛是我编造出来的了。
“我们还得再谈谈这件事。”弗朗辛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这个话题，我感到有些不自在。加入团队的时候谈我的期望是另一回事，因为对我的同事们保守秘密，不谈我的终极目标，这是一种不诚实。但现在，相关的技术已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这就成了私人问题了。
卡洛斯却轻描淡写地说：“为什么不呢？现在这么做的人不少。索菲娅、莱纳斯、西奥。或许还有上百个，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本的孩子不会没有玩伴的。”最近四年里，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自主开发人工智能”（缩写为adai，阿黛），与之相伴的当然是一片反对之声。瑞士研究人员伊莎贝尔·希伯以旧的模型为基础（塞尔达这样的软件就是从这些旧模型得出的），将其技术做了指数级的改进，并将它与人类的基因数据结合。伊莎贝尔所创造的生命依附于复杂的假体，已经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经历世间的一切，和正常的小孩一样逐渐成长。
小君挑剔地摇了摇头。“我不会抚养一个没有合法权益的孩子。谁知道你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它完全可能成为别人的财产。”
这个问题我和弗朗辛讨论过。“我不相信过个十年二十年，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立法承认这种人的公民身份。”
小君哼了一声，“二十年！美国人解放黑奴用了多少年？”
卡洛斯插话说：“谁会费那么大力气造出一个阿黛，只是为了拿它当奴隶？如果你要一个驯服顺从的人工智能，写个程序就是了；如果你要的是人类的意识，自然人不是更便宜吗？” 玛利亚说：“问题不在于经济。人们会如何对待它们，这取决于它们的本质。”
“你的意思是它们会为社会所不容吗？”我说。
玛利亚耸耸肩。“你把这说得好像是什么种族主义似的。问题是，这些东西并非人类。一旦你设置某个软件，让它拥有了自己的目标，让它获得了选择做还是不做某件事的自由，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呢？它们会一代比一代更好、更快、更聪明。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我们在它们面前已经成了蝼蚁了。”
卡洛斯反驳道：“这种老一套的胡说八道，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吧！蝼蚁比之于人类，相当于人类比之于X，由此解出X的值——按这种逻辑，我完全可以推出南极相当于赤道的结论。”
我说：“单例运行的速度并不比人类的大脑快。我们需要保持这种较低的速度，这样屏蔽的要求可以不那么严格。我们有可能最终会调整参數，但完全没有理由说阿黛的天赋更高，能比你我做得更好。至于他们的后代是不是会更加聪明……即使希伯的团队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他们也只是把人类的神经从一个地方移植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过程本身不会带来什么‘改进’。阿黛比我们有什么优势呢？他们能继承上一代的传承，而且不止一代。但有血有肉的孩子不也一样吗？每一代人都能继续之前无数世代所积累的经验。”
玛利亚皱起了眉头，但她没有立刻反驳。
小君淡淡地说：“除此之外，他们还能长生不老。”
“嗯，是的，这是个优势。”我承认。
我到家的时候，弗朗辛还没有睡着。
“你还头疼吗？”我轻声说。
“不疼了。”
我脱下衣服，爬上床，躺在她身边。
她说：“你知道我最怀念什么吗？在我们玩线上性爱的时候？”
“最好别搞得太复杂，我很久没练习这个了。”
“亲一个。”
我吻了她，缓慢而温柔。“再过三个月，”我许诺说，“我就搬去伯克利。”
“来吧，接受我的包养吧。”
“我更喜欢使用‘免费的高质量关怀给予者’这个词。”弗朗辛的身体僵硬起来。我说：“我们过会儿再谈这个。”我再次开始亲吻她，但她把脸转了过去。
“我害怕。”她说。
“我也怕。”我说，“但这是个好兆头。每件值得做的事情一开始都让人害怕。”
“可并不是所有让人害怕的事情都是好事。”
我翻了个身，在她身边躺好。她说：“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很简单。真正做出决定的能力，这是你能给孩子的最好的东西了吧？最可怕的命运又是什么？明明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却一次又一次被迫违反这个判断。而你可以成功地让你的孩子避开这种命运。这样说来，很容易就能做出决定。
“但是我身体中的每一根神经仍旧反对这件事。如果她知道了她是什么，她会有什么感觉？她怎么交朋友呢？她要怎么适应社会？我们把她造成了一个怪物，她会多么憎恨我们？再说，我们剥夺的，会不会是她最珍视的东西：不同版本的自己，过百万种不同的生活，而不需要在其中选定某一种？我们视为天分的东西，如果她看作贫瘠，那该怎么办呢？”
“她可以随时关闭单例的屏蔽。”我说，“明白这些问题以后，她可以自己做出选择。”
“说得没错。”但弗朗辛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平静。这些话不用我说，她早就想到了。她这时想要的其实不是什么具体的答案。我们的每一丝本能都在冲我们叫嚷，说我们准备做的事是危险的、不自然的、傲慢的，但这些本能想保护的更多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孩子。孩子也许不会感激父母的生育之恩，但是，除了那些故意无视自己孩子的父母之外，大部分的父母并不会因此遭到抨击。如果我因为生活艰难抱怨自己的父母，不难猜出世界会更多地同情我们之中的哪一方。但如果我们这个孩子出了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遭到谴责的都必定是我们，不管我们在创造她的时候付出了多少爱、汗水，良心受过多少折磨——因为我们竟然胆敢对每个人都坦然接受的命运感到不满。
我说：“你今天看见了塞尔达遍历所有可能的分支。你知道，说到底，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是的。”听到弗朗辛这么回答，我心痛如绞。我并不希望她能真正体会到这一点，不希望她有跟我同样的体会。
但我坚持着说了下去：“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落到这种境地吗？你的孙子呢？你的重孙子呢？”
“不希望。”弗朗辛说。现在她的内心中有一部分开始恨起我来了，我能从她的声音中听出来。这本来是我的诅咒，我的心魔。在她遇到我之前，她对多元宇宙论的态度本来是既认同，又不在意，远远不像现在这么与自身紧密相关。
我说：“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做的。”
“实际上，你完全可以，比别的替代方案更容易。你甚至不需要一个陌生人来捐献卵子。”
“除非你支持我，我不会这么做。如果你说一句反对的话，我就罢手不干了。我们已经建成了单例，我们已经证明了它可以运行。即使我们不去完成最后这一部分工作，过一二十年，也会有其他人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弗朗辛有点刻薄地说，“其他世界的我们也会这么做的。”
我说：“这是真的，但是别这么想。说到底，我只能假装确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这样的话，我没法把计划付诸实行。我猜其他版本的我也是这样。”
弗朗辛沉默了很长时间。我看着房间上空，那里漆黑一片。我努力让自己不去多想——她即将做出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两者都同样可能。
最后，她说话了。
“那么，让我们要个孩子吧，一个不需要假装也能做出选择的孩子。”
2031
伊莎贝尔·希伯把我们迎进她的办公室。当面相见，感觉她没有在线上的时候那么令人生畏。不是因为她的外表或者仪态，仅仅是因为她周围的环境变得普通了。我原以为她的办公室会在某个巨大的、一尘不染的高科技大楼里，可没想到她竟然在巴塞尔后街的几个小房间里办公。 我们说了一些客套话，伊莎贝尔直奔主题。“你已经通过了，”她宣布，“我今天晚些时候就把合同给你。”
恐慌让我的喉头绷紧了。我应该感到高兴，但我只觉得措手不及。伊莎贝尔的研究小组一年只能颁发三个阿黛的执照。落选的申请者数以万计，只有一百对夫妇通过了初审。我们前往瑞士参加了最后阶段的考核，考核由一家收养机构负责。我们要通过面试、笔试、人格测试、情景测试。我心中有点相信我们能够走到最后，但这种信念只是用来支撑自己的精神支柱而已。
弗朗辛平静地说：“谢谢。”
我咳嗽一声。“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你有什么别的意见吗？”如果她还要提出什么附加条款，把这场奇迹变得一文不值，那还是现在就说出来的好。千万不要等到我的震惊已经消失，开始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的时候。
伊莎贝尔点了点头。“我不想冒充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我让几位同事评估了单例的设计，我看不出它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适合运行阿黛的一种硬件。我对多元宇宙论一无所知，所以，你因此觉得有必要专门开发出单例，但我不以为然。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因为这一点就把你当成个怪人。”她轻笑一声，“你真该看看和我打交道的某些人。
“我相信你发自内心地关心阿黛的利益，并且，你在科技和工艺方面没有什么迷信观点——如果你有，这会扭曲你们的关系。你要记住，在你监护阿黛期间，我有权拜访你，进行检查。如果你违反了合同上的任何条款，你的执照会被吊销，我也会接管阿黛。”
弗朗辛说：“你觉得我们的这种监护，最乐观的结局是什么？”
“我会不断游说欧洲议会。”伊莎贝尔答道，“几年以后，好几个阿黛都会到达某个年龄阶段，他们的经历已经能为辩论提供某种证据了。但我们不会等到那个时候才开始，必须先做好基础工作。”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各种问题都谈到了。在防范媒体关注这方面，伊莎贝尔已经成了专家。她答应送给我们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手册，附在合同之后。
“你们想见见我的苏菲吗？”伊莎贝尔问道，仿佛刚刚想到这个主意。
弗朗辛说：“那可太好了。”
弗朗辛和我看过苏菲四岁时拍的视频，当时她正在接受一组心理测试。但我们从未有机会与她交谈，更不用说和她面对面了。
我们三个人一起离开办公室，伊莎贝尔开车把我们带到了她位于郊区的家里。
在车里，现实开始沉甸甸地向我压来。和十九年前弗朗辛在机场告诉我她怀孕的时候一样，我感到兴奋不已，同时又像幽闭恐惧症发作一样喘不过气来。如果性生活也像这样，让我觉得危机重重又责任重大，我会一辈子禁欲。
“不要纠缠不休，不要问太多问题。”伊莎贝尔把车开上车道的时候警告我们。
我说：“当然。”
我们跟着她进门。伊莎贝尔叫道：“马可！苏菲！”在门厅里，我听到孩子的笑声，还有一个成年男性用法语轻声说着什么。接着伊莎贝尔的丈夫走了出来，他满头黑发，脸上带着微笑。苏菲骑在他的脖子上。一开始，我简直无法径直看她，只能礼貌地对马可微笑了一下。我郁闷地注意到，他至少要比我小十五岁。我四十六岁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做这件事呢。接着，我抬起眼睛，正好和苏菲的目光对上了。她反过来端详了我一会儿，看上去既好奇又沉着，但她马上害起羞来，把脸埋在马可的头发里。
伊莎贝尔用英语介绍了我们。他们教了苏菲四种语言。即使是在瑞士，学这么多门语言也很少见。苏菲说：“你好。”但仍旧垂着眼睛。伊莎贝尔说：“去起居室吧。你们想喝点什么吗？”
我们五个人喝着柠檬水，大人们礼貌地随便谈着天。苏菲坐在马可的膝盖上，不安地挪动着，偷偷打量我们。她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普通的、动作稍显笨拙的六岁女孩。她有着伊莎贝尔的稻草色的头发和马可棕色的眼睛，不知这是有意要求的还是严格的遗传模拟。从外表上看，她完全可以视作他们俩生物意义上的女儿。我读过她的身体的技术规格说明，还在视频上看过这具身体的早期版本。现场看去，它和真正的身体一模一样。但是，说起她的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这一点其實是最不重要的。看着她喝着饮料、坐立不安的样子，我毫不怀疑，她觉得这就是她的身体，正如我将我的身体视为自身。她不是一个冒充孩子的提线木偶，被隐藏在她头骨深处的电子提线操纵着。
“你喜欢喝柠檬水吗？”我问她。
她盯了我一会儿，似乎在考虑是不是应该为这个冒失问题生气，接着她回答说：“刺得舌头痒酥酥的。”
回旅馆的出租车上，弗朗辛紧紧抓住我的手。
“你还好吗？”我问。
“是的，当然。”
在电梯里，她开始哭泣。我伸手挽住她。
“要是我们的宝宝还活着，今年就18岁了。”
“我知道。”
“你会不会觉得，她还在某个宇宙中活着？”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想好不好。”
弗朗辛擦了擦眼睛。“不，这个孩子就是她。这样想就行了。这就是我的孩子，只是晚了几年而已。”
在我们坐飞机回家之前，我们去了一家病理实验室，在那里留下了我们的血样。
我们的女儿出生前一个月，她的五具身体送到了。我把它们在起居室的地板上摆成一排。这些身体肌肉松弛，眼睛上翻，看起来更像木乃伊，而不是睡着的婴儿。我赶紧甩开这种可怕的想法。它们更应该被看作一套套的衣服。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买衣服不会提前那么长时间。
从粉红色皱巴巴的新生儿，到十八个月大的婴儿，这么直观的成长过程，看了让人感觉怪怪的。其实，即使是真正的婴儿，除非患有严重的疾病，或者营养不良，其成长照样可以预知。几个星期以前，一个弗朗辛的同事指责我说，我们这种做法是把机械决定论①强加给孩子。尽管他的这种说法在哲学上很幼稚，眼前这一系列来自未来的照片仍旧让我起了鸡皮疙瘩。
事实上，不管你的头脑中是否安装了单例，现实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确实是事先确定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点，多宇宙的量子状态都决定了整个未来。给定时刻、局限于某个特定分支的个人经验的确显得充满各种可能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你不知道你即将经历的那个未来会进入哪条支线。而你之所以事先不知道自己会进入哪条支线，真正的答案是：你会遍历所有的支线。 对于单例来说，唯一的区别在于，你做出的决定不会让未来产生分裂。总体而言，世界仍然会显得充满了可能性，但是你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完全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有了这个，一个人还能奢望什么呢？所谓你是什么样的人，并不是说要无穷无尽地把你这个人分析下去，直至最原始的基因，直至某种最基本的社会属性。你在天花板上看过的每一道影子，你在空中见过的每朵云彩，都会在你的心灵中留下些许印记。从多元宇宙的视角来看，就连这些事件都是事先决定的，都是不同版本的你所经历的每一种可能性。但从现实的角度看，没有谁能预知你的每一个行为，哪怕他掌握着你的全部基因图谱，熟知你的一切生活经历。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们女儿的所有选择，早在宇宙诞生之初便已铭刻完毕。但这些信息只有一种解码手段：成为她，一天天成长。她的行动源自她的脾气、她的原则、她的欲望，这些脾气、原则、欲望本身又自有其形成原因，但这一点并不会减少它们的价值。自由意志是一个飘忽不定的概念，我个人觉得，它意味着你做出的选择多少总是和你的本性相符。而这个相符的过程也是短暂的，不断变化的，受上千种不同东西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剥夺女儿任性而为、甚至恣意妄为的权利，她完全可以按照她的理念行事。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弗朗辛回家之前，我把这些身体收了起来。我不知道这幅景象会不会让她感到不安，但我不想让她比量这些身体，为它们购买衣服。
12月14日，一个周日的上午，传输开始了。我们预计会持续四个小时，取决于网络状况。我坐在诊所里，弗朗辛在外面的走廊上来回踱步。我们俩都注视着那些从巴塞尔传来的数据。
伊莎贝尔以我们的基因信息为起点，在子宫内培育了一个完整的胚胎。她采用了一种“自适应结构”模式，这种模式下神经中枢影像的分辨率最高。这以后的工作将由单例接手。它不仅要管理新生儿的大脑，还要管理发生在身体其他部分的数以千计的生化过程，这些过程假体本身是不负责的。除了复杂的感觉和运动功能之外，这些身体还有进食和排泄功能——这不光是为了以化学方式给它们提供能量，还考虑到了心理和社会因素。这些身体呼吸空气，这既是为了与摄入的能量产生氧化反应，也是为了能够发出声音。但是它们没有血液，没有内分泌系统，也没有免疫系统。
我在伯克利建造的单例比圣保罗的版本要小一些，但是它仍旧有婴儿颅骨的六倍大。除非这个装置能进一步缩小，我女儿的心智会一直待在诊所角落里的一个小盒子里，通过无线数据来和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会合。在湾区，带宽和延时不成问题。在她的身心结合起来之前，如果我们想把她带到更远的地方，单例这个设备也不会因为太重或者太精密而无法搬动。
单例上的进度条走到了98%的时候，弗朗辛走进诊室，看起来很不安。
“这件事必须推迟，本，只要推迟一天就行。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摇了摇头。“你让我保证过：如果你要求我这么做，一定要拒绝你。”那时的她甚至不愿意让我告诉她怎么中止单例的进程。
“几个小时就行。”她央求道。
弗朗辛看起来真的压力很大，但我告诉自己，她这是在考验我，看我能不能遵守自己的承诺。“不行，这件事不能加快进程，也不能放缓速度，不能暂停，也不能微调。这个孩子的降生一定要跟其他孩子一样，咣的一下砸过来。”
“那我这就把她生下来，如何？”她不无讽刺地说。之前我曾半开玩笑地提出，让她服用一个疗程的荷尔蒙，好模拟妊娠期症状，好让她和孩子更容易产生亲密感。对我而言，也相当于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这种亲密感。听了这番话，她差点把我的脑袋揪下来。其实我不是真的这么想，我知道没必要这么做。证据就是，人们对领养的孩子同样可以产生亲近感。而我们的做法还比领养更进一步，差不多相当于用代孕的方式生下孩子。
“不用，把她抱起來就行。”
弗朗辛低下头，盯着小床上那个一动不动的东西。
“我做不到！”她哭叫道，“我抱着她的时候，应该让她感到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视的东西！可现在，就算我把她扔到墙上再弹回来，她也不会有事——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让她产生那种感受呢？”
只剩两分钟了。我的呼吸开始变得不均匀起来。我可以给单例发送一个暂停的指令，但如果这种做法成了惯例，又该怎么办？如果我们俩睡眠不足，如果弗朗辛要迟到了，如果我们让自己相信，这个孩子很特别，我们完全可以休个假，之后再来满足她的需要……只要开了这个头，我们会不会一有借口就这么干呢？
我想威胁她：你不抱的话，我抱。但我忍住了，说：“你也知道，真要把她扔到墙上，会给她的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你担心她感受不到你对她的爱，但对她来说，这种担心本身就是最强烈的信号，表明你是多么爱她。她会感受到的。”
弗朗辛怀疑地看着我。
我说：“她会的，我敢肯定。”
弗朗辛把手伸进小床，把那个软趴趴的身体搂到怀里。看到她充满爱意地抱着那个没有生命的形体，我只觉得一阵担心：把那五个塑料人体拿出来检查的时候，我怎么没有产生她这种感受呢。
我不再去看进度条，在最后几秒钟放空了自己。我看着我的女儿，希望她能动一下。
她的拇指动了，小腿微弱地开合着。我看不见她的脸，所以我注视着弗朗辛的表情。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看见她的嘴角因为惊恐收缩着，就好像想扔下这个傀儡逃走一般。然后，婴儿开始踢蹬，放声哭了起来。弗朗辛带着毫不掩饰的喜悦，开始抹眼泪。
她把孩子举到脸上，在它皱巴巴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这时，我却开始不安起来。驱动这具躯壳的软件，本质上和让电影、游戏角色活动起来的软件没什么不同。但它却如此轻而易举地唤起了我们心中的温情。
不，不是这样。带领我们走到这里的这条道路既不容易，也非欺骗。我们并非从泥土、从虚无中抟弄出生命，仅仅是从流淌了四十亿年之久的生命大河中引出了一道细细的支流。 弗朗辛把我们的女儿抵在肩上，前后晃动着。“本，你拿奶瓶了吗？”我昏头涨脑地走进厨房，好在智能微波炉预见到了这件喜事，已经准备好了婴儿食品。
我走进婴儿室，把奶瓶交给弗朗辛。“你喂她之前，我能抱她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她倾身吻了我，然后把孩子递给我。我接了过来。之前我向有孩子的亲戚朋友学过怎么抱孩子。我托住她的后脑，放在我的手心。她的头部略沉，脖子软软的，重量摊在我手中，看起来和其他婴儿没什么两样。她紧紧闭着眼睛，哭着，摇晃着手臂。
“你叫什么名字呢，我的小美人儿？”我们已经把可能的名字缩小到了一打，但在看到女儿第一次呼吸之前，弗朗辛不愿做出决定。“你决定了吗？”
“我要叫她海伦。”
我凝视着她。我觉得这个名字太老气，至少是太传统了。海伦奶奶。我傻乎乎地笑了。就在这时，她睁开了眼睛。
我手臂上的汗毛竖了起来。她的那双黑眼睛还没有看到我，但也没有无视我。我一会儿爱她，一会儿怕她。我怎么能奢望自己可以给她她想要的东西呢？就算我的判断无误，我基于判断采取行动的能力却弱得可怜。
然而，我们是她的一切。我们可能会犯错，可能会迷失方向，但是我必须坚信，我们会将最可贵的东西牢牢抓在手中。我现在感到的爱和决心，是从这一刻开始分支的每个世界中的每个我所共同拥有的。
我说：“我命名你为海伦。”
2041
“苏菲，苏菲！”海伦抢在我们前面，朝门口的伊莎贝尔和苏菲跑去。苏菲现在已经十六岁了，不太喜欢表露自己的感情，只是笑着挥了挥手。
弗朗辛说：“你有没有想过搬家呢？”
我回答说：“或许欧洲的法律会先变吧。”
“我在瑞士看到一个合适的职位。”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她们带到一起。偶然串串门，上上网，她们就能相处得很好。但不要表现得好像她们没有其他朋友一样。”
伊莎贝尔走了过来，在我们的面颊上各亲了一下表示问候。她头几次过来的时候我还有点害怕。但现在她看起来更像一个有点傲慢的亲戚，而不是儿童保护机构的官员，只要一出场就让你觉得好像做错了什么事一般。
苏菲和海伦追上我们，海伦扯了扯弗朗辛的衣袖。“苏菲有男朋友了！他叫丹尼尔。她给我看了他的照片。”她一只手捂着额头，装出快晕倒的样子。
我看了看伊莎贝尔。她说：“他去过她的学校，是个乖孩子。”
苏菲有些窘迫，扮了个鬼脸。“三岁的小男孩才是乖孩子呢。”她把脸转向我，“丹尼尔很有魅力，很有深度，很成熟。”
我觉得胸口好像被大锤砸了一下。我们穿过停车场的时候，弗朗辛轻声说：“先别一副心脏病发作的样子。你还得再过一段时间，才会面临女儿的男朋友这个问题。”
我們从桥上驶过，开往奥克兰，一湾海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伊莎贝尔为我们讲述了欧洲议会有关阿黛权益议题的最新进展。一项提案认为，任何包含一定数量人类DNA的信息系统都应该被视同人类。给“人”下一个严格的定义的确很难，但大部分反对意见都是嘲弄式的，算不上有理有据。比如“那么人类蛋白质组数据库是人吗？哈佛生理模拟资料库是人吗？”
这天晚些时候，女孩们上楼去了，伊莎贝尔开始盘问我们。我当然不会因为她认真行使职责而责怪她。尽管有了筛选的程序，但如果我和弗朗辛变成了恶魔父母，法律无法保护没有人权的海伦。唯一能保护她的，就是我们获得执照时签订的合同。
“她今年的成绩不错，”伊莎贝尔说，“准是很适应学校。”
弗朗辛回答说：“是这样。”海伦无权接受政府的义务教育，大部分私立学校也表示不欢迎她这样的学生，或者提出了诸如保险之类的借口，把她归为一种危险的机器。（伊莎贝尔与航空公司达成了协议：苏菲在乘坐航班的时候必须关闭电源，像睡着了一样；但她不需要戴上手铐，或者被扔进货仓。）我们尝试去的第一家社区学校不同意我们入学，但我们最终发现了一家离伯克利很近的学校，那里的每个家长都欢迎海伦入学。这样她就用不着上网络学校了。网络学校其实也不差，但它们是为地理位置不便、患有疾病的孩子准备的，或是存在其他无法克服的问题的孩子。
伊莎贝尔和我们道了晚安，没有提出批评或建议。弗朗辛和我在火炉边坐了一会儿，相互微笑着。能得到一个满分的回访报告，感觉真是很不错。
第二台早上，我的闹钟提前一个小时响了。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阵子，等着头脑清醒过来。随后我问我的智能管家，为什么把我吵醒。
伊莎贝尔的来访在东海岸一带似乎成了个大新闻。有些国会议员一直在关注欧洲的辩论，他们不满意事情的发展方向。他们宣称，伊莎贝尔偷偷溜到这个国家是挑起事端。其实她向国会保证过，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想听，她都乐意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工作。但他们从来没这么做过。
不知道是记者还是反对阿黛的人获知了她的行程，但所有的细节全国都已经知道了。抗议者聚集在海伦的学校外面。我们有面对媒体狂徒和活动家的经验，但智能管家给我提供的资料还是让我很担心。现在才五点钟，可学校已经被那些人包围了。
我摇醒弗朗辛，对她说明了情况。
“我们可以让她待在家里。”我说。
弗朗辛左右为难，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等到周日伊莎贝尔上飞机以后，这件事可能就会平息下来。一天不去学校，算不上向暴徒投降。”
吃早饭的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海伦。
“我不会待在家里。”她说。
“为什么不？你难道不想和苏菲一起混吗？”
海伦被逗乐了。“‘一起混’，这是以前的嬉皮士的说法吗？”这就是她对旧金山历史的看法：所有在她出生之前发生的事，都应该放进嬉皮士博物馆里。
“你们可以一起讲讲八卦、听音乐，你们喜欢的任何社交方式都行。” 这可是终极意义上的“没有任何限制”。她想了想，“逛街呢？”
“看不出有什么不行。”房子外面已经没人了。尽管可能仍旧有人盯着我们，但抗议行动太过庞大，不可能迅速转移阵地。
但海伦又重新考虑了一下。“不，我们周六去逛商店。我想上学。”
我看了一眼弗朗辛。海伦加了一句：“他们没法伤害我，我有支持者。”
弗朗辛说：“被别人吼、侮辱、推来推去，这些都很不愉快。”
“我知道不愉快，”海伦轻蔑地回答，“但我不会听凭他们摆布。”
曾经有陌生人凑过来骂她；她去的第一所学校有些孩子待她不好，但也没超过九岁的孩子霸王的限度（我指的是普通孩子，没嗑药，也没有精神疾病）。到目前为止，她经受的侮辱只有这些。眼前这种事她还没有经历过。我给她看了新闻提要，但她毫不动摇。弗朗辛和我进起居室去商量这件事。
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除了海伦可能受到的侮辱，我还担心伊莎贝尔会因为这件事怪罪我们。她很可能不喜欢我们让那些抗议者见到海伦的做法。就算她不会立即吊销我们的监护执照，这种事也有可能让她渐渐丧失对我们的信心，最终导致我们遭受吊销执照的命运。
弗朗辛想了一会儿。“如果我们和她一起去，走在她的两侧，抗议者还能有什么办法？如果他们朝我们动手，这就是袭击。想从我们身边拖走她，这就是偷窃。”
“对，但是不管他们做什么，她都会听到他们喷出的那些恶毒的言语。”
“本，她看过新闻。她以前就听到过那些话。”
“哦，该死的。”伊莎贝尔和苏菲下来吃早餐了，我听到海伦正在平静地讲述她的计划。
弗朗辛说：“不要再想着讨好伊莎贝尔。如果海伦想这么做，又知道风险是什么，同时我们能够保证她的安全，我们就应该尊重她的决定。”
她的言外之意有点激怒我了——我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就是为了保证她能够做出有意义的选择，现在阻拦她的话，这不是伪君子吗？但她知道风险是什么吗？她不过是个九岁的孩子！
然而，我还是欣赏她的勇气，也相信我们可以保护她。
我说：“好吧，你给其他家长打电话，我通知警察。”
我们刚走下汽车就被发现了。愤怒的人群发出叫喊，向我们涌来。
我俯视着海伦，握紧她的手。“不要放开我们的手。”
她宽容地对我笑了笑，好像我叮嘱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留神沙滩上的碎玻璃什么的。“没事的，爸爸。”人群涌了过来，她吓得一缩。紧接着，我们的四面八方都有人推挤着，人们朝我们的脸指指戳戳，口沫横飞。弗朗辛和我侧转身体，面对着面，在成年人的腿中间隔出一座防护笼。我真高兴女儿还没有长到和这些人视线平齐的高度，尽管这会带来遭到踩踏的危险。
“是撒旦在推动她！撒旦就在她的体内！出来吧，耶洗别①的灵魂！”一个穿着淡紫色高领连衣裙的女人紧紧挤压着我，大声祈祷着。
“哥德尔定理证明，量子坍塌造成的无法计算的非线性的世界体现了佛教的本质。”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嚷嚷着，充分表明他对自己说的那些东西一无所知，“所以，机器不可能有灵魂。”
“计算机纳米量子。计算机纳米量子。计算机纳米量子。”一个所谓的支持者喊着口号。这是个中年男子，穿着莱卡骑行短裤。他用力地把手伸到我们中间，想摸海伦的头，让他的一点皮屑留在她身上。有种邪教的教义认为，有了这些皮屑，她就能在未来让他复活。我尽可能地在不对他造成攻击的情况下坚定地挡住他的去路，而他则像一个无法触及神迹的朝圣者一般痛哭起来。
“以为你能永远活下去吗，机器小鬼？”一个络腮胡子老头探过脑袋，朝海伦脸上啐了一口。
“混蛋！”弗朗辛吼道。她拿出手绢抹去痰迹。我蹲下来，伸出另外那只手臂护住她们。海伦恶心得脸都皱了起来。弗朗辛轻轻地拍着她，但是她没有哭。
我说：“你想回车里去吗？”
“不想。”
“你确定吗？”
海伦的脸愤怒地扭曲了。“你为什么老是这么问我？我确定吗？我确定吗？你听起来才像一台计算机呢！”
“对不起。”我轻轻握住她的手。
我们从人群中挤了过去。处于核心位置的抗议者其实比最先接近我们的那些疯子更加理智，也更加文明。我们走近学校大门时，他们努力给我们腾出空来，以免我们受到伤害。同时他们也喊着口号，以便摄像机拍摄。“医疗属于所有人！不能只给富人！”我无法反驳这个观点，尽管阿黛只是让富二代们免于疾病的千百种方法中的一种。实际上，这是最便宜的方法之一。给成年人做一个全身假体，总费用比平均额度的美国终身医保还低。禁止使用阿黛不会弥合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创造一个能够永生的孩子是自私的行为。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生育率的问题，也没有想过他们自己的后代几千年间会占用多少资源。
我们穿过大门，进入了一個空旷幽静的世界，任何强行闯入的抗议者都会被立即逮捕。很显然，这些人中没有谁能像甘地那样，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惜身陷囹圄。
在大厅里面，我蹲下身，搂住海伦。“你没事吧？”
“没事。”
“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你在发抖。”她是对的，我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着。这不仅仅是因为刚才的冲突和对抗，以及平安到达这里的宽慰。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宽慰，其他结局的画面总是潜藏在我的意识深处。
卡米拉·培尼亚老师走过来，带着坚定的表情。当他们同意录取海伦的时候，所有员工和家长都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
海伦说：“我现在没事了。”她吻了吻我的面颊，接着也吻了弗朗辛。“我没事的，”她坚持说，“你们可以走了。”
卡米拉说：“今天有百分之六十的孩子到校。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这个出勤率很不错。” 海伦沿着走廊走远了。她只回了一次身，不耐烦地朝我们挥了挥手。
我说：“不错，的确不错。”
第二天是女孩们购物的日子，结果我们一行五人在路上被一群记者堵住了。伊莎贝尔提醒他们，她目前享有“每个普通公民的普遍权利”。这句话引自最近一桩让狗仔赔了八位数款项的官司。他们只好不再纠缠，任我们离开。
伊莎贝尔和苏菲坐飞机离开的那个晚上，我走进海伦的房间，给了她一个晚安吻。我转身离开的时候，她说：“什么是单例？”
“这是一种电脑。你从哪里听说这个的？”
“在网上看到的。我有单例，但是苏菲没有。”
弗朗辛和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把这件事告诉她，也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告诉她。我说：“是这样，但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只意味着你和她有一点点不同。”
海伦皱起眉头。“我不想和苏菲不一样。”
我轻快地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别之处。有单例就好像一辆车有一种特别的引擎，别人能开到的地方，它也一样能开到。”只不过不是同时开到所有地方。“你想多像苏菲都行。”这并不是撒谎。那个关键的差异可以消除，只要关闭单例的屏蔽就可以了。
“我想和她一样。”海伦坚持说，“我下次成长的时候，你就给我苏菲有的那些东西吧。”
“你有的这种东西，更新，更好。”
“别人都没有这个。苏菲没有，其他人也没有。”海伦知道她抓到了我的破绽。如果新的东西更好，为什么下一代的阿黛谁都没装这个呢？
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你最好现在去睡觉，我们以后再谈这个。”我装模作样地理了理毯子，她则气愤愤地瞪着我。
我走下楼，把这段谈话讲给弗朗辛听。“你怎么想？”我问她，“现在是时候了吗？”
“可能是时候了。”她说。
“我想让她再长大一点儿，到她能够理解多重宇宙理论的时候。”
弗朗辛考虑了一下。“能有多理解这个呢？短时间内，她是没法理解的。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大秘密，她肯定会从其他信息渠道听到些一知半解的东西。”
我往沙发上一倒。“棘手啊。我无数次想象过这个场景，但在我的想象中，海伦比现在要大，而且已经有几百个别的阿黛安装了单例。可实际上，我们后继无人了。能够证明多重世界理论的证据持续增加，但大部分人仍旧无视这一理论。老鼠跑迷宫的版本升级了，更加复杂，但仍旧像精心设计的电脑游戏。你不能从一个支线跳到另外一个支线，你也无法观察到平行世界中的自己。这些永远不可能实现。”你要怎么告诉你年仅九岁的女儿，她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能够做出选择、然后坚持这个选择的智能生物呢？
弗朗辛笑了。“反正一开始，不能用你这句话跟她解释。”
“的确。”我搂着她。我们就要进入雷区了，我们不得不穿过这片危险的地区，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依赖彼此的判断。
我说：“会解决的。我们会想到办法的。”
2050
早上四点的时候，我向烟瘾屈服了，点燃了我这个月的第一支香烟。
我把温暖的烟雾吸入肺里，牙齿上下打着战，一冷一热的对比让我感到身体的其余部分愈加冰凉。红色的烟头看起来最亮，但是如果有架红外相机对准我，我就会像一堆燃烧的篝火一般。我吞云吐雾的时候咳嗽起来，就好像一只被毛球噎住的猫。第一次复吸总是这样的。我是在六十岁这个年龄染上烟瘾的，这真难以想象。在五年的反复戒烟之后，我的呼吸道仍旧无法相信自己的厄运。
五个小时里，我一直蹲在庞恰特雷恩湖边的泥浆里，就在新奥尔良废墟以西几公里的地方。我望着驳船，等着某个人回家。我很想游出去，四下看看，但我的智能助手在水面上用雷达画出了一条红线，就算我待在这条线外，它都不能保证我不会被探测到，更别说进入红线之内了。
前一天晚上，我给弗朗辛打了电话。对话简短而紧张。
“我在路易斯安娜，我觉得我有了线索。”
“是吗？”
“有什么进展的话，我会让你知道的。”
“就这样。”
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面對面见过她了。多次搜索碰壁之后，我们决定分头寻找，好搜寻更多的地方。从纽约到西雅图由弗朗辛负责，我搜索南方地区。她本来下定决心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全神贯注于搜寻工作，但随着时间流逝，她渐渐失控了。一天晚上，独自待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她悲伤得不能自已。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我身上，或许是一个月之后，又或者是一个星期以前。我们没在一起，无法分担痛苦，痛苦也就无法减轻。结婚四十七年之后，尽管我们前所未有地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却渐渐远离对方。
我知道在巴吞鲁日流传着一些流言，关于“老鸨”杰克和他的酒吧。这些流言通常都是酒吧里的吹嘘，没什么内容。给假人里面装个比微波炉还蠢的软件，就能变出一个最听话不过的性奴。不过这种事让人很没自尊。如果你的伙伴们发现你拿个高科技充气娃娃当性伴侣，那可就太糗了。唯一能挽救面子的办法，就是宣称这东西拥有人类的灵魂。这么做的人显然不少。
但杰克的事好像不单单是吹牛皮。我买了他一生的购物记录，发现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购买机器人恋物癖的黄色录像。但大概三个月以前，他不买这些东西了。有传言说，他得到了更好的。
我抽完这根烟，拍打着胳膊，让血液流动起来。她不可能在驳船上。就我所知，她听说了布鲁塞尔的消息，现在多半已经在去欧洲的路上了。她独自一人，想必旅途中困难重重，但她应该会有忠诚的、值得信任的朋友来帮助她。往事烧灼着我的脑海：那些激烈的、没有意义的争吵，那些小偷小摸的犯罪行为，所有那些自残……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她经历了什么，她都不再是那个愤怒的十五岁女孩，某个周五去上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她十三岁的时候，什么事都能让我们吵起来。她的身体不需要青春期的荷尔蒙，但软件无情地模拟了所有内分泌的效果。有时候我觉得，真不如走个捷径，让她一下子就成熟起来。让她像这样经历青春期，真是一种折磨。但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始终是：不要调节，不要插手，最大限度地模拟正常人类的成长过程。 不管争吵的原因是什么，她总是知道怎么让我闭嘴。“我对你来说只是一样东西！一件工具！是爸爸寄予厚望的新科技！”一到这时，我就什么都顾不得了；不管她想要什么，我都会满足她的要求，只要能平息我自己的恐懼就行。（事后，我会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着当时应该怎么反驳——很多父母生孩子的理由比这更差劲：为了田地里能多一个劳动力，为了在董事会里多占个位置，为了驱除无聊，为了挽救失败的婚姻。）在她眼里，单例本身不好也不坏。我多次提议关掉屏蔽，但她都拒绝了，不愿让我这么容易就摆脱困境。但是，我的确是出于自私的原因把她造成了一个怪物，让她甚至和其他阿黛都不一样。这一切仅仅是为了安慰我自己。“你希望不产生分支、不遍历一切可能？用不着为了这个把我生下来！每次你做出愚蠢决定的时候，给自己脑袋一枪，不就能实现你这个理想了吗？”
她失踪的时候，我们害怕她是被人绑架了。但我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她从体内取出的定位器，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不要找我，我永远不会回来。
我听见左手边有一辆重型车辆沿着泥泞的道路驶过。我尽量趴得低点，保证灌木丛能遮挡住我。随着一声微弱的金属颤音，卡车停了下来。从驳船里驶出一辆无人驾驶摩托艇。我的智能助手已经捕捉到了双方交换的数据流——一种呼叫与应答的口令。可惜智能助手无法黑进控制台，模仿驳船一方。
两个人从卡车上爬了下来。一个人是杰克，我在星光下看不清他的脸，但我曾在巴吞鲁日的酒吧里坐在离他只几米远的地方。我的助手知道他的体细胞签名：他的神经系统以及移植器官中发出的电子辐射；他的身体对环境的细微变化所产生的反应；特殊的放射性同位素产生的微弱的伽马射线光谱，等等。
我不知道他的同伴是谁，但我很快就知道了个大概。
杰克说：“现在付一千，你走的时候再给一千。”他的身影指了指等待的摩托艇。
另一个人有些怀疑。“我怎么知道它和你说的一样不一样？”
杰克道：“别叫她‘它’。她不是一件东西。她是我的莉莉丝，是我的洛丽塔，是我上了发条的女妖精。”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那个客户会对这种夸大其词的推销术嗤之以鼻，恢复自己的理智。机器人性爱是巴吞鲁日妓院公开推销的项目，技巧娴熟，而且比这个价格低得多。他想象的是真正的阿黛带来的刺激，但杰克在驳船上玩的说不定还是巴吞鲁日那套机器人性爱，而客人是无从分辨的。两千块钱买到的，说不定是杰克亲自出马，充当性爱玩偶。
“好吧，但如果她不是货真价实的……”
我的助手听到了钞票转手的声音，这种情况它早就建模分析过，完全知道我希望采取什么行动。“上。”它在我耳边轻声说。我毫不犹豫地照办了。一年半以前，我忍受着现代化学药物带来的疼痛和恶心，为自己建立了迅速服从智能助手指令的条件反射。但我付不出更加高昂的手术费用，无法让它直接操纵我的四肢。不过我改编了现成的舞蹈软件，让智能助手能在我的视网膜上覆盖一层图层，向我指明应该如何行动。我大步走出了灌木丛，出现在摩托艇边。
顾客发怒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转向杰克。“杰克，你想先干他吗？我来压住他。”有些事情我不放心完全交给智能助手。最好让它先做个框架，我在框架之内临场发挥，它再把我的行动加入考量范围，进一步细化方案。
震惊的沉默之后，杰克冷冰冰地说：“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混蛋。”但他沉默的时间有点太长了，激发不起陌生客户的信任感。杰克伸手拔出武器，顾客却向后退去，接着转身逃走了。
杰克慢慢地走向我，拿着枪。“你在玩什么把戏？你在找她吗？是这样吗？”他体内的植入软件公然探测着我的身体，这时已经没必要遮遮掩掩了。但我在巴吞鲁日盯了他好几个小时，我的智能助手对他了如指掌，就像看一张摊开的建筑图纸。它展开一幅图层，覆盖在杰克被星光映成灰色的身影上。这是一幅解剖图，从大脑、神经到植入物，历历在目。他的运动神经中闪烁着一簇蓝光，表明他会动一动肩膀。这个动作并不是直接扣动扳机，但肩部动作的强度会增大到对他的植入物发出信号，进而沟通武器，下令射击。不过我的助手抢在了头里，对我说：“低头。”
没有枪声，但我直起身体时，嗅到了子弹射出的气味。我不经思考，只管按那套舞蹈软件的指令行事。杰克挥舞着枪抢上前来，我一转身抓住他的右手，接着狠狠几拳，连续击打他颈侧的植入物。他有恋物癖，所以选择了笨重的安装包，故意在皮肤上形成可见的凸起。这些凸出物并没有彻底硬化——杰克的受虐狂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但在重击之下，就算最柔软的生化胶体也能被挤压得像木头一般坚硬。我又进一步把他脖子上的那块木头砸进了肌肉里，同时把他的前臂向上扭动。他的枪掉了下来，我用脚踩住，踢进灌木丛。
在超声波的帮助下，我看见血在他的植入物四周淤积起来。我停了下来，等着淤血形成压力，这才又给了他一拳。肿胀部分像个大水泡一样炸开了。他跪在地上，痛得惨叫起来。我从口袋里掏出刀子，抵住他的咽喉。
我逼着杰克解下皮带，用它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又领着他上了摩托艇。我们两个人都上船以后，我让他对船只下达必要的指令。他愠怒地服从了。我什么预感都没有。我心中仍有一部分坚持认为，我抓到的这场交易不过是个骗局。驳船上只有巴吞鲁日那套机器人性爱的玩意，别无其他。
驳船很旧，是木头做的，有一股防腐剂的味道，但仍旧掩不住腐烂的气息。船舱窗户上嵌着肮脏的塑料板，看不见里面的情形。走过甲板时，我一直和杰克靠得很近。就算这里有安保系统，它也不会冒着伤害主人的危险对我们开枪。
到了舱门，他听天由命地说：“别对她太凶。”我的血都凉了。我用手臂堵住嘴巴，以防自己发出无意识的呜咽。
我踢开门，但除了幢幢黑影，什么都看不到。我叫道：“开灯。”天花板上和床头的灯亮了。海伦赤身裸体，手腕和脚腕被锁链绑着。她抬起头，看到了我，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
我把刀锋靠近杰克的喉咙。“把这些打开！” “锁链吗？”
“是的。”
“不行，这些不是智能的，是焊上的。”
“你的工具呢？”
他犹豫了。“我的卡车上有扳手，其他的都在城里。”
我環顾四周，接着把他带到一个角落里，让他站在那儿，面对着墙壁。我在床边跪下。
“嘘，我这就放开你。”海伦安静下来。我用手背碰了碰她的面颊，她没有退缩，但她瞪着我，一脸不敢相信。“我会的。”
床柱有我的手臂那么粗，锁链也有我的手指粗细。我赤手空拳，没法折断它们。
海伦的表情变了。她意识到我是真实的，她不是在做梦。她呆滞地说：“我以为你放弃我了。你会唤醒一个备份，重新开始。”
我说：“我永远不会放弃你。”
“你确定吗？”她的目光在我脸上搜索着，“现在这种情况，是最后的可能吗？是最坏的结果吗？”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说：“你还记得准备蜕变、进入下一个生长阶段时是怎么做的吗？还记得怎么关闭感官吗？”
她给了我一个微弱的、带着胜利的微笑。“当然。”她不得不忍受囚禁和屈辱，但是她永远有关闭身体感觉的能力。
“你现在想蜕变吗？把这一切抛在脑后？”
“想。”
“你很快就会安全了，我向你保证。”
“我相信你。”她的眼珠向上翻起，进入休眠。
我切开她的胸膛，取出了单例。
无论弗朗辛还是我，都在汽车后备厢里放着备用的身体和衣服。阿黛不能在国内乘坐飞机，所以海伦和我开车穿越州界，朝华盛顿驶去。弗朗辛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可以去瑞士大使馆申请庇护，伊莎贝尔已经准备好了。
一开始，海伦一言不发，几乎有些羞涩，好像我是个陌生人一样。但是第二天，从阿拉巴马到佐治亚的路上，她打开了话匣子。她告诉我她怎么从一个州搭便车到另一个州，沿路做些临时工作。这些工作不需要社保卡号也不需要身份证号，薪水用电子货币支付。“最好的工作是摘水果。”
她一路上交了一些朋友，也对一些她信任的人表明了真实身份。直到现在，她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其中有人出卖了她。杰克是在一座桥下的旅客帐篷里找到她的。肯定有人告诉他去哪里找她，但也可能是有些人好几年前在媒体上见过她的脸，因此记得她。弗朗辛和我从来没有把她的失踪公之于众，没有在网站上贴出启示或者分发传单，这只会让她的处境更加危险。
第三天，穿过卡罗莱纳的时候，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景色美得惊人，到处都是鲜花。海伦看起来很平静。也许这就是她最需要的：安全与宁静。
快天黑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说几句了。
“有件事我从来没对你说过。”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海伦笑了。“你是不是打算告诉我你从农场逃跑了？不愿意挤奶，去了马戏团？”
我摇摇头。“我从不冒险，这只是一件小事。”我把厨子的事告诉了她。
她听了这个故事，想了一会。“这就是你建造单例的原因？也就是你造我的原因？一切都归结为巷子里的那个人？”她的声音听起来更多的是迷惑不解，而非气恼。
我低下了头。“抱歉。”
“抱歉什么？抱歉让我生出来？”
“不，可是——”
“把我弄上那条船的不是你，是杰克。”
“是我把你带到了一个有他这种人的世界上。我把你造成这样，让你成了一个狩猎对象。”
“如果我是有血有肉的人呢？”她说，“你是不是认为，像他那样的人，对有血有肉的人就没有兴趣了？难道你以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孩子就不会离家出走，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我开始哭泣。“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难过，因为我伤害了你。”
海伦说：“我不怪你做的事，而且我现在更理解你了。你看见自己绽放出一朵善良的火花，于是你想用双手捧着它，保护它，让它更加明亮。我理解这一点。我不是那朵火花，但这不重要。我知道我是谁，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对这个，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你给了我这种能力。”她伸出手，拉住我的手。“如果还有其他版本的我，比现在的我更善于应对这一切，而知道这个以后，会让此时此地的我感觉好些——你是这样想的吗？”她笑了，“对任何人来说，知道其他人过得更好，都不是多大的安慰。”
我的情绪镇定了些。汽车发出一阵嗡鸣，提醒我它已经订好了旅馆，再过几公里就到。
海伦说：“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很多。不管法律和有偏见的人怎么说，阿黛都是人类。另外，我所独有的，几乎每个曾存在于世间的人都以为自己同样拥有。人类的心理、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道德，它们的发展都离不开一种幻象：我们只有唯一一个历史。但我们并非生活在单线历史中。从长远看，幻象总有一天会维持不下去。所以，尽管笑话我保守好了，但我宁愿对物理意义上的自身做出改造，也不愿意放弃我们人类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那一切：人类的心理、文化、道德，等等。”
我沉默了一阵子。“那么，你现在的计划是什么？”
“我想学习。”
“学什么？”
“我现在还没想好。想学一百万种不同的东西。但从长远来看，我知道我想做什么。”
“是吗？”汽车开下了高速公路，驶向旅馆。
“你的工作只是一个开始，”她说，“但还远远不够。在无数其他的分支，单例并没有被发明出来。就我们所知，始终没有单例的分支永远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不把单例分享出去，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做出自己选择的权利。”
“穿行不同的分支，这可不简单啊。”我温和地解释道，“和建造单例相比，这个问题的难度大多了。两者的差别是指数级的。”
海伦笑了。她承认我说得对，但她的嘴角露出了固执的微笑。我上千次见过这种微笑，在她和我上千次争执的时候，在她上千次获胜之前。
她说：“给我点时间，爸爸，给我点时间。”
【责任编辑：李克勤】
① 注：故事发生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十一月相当于北半球的夏天。
① 械决定论又称“形而上学决定论”。这种哲学观点只承认自然界的因果性、必然性、客观规律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偶然性。
① 械决定论又称“形而上学决定论”。这种哲学观点只承认自然界的因果性、必然性、客观规律性，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