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与中国记者在战火中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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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潘占林是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作为中国前驻南斯拉夫大使,他经历了北约轰炸前南斯拉夫的炮火。当美国的炸弹炸毁我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时,他是亲身经历者。当中国大使馆复馆的当天,他又与中国使馆人员和中国记者在战火中升起了五星红旗。
  回国休整后,潘占林出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两次以生命作价的穿越,在战火中对世界文化的理解、认知与比较,使我们深切感到,他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同时,也在积极倾听世界的回声,用不懈的努力在维护国家尊严的同时,构建着沟通人类共同情感的平台。在此过程中他也与媒体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一切都使得我们对他肃然起敬。
  本刊记者两次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同他作了真挚的交流,倾听他曾经走在路上的故事……
  
  “中国外交官是打不倒压不垮的”
  
  每一条生命
  是母亲孕育,
  春寒秋凉,
  赤血凝成,
  热肠古道,
  和平英灵。
  
  这是潘占林大使为凭吊在南斯拉夫牺牲的三位中国驻外记者而作的诗句。
  在前南斯拉夫的78个日日夜夜,他与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媒体的记者同行。他看到在平常的日子里,这些记者忙于报道,早出晚归,总是在硝烟未尽的现场去拍下珍贵的照片。而这三位记者竟在一个晚上就突然地离去,“化作清风,吹拂着,渗透着苦难的土地。”在他的影集里还保存着一幅使馆人员升国旗的照片,这在他的记忆中意义格外重大......
  《对外大传播》:我们从您的书中了解到,即使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您也在全力地配合记者的工作。书中提到,和吕岩松已经不仅仅是外交官和媒体的关系,还是共患难的战友。为什么这么说呢?
  潘占林:那是1999年5月17日上午,我带领坚守岗位的使馆工作人员来到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办公楼前。我们衣冠整齐,站成一排,举行升旗仪式。随着国旗的冉冉升起,大家向国旗行注目礼。我曾在各种场合参加过升旗仪式,但那天的升旗仪式却使我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虽九死而未悔”的坚强不屈的精神,我们的中国外交官是打不倒、压不垮的。
  升旗后,我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吕岩松的采访。之后他把这次升旗仪式的消息稿传回了人民日报社。报社编辑很重视,准备在头版头条配照片刊登。然而就在吕岩松采访使馆升旗的那天,他却没带相机,没拍升旗仪式的照片。这下可急坏了吕岩松。他急忙来找我,提出补救的办法是再重来一遍。可这时大家早已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忙了起来,再把大家重新召集起来,也是个问题。吕岩松虽然是记者,但也是我们共患难的战友,他的恳切请求实在是不好拒绝。于是大家为配合他的工作,又把清晨的升旗仪式像排戏一样再演一遍。十分心细的人会发现,留守的人来时7个人,而照片上参加升旗仪式的只有6个人。那是因为早晨举行完升旗仪式后,一个同事到机场办事,再次升旗时他没来得及赶回来。
  使馆被炸的当时,吕岩松很有记者的职业素质,他从办公楼里跑出来,顺手抓起手机和相机,用手机同国内取得了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钟,还未上班。他把电话打到《环球时报》总编的家里,这位总编辑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该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至此,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的新闻消息在第一时间内被传播出去了。
  
  


  东西方的文化应该相互碰撞、融合和取长补短
  
  《对外大传播》:您后来又被派到以色列,在亲历了贝尔格莱德战火的硝烟后,您犹豫过吗?
  潘占林:没有什么犹豫。周恩来总理讲过,外交官就是文职的解放军。我觉得,经历了南斯拉夫这场浩劫,其他的一切都不在话下。我从南斯拉夫回国后,当时的唐家璇部长对我说,你要好好休息一下再去。但是,我不愿在家待着,所以作了短暂的准备后,我就去以色列赴任了。
  《对外大传播》:有位学者说,“有差异的地方是最美丽的地方”。在以色列工作了三年,您对中以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哪些切身的感受?
  潘占林:犹太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他们曾向世界贡献了《圣经》这样的经典。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之所以没有消失,没有被同化,其中关键的原因就是犹太的文化和犹太教。凡是犹太人比较聚集的地方,就会建立犹太教堂。星期六在那里做礼拜,念圣经上的故事,这实际上也是重温自己民族的历史。他们把自己的历史和宗教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民族能够历经苦难而生存下来,他们有很强的凝聚力。
  以色列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犹太人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在这里,有很多东西要学,有很多书要看,有很多地方要亲自去走一走。踏着耶稣的足迹,看看犹太教是怎么兴起来的。旧约全书读起来也很有兴味,但如果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光读书中的故事是很枯燥的。但是,在耶稣传教的地方和耶稣遇难的地方读,就会感到兴味盎然。旧约全书《摩西十戒》里说,“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我。”这同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出一辙。我想人类的文明,在大千世界当中,往往也有雷同的地方,文化也是相通的。
  
  外交官也在传播民族的文化
  
  


  《对外大传播》:您说,外交官也是文明的传承者,请解释其丰富的含义?
  潘占林:应当讲外交官也是文化载体,同样在传播自己民族的文化。比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当年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很多犹太人签发了前往中国的签证。犹太人拿着他签发的签证,从海上、陆上逃到上海避难。何凤山去世以后,犹太人看到了何凤山逝世的讣告,便授予何凤山“义士”称号。在这个仪式上我发表了讲话,讲何凤山为什么能顶着上级领导和德国法西斯的压力,给许多犹太人发签证?我就用了孔子“仁者爱人”的话,他同情犹太人的遭遇,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这些就是在宣扬中国古老的文明,外交官也是文明的传承者。
  《对外大传播》:您在贝尔格莱德曾经与记者共同度过最危险的时刻,您是怎样看待我国外宣工作的?您认为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还有哪些问题和不足?
  潘占林:外交和外宣,外交和文化都是结伴同行的。比如在前苏联,很多汉学家都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他们翻译了中国的诗歌,对唐诗和诗人李白都很熟悉。这些可以最快地拉进彼此之间的距离,哪怕是在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中国的京剧代表团访问乌克兰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演的是京剧《曹操与杨修》,尽管打的是俄文字幕,但乌克兰观众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他们觉得很新鲜和有趣。这些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凡是汉学家,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喜欢中国的文化。我到过前以色列驻中国大使南月明家里,看到她家里很多的东西,如桌子、椅子、土地庙的排位、西藏喇嘛教的诵经桶等,都是在潘家园买的。东西方的文化应该互相激荡,互相融合,取长补短。我曾经写了一篇《沙龙谈中华文明》的文章,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曾两次到中国来,他非常喜爱中国的文化。令他惊奇的是中华文明竟长达五千年之久。我们的文物局在以色列举办的 “百件文物精品展”,展品中有许多精美的文物曾引起轰动。以色列当时的议员、总理和文化部长都出席了开幕式,他们特别欣赏我们的文物。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载体。以色列总统府的总管对我说:“你们的兵马俑能不能送给我们一个?”后来在中以建交10周年的时候,总统府举行了一个招待会,通过文物局,我代表国家送给以色列两个兵马俑的仿制品。他们就将这两个兵马俑放在总统的官邸里,作为珍贵的文物被保存起来。
  《对外大传播》:您在以色列工作期间听到过有哪些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的符号?以色列老百姓能接触到的又有哪些?
  潘占林:犹太人有五千年历史,但对中国古老文明也情有独钟。一家山西的公司在以色列举办了一个灯笼展,不仅灯笼各式各样,而且每个灯笼上还讲述有老鼠娶亲、桃园三结义、四大美人等古老的故事。很受当地人欢迎,他们可以一边看灯笼,一边欣赏中国的文化。
  以色列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多,主要受美国的影响。但是,中以之间逐渐有了交往。他们电视台的人到中国来,拍中国的名胜古迹,拍中国的饮食文化,然后在他们的电视台播放。以色列人很喜欢中国古老的文明,所以他们很愿意到中国来旅游。他们最喜欢的是西安,兵马俑对他们有很大的震撼。还有桂林山水、北京故宫、长城和上海的繁华时尚。
  
  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世界
  
  《对外大传播》:潘大使,听了您在前南联盟和以色列的外交官生涯的述说,令笔者十分感动。在您亲历了上述这些国家的战火与动乱的岁月后,您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些理念又是怎样理解的?
  潘占林:在南斯拉夫,那里的人民希望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和谐相处,这是对和平社会的一种企盼;对巴以来讲,他们都不希望战争,不希望以暴易暴,相互杀戮,非常渴望和谐世界。我想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世界,是人类的共同理想。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实现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还远不和谐。如何实现和谐世界,首先要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它的基础就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是最基本的国家原则。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安全观,就是大家通过和平、谈判、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是走向和谐世界最基本的一步。和谐世界就是平等、协商、互利、互信,承认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谋求共同的发展。
  我们经常说的软实力是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国家的文化,一个国家的文明,这些东西需要互相融合,逐渐地被人们所接受。比如我们讲仁者爱人,在国际上我们实行的睦邻、安邻、固邻,这实际上都是由我们基本的理念派生出来的,融入了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现在中国的软实力,包括中国的文化,都在扩大。很多国家建立孔子学院,现在孔子这个名字已经逐渐走向世界了。孔子究竟是做什么的,何许人也,他的思想主张是什么,渐渐地就会传播开来。
  
  在访谈过程中,潘大使一直语气沉稳,面带微笑,非常地平易近人。但在谈到美国导弹炸毁我使馆并造成人员伤亡的时刻,潘大使的眼中噙满了泪花,一种忠诚祖国、哀婉同胞的情态油然而生。很多人羡慕外交官这个职业,感觉很高贵神秘,其实这个职业也充满了风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采访结束,每每翻阅他所著的《战火中的外交官》,那充满了情感和睿智的文字,那一段段刻在外交官生涯中的故事,总是深深地打动着笔者,让我们向中国的外交官致以深深的敬意!
  责编:戴德忠 谭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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