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局副局长王丕君指出的：“西藏本没有问题，而多年来充斥在西方舆论中的西藏是完全地被问题化了，妖魔化了，虚拟化了。西方社会对‘西藏问题’有着执著的偏见，我们应该不断地向他们阐明事实、申明道理。”
自2005年第7期开办《西藏之窗》栏目以来，本刊围绕“西方媒体主要在哪些方面对西藏存在误解”、“在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的过程中，对外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等问题进行深入追踪报道，刊发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向世界说明西藏的文章：《针对“西藏问题”上的偏见，中国可以坚决地说“不”》《“真实”一定能胜于谎言——专家学者谈真实性在对外宣传西藏中的作用》《他从高原走来——访藏族第一位博士格勒》《雪域高原上响起和谐音符——与西藏团人大代表谈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对外宣传西藏的技巧就是用事实回应宣传臆想》《毛如柏,对西藏三十二年的牵挂》。读者对此反响热烈。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西藏更加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为了使外宣工作者在面对西方社会对西藏的种种误读时能够成为“最佳辩手”，本栏目将针对西藏受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为外宣工作者提供明确的观点、雄辩的事实和传播技巧。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与国外的分歧和争论应当如何说明，围绕国外的误读应当如何正面解读。同时，我们尽量将视线伸向西藏这片神奇土地的最前沿，让外界听到雪域高原更加及时和真实的声音，多角度地呈现一个日新月异的西藏。
2006年，针对国际社会不了解西藏真实情况的现状，中国国内各有关部门发挥各自的优势，分别请一些国家的政要、议员、记者、学者和藏胞到西藏自治区和藏区（省）参观、访问、采访，用他们的眼睛亲眼观察西藏的现状，用他们的笔和摄像机直接记录西藏的宗教信仰、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活状况，用他们的嘴向所在国公众介绍西藏的历史变迁、文化融合及西藏的改革开放，这项工作得到了各国来宾的充分肯定。回顾过去一年的涉藏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局副局长王丕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触颇深。
记者：2006年对外宣传西藏工作有哪些值得记忆的？
王丕君：对外宣传西藏主要是向国际社会说明西藏的真实情况，澄清达赖集团在国外散布的谣言和谎言，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回顾，可以说，过去的一年，做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作。
比如全国人大去年邀请法国议会西藏信息小组主席布罗瓦西亚一行访问西藏，布罗瓦西亚和其成员赴西藏参观后说：“看到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很感动，西藏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中国政府为推动西藏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工作”。在德国和欧洲有较大影响力的德国《明镜》周刊主编奥斯特一行到西藏参观采访后说，这是他首次到西藏，西藏的美丽、现代、洁净、社会安定、秩序井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通过实地参观采访，我对西藏有了具体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西藏经济繁荣，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朝拜的信众。”奥斯特发表的访藏文章《他（十四世达赖）欺骗了他的祖国》，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比如英国BBC世界新闻栏目制作人安荷拉蒂·劳访问西藏前有很多顾虑和疑惑，从西藏返回北京时说：“我有很多没想到，没想到中国政府关于青藏铁路建设的环保意识这么超前，没想到西藏发展得这么快、这么现代、这么开放，没想到西藏信教群众可以如此自由地信奉藏传佛教，没想到藏汉民族可以相处得这么融洽。”回想起来，我们这几年连续邀请了几十个国家的记者来华访问并到西藏采访，他们刚到北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西藏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当他们从西藏回来时，基本上都认为他们所说的那些问题已经不是“问题”，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几乎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份共同存在的。
2006年，针对国外达赖集团散布的中国对外宣传西藏是为了“政治宣传”，我们这几年组织了西藏和藏区（省）的藏学家、活佛、艺术家出访达赖集团经常窜访的地区，不仅受到出访国家主流社会和公众的欢迎，而且还很好地传播了西藏文化的真谛。比如，我们的藏学家活佛团出访欧洲议会和比利时，不仅我们的藏学家活佛向那里的主流社会人士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而且当有个别“藏独”分子向代表团提出挑衅性的问题时，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副团长向与会的议员们说：“四年前我访问过西藏，亲眼目睹了那里的一切，可以确信，藏人完全享有宗教自由。”再比如，应有关方面的邀请，西藏的藏学家、活佛、艺术家出访瑞典和波兰，受到热烈欢迎，直贡琼仓活佛为来自瑞典和英国、法国、美国、印度等国的400多名信众摸顶、讲经，佛事活动主办方主席索朗说：“世界上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次邀请代表团来访就是一个很好的澄清和说明，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藏传佛教、没有高僧大德，这次佛事活动有助于人们了解西藏的宗教信仰状况。”
“走出去”的价值就是让中国西藏的藏族人自己来讲他身边的事和西藏发生的变化，这是最有说服力的。2006年1月，达赖在印度的法会上说什么“西藏人的生活没有印度藏人好”，在他说完这句话不久，受邀赴西藏采访的印度《亚洲世纪报》、《印度时报》、《先锋报》、《南方先驱报》等多名记者赴西藏采访约10天，发了20余篇客观反映西藏情况的报道，其中一位写道：“中国的西藏人生活比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要好得多。”一个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事实——西藏日新月异的变化，居然被尊为“宗教领袖”和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达赖像谈他的精神漫想一样地臆想西藏的情况，如果不是出于特别的目的，一定是别人给他传达了歪曲事实的信息。因此，多让西藏和藏区的藏族同胞到达赖集团经常开展所谓“拯救西藏”、“保护西藏文化”的地方去，便于让人们逐渐地了解谁真正清楚西藏的真实情况，谁才是西藏真正的代言人。
记者：2006年，你和你的同事开展的另外一个较有影响的活动就是在达赖集团重点经营的奥地利举办了一次“中国西藏文化周”，在印度、比利时、英国举办了摄影展活动。这些活动反响热烈，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请介绍一下这些活动，并告诉读者为什么在奥地利要举办这个文化周？
王丕君：我想应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奥地利是多山国家，奥地利人说他们对西藏有天然的亲近感；第二，达赖的英文老师哈勒是奥地利人，曾是希特勒法西斯成员的哈勒，用歪曲性的手法写作并由好莱坞拍摄的关于西藏影片在西方造成相当负面的西藏印象，对于不了解西藏的奥地利人来说，影响也很大；第三，奥地利也是达赖集团渗透的重点国家，达赖在近20年窜访奥地利就多达10次，而他每去一次，就进行一次有关西藏情况的误导性宣传，以至于到现在奥地利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说我们代表团说的和他从达赖那里听到的不一样。因此，在奥地利西藏被达赖集团完全地妖魔化了。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奥地利人民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而这次文化周活动在驻外使领馆和奥地利议会、政府、一些企业的支持下，获得圆满成功。我们总结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成果。一是奥地利有近300名包括国防部、外交部等部门的政要参加文化周各场活动，奥地利的议长、副议长给文化周写贺信并出席文化周的活动，出席的政要、议员、各国驻奥使节人数之多、层次之高是少有的；二是我们与各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的30名大使、使节等举行了有关西藏情况的座谈会，匈牙利大使说：“代表团成员以亲身经历和细心解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我对西藏的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三是奥地利的主流媒体如奥通社、《今日奥地利报》、国家电视台、《皇冠报》等对文化周作了大量客观的报道，这在以前是几乎没有过的；四是达赖集团对我们这几年在国外开展的“中国西藏文化周”十分在意，并千方百计地企图捣乱、破坏，2006年，他们发表文章攻击给文化周致贺信的奥地利议长和一些政要，跑到奥地利一些支持文化周活动的著名记者办公室进行抗议，并要挟文化周演出、展览场地的机构不要给我们租用，不然要进行破坏。但是，达赖集团操纵下的“藏独”组织和“援藏”组织的破坏企图没有一个得逞。主要原因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比如“藏独”分子打电话给萨尔茨堡市市长，要求他拒绝出席我们的演出开幕式，但这位对华友好的市长说：“这是奥地利，我有我的原则，加强中奥两国文化交流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赶路数十公里，参加了文化周在该市的演出仪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这几年，达赖集团一方面不断地散布中国政府“破坏西藏文化和宗教”的谣言，另一方面又十分恐惧我们在国外开展的西藏文化推介活动。实际上，通过文化周活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外政要、议员、媒体发现，达赖集团其实最怕的是他们编织了多年的谎言被揭穿，最怕的是面对来自西藏的藏族人用事实来揭穿他们的别有用心。这就说明真实的力量是强大的，事实必将胜于谎言。西藏文化周的价值主要在这里。因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把西藏的歌舞、藏传佛教、图片唐卡、图书影视片等在他们国家进行展示。
2006年，我们在印度、英国、比利时、意大利举办了“中外摄影家看西藏”摄影作品展。展出的作品是2005年邀请100名中外摄影家专门去西藏拍摄的作品，其中国外的50名摄影家大部分是具有大师荣衔的人，他们拍摄了15万张图片，我们从中选出300余幅进行展览，受到广泛好评。这几个国家都是达赖集团比较看重的地方，也是妖魔化宣传西藏比较厉害的地方。之所以在这些地方举办摄影展，就是要通过外国摄影艺术家的作品来展示今天西藏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展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西藏和中国各地一样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我们在英国举办的摄影展有一千多人参加活动，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为摄影展剪彩并致辞，精美的图片吸引一些人通过拍卖收藏。我参加了在印度举办的摄影展，印度前总理高达等印度各界人士将近300人出席摄影展开幕式，据了解，这是中国在印度举办文化展览以来出席人数最多、出席人层次最高的一次。欧盟驻印度新闻参赞说：“这些图片定格的瞬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人物表情看到了西藏人生活的幸福和乐观。”一位在印藏胞说：“西藏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2006年，我们开展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对外宣传青藏铁路通车。在青藏铁路通车一个月之际，我和国内36家外宣媒体的51名记者乘坐青藏列车到青海、西藏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采访，发稿数百篇，产生了积极的国内外反响。为什么采访青藏铁路呢？青藏铁路从立项到建设完成，都是达赖集团的“眼中钉”，总要说什么这项工程“破坏西藏文化”、“毁坏西藏环境”、“汉族人受益”等等谣言。我们就是要通过记者采访青海、西藏两省区参与建设青藏铁路的农牧民、建设人员、管理人员，通过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的自我感受和实际生活，向国际社会介绍青藏铁路是藏族人民认为的幸福线、致富线、环保线、生态线。当雄县的一个牧民家庭，原来通过传统的农牧业收入每年只有六七百块钱，在他参与修建青藏铁路以后，每年的收入十几万，这样的例子很多。由于这个工作抓得比较及时，工作的针对性强，对外宣传的效果比较好。
记者：对外宣传一方面要主动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要对达赖集团和国外散布的谣言进行回应。你能告诉读者达赖集团又在哪些方面发表了一些不符合西藏实际的言论？
王丕君：实际上达赖集团多年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重复的，我们把它叫陈词滥调，比如说什么西藏文化被毁灭，比如说西藏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比如说西藏的环境、生态受到了破坏，等等。但是事实上在我们大量地请外国记者、政要、议员到西藏看了以后，都认为这不是问题。比如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西藏文化论坛”，美国一位著名的藏学家发言就说：“达赖集团在‘西藏问题’上完全是在撒谎。”他通过自己不同时期进藏拍摄的照片，通过西藏妇女服饰的变化、牧民表情的变化等具体事例，介绍西藏农村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很有说服力。如果说2006年达赖集团有什么叫喊得比较多的，大概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不断地说达赖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追求高度自治，不断地说他要追求西藏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维持自治地位，不断地在说要有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划，也就是“大藏区”概念。实际上这些问题完全是达赖集团出于政治的目的进行的新闻炒作，比如说他觉得三个问题的前提是认为如果西藏没有享有所谓的真正的权力自治，那么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就不会受到保护。而事实上，谁都不能否认，西藏语言、文字、宗教等的发展恐怕没有任何时期像今天这样地不仅在西藏和藏区，而且在国内外很多地方，在中央的积极支持下得到传播和发展。我们知道西藏现在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今天西藏的发展变化本身说明了这个制度的价值和优越性，正如意大利、印度、韩国等请进来的外国记者团普遍认为的，“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为世界很多国家树立了典范”。至于其他一些谬论，可以看看“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和《环球时报》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达赖“中间道路”之我见》，应该说分析得十分透彻，反响也很热烈。
记者：为什么达赖集团不断地来散布这些谣言和谎言呢？
王丕君：我们知道，达赖集团作为一个所谓的“流亡政府”，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的合法性，它也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存在的。但是有一些反华势力为了利用这些民族分裂集团遏制中国，所以怂恿和支持达赖集团开展各种反华分裂活动，因此达赖集团存在的价值也在这里。那么它既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它就没有资格参加各种国际性的政治活动、政治交流，它发挥作用的主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搞宣传。比如通过制造新闻，接受采访，比如通过出版一些图书，比如通过制作一些电视片、电影，甚至通过一些讲经活动等，散布一些谣言，这是它主要的活动方式。而这个方式之所以有市场，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确确实实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时间比较晚，国际上对西藏的情况了解有局限，看到的关于西藏的书都是从印度、英国出来的，看到的信息也都是西方的一些媒体所报道的，而这些出版物和信息的源头大多来自达赖集团，因为他们把这个当做一个策略。相比与进行了50多年歪曲性宣传的涉藏国际舆论情况来讲，我们在对外宣传西藏方面起步比较晚，覆盖的面还很有限。但是现在，每当我们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记者：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前的国际涉藏舆论仍然是负面的多、正面的少？作为从事对外宣传西藏工作的官员，2007年有一些什么考虑？
王丕君：应该说，受国际舆论西强我弱这个不平衡格局的影响，国际涉藏舆论在达赖集团的歪曲性宣传误导下，更是存在着这种情况。包括对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对我们中央政府采取的西藏政策，对达赖的政策，对西藏的主权问题，对西藏的历史问题应该是缺乏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关于西藏的对外宣传，最大的问题是外国人缺乏对西藏真实情况的了解，因此，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多动一些脑筋，多想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举措。具体来讲，我们还是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一个是更加广泛地请外国的政要、议员、学者到西藏去看，让他们自己来亲身地感受西藏的情况，亲自和藏族人进行座谈，了解他们具体在想什么，了解他们眼中的西藏，了解他们心目中的达赖。第二个是我们将继续鼓励西藏和藏区的一些藏学家、学者、活佛、艺术家、新闻工作者走出去，跟外国的官方进行交流、座谈。只有相互多接触，才会增加信任，增加了解。第三，我们仍然要在国外举办“中国西藏文化周”，因为这个活动已经广泛地受到五大洲的欢迎，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个活动，来显示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保护、弘扬和发展西藏传统文化的一个举措。第四个方面，我们也将根据国外受众的特点和需求，策划并制作一些能为国外受众所接受的图书、音像制品，为那些不能直接来西藏的人提供一些初步的素材。
记者：如果请你对全国涉藏工作机构以及涉藏外宣机构提一些工作建议，会是什么呢？
王丕君： 我们做涉藏外宣工作，主要目标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国际社会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把西藏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际社会。另一个就是要揭穿达赖集团及反华势力的谣言和谎言，澄清是非。所以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都要放在这两个方面，为此，我们首先要积极地加强同国外各方面人员的联络，要让他们看到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做的工作，看到全国各个省和各方面为促进西藏的发展所给予的援助，也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在西藏的开放和自信。
第二，我们要学习和了解有关西藏的一些基本情况、基本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为关心西藏的外国朋友们做好解疑释惑的工作。
第三个是我们要很好地了解国外究竟在“西藏问题”上有哪些疑惑，有哪些问题，是哪一些人有什么问题，哪一些是我们说了就可以取得效果的，哪一些是我们说了还仍然坚持他的观点的。我们要坚持不断、持之以恒地做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我相信对外宣传工作只是一个方面，而事实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做对外宣传西藏的工作，就是因为国外不了解达赖集团做了很多反面的妖魔化的宣传，如果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西藏现在的发展日新月异，一个欣欣向荣的西藏就在青藏高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告诉别人西藏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要有什么告诉国际社会和国际上的一些外国人的话，就是请他们多来西藏看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叫“百闻不如一见”。
（稿件反馈请至zhoujin_gongwu
@sina.com，欢迎读者与主持人交流。）
责编：周瑾
自2005年第7期开办《西藏之窗》栏目以来，本刊围绕“西方媒体主要在哪些方面对西藏存在误解”、“在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的过程中，对外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等问题进行深入追踪报道，刊发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向世界说明西藏的文章：《针对“西藏问题”上的偏见，中国可以坚决地说“不”》《“真实”一定能胜于谎言——专家学者谈真实性在对外宣传西藏中的作用》《他从高原走来——访藏族第一位博士格勒》《雪域高原上响起和谐音符——与西藏团人大代表谈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对外宣传西藏的技巧就是用事实回应宣传臆想》《毛如柏,对西藏三十二年的牵挂》。读者对此反响热烈。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后，西藏更加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为了使外宣工作者在面对西方社会对西藏的种种误读时能够成为“最佳辩手”，本栏目将针对西藏受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为外宣工作者提供明确的观点、雄辩的事实和传播技巧。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与国外的分歧和争论应当如何说明，围绕国外的误读应当如何正面解读。同时，我们尽量将视线伸向西藏这片神奇土地的最前沿，让外界听到雪域高原更加及时和真实的声音，多角度地呈现一个日新月异的西藏。
2006年，针对国际社会不了解西藏真实情况的现状，中国国内各有关部门发挥各自的优势，分别请一些国家的政要、议员、记者、学者和藏胞到西藏自治区和藏区（省）参观、访问、采访，用他们的眼睛亲眼观察西藏的现状，用他们的笔和摄像机直接记录西藏的宗教信仰、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活状况，用他们的嘴向所在国公众介绍西藏的历史变迁、文化融合及西藏的改革开放，这项工作得到了各国来宾的充分肯定。回顾过去一年的涉藏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七局副局长王丕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触颇深。
记者：2006年对外宣传西藏工作有哪些值得记忆的？
王丕君：对外宣传西藏主要是向国际社会说明西藏的真实情况，澄清达赖集团在国外散布的谣言和谎言，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回顾，可以说，过去的一年，做了一些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作。
比如全国人大去年邀请法国议会西藏信息小组主席布罗瓦西亚一行访问西藏，布罗瓦西亚和其成员赴西藏参观后说：“看到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很感动，西藏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中国政府为推动西藏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工作”。在德国和欧洲有较大影响力的德国《明镜》周刊主编奥斯特一行到西藏参观采访后说，这是他首次到西藏，西藏的美丽、现代、洁净、社会安定、秩序井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通过实地参观采访，我对西藏有了具体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西藏经济繁荣，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朝拜的信众。”奥斯特发表的访藏文章《他（十四世达赖）欺骗了他的祖国》，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比如英国BBC世界新闻栏目制作人安荷拉蒂·劳访问西藏前有很多顾虑和疑惑，从西藏返回北京时说：“我有很多没想到，没想到中国政府关于青藏铁路建设的环保意识这么超前，没想到西藏发展得这么快、这么现代、这么开放，没想到西藏信教群众可以如此自由地信奉藏传佛教，没想到藏汉民族可以相处得这么融洽。”回想起来，我们这几年连续邀请了几十个国家的记者来华访问并到西藏采访，他们刚到北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西藏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当他们从西藏回来时，基本上都认为他们所说的那些问题已经不是“问题”，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几乎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份共同存在的。
2006年，针对国外达赖集团散布的中国对外宣传西藏是为了“政治宣传”，我们这几年组织了西藏和藏区（省）的藏学家、活佛、艺术家出访达赖集团经常窜访的地区，不仅受到出访国家主流社会和公众的欢迎，而且还很好地传播了西藏文化的真谛。比如，我们的藏学家活佛团出访欧洲议会和比利时，不仅我们的藏学家活佛向那里的主流社会人士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而且当有个别“藏独”分子向代表团提出挑衅性的问题时，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副团长向与会的议员们说：“四年前我访问过西藏，亲眼目睹了那里的一切，可以确信，藏人完全享有宗教自由。”再比如，应有关方面的邀请，西藏的藏学家、活佛、艺术家出访瑞典和波兰，受到热烈欢迎，直贡琼仓活佛为来自瑞典和英国、法国、美国、印度等国的400多名信众摸顶、讲经，佛事活动主办方主席索朗说：“世界上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次邀请代表团来访就是一个很好的澄清和说明，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藏传佛教、没有高僧大德，这次佛事活动有助于人们了解西藏的宗教信仰状况。”
“走出去”的价值就是让中国西藏的藏族人自己来讲他身边的事和西藏发生的变化，这是最有说服力的。2006年1月，达赖在印度的法会上说什么“西藏人的生活没有印度藏人好”，在他说完这句话不久，受邀赴西藏采访的印度《亚洲世纪报》、《印度时报》、《先锋报》、《南方先驱报》等多名记者赴西藏采访约10天，发了20余篇客观反映西藏情况的报道，其中一位写道：“中国的西藏人生活比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要好得多。”一个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事实——西藏日新月异的变化，居然被尊为“宗教领袖”和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达赖像谈他的精神漫想一样地臆想西藏的情况，如果不是出于特别的目的，一定是别人给他传达了歪曲事实的信息。因此，多让西藏和藏区的藏族同胞到达赖集团经常开展所谓“拯救西藏”、“保护西藏文化”的地方去，便于让人们逐渐地了解谁真正清楚西藏的真实情况，谁才是西藏真正的代言人。
记者：2006年，你和你的同事开展的另外一个较有影响的活动就是在达赖集团重点经营的奥地利举办了一次“中国西藏文化周”，在印度、比利时、英国举办了摄影展活动。这些活动反响热烈，取得了积极的效果。请介绍一下这些活动，并告诉读者为什么在奥地利要举办这个文化周？
王丕君：我想应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奥地利是多山国家，奥地利人说他们对西藏有天然的亲近感；第二，达赖的英文老师哈勒是奥地利人，曾是希特勒法西斯成员的哈勒，用歪曲性的手法写作并由好莱坞拍摄的关于西藏影片在西方造成相当负面的西藏印象，对于不了解西藏的奥地利人来说，影响也很大；第三，奥地利也是达赖集团渗透的重点国家，达赖在近20年窜访奥地利就多达10次，而他每去一次，就进行一次有关西藏情况的误导性宣传，以至于到现在奥地利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说我们代表团说的和他从达赖那里听到的不一样。因此，在奥地利西藏被达赖集团完全地妖魔化了。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奥地利人民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而这次文化周活动在驻外使领馆和奥地利议会、政府、一些企业的支持下，获得圆满成功。我们总结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成果。一是奥地利有近300名包括国防部、外交部等部门的政要参加文化周各场活动，奥地利的议长、副议长给文化周写贺信并出席文化周的活动，出席的政要、议员、各国驻奥使节人数之多、层次之高是少有的；二是我们与各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的30名大使、使节等举行了有关西藏情况的座谈会，匈牙利大使说：“代表团成员以亲身经历和细心解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我对西藏的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三是奥地利的主流媒体如奥通社、《今日奥地利报》、国家电视台、《皇冠报》等对文化周作了大量客观的报道，这在以前是几乎没有过的；四是达赖集团对我们这几年在国外开展的“中国西藏文化周”十分在意，并千方百计地企图捣乱、破坏，2006年，他们发表文章攻击给文化周致贺信的奥地利议长和一些政要，跑到奥地利一些支持文化周活动的著名记者办公室进行抗议，并要挟文化周演出、展览场地的机构不要给我们租用，不然要进行破坏。但是，达赖集团操纵下的“藏独”组织和“援藏”组织的破坏企图没有一个得逞。主要原因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比如“藏独”分子打电话给萨尔茨堡市市长，要求他拒绝出席我们的演出开幕式，但这位对华友好的市长说：“这是奥地利，我有我的原则，加强中奥两国文化交流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赶路数十公里，参加了文化周在该市的演出仪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这几年，达赖集团一方面不断地散布中国政府“破坏西藏文化和宗教”的谣言，另一方面又十分恐惧我们在国外开展的西藏文化推介活动。实际上，通过文化周活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外政要、议员、媒体发现，达赖集团其实最怕的是他们编织了多年的谎言被揭穿，最怕的是面对来自西藏的藏族人用事实来揭穿他们的别有用心。这就说明真实的力量是强大的，事实必将胜于谎言。西藏文化周的价值主要在这里。因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把西藏的歌舞、藏传佛教、图片唐卡、图书影视片等在他们国家进行展示。
2006年，我们在印度、英国、比利时、意大利举办了“中外摄影家看西藏”摄影作品展。展出的作品是2005年邀请100名中外摄影家专门去西藏拍摄的作品，其中国外的50名摄影家大部分是具有大师荣衔的人，他们拍摄了15万张图片，我们从中选出300余幅进行展览，受到广泛好评。这几个国家都是达赖集团比较看重的地方，也是妖魔化宣传西藏比较厉害的地方。之所以在这些地方举办摄影展，就是要通过外国摄影艺术家的作品来展示今天西藏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展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西藏和中国各地一样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我们在英国举办的摄影展有一千多人参加活动，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为摄影展剪彩并致辞，精美的图片吸引一些人通过拍卖收藏。我参加了在印度举办的摄影展，印度前总理高达等印度各界人士将近300人出席摄影展开幕式，据了解，这是中国在印度举办文化展览以来出席人数最多、出席人层次最高的一次。欧盟驻印度新闻参赞说：“这些图片定格的瞬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人物表情看到了西藏人生活的幸福和乐观。”一位在印藏胞说：“西藏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2006年，我们开展的另外一项工作就是对外宣传青藏铁路通车。在青藏铁路通车一个月之际，我和国内36家外宣媒体的51名记者乘坐青藏列车到青海、西藏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采访，发稿数百篇，产生了积极的国内外反响。为什么采访青藏铁路呢？青藏铁路从立项到建设完成，都是达赖集团的“眼中钉”，总要说什么这项工程“破坏西藏文化”、“毁坏西藏环境”、“汉族人受益”等等谣言。我们就是要通过记者采访青海、西藏两省区参与建设青藏铁路的农牧民、建设人员、管理人员，通过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的自我感受和实际生活，向国际社会介绍青藏铁路是藏族人民认为的幸福线、致富线、环保线、生态线。当雄县的一个牧民家庭，原来通过传统的农牧业收入每年只有六七百块钱，在他参与修建青藏铁路以后，每年的收入十几万，这样的例子很多。由于这个工作抓得比较及时，工作的针对性强，对外宣传的效果比较好。
记者：对外宣传一方面要主动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要对达赖集团和国外散布的谣言进行回应。你能告诉读者达赖集团又在哪些方面发表了一些不符合西藏实际的言论？
王丕君：实际上达赖集团多年来说的话基本上都是重复的，我们把它叫陈词滥调，比如说什么西藏文化被毁灭，比如说西藏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比如说西藏的环境、生态受到了破坏，等等。但是事实上在我们大量地请外国记者、政要、议员到西藏看了以后，都认为这不是问题。比如200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西藏文化论坛”，美国一位著名的藏学家发言就说：“达赖集团在‘西藏问题’上完全是在撒谎。”他通过自己不同时期进藏拍摄的照片，通过西藏妇女服饰的变化、牧民表情的变化等具体事例，介绍西藏农村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很有说服力。如果说2006年达赖集团有什么叫喊得比较多的，大概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不断地说达赖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追求高度自治，不断地说他要追求西藏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维持自治地位，不断地在说要有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划，也就是“大藏区”概念。实际上这些问题完全是达赖集团出于政治的目的进行的新闻炒作，比如说他觉得三个问题的前提是认为如果西藏没有享有所谓的真正的权力自治，那么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及民族特性就不会受到保护。而事实上，谁都不能否认，西藏语言、文字、宗教等的发展恐怕没有任何时期像今天这样地不仅在西藏和藏区，而且在国内外很多地方，在中央的积极支持下得到传播和发展。我们知道西藏现在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今天西藏的发展变化本身说明了这个制度的价值和优越性，正如意大利、印度、韩国等请进来的外国记者团普遍认为的，“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为世界很多国家树立了典范”。至于其他一些谬论，可以看看“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和《环球时报》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达赖“中间道路”之我见》，应该说分析得十分透彻，反响也很热烈。
记者：为什么达赖集团不断地来散布这些谣言和谎言呢？
王丕君：我们知道，达赖集团作为一个所谓的“流亡政府”，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它的合法性，它也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存在的。但是有一些反华势力为了利用这些民族分裂集团遏制中国，所以怂恿和支持达赖集团开展各种反华分裂活动，因此达赖集团存在的价值也在这里。那么它既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它就没有资格参加各种国际性的政治活动、政治交流，它发挥作用的主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搞宣传。比如通过制造新闻，接受采访，比如通过出版一些图书，比如通过制作一些电视片、电影，甚至通过一些讲经活动等，散布一些谣言，这是它主要的活动方式。而这个方式之所以有市场，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确确实实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时间比较晚，国际上对西藏的情况了解有局限，看到的关于西藏的书都是从印度、英国出来的，看到的信息也都是西方的一些媒体所报道的，而这些出版物和信息的源头大多来自达赖集团，因为他们把这个当做一个策略。相比与进行了50多年歪曲性宣传的涉藏国际舆论情况来讲，我们在对外宣传西藏方面起步比较晚，覆盖的面还很有限。但是现在，每当我们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记者：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前的国际涉藏舆论仍然是负面的多、正面的少？作为从事对外宣传西藏工作的官员，2007年有一些什么考虑？
王丕君：应该说，受国际舆论西强我弱这个不平衡格局的影响，国际涉藏舆论在达赖集团的歪曲性宣传误导下，更是存在着这种情况。包括对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对我们中央政府采取的西藏政策，对达赖的政策，对西藏的主权问题，对西藏的历史问题应该是缺乏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关于西藏的对外宣传，最大的问题是外国人缺乏对西藏真实情况的了解，因此，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多动一些脑筋，多想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举措。具体来讲，我们还是要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一个是更加广泛地请外国的政要、议员、学者到西藏去看，让他们自己来亲身地感受西藏的情况，亲自和藏族人进行座谈，了解他们具体在想什么，了解他们眼中的西藏，了解他们心目中的达赖。第二个是我们将继续鼓励西藏和藏区的一些藏学家、学者、活佛、艺术家、新闻工作者走出去，跟外国的官方进行交流、座谈。只有相互多接触，才会增加信任，增加了解。第三，我们仍然要在国外举办“中国西藏文化周”，因为这个活动已经广泛地受到五大洲的欢迎，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个活动，来显示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保护、弘扬和发展西藏传统文化的一个举措。第四个方面，我们也将根据国外受众的特点和需求，策划并制作一些能为国外受众所接受的图书、音像制品，为那些不能直接来西藏的人提供一些初步的素材。
记者：如果请你对全国涉藏工作机构以及涉藏外宣机构提一些工作建议，会是什么呢？
王丕君： 我们做涉藏外宣工作，主要目标就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国际社会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把西藏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国际社会。另一个就是要揭穿达赖集团及反华势力的谣言和谎言，澄清是非。所以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都要放在这两个方面，为此，我们首先要积极地加强同国外各方面人员的联络，要让他们看到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做的工作，看到全国各个省和各方面为促进西藏的发展所给予的援助，也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在西藏的开放和自信。
第二，我们要学习和了解有关西藏的一些基本情况、基本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为关心西藏的外国朋友们做好解疑释惑的工作。
第三个是我们要很好地了解国外究竟在“西藏问题”上有哪些疑惑，有哪些问题，是哪一些人有什么问题，哪一些是我们说了就可以取得效果的，哪一些是我们说了还仍然坚持他的观点的。我们要坚持不断、持之以恒地做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我相信对外宣传工作只是一个方面，而事实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做对外宣传西藏的工作，就是因为国外不了解达赖集团做了很多反面的妖魔化的宣传，如果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西藏现在的发展日新月异，一个欣欣向荣的西藏就在青藏高原，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告诉别人西藏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要有什么告诉国际社会和国际上的一些外国人的话，就是请他们多来西藏看看，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叫“百闻不如一见”。
（稿件反馈请至zhoujin_gongwu
@sina.com，欢迎读者与主持人交流。）
责编：周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