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拉开了人民币作为一种重要主权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全面崛起的序幕。而人民币的崛起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它对国际经济秩序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冲击都将是全方位的。
　　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不断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来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力量，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2013年，在中国对外（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的总额已经超过四万亿人民币，份额已经达到20%。而在国际支付货币中，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2014年数据，人民币已超过瑞士法郎，跃居全球最常用支付货币的第七位。这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但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单边政策行为，它需要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不仅如此，人民币要想得到更多的国际使用，除了靠市场力量推动之外，他国政府是否愿意持有人民币作为官方层次的国际货币，比如用作汇率参考标准、干预货币甚至储备货币，对于人民币能否形成强大的网络效应也至关重要。因此，人民币崛起为国际货币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外交层面的事情。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寻求政府间货币合作为目标的货币外交构成了中国外交中引人瞩目的内容。中国货币外交的主要目的是搭建一个货币合作伙伴网络，这些货币伙伴能够在官方层次上为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提供各种政策上的配合和技术上的支持，以服务于人民币崛起。一个强大的货币合作伙伴網络的形成，构成了人民币崛起的重要政治基础。中国的货币伙伴外交主要体现在货币互换、本币结算、实现货币可直接兑换和建立货币清算机制这四个方面。
　　货币外交之一：促进本币互换
　　对外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开始之后，中国货币外交最先开展也是最重要的内容。通常而言，政府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在经济上可以发挥两项重要的功能，一是通过向对方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应对和防范金融危机；二是通过向对方央行提供本币，进而支持对方企业和家庭使用本币进行贸易和投资。由于绝大多数与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币种都不能与人民币进行自由兑换，而且根据协议，对象国也不能用人民币换取其他币种。在这种情况下，对象国换取人民币几乎不能起到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或者获取短期流动性的作用。因此，中国的本币互换外交，主要是通过向对方央行提供人民币，来支持人民币在双边经济活动中的国际使用。
　　目前韩国、新加坡等与中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经济体，已经开始起用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即这些央行根据商业银行提出的申请，向其提供人民币，以满足私人市场上人民币结算和融资的需要。随着人民币互换机制的成熟，将会有更多的经济体起用互换协议，从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不仅如此，这些货币互换协议还意味着对方国家持有一定数量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加深了政府间的货币互信，是对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种政治支持。
　　从2008年12月12日，中国与韩国率先签署第一个货币互换协议起，截至2014年8月21日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国时，中蒙政府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相继与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签订了20多个本币货币互换协议。中国的货币互换对象在地理空间分布上，既包括韩国、新加坡这些周边发达经济体，也包括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弱小经济体；既包括英国、欧元区这些分量大的重要经济体，也包括巴西、阿联酋等一些关键的枢纽经济体。
　　通过这些货币互换协议，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互换网络。虽然其资金规模不能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互换网络相媲美，但其协议数量之多和覆盖对象之广却也预示着人民币的强势崛起。
　　货币外交之二：推动本币结算
　　如果说货币互换只是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垫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辅助条件，那么本币结算则是人民币国际化开始的直接步骤。2009年，中国启动人民币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试点被普遍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开始的一个关键节点。从理论上说，本币结算可以是一个单边政策行为，即政府通过调整政策允许和支持企业和家庭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使用本币作为结算和支付币种。但在现实实践中，因为国际结算和支付至少涉及两个国家，因此，需要对方政府也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和提供便利，这样便能够迅速扩大本币结算的规模和网络。
　　中国的人民币结算进程首先从国内政策调整开始，但随着试点的深入，中国也开始通过货币外交，来争取货币伙伴对人民币结算提供支持。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中国国家领导人将推动本币结算作为双边外交中的重要内容，推动或扩大本币结算，频繁成为中外联合声明中的重要一条。2013年以来，大约有九个国家成为中国货币外交中重点推动本币结算的对象，分别是俄罗斯、韩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泰国、斯里兰卡、蒙古国和尼日利亚。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周边国家，这也预示着人民币将率先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崛起。
　　其中，俄罗斯成为和中国共同推动本币结算的最重要的货币伙伴国家。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美欧对俄的联合经济和金融制裁更是加剧了俄罗斯在货币上摆脱美元体系的紧迫感，这与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正好一拍即合。提高本币在双方贸易，包括在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贸易中的结算份额，以减少对美元的国际使用，成为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谈的重要内容，双方都在为简化本币结算的程序进行着实质性的努力。
　　货币外交之三：推进人民币可直接交易
　　本币结算的推行使得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了对人民币的巨大需求，这要求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与更多货币的可直接交易，从而增加人民币的可获得性。此前由于人民币的管制政策，人民币与世界大多数货币都不能直接交易，而是需要美元发挥中介作用。这极大地增加了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民币与其他货币在汇率形成机制上的僵化与失真。
　　而人民币与其他币种的可直接交易同样不是一个单边政策行为，它也是一个双边外交行为，需要相关国政府共同推动。因此，推动人民币与其他币种的可直接交易，构成了中国货币外交的第三个重要方面。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可直接交易，预示着人民币将绕开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计价作用。 　　经过双边政府间协商，2010年8月19日和11月22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先后开办了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和俄罗斯卢布的直接交易，从而迈开了人民币与更多货币实现可直接交易的步伐。而相比于林吉特和卢布，日元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对中国而言，日本是更重要的贸易伙伴。2011年底，随着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访华，中日达成重要金融合作协议，支持人民币和日元直接交易市场的发展。2012年6月1日，人民币对日元的直接兑换正式启动。这意味着人民币对日元汇率中间价由之前的根据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以及美元对日元汇率套算形成，改为根据直接交易做市商报价形成。由此，美元长期在日元和人民币之间作为中介货币的地位大大降低。有评论认为，这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货币在全球金融市场首次“握手”，开启了世界最大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本币的直接“对话”。
　　2013年4月10日，中国和澳大利啟动了澳大利亚元与人民币的直接兑换交易，而无需再通过兑换美元间接进行。这使澳大利亚元成为继美元、林吉特、卢布和日元之后第五个与人民币直接交易兑换的西方国家主权货币。
　　2014年6月，在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期间，中英两国央行达成了人民币和英镑实现可直接交易的协议。这一年也是中英货币合作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英国已经成为中国货币国际化的深度合作伙伴。
　　货币外交之四：建立货币清算机制
　　除了货币可直接兑换之外，随着人民币被越来越多地作为结算和支付货币使用，相关国家央行之间还需要建立人民币的清算机制，为人民币更大规模的国际使用提供便利。对多数国家来说，所谓清算主要指的是国内各金融机构之间的行为。但当一国货币已经或即将成为国际性货币时，清算便往往从国内扩展到国外。人民币大量成为私人市场上的贸易和投资货币，必然要求政府层面特别是央行之间建立清算机制。清算机制的建立也不是一个单边行为，而是一个需要双方政府共同努力的货币外交和货币合作行为。
　　人民币清算机制首先是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开始的，因为人民币跨境使用最主要的地区就是香港和台湾。2010年7月和 2012年8月，大陆央行分别和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货币管理机构签署了《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建立起人民币与港元和新台币之间的清算机制，扫清了人民币账户资金跨行转账的障碍，大大促进了香港和台湾市场上人民币资金的支付和转账。
　　2013年4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签订了关于新加坡人民币业务的合作备忘录，并正式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担任新加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借助人民币清算行服务，新加坡和全球其他地区的商业银行将可以通过在工行新加坡分行开立的账户直接办理人民币业务，从而显著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汇划效率和使用便利，有效拓宽人民币资金在海外的运用渠道。
　　从201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围绕双边货币清算安排所展开的货币外交全面发力，这一轮货币外交的重点都是欧洲国家：中国央行先后与德国、英国、卢森堡和法国四国的央行签署了货币清算安排备忘录。欧洲四国清算银行的建立意味着当地银行能够直接经手人民币业务，而无需由中国大陆商业银行或香港等地清算银行转手。此举将降低用人民币进行海外支付的风险，促使更多国际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2014年7月3日，在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期间，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在首尔签署了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的签署初步形成了中国的货币清算机制的战略布局。
　　总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同时涉及内政和外交、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中国政府围绕人民币国际使用所展开的货币外交行为，可谓是为人民币大踏步走向海外市场“保驾护航”。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