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木刻版画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于欧洲五百多年，可以说是世界版画的发源。明代则是版画艺术的鼎盛时期，取得了空前绝后的艺术成就，而万历年间更是版画发展的黄金时代。郑振铎在《中国古代版画史略》中说：“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士们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精丽工巧是万历版画的特点，这在徽派版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安徽的歙县是徽派版画的产生地，那里自古是制墨的中心，精致的雕刻由来已久。民间艺人们易凹版的墨模为凸版的版画，他们秉持传统技艺，精益求精地创作出大批穷工极巧、美轮美奂的版画。徽派版画的制作，绘、刻、印皆精，在当时的出版界领袖群伦，成为那个时代木刻版画的旗帜。各地的书商纷纷出重金聘请徽州的木刻家，徽派版画的势力于是覆盖全国，徽派木刻家们也成为万历黄金时代的支柱。“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丛书”首推的《方氏墨谱》《唐诗画谱》《宋词画谱》《竹谱详录》皆为明版画的优秀之作。
　　《方氏墨谱》
　　《方氏墨谱》是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制墨名家方于鲁主持编刻的一部版画图谱。该墨谱由当时名画家丁云鹏、关羽等人绘制图案，名刻工黄德时、黄德懋等人刻制上板，而后刊印成书。今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刻本整理出版，以飨读者。
　　全书共六卷：国宝、国华、博古、博物、法宝、鸿宝，并有汪道昆、李维桢等人所作序跋题赞二十余篇，可谓“形文毕陈，图咪并载”。郑振铎评价日：“以大画家之设计，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绝世之手、眼与刀法，斯及两美具，二难并，遂形成我国版画史之黄金时代焉。”
　　明代的版画，其成就远远超越宋元時代，也为其后的清代版画所不逮;而明代的版画又以万历及稍后的时代为高峰。当时印制了四大墨谱，以方于鲁《方氏墨谱》、程大约《程氏墨苑》两刻本为最精。墨谱图是把制墨者所制造的各种类型的墨锭之形状和花纹图样描绘出来，但并非墨模。墨模是凹版雕出的多种层次和线纹，压拓出如浮雕式的主体物（墨锭），而版画则是凸出线纹的平版印刷品。两者在工艺制作、用途方面皆不相同，但在技艺上还是可以相互汲取、融会贯通的。
　　《方氏墨谱》由当时徽州著名画家丁南羽、吴左干、俞康仲描画，由著名刻工黄德时、黄德懋刻制，有人认为刻工为黄守言，实则守言所刻当为泰昌年间的后刻续成本。而刻书的撰制主持人是当时著名的制墨大家方于鲁。郑振铎说：“以大画家之设计，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绝世之手、眼与刀法，斯及两美具，二难并，遂形成我国版画史之黄金时代焉。”抗战期间郑振铎见到彩色的《程氏墨苑》，曾惊呼为：“此‘国宝’也！”《方氏墨谱》虽然不是彩页，但在艺术造诣上是可以和《程氏墨苑》相媲美的。《方氏墨谱》刻画细密，形象逼真，是繁缛细致、绵密工细的“婉约派”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在我国版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版画家心目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问世几百年来，一直被画家、刻工奉为轻易不肯示人的“秘宝”。
　　《方氏墨谱》共分六卷：第一卷日“国宝”，主要绘瑞玺灵符，苍璧黄琮，卿云驺虞，贝阙珠官;第二卷曰“国华”，主要绘舜衣商鼎，天马芝房，连理合欢，虎文龙光;第三卷曰“博古”，主要绘穆骏夏碑，苍珮玄珠，刀笔货泉，琅玕青藜;第四卷曰“博物”，主要绘百子九英，珊瑚木难，松枝桃根，风玦璃环;第五卷曰“法宝”，主要绘香云宝月，五牛三车，贝多鬘陀，法幢妙花;第六卷曰“鸿宝”，主要绘玉洞霞城，鸟使鹅宾，碧桃仙杏，紫气真人。如时人王樨登评析所说：“是六者，辨形象则谲诞无涯，叙赞颂则葳蕤可悦。”是“形文毕陈，图咏并载”的一部好墨谱。时人李维桢亦赞曰：“其词章则典谟训诰，浑噩尔雅，即秦汉而下无论也;其族类浩穰，肖像诡特，则九鼎之百物神奸，册府之群玉不可形状也……其文字则河之图，洛之书，苍颉之篆，孔甲之盘盂，阙里之蝌蚪也。”甚至被人誉为“墨家董狐”， 道出了这部书在制墨图谱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诗画谱》
　　《唐诗画谱》由明集雅斋主人黄风池编辑，为诗、书、画三美合一的版画图谱，于明万历年间刊行，是徽派代表作之一。诗选唐人五言、六言、七言各五十首左右，书求名公董其昌、陈继儒等为之挥毫，画请名笔蔡冲寰、唐世贞为之染翰，刻版出自徽派名工刘次泉等之手，堪称“四绝”。被时人誉为 “诗诗锦绣，字字珠玑，画画神奇”。
　　《唐诗画谱》自刊印以来，广受欢迎，被屡屡翻刻，甚至流传到日本，亦一再翻刻。我国自清初以来，未再刊刻，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有影印本问世。本书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宽文十二年覆刻本为底本，参照其他版本，对原作进行了整理校注，并保留原有的书法、绘画作品，以供文学艺术爱好者品赏、玩味。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唐诗是这个诗国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开放的一个时代，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诗人众多，诗作繁富，体制齐备，流派纷呈，风格多样，流传广远。仅据清编《全唐诗》和今人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统计，作者就有三千五百多人，诗五万五千余首。规模之盛，数量之多，不谓绝后，允称空前。而绝句，因其形制短小，自由灵活，易播人口，流传更为广泛。
　　唐人往往好依诗作画，或把诗题写在画面上，使诗、书、画三者融为一体，从而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据《新唐书》载，杜甫的老朋友郑虔曾自写其诗并画献给唐玄宗，玄宗亲笔为其大书“郑虔三绝”四字。另据杨伦《杜诗镜铨》卷十《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引宋荦评：“‘花远’二句（按：指‘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二句），王摩诘绘成图，杜诗已为当时所重如此！”杨伦按：“此图见董元宰《画禅室跋语》。”但《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作于宝应二年（763）春杜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时，而此时王维已死。何以至此？很值得研究。究其原因，不外三端：或所记有误，或宋荦所见为赝品，或王维卒年当推后。不管怎样，这都说明诗、书、画三美合一的中国书画优秀传统源远流长。而我国的木刻版画亦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在唐代，版画艺术已发展到相当水平。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木刻版画，是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末五代的佛像，它比欧洲现存的十四世纪德国木版圣母像，至少要早三四百年。所以鲁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