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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解玺璋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采用了一种很特别的写法，“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的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序》），例如“书生报国：梁启超与康有为（上）”“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肝胆相照：梁启超与谭嗣同”等等。这种写法有其新颖特别之处，但是，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作者生硬地把梁启超的一生分割开来，放到与各个人物的关系之中，使得整本书碎片化的问题严重。全书读下来，一个整体的梁启超的形象是极为模糊的。
这导致刘再复先生花了“三天三夜”“把全书读完”之后，竟然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刘再复先生在《序》中说道，“严复的《天演论》固然敲响了启蒙的第一钟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那之后，他的其他文章，影响力就远不如梁启超；何况他不像梁启超那样始终在历史前沿激流勇进，始终站立于大时代的启蒙中心”。 事实上，梁启超并不是“始终在历史前沿激流勇进，始终站立于大时代的启蒙中心”，晚年的他和严复一样，思想回归保守，被历史的“激流”甩在了后面。
梁启超素来以善变著称于世，对他善变的评价素来也众说纷纭。梁启超自己写过一篇短文《善变之豪杰》，以吉田松荫自况，称“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未尝变也”（《饮冰室专集》之二，第27—28页）。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以此为据，谈到梁启超善变之时，喜欢强调梁启超“以其善变追求不变，变的是他要努力适应这个时代，不变的是他对国家、对民族、对国民的爱和责任感”（上部，第161页）。
说梁启超变化的是思想，不变是爱国，并没有错。但是，这种解释没有揭示出为什么同样是爱国，梁启超早年和晚年的思想大相径庭。读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让人感觉梁启超的善变毫无规律。《梁启超传》一书从头到尾都在强调梁启超的善变，但是，对于梁启超的一生从“启蒙”到“保守”的转变这一条主线，却没能勾勒出来。
早年的梁启超因为爱国，所以热衷于鼓吹国家思想，哀叹“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8页），认为无国家思想是不文明的表现。然而，晚年的他却说，“把国家当作人类最高团体，这种理论，在今日蒸蒸日进的社会，究竟不能叫人满意。即如个人相互间的利害冲突，当国家法律效力未确定的时候，动辄用复仇决斗的手段来解决，这种习惯，今日谁不说是野蛮？却是国家相互间的厉害冲突，就没有一点儿制裁救济，认决斗为绝对正当权利，这不是文明人类一种耻辱吗”（《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128页）。
早年的梁启超因为爱国，所以大力提倡“国家主义”。他批评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1页）。他还对比“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说，“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饮冰室专集》之二，第39页）。
然而，晚年的梁启超爱国情怀没有改变，但是开始提倡“世界主义”。他告诫中国人说，“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在这种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21页）。他对“世界主义”的倡导，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中去了。
早年的梁启超因为爱国，所以鼓吹尚武精神，他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08页）。早年的梁启超对于日本人“祈战死”的精神“矍然肃然”，十分羡慕，对于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则感到可耻。
然而，当民国初年中国军阀横行的时候，梁启超就开始反思所谓的尚武精神了。后来，他又在《欧游心影录》中批评日本的尚武精神说道，“（日本）他若不维持他的军国主义，那么立国的基础就要动摇。他若要维持他的军国主义，除非重新找出一个攻击目的来。所以再想拿中华民国做第二回目的，又想拿西伯利亚做目的，甚至想拿美国做目的，就像那服惯了春药的人，断了药就要不能人道”（《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104页）。梁启超对日本的预测可谓是有先见之明，而他对中国崇尚和平的传统又有了新的理解和尊重。
早年的梁启超因为爱国，所以信奉由《天演论》带来的风靡一时“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思想。然而，晚年的梁启超则反思道，“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9页）。而且，和早年鼓吹“竞争”相对，他还提倡起“互助”精神来，他把一战协约国的胜利，视为互助精神的胜利。
早年的梁启超因为爱国，所以热衷于进行制度革命，对制度变革十分着急。在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中，他咄咄逼人地说，如果政府诸公自信可以“救亡”，可以“保我国家”，“则国会之开，微论迟至宣统八年也，即更阅十八年二十八年，吾民无怼焉”（《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17页）。但是，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就说道，“十年来之中国，日日以离社会创制度为事，其极也乃取凡与我社会绝不相容之制度，无大无小，悉移植之，植而萎焉，则咎制度之不善，而更谋改植”。他还不无痛心地说，“我国比年来对于制度之大患，在有革而无因，感现行制度之不适，则翻根柢而催弃之，故无论何种制度，皆不能根深基于社会，而功用无自发生，自今以往，其试验渐竣时耶”（《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第25页）。
在经历了民初的国会实践之后，梁启超更是说道，“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有人说：时局危险到这地步，不设法弥缝补苴暂时支持，一旦亡了怎么办呢？我说：姑无论中国决不会亡，别人想亡偌大一个国绝非容易”（《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23页）。
如果从清末开始，中国人就知道“着急不得”，那么国会制度的变革未必不能取得成功。然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亡国”始终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他早年的激进思想一呼百应，而经过大风大浪之后“着急不得”的感悟却曲高和寡。这既是梁启超的悲哀，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哀。
梁启超和严复，按照美国学者史华慈的说法，“是从思想上向旧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提出挑战的第一代”（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然而，在五四时期，当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接过梁启超和严复的火炬，更加猛烈地“向旧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提出挑战”的时候，严复和梁启超“都退缩回去而变为反动势力”，成为了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一般认为，一战后梁启超赴欧洲游历一年多，写下《欧游心影录》，是他转向保守的标志。而严复“变为反动势力”的时间比梁启超要早得多，辛亥革命以后，他就常常为中国文化辩护，强调“中国之国性民质，根源盛大，岂可厚诬”[《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页]。他在1921年去世的时候，还不忘在遗嘱中说，“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严复集》（第五册），第1552页]。
晚年的梁启超和严复一样，从“向旧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提出挑战”变为自觉和不自觉地维护中国文化。“天下”观念、崇尚和平而不尚武等等，早年的梁启超极力批评，而晚年的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些思想的可贵。如果说早年的严复和梁启超对西学的传播“启蒙”了一代中国人，是因为他们思想敏锐的话，那么晚年的严复和梁启超回归保守，显示的则是他们见多识广之后的智慧。如果后来的激进主义者对严、梁等人的“保守”转向多一点理解，而不是一味指责他们“变为反动势力”的话，激进主义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创伤可能要少得多。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洪滔）
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采用了一种很特别的写法，“此书除了前三章讲述梁启超的出身、婚姻、家庭生活之外，其他皆以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人物的关系为章节”（《序》），例如“书生报国：梁启超与康有为（上）”“谊兼师友：梁启超与黄遵宪”“肝胆相照：梁启超与谭嗣同”等等。这种写法有其新颖特别之处，但是，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作者生硬地把梁启超的一生分割开来，放到与各个人物的关系之中，使得整本书碎片化的问题严重。全书读下来，一个整体的梁启超的形象是极为模糊的。
这导致刘再复先生花了“三天三夜”“把全书读完”之后，竟然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刘再复先生在《序》中说道，“严复的《天演论》固然敲响了启蒙的第一钟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那之后，他的其他文章，影响力就远不如梁启超；何况他不像梁启超那样始终在历史前沿激流勇进，始终站立于大时代的启蒙中心”。 事实上，梁启超并不是“始终在历史前沿激流勇进，始终站立于大时代的启蒙中心”，晚年的他和严复一样，思想回归保守，被历史的“激流”甩在了后面。
梁启超素来以善变著称于世，对他善变的评价素来也众说纷纭。梁启超自己写过一篇短文《善变之豪杰》，以吉田松荫自况，称“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未尝变也”（《饮冰室专集》之二，第27—28页）。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以此为据，谈到梁启超善变之时，喜欢强调梁启超“以其善变追求不变，变的是他要努力适应这个时代，不变的是他对国家、对民族、对国民的爱和责任感”（上部，第161页）。
说梁启超变化的是思想，不变是爱国，并没有错。但是，这种解释没有揭示出为什么同样是爱国，梁启超早年和晚年的思想大相径庭。读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让人感觉梁启超的善变毫无规律。《梁启超传》一书从头到尾都在强调梁启超的善变，但是，对于梁启超的一生从“启蒙”到“保守”的转变这一条主线，却没能勾勒出来。
早年的梁启超因为爱国，所以热衷于鼓吹国家思想，哀叹“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8页），认为无国家思想是不文明的表现。然而，晚年的他却说，“把国家当作人类最高团体，这种理论，在今日蒸蒸日进的社会，究竟不能叫人满意。即如个人相互间的利害冲突，当国家法律效力未确定的时候，动辄用复仇决斗的手段来解决，这种习惯，今日谁不说是野蛮？却是国家相互间的厉害冲突，就没有一点儿制裁救济，认决斗为绝对正当权利，这不是文明人类一种耻辱吗”（《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128页）。
早年的梁启超因为爱国，所以大力提倡“国家主义”。他批评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21页）。他还对比“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说，“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饮冰室专集》之二，第39页）。
然而，晚年的梁启超爱国情怀没有改变，但是开始提倡“世界主义”。他告诫中国人说，“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在这种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21页）。他对“世界主义”的倡导，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中去了。
早年的梁启超因为爱国，所以鼓吹尚武精神，他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08页）。早年的梁启超对于日本人“祈战死”的精神“矍然肃然”，十分羡慕，对于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则感到可耻。
然而，当民国初年中国军阀横行的时候，梁启超就开始反思所谓的尚武精神了。后来，他又在《欧游心影录》中批评日本的尚武精神说道，“（日本）他若不维持他的军国主义，那么立国的基础就要动摇。他若要维持他的军国主义，除非重新找出一个攻击目的来。所以再想拿中华民国做第二回目的，又想拿西伯利亚做目的，甚至想拿美国做目的，就像那服惯了春药的人，断了药就要不能人道”（《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104页）。梁启超对日本的预测可谓是有先见之明，而他对中国崇尚和平的传统又有了新的理解和尊重。
早年的梁启超因为爱国，所以信奉由《天演论》带来的风靡一时“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思想。然而，晚年的梁启超则反思道，“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9页）。而且，和早年鼓吹“竞争”相对，他还提倡起“互助”精神来，他把一战协约国的胜利，视为互助精神的胜利。
早年的梁启超因为爱国，所以热衷于进行制度革命，对制度变革十分着急。在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中，他咄咄逼人地说，如果政府诸公自信可以“救亡”，可以“保我国家”，“则国会之开，微论迟至宣统八年也，即更阅十八年二十八年，吾民无怼焉”（《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三，第17页）。但是，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就说道，“十年来之中国，日日以离社会创制度为事，其极也乃取凡与我社会绝不相容之制度，无大无小，悉移植之，植而萎焉，则咎制度之不善，而更谋改植”。他还不无痛心地说，“我国比年来对于制度之大患，在有革而无因，感现行制度之不适，则翻根柢而催弃之，故无论何种制度，皆不能根深基于社会，而功用无自发生，自今以往，其试验渐竣时耶”（《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一，第25页）。
在经历了民初的国会实践之后，梁启超更是说道，“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有人说：时局危险到这地步，不设法弥缝补苴暂时支持，一旦亡了怎么办呢？我说：姑无论中国决不会亡，别人想亡偌大一个国绝非容易”（《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23页）。
如果从清末开始，中国人就知道“着急不得”，那么国会制度的变革未必不能取得成功。然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亡国”始终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他早年的激进思想一呼百应，而经过大风大浪之后“着急不得”的感悟却曲高和寡。这既是梁启超的悲哀，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哀。
梁启超和严复，按照美国学者史华慈的说法，“是从思想上向旧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提出挑战的第一代”（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然而，在五四时期，当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接过梁启超和严复的火炬，更加猛烈地“向旧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提出挑战”的时候，严复和梁启超“都退缩回去而变为反动势力”，成为了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一般认为，一战后梁启超赴欧洲游历一年多，写下《欧游心影录》，是他转向保守的标志。而严复“变为反动势力”的时间比梁启超要早得多，辛亥革命以后，他就常常为中国文化辩护，强调“中国之国性民质，根源盛大，岂可厚诬”[《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页]。他在1921年去世的时候，还不忘在遗嘱中说，“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严复集》（第五册），第1552页]。
晚年的梁启超和严复一样，从“向旧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提出挑战”变为自觉和不自觉地维护中国文化。“天下”观念、崇尚和平而不尚武等等，早年的梁启超极力批评，而晚年的他终于认识到了这些思想的可贵。如果说早年的严复和梁启超对西学的传播“启蒙”了一代中国人，是因为他们思想敏锐的话，那么晚年的严复和梁启超回归保守，显示的则是他们见多识广之后的智慧。如果后来的激进主义者对严、梁等人的“保守”转向多一点理解，而不是一味指责他们“变为反动势力”的话，激进主义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创伤可能要少得多。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