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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樊川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我住过的最美丽的地方。
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考上西安美术学院，我便在樊川居住了十一个年头，和杜甫的“川龄”差不多。但樊川能够记住杜甫，却不会记得我。把自己和诗圣拉在一起，已经显得不自量力，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为樊川做任何的事情。
作为一个画家，我总在寻找别处的风景，从塞北的大漠戈壁到江南的秀丽水乡，从黄河的峡谷绝壁到云之南的村寨古道，异乡的新奇使我目不暇接，行走的欲望使心不能有片刻的安宁，我在无意间便冷落了樊川，就好像冷落了一个守候着我的家人。
因命运的安排，我曾多次迁徙，从北京到陕北，又到西安，再回北京，总是向着下一个目标匆忙奔走，对居住的每一个地方，我都把自己看作是客，不会像本地人那样，对家乡投入炽热的情感。当年我迫不及待地逃开，慌乱得有如败军之将，回京的调令让我昏了头脑，以至于临上车前也没有再看樊川一眼。
当生活归于平静，自以为把过去都遗忘的时候，樊川却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不知是它想起了我，还是我在想念它。我终于明白，人经历过的一切，如同烙印一般，是不会被轻易抹去的。当喧嚣的世界使情感麻木，无止的竞争使身心疲惫，我就总想让心灵来到一片旷野，享受自由的呼吸，放纵诗意的梦想。樊川，不正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吗？尽管身在京城，心却时时寻了它去，似乎不以意志为转移。
然而我也十分担心，甚至不敢轻易回去看它。因为在我心中的，毕竟是三十年前樊川的印象。我知道如今人们的创造力，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千百年形成的环境搞得面目全非，而诗意这种东西是最容易被损坏的。
这似乎是个矛盾，有点儿“近乡情更怯”的味道，也许保持距离，用文字来慰藉思念，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樊川在西安市的南郊，属长安县管辖。有人说在汉代因是樊哙的封地，故得此名。还有人说樊川之名取自樊乡，远在西周。不管用的哪家的樊，反正很久远就是了。
从西安南门出发，跨过韦曲原，便看见了樊川。它向着东南延展，直到太乙宫脚下，长约三十里。左边是少陵原，右边是神禾原，像两条臂膀，护佑着宝盆似的川地。一条潏河从中流过，把川地划分成两块，河岸上树木葱茏，水渠纵横，田地平整，庄稼茂盛。古人对此地早有评价，说它是“天下之奇处，关中之绝景”。
若论山川的秀美，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但要说是兼具南北方特色的，却不多见。近观樊川纵横清流，乔林隐天，修竹蔽日，稻田菜畦交错，呈一派江南秀色；远观则见终南神秀，山势嵯峨，云遮雾绕，横亘天边。少陵、神禾两道古原，起伏壮阔，地势高隆，傲然百里，凸显北景之雄浑。原上沟壑，多是由水流冲刷成的绝壁，陡峭高耸，竟与陕北高原无异。原与川相邻，却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川里多水，可种稻，原上干旱，井深数十丈，百步之遥，竟成塞北江南。
在川里漫步，时常绕渠过溪，脚底沾泥，禾叶牵着衣袖，树木撑着绿荫。尤其到潏水边，濯足戏波，一身爽气，心情也变得柔了。若到了少陵原上，人就有了一种想喊的欲望。极目百里，气压河川。行在高处，思绪也会变得腾飞起来，清逸舒泰。反观世间的苟苟且且，原本不是什么大事。
然而，仅就自然景观而论，还远远不能说明樊川吸引人的地方。它的故事，要比风景图片丰富得多。自然的造化，只是它美丽的外衣，祖先创造的文化，更赋予它千姿百态的风韵。
看看这里的地名，就知道与中华历史有着怎样的联系，杜陵，少陵，韦曲，杜曲，樊村，刘秀村，王莽乡，桃溪堡，朱坡，瓜洲，何家營，四皓村，终南山，太乙宫等等等等，周秦汉唐，历朝历代，都有人物和事件与这片土地联系起来。遍布川内的陵墓遗址，故道名地，寺庙庵观，名人遗迹，好似一座露天的历史博物馆，使那枯燥的史书记载，有了活生生的见证。
樊哙的邑地樊村，早在西周时就建乡了，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翠华山下的四皓村里，住过张良请来的四个商山老头。太乙宫承办过汉武帝的祭祀活动。许皇后小小的封土，留下了少陵原的千古美名。兴教寺的灰砖塔下，静静地长眠着一代高僧玄奘。长安韦杜，让人不忘盛唐的繁华。何家营，就是杜甫诗中提到的“何将军山林”，至今还保存着唐代原汁原味的古乐。那些无名无姓的遗存就更多了，我们学院旁边的山沟里，一片茂密的竹林中，就隐藏着几座舍利塔，不知建于何时。行至此处，总有一种敬肃之感油然而生。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历史车轮辗轧的痕迹，积淀着厚重的文化，流淌过先人的心血，是不可轻视的。
我曾经就学和工作的西安美术学院，就坐落在少陵原边，这地方古称兴国寺，是唐代著名的南郊八大寺之一，院内古树参天，溪水潺潺，一条上山的台阶，可直登少陵原顶。画画的人多风趣，把院内的景点都冠了名，通向东山的桥就叫“卢沟桥”，少陵原上有个凸出的山坡，观景甚佳，就叫“好望角”。
这“好望角”可是名不虚传，在此一站，樊川景色，尽收眼底。青翠的神禾原，默默地与少陵原对峙，隐隐约约，似能看到香积寺的塔尖。两原间的川地，平坦开阔，每到黄昏，川底总是弥漫着一层雾气，显得苍莽而神奇。据史书记载，唐至德二载九月，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率唐军联合回纥军十五万，在香积寺北与安庆绪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此役歼敌六万，并一举收复了长安城。听说郭子仪的指挥部就设在兴国寺。我时常坐在“好望角”上，望着山川发呆，想象着当年两军的铁骑搅着烟尘从原上冲下来，在川里厮杀的情景。这一片静寂的河山，在当时应该是旌旗蔽日，杀声震天，双方的军马往来穿梭，手起刀落，金甲迸裂，血流成河。往事越千年，不是我这个人多愁善感，而是这片土地实在是容易引发人的“思古之幽情”。
每当我挤上破旧的公共汽车，蹒跚地行驶在樊川道上，车窗外，少陵原伴着汽车缓缓地伸展，一段段地映入眼帘。尤其是秋日的黄昏里，夕阳把原畔的荒草染成金黄色，望着原上废弃的土窑，华严寺遗址上孤零零的唐塔，卷曲的古柏，时常令我产生奇思妙想，甚至会觉得，车子正在驶向唐朝，说不定车窗外，会看见几个穿着窄袖长裙的仕女，或是头裹幞巾持弓挂剑骑马的武士。当如是，我不会有任何的诧异。 唐代的旅者，骑马经过这里时，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风景，“夕阳衰草杜陵秋”，韦庄的诗验证了我的感觉。只不过，唐人丰富的情感，能把一草一木都化成优美的诗，至今读起来，还会觉得，自己萦绕心头说不出的话，常常被唐人的一句诗就点透了。“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曾经照耀着大唐帝国的夕阳，依然暖暖地照在少陵原上，使这里的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怀旧的色彩。
樊川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唐代。这个长安城南郊著名的风景区，有点儿类似北京的西郊，所不同的是，北京的西郊多是皇家园林，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宫禁森严，可望而不可即。而樊川，却是由豪门贵族经营起来的。“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他们所建的庄园别墅，甚至可与皇家媲美。从韦曲向南，直至终南山脚下，数不清的亭台楼阁，山庄别业，林泉碧池，修竹芳草，鳞次栉比，遍布其中，真可谓锦绣成堆，步步珠玑。每到阳春，川内桃红柳绿，各个名园，粉墙映翠，万花争出。当时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贵妇名媛，纷纷来此踏青赏春，逸居会友，吟诗作画，欢歌宴饮。
大唐的皇帝们有着北方游牧民族放荡不羁的血统，他们不耐烦成天待在方方正正枯燥无味的宫殿里，春天的郊野，融融暖日，和风习习，大地返青，连马儿的蹄子都痒了，更何况人乎？于是山野设帐，和着大自然的气息，饮酒作乐，成为时尚。唐人有话：“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饮酒不可过时”，足见盛世人的性格。
唐朝皇帝倒很注意与民同乐，甚至颁布法令，让百官旬休，选胜行乐。百官自然乐意，一时间，整个京城就像今日的“黄金周”，人们纷纷出游度假，乘车跨马，随仆携伎，只见长安道上，花车鱼贯，络绎不绝，休闲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旋律。
樊川此时是热闹的，人们摩肩接踵，以至树木无间地。长安城的士女们，头上插着名贵的花卉，争奇斗艳，她们身穿用金银线绣着孔雀和麒麟的罗衣，在潏水中映出了斑斓的倒影，春风舞动着长长的披帛，林间回响着她们的笑声。唐朝的女人们大胆而豪放，她们在休息的地方用竹竿挂起红色的裙子，围成一圈来遮阳，称之为“裙幄”，大概没有哪个男人不对这飘动的红裙想入非非。更有甚者，和那些不拘小节的进士们在一起，“藉草裸形”，“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我想这情景，颇有点儿似法国印象派大师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我们曾以荒淫为名对之进行过批判，孰不知，我们的老祖宗在一千多年前就干过这种勾当。
长安侠少们更是不甘寂寞，他们“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鞍，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随之，遇好囿时驻马而饮。”他们随身还带着油幕，偶遇风雨能以幕覆之，尽欢才归。当然这帮贵少们通常恣意妄为，“骄骢踏烂麦青青”的事，时有发生。
游宴是要作诗的，若写得好，并被皇上看中了，就会受到巾上插御花的嘉奖。学士苏颋就得了一朵，“时人荣之”。
不光是贵族，平民百姓也有郊游的权利。当然他们没有彩车骏马，帷幄酒皿，只能徒步而往，口渴了，还得讨水来喝。但大自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春风春雨，普降人间，不分贫富。青年男女乘游春之机相互交往，樊川也成就了不少好姻缘。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崔护“人面桃花”的故事。
崔护那年举进士下第，游春时可能心里别有滋味，兜里也不会有多少钱，不能招城里的妖伎陪着。所幸讨水喝的时候，碰到个小姑娘“妖姿媚态”，对他“意属殊厚”，相对于贵族们放荡形骸的举动，小姑娘倚着桃树的含情脉脉，更加能够打动人。正所谓考场失意情场得意，他在失落当中得到了一丝补偿。
这应该是确有其事的，因为有诗为证。唐人也为此演绎出一部动人的爱情传奇。我是在毕业留校后才知道，这故事的发生地离西安美院并不远，那庄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桃溪堡。
崔护的艳遇是令人心动的，且不说村里有小姑娘貌如桃花，就说那村子，用篱笆围起来的草房，院子有一亩地那么大，花木葱翠，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风景。学画之人，职业习惯就是遍寻美景和美人，如此佳处，怎能不去。
看景不如听景，想得太好往往会落空。待寻到了桃溪堡。竟暗暗地埋怨起崔护来。
这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和周围的村子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仅没有遇到想象中的人面，竟然连一棵桃树都没看见。问过村中老者，得知村里原来是有桃树的，但在数次运动后被砍伐光了。老者指着一片光秃秃的坡地道，那里原来就是桃园，好大一片呢。
老者说，桃溪堡原来有城墙，有堡门，有石刻的匾额，后来堡门被拆毁了，石匾被拿去盖了牲口圈。我们不甘心见不到一點儿旧物，就跑到牛圈里去找，拿着铁铣东挖西铲，半天也没找见，只得作罢。
桃溪堡仅存一段旧墙，夯土中加杂着石块，高大厚实，上面长满了藤蔓和枯草，想来年头已久，但仍可窥见当年的雄伟气势。听说这桃溪堡原有四座城门，建有十字街道，是典型的关中古村堡，是在那狂热的年代里被拆毁的。
看来崔护并没有说谎，诗意环境的破坏，是缺失了诗意的后人干的事。
游春的传统，已成为一段佳话，让后人艳羡不已。不管唐人当初有着怎样奢靡的事情发生，它总是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奔放的性格和向往自由的潮流。也使后人在评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增添了许多新奇的话题。
樊川更应该属于诗人。千年过去，那些山庄别墅，早已不见了踪迹，显赫的王公贵族，连一抔土也没了。唯有那些壮丽的诗篇，还在流传。李白在这里游历，他可能没有挈妇将雏的拖累，也不必考虑种田糊口，所以他的诗是那样的豪迈和旷远：“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还有杜牧，他就是樊川瓜洲村的人，所以他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樊川集》。韩愈在此建了一座山庄，雅静幽深，他与诗友孟郊、张籍等饮酒酬唱，切磋诗文，创作了著名的《城南联句》。白居易体恤民情，写出了《杜陵叟》。还有岑参、刘禹锡、韦应物、李商隐、元稹、许浑、钱起、罗隐、韦庄等等，都为樊川留下了动人的佳作。
柳宗元生于长安，虽被贬千里，仍思念故乡，弥留之际叮嘱家人，一定要归葬祖茔。他的墓就在樊川的朱坡一带，只可惜芳草萋萋，无处可寻了。 但提到樊川的诗人，最重要的，还是杜甫。他老先生在此居住了十一年，穷困潦倒，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使得樊川赢得了一份千年不衰的记忆。后人因此感谢他，在相传是他的居住地建起了杜公祠。
我去拜访杜公祠的时候，还是诗圣被郭老喷了满头口水的年代，那时人们都懂得避祸，千年古人亦不能免，自然也被冷落。通往杜公祠的小路，几乎被野草掩了，荒凉寂静，来到门前，一柄铁将军冷冷地锁着，扒着门缝往里瞧，只窥见几孔破窑洞，别无他物。返身回来，心里只觉得凄凉。
不过我又想，这也许更符合杜甫当时的生活状态，你若在天宝五年来见杜甫，看到的可能就是这般景象。比起后世塑在享殿里的泥胎，此情此景，会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他在此居住的时候，除了吟咏诗词，还得从事生产劳动，否则拿什么填肚子？樊川这个地方，是容易养活人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遭遇天灾人祸，饭不够吃，各单位纷纷裁人。我们学院有一对教师夫妇被精减了下来，无处可去，就寻了两间破窑洞住下，在少陵原畔开荒种地，居然挺了过来。这情景，也许和杜甫相似。
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当不是瞎说，那地方野是野，只不过他当时并不老，才三十来岁。每日清晨，杜甫从门上挂着的草帘子底下钻出来，冲着神禾原伸懒腰，口中念叨着：“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然后蹚着晨露，去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此，杜甫还是心生抱怨的，他叹息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荒野的寂寞，使他盼望有个好邻居，想喝酒的时候也能有个地方去借。
所幸他是个诗人，还有些诗友经常拉他去喝喝酒，到人家的庄园去蹭饭，否则，那日子真要憋闷死了。这个时候，他的心情会好一些，也能写出“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这样靓丽的诗句。不过，当他在春日看到潏水边游玩的王公贵妇闪亮的衣裙，无度的狂饮，对照自己“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的无奈，这强烈的反差，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的体验。杜甫的伟大，是他没有囿于个人的遭遇，当一个怨夫，而是将这不平像刀似的刺入了社会的深层，剥开了繁华背后的腐朽。推己及人的人性关怀，使他的笔变得更加沉郁悲壮，视野更为广阔，从而写出了不少的好诗，《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等作品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诗里的诗人和现实中的诗人是不同的，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从古到今，人们只在诗论中对诗人不吝赞颂，却在现实生活中让他们贫困交集，即便是诗歌盛行的唐朝也不例外。那些最伟大的诗人个个命运多舛，失业，贬斥，流放，能混得像白居易那样，被朝廷雇作闲人，就算不错的了。他们自认的好诗，却不为俸禄的发放者欣赏，这也难怪，人家要歌颂盛世，你却偏要说“路有冻死骨”，自讨没趣，不受人待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杜公祠的冷落，柳宗元墓的湮灭，杜牧墓在“文革”时的被毁，多少也能说明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直到旅游热兴起，他们才被当作资源记起，但这时却是为了钱，而不是诗。
西安美术学院落户在樊川，也算是与传统文化的一段机缘。唐代的兴国寺，早已寻不见踪影，只剩下一座清代建的小庙，顶替着此地的盛名。唯有堂前那两棵古柏，主干倾斜，树皮皴裂，但仍郁郁葱葱，向人们见证着千年的沧桑。
在西安的大学里，美术学院是离城最远的，大约有三十几里路。越过凤栖原，踏上樊川的古道，见少陵原畔一处树木葱茏的地方便是。东西杨万坡两个村子，紧紧地夹着学校的大院。远远望去，村庄连成了一片，若不是学院的水泥大门矗立其中，你简直分不出二者的差别。和都市的繁忙不同，这里的生活，和着樊川的农业节奏，缓慢而悠闲。
西安美院的大门，面向着樊川，只需跨过公路，便走进川道的田地里。学院里的人有个传统，每到晚饭后，总要到田里去散步。若有一两天没去，就觉得生活得不正常，少了滋味。夕阳下的樊川，色彩异于平时，显得格外迷人。远处的终南山，变了蓝紫的颜色，连接起神禾原的苍郁，原下村庄的上空，笼罩着淡淡青色的炊烟。我有好几次看到，在深蓝的天空中，升起了红色的月亮，让人觉得怪异和神奇。川里春时有麦，秋时有稻，弥漫着不同的气味。人们沿着田边的小路，曲曲弯弯地向前走，跨过水渠上的小桥，一直来到潏河的边上，席地而坐，把水看够了，待太阳落了山，天都擦黑了，才慢慢往回返。
散步的人们，依兴趣的不同，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群体。这时谈的，大都不是俗事，而是艺术，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伴着秀丽的风光，人们的谈吐，也会变得才思敏捷，妙趣横生。我以为，这田间的漫步，是樊川给予我们的最大优惠，我在艺术上得到的许多教诲，不是来自书本，而是得自同伴在田间的闲侃。
奔流的潏河，是樊川的骄傲，它从终南山中涌出，灌满了川里网一样的水渠，滋润着这片土地。它的河道，布满了从山中带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清湍的水流冲得圆圆的，刷成干净的白色。碧水在石间穿来穿去，时而宽，时而窄，时而深，时而浅。搬动石头，常常会惊出一窝小鱼，四散逃窜。古人的诗文中，没少对它的赞誉，我们也因为有这条河，生活中增添了许多的乐趣。白石碧水，常常成为我们写生的首选，我相信，那时许多学生的水彩作业中，都留下了它的身影。到了夏天，潏河又变成了我们的天然浴场。它水深过腰，清澈见底，学生们在水中尽情嬉戏，玩累了，躺在岸边的大石头上，将身子晒得暖暖的，再昏昏地睡上一觉，好不舒服。我是从干旱的陕北高原上下来的，离水日久，所以对这条河的欣喜，超过了他人。
但正是这条潏河，却让我留下了最失望的记忆。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河滩上聚集了大批的民工，他们用水泥砌成了笔直的河堤，将一条天然河流变成了人工河，自然的景色消失了，粗糙的水泥堤丑陋不堪。听说是为了防洪，这我倒是可以理解的，总不能为了我们画画，而使当地的生产受到威胁。但修了堤之后，潏河的水量却日益减少，到后来，竟然断流了。裸露的河床就像鱼的骸骨，被晒干了摊在大地上。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人们又在上游建了一座造纸厂。突然有一天，一种酱红色的水涌入了潏河，并灌满了田间的渠道，大团的泡沫浮在水面上，甚至漫住了渠上的石板桥。整个樊川上空，弥漫着刺鼻的臭味。人们过此要掩了鼻子，加快脚步，往日悠闲的散步不见了，只能望川兴叹。
我们以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还在期盼潏河重新流下清水，把一切污浊冲刷干净。可沒想到，这情景竟变了常态，隔三差五的，造纸厂就要排一次污水，昔日清湍的潏水被糟蹋成了一条排污沟。我如果是在这之后来到的樊川，以为潏河原本如此，可能还会忍受，可这一切变化就在你的眼前，让你完整地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扼杀的过程，就显得格外残忍。其实，扼杀了潏河，就扼杀了樊川。
被唐宋诗人无数次赞美过的樊川，让盛唐男女显示青春和活力的樊川，也是让我享受到灵气滋养的樊川，就这样步入了无奈与悲哀。潏河的碧波，已经流淌了几万年，为樊川的先人们带来丰收与欢乐，它从没有伤害过人类，因为我还不曾看到史书上有它泛滥成灾的记载。人们对它的依赖，伴随了樊川发展的历史。可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里，它却在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项人间奇迹。
写到这里，连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文风与前边不同，但既然怀念樊川，我就不能克制心中的愤懑，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潏河是无辜的，它的受辱不是樊川的责任，而是人的耻辱。听说当地政府已经开始了治理潏河的规划，但愿樊川的自然生态早日得以恢复。
我最终离开了樊川，不久之后，西安美院也弃它而去，我们很轻易地割断了与它的联系，而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其实，樊川对我们的滋养，还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起码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会比别人多一点儿形象的理解，在构思一幅作品的时候，心底会浮现出它的影子，而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尽管我只是樊川土地上的一个过客，在此生活的时候碌碌无为，甚至也有过不敬，但我还是希望樊川接受我的祝愿，让唐人的诗情永在，让碧水青山长存。
七律 樊川怀古
漫原苍莽向终南，古道残陵潏水寒。
射目秋风哀后泪，断肠词赋布衣篇。
绯绯裙幄无觅处，隐隐晨钟可问禅。
堪叹江山留胜迹，却失李杜在人间。
陈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家生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绘画、摄影、文学等方面的创作。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和专项美展。出版有个人散文、美术作品专集。
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考上西安美术学院，我便在樊川居住了十一个年头，和杜甫的“川龄”差不多。但樊川能够记住杜甫，却不会记得我。把自己和诗圣拉在一起，已经显得不自量力，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为樊川做任何的事情。
作为一个画家，我总在寻找别处的风景，从塞北的大漠戈壁到江南的秀丽水乡，从黄河的峡谷绝壁到云之南的村寨古道，异乡的新奇使我目不暇接，行走的欲望使心不能有片刻的安宁，我在无意间便冷落了樊川，就好像冷落了一个守候着我的家人。
因命运的安排，我曾多次迁徙，从北京到陕北，又到西安，再回北京，总是向着下一个目标匆忙奔走，对居住的每一个地方，我都把自己看作是客，不会像本地人那样，对家乡投入炽热的情感。当年我迫不及待地逃开，慌乱得有如败军之将，回京的调令让我昏了头脑，以至于临上车前也没有再看樊川一眼。
当生活归于平静，自以为把过去都遗忘的时候，樊川却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不知是它想起了我，还是我在想念它。我终于明白，人经历过的一切，如同烙印一般，是不会被轻易抹去的。当喧嚣的世界使情感麻木，无止的竞争使身心疲惫，我就总想让心灵来到一片旷野，享受自由的呼吸，放纵诗意的梦想。樊川，不正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吗？尽管身在京城，心却时时寻了它去，似乎不以意志为转移。
然而我也十分担心，甚至不敢轻易回去看它。因为在我心中的，毕竟是三十年前樊川的印象。我知道如今人们的创造力，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千百年形成的环境搞得面目全非，而诗意这种东西是最容易被损坏的。
这似乎是个矛盾，有点儿“近乡情更怯”的味道，也许保持距离，用文字来慰藉思念，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樊川在西安市的南郊，属长安县管辖。有人说在汉代因是樊哙的封地，故得此名。还有人说樊川之名取自樊乡，远在西周。不管用的哪家的樊，反正很久远就是了。
从西安南门出发，跨过韦曲原，便看见了樊川。它向着东南延展，直到太乙宫脚下，长约三十里。左边是少陵原，右边是神禾原，像两条臂膀，护佑着宝盆似的川地。一条潏河从中流过，把川地划分成两块，河岸上树木葱茏，水渠纵横，田地平整，庄稼茂盛。古人对此地早有评价，说它是“天下之奇处，关中之绝景”。
若论山川的秀美，中华大地上比比皆是，但要说是兼具南北方特色的，却不多见。近观樊川纵横清流，乔林隐天，修竹蔽日，稻田菜畦交错，呈一派江南秀色；远观则见终南神秀，山势嵯峨，云遮雾绕，横亘天边。少陵、神禾两道古原，起伏壮阔，地势高隆，傲然百里，凸显北景之雄浑。原上沟壑，多是由水流冲刷成的绝壁，陡峭高耸，竟与陕北高原无异。原与川相邻，却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川里多水，可种稻，原上干旱，井深数十丈，百步之遥，竟成塞北江南。
在川里漫步，时常绕渠过溪，脚底沾泥，禾叶牵着衣袖，树木撑着绿荫。尤其到潏水边，濯足戏波，一身爽气，心情也变得柔了。若到了少陵原上，人就有了一种想喊的欲望。极目百里，气压河川。行在高处，思绪也会变得腾飞起来，清逸舒泰。反观世间的苟苟且且，原本不是什么大事。
然而，仅就自然景观而论，还远远不能说明樊川吸引人的地方。它的故事，要比风景图片丰富得多。自然的造化，只是它美丽的外衣，祖先创造的文化，更赋予它千姿百态的风韵。
看看这里的地名，就知道与中华历史有着怎样的联系，杜陵，少陵，韦曲，杜曲，樊村，刘秀村，王莽乡，桃溪堡，朱坡，瓜洲，何家營，四皓村，终南山，太乙宫等等等等，周秦汉唐，历朝历代，都有人物和事件与这片土地联系起来。遍布川内的陵墓遗址，故道名地，寺庙庵观，名人遗迹，好似一座露天的历史博物馆，使那枯燥的史书记载，有了活生生的见证。
樊哙的邑地樊村，早在西周时就建乡了，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翠华山下的四皓村里，住过张良请来的四个商山老头。太乙宫承办过汉武帝的祭祀活动。许皇后小小的封土，留下了少陵原的千古美名。兴教寺的灰砖塔下，静静地长眠着一代高僧玄奘。长安韦杜，让人不忘盛唐的繁华。何家营，就是杜甫诗中提到的“何将军山林”，至今还保存着唐代原汁原味的古乐。那些无名无姓的遗存就更多了，我们学院旁边的山沟里，一片茂密的竹林中，就隐藏着几座舍利塔，不知建于何时。行至此处，总有一种敬肃之感油然而生。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历史车轮辗轧的痕迹，积淀着厚重的文化，流淌过先人的心血，是不可轻视的。
我曾经就学和工作的西安美术学院，就坐落在少陵原边，这地方古称兴国寺，是唐代著名的南郊八大寺之一，院内古树参天，溪水潺潺，一条上山的台阶，可直登少陵原顶。画画的人多风趣，把院内的景点都冠了名，通向东山的桥就叫“卢沟桥”，少陵原上有个凸出的山坡，观景甚佳，就叫“好望角”。
这“好望角”可是名不虚传，在此一站，樊川景色，尽收眼底。青翠的神禾原，默默地与少陵原对峙，隐隐约约，似能看到香积寺的塔尖。两原间的川地，平坦开阔，每到黄昏，川底总是弥漫着一层雾气，显得苍莽而神奇。据史书记载，唐至德二载九月，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率唐军联合回纥军十五万，在香积寺北与安庆绪的叛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此役歼敌六万，并一举收复了长安城。听说郭子仪的指挥部就设在兴国寺。我时常坐在“好望角”上，望着山川发呆，想象着当年两军的铁骑搅着烟尘从原上冲下来，在川里厮杀的情景。这一片静寂的河山，在当时应该是旌旗蔽日，杀声震天，双方的军马往来穿梭，手起刀落，金甲迸裂，血流成河。往事越千年，不是我这个人多愁善感，而是这片土地实在是容易引发人的“思古之幽情”。
每当我挤上破旧的公共汽车，蹒跚地行驶在樊川道上，车窗外，少陵原伴着汽车缓缓地伸展，一段段地映入眼帘。尤其是秋日的黄昏里，夕阳把原畔的荒草染成金黄色，望着原上废弃的土窑，华严寺遗址上孤零零的唐塔，卷曲的古柏，时常令我产生奇思妙想，甚至会觉得，车子正在驶向唐朝，说不定车窗外，会看见几个穿着窄袖长裙的仕女，或是头裹幞巾持弓挂剑骑马的武士。当如是，我不会有任何的诧异。 唐代的旅者，骑马经过这里时，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风景，“夕阳衰草杜陵秋”，韦庄的诗验证了我的感觉。只不过，唐人丰富的情感，能把一草一木都化成优美的诗，至今读起来，还会觉得，自己萦绕心头说不出的话，常常被唐人的一句诗就点透了。“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曾经照耀着大唐帝国的夕阳，依然暖暖地照在少陵原上，使这里的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怀旧的色彩。
樊川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唐代。这个长安城南郊著名的风景区，有点儿类似北京的西郊，所不同的是，北京的西郊多是皇家园林，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宫禁森严，可望而不可即。而樊川，却是由豪门贵族经营起来的。“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他们所建的庄园别墅，甚至可与皇家媲美。从韦曲向南，直至终南山脚下，数不清的亭台楼阁，山庄别业，林泉碧池，修竹芳草，鳞次栉比，遍布其中，真可谓锦绣成堆，步步珠玑。每到阳春，川内桃红柳绿，各个名园，粉墙映翠，万花争出。当时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贵妇名媛，纷纷来此踏青赏春，逸居会友，吟诗作画，欢歌宴饮。
大唐的皇帝们有着北方游牧民族放荡不羁的血统，他们不耐烦成天待在方方正正枯燥无味的宫殿里，春天的郊野，融融暖日，和风习习，大地返青，连马儿的蹄子都痒了，更何况人乎？于是山野设帐，和着大自然的气息，饮酒作乐，成为时尚。唐人有话：“握月担风且留后日，吞花饮酒不可过时”，足见盛世人的性格。
唐朝皇帝倒很注意与民同乐，甚至颁布法令，让百官旬休，选胜行乐。百官自然乐意，一时间，整个京城就像今日的“黄金周”，人们纷纷出游度假，乘车跨马，随仆携伎，只见长安道上，花车鱼贯，络绎不绝，休闲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旋律。
樊川此时是热闹的，人们摩肩接踵，以至树木无间地。长安城的士女们，头上插着名贵的花卉，争奇斗艳，她们身穿用金银线绣着孔雀和麒麟的罗衣，在潏水中映出了斑斓的倒影，春风舞动着长长的披帛，林间回响着她们的笑声。唐朝的女人们大胆而豪放，她们在休息的地方用竹竿挂起红色的裙子，围成一圈来遮阳，称之为“裙幄”，大概没有哪个男人不对这飘动的红裙想入非非。更有甚者，和那些不拘小节的进士们在一起，“藉草裸形”，“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我想这情景，颇有点儿似法国印象派大师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我们曾以荒淫为名对之进行过批判，孰不知，我们的老祖宗在一千多年前就干过这种勾当。
长安侠少们更是不甘寂寞，他们“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鞍，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随之，遇好囿时驻马而饮。”他们随身还带着油幕，偶遇风雨能以幕覆之，尽欢才归。当然这帮贵少们通常恣意妄为，“骄骢踏烂麦青青”的事，时有发生。
游宴是要作诗的，若写得好，并被皇上看中了，就会受到巾上插御花的嘉奖。学士苏颋就得了一朵，“时人荣之”。
不光是贵族，平民百姓也有郊游的权利。当然他们没有彩车骏马，帷幄酒皿，只能徒步而往，口渴了，还得讨水来喝。但大自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春风春雨，普降人间，不分贫富。青年男女乘游春之机相互交往，樊川也成就了不少好姻缘。其中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崔护“人面桃花”的故事。
崔护那年举进士下第，游春时可能心里别有滋味，兜里也不会有多少钱，不能招城里的妖伎陪着。所幸讨水喝的时候，碰到个小姑娘“妖姿媚态”，对他“意属殊厚”，相对于贵族们放荡形骸的举动，小姑娘倚着桃树的含情脉脉，更加能够打动人。正所谓考场失意情场得意，他在失落当中得到了一丝补偿。
这应该是确有其事的，因为有诗为证。唐人也为此演绎出一部动人的爱情传奇。我是在毕业留校后才知道，这故事的发生地离西安美院并不远，那庄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桃溪堡。
崔护的艳遇是令人心动的，且不说村里有小姑娘貌如桃花，就说那村子，用篱笆围起来的草房，院子有一亩地那么大，花木葱翠，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风景。学画之人，职业习惯就是遍寻美景和美人，如此佳处，怎能不去。
看景不如听景，想得太好往往会落空。待寻到了桃溪堡。竟暗暗地埋怨起崔护来。
这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和周围的村子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仅没有遇到想象中的人面，竟然连一棵桃树都没看见。问过村中老者，得知村里原来是有桃树的，但在数次运动后被砍伐光了。老者指着一片光秃秃的坡地道，那里原来就是桃园，好大一片呢。
老者说，桃溪堡原来有城墙，有堡门，有石刻的匾额，后来堡门被拆毁了，石匾被拿去盖了牲口圈。我们不甘心见不到一點儿旧物，就跑到牛圈里去找，拿着铁铣东挖西铲，半天也没找见，只得作罢。
桃溪堡仅存一段旧墙，夯土中加杂着石块，高大厚实，上面长满了藤蔓和枯草，想来年头已久，但仍可窥见当年的雄伟气势。听说这桃溪堡原有四座城门，建有十字街道，是典型的关中古村堡，是在那狂热的年代里被拆毁的。
看来崔护并没有说谎，诗意环境的破坏，是缺失了诗意的后人干的事。
游春的传统，已成为一段佳话，让后人艳羡不已。不管唐人当初有着怎样奢靡的事情发生，它总是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奔放的性格和向往自由的潮流。也使后人在评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增添了许多新奇的话题。
樊川更应该属于诗人。千年过去，那些山庄别墅，早已不见了踪迹，显赫的王公贵族，连一抔土也没了。唯有那些壮丽的诗篇，还在流传。李白在这里游历，他可能没有挈妇将雏的拖累，也不必考虑种田糊口，所以他的诗是那样的豪迈和旷远：“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还有杜牧，他就是樊川瓜洲村的人，所以他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樊川集》。韩愈在此建了一座山庄，雅静幽深，他与诗友孟郊、张籍等饮酒酬唱，切磋诗文，创作了著名的《城南联句》。白居易体恤民情，写出了《杜陵叟》。还有岑参、刘禹锡、韦应物、李商隐、元稹、许浑、钱起、罗隐、韦庄等等，都为樊川留下了动人的佳作。
柳宗元生于长安，虽被贬千里，仍思念故乡，弥留之际叮嘱家人，一定要归葬祖茔。他的墓就在樊川的朱坡一带，只可惜芳草萋萋，无处可寻了。 但提到樊川的诗人，最重要的，还是杜甫。他老先生在此居住了十一年，穷困潦倒，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使得樊川赢得了一份千年不衰的记忆。后人因此感谢他，在相传是他的居住地建起了杜公祠。
我去拜访杜公祠的时候，还是诗圣被郭老喷了满头口水的年代，那时人们都懂得避祸，千年古人亦不能免，自然也被冷落。通往杜公祠的小路，几乎被野草掩了，荒凉寂静，来到门前，一柄铁将军冷冷地锁着，扒着门缝往里瞧，只窥见几孔破窑洞，别无他物。返身回来，心里只觉得凄凉。
不过我又想，这也许更符合杜甫当时的生活状态，你若在天宝五年来见杜甫，看到的可能就是这般景象。比起后世塑在享殿里的泥胎，此情此景，会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他在此居住的时候，除了吟咏诗词，还得从事生产劳动，否则拿什么填肚子？樊川这个地方，是容易养活人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遭遇天灾人祸，饭不够吃，各单位纷纷裁人。我们学院有一对教师夫妇被精减了下来，无处可去，就寻了两间破窑洞住下，在少陵原畔开荒种地，居然挺了过来。这情景，也许和杜甫相似。
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当不是瞎说，那地方野是野，只不过他当时并不老，才三十来岁。每日清晨，杜甫从门上挂着的草帘子底下钻出来，冲着神禾原伸懒腰，口中念叨着：“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然后蹚着晨露，去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此，杜甫还是心生抱怨的，他叹息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荒野的寂寞，使他盼望有个好邻居，想喝酒的时候也能有个地方去借。
所幸他是个诗人，还有些诗友经常拉他去喝喝酒，到人家的庄园去蹭饭，否则，那日子真要憋闷死了。这个时候，他的心情会好一些，也能写出“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这样靓丽的诗句。不过，当他在春日看到潏水边游玩的王公贵妇闪亮的衣裙，无度的狂饮，对照自己“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的无奈，这强烈的反差，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的体验。杜甫的伟大，是他没有囿于个人的遭遇，当一个怨夫，而是将这不平像刀似的刺入了社会的深层，剥开了繁华背后的腐朽。推己及人的人性关怀，使他的笔变得更加沉郁悲壮，视野更为广阔，从而写出了不少的好诗，《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等作品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诗里的诗人和现实中的诗人是不同的，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从古到今，人们只在诗论中对诗人不吝赞颂，却在现实生活中让他们贫困交集，即便是诗歌盛行的唐朝也不例外。那些最伟大的诗人个个命运多舛，失业，贬斥，流放，能混得像白居易那样，被朝廷雇作闲人，就算不错的了。他们自认的好诗，却不为俸禄的发放者欣赏，这也难怪，人家要歌颂盛世，你却偏要说“路有冻死骨”，自讨没趣，不受人待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杜公祠的冷落，柳宗元墓的湮灭，杜牧墓在“文革”时的被毁，多少也能说明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直到旅游热兴起，他们才被当作资源记起，但这时却是为了钱，而不是诗。
西安美术学院落户在樊川，也算是与传统文化的一段机缘。唐代的兴国寺，早已寻不见踪影，只剩下一座清代建的小庙，顶替着此地的盛名。唯有堂前那两棵古柏，主干倾斜，树皮皴裂，但仍郁郁葱葱，向人们见证着千年的沧桑。
在西安的大学里，美术学院是离城最远的，大约有三十几里路。越过凤栖原，踏上樊川的古道，见少陵原畔一处树木葱茏的地方便是。东西杨万坡两个村子，紧紧地夹着学校的大院。远远望去，村庄连成了一片，若不是学院的水泥大门矗立其中，你简直分不出二者的差别。和都市的繁忙不同，这里的生活，和着樊川的农业节奏，缓慢而悠闲。
西安美院的大门，面向着樊川，只需跨过公路，便走进川道的田地里。学院里的人有个传统，每到晚饭后，总要到田里去散步。若有一两天没去，就觉得生活得不正常，少了滋味。夕阳下的樊川，色彩异于平时，显得格外迷人。远处的终南山，变了蓝紫的颜色，连接起神禾原的苍郁，原下村庄的上空，笼罩着淡淡青色的炊烟。我有好几次看到，在深蓝的天空中，升起了红色的月亮，让人觉得怪异和神奇。川里春时有麦，秋时有稻，弥漫着不同的气味。人们沿着田边的小路，曲曲弯弯地向前走，跨过水渠上的小桥，一直来到潏河的边上，席地而坐，把水看够了，待太阳落了山，天都擦黑了，才慢慢往回返。
散步的人们，依兴趣的不同，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群体。这时谈的，大都不是俗事，而是艺术，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伴着秀丽的风光，人们的谈吐，也会变得才思敏捷，妙趣横生。我以为，这田间的漫步，是樊川给予我们的最大优惠，我在艺术上得到的许多教诲，不是来自书本，而是得自同伴在田间的闲侃。
奔流的潏河，是樊川的骄傲，它从终南山中涌出，灌满了川里网一样的水渠，滋润着这片土地。它的河道，布满了从山中带出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清湍的水流冲得圆圆的，刷成干净的白色。碧水在石间穿来穿去，时而宽，时而窄，时而深，时而浅。搬动石头，常常会惊出一窝小鱼，四散逃窜。古人的诗文中，没少对它的赞誉，我们也因为有这条河，生活中增添了许多的乐趣。白石碧水，常常成为我们写生的首选，我相信，那时许多学生的水彩作业中，都留下了它的身影。到了夏天，潏河又变成了我们的天然浴场。它水深过腰，清澈见底，学生们在水中尽情嬉戏，玩累了，躺在岸边的大石头上，将身子晒得暖暖的，再昏昏地睡上一觉，好不舒服。我是从干旱的陕北高原上下来的，离水日久，所以对这条河的欣喜，超过了他人。
但正是这条潏河，却让我留下了最失望的记忆。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河滩上聚集了大批的民工，他们用水泥砌成了笔直的河堤，将一条天然河流变成了人工河，自然的景色消失了，粗糙的水泥堤丑陋不堪。听说是为了防洪，这我倒是可以理解的，总不能为了我们画画，而使当地的生产受到威胁。但修了堤之后，潏河的水量却日益减少，到后来，竟然断流了。裸露的河床就像鱼的骸骨，被晒干了摊在大地上。
事情到此还不算完，人们又在上游建了一座造纸厂。突然有一天，一种酱红色的水涌入了潏河，并灌满了田间的渠道，大团的泡沫浮在水面上，甚至漫住了渠上的石板桥。整个樊川上空，弥漫着刺鼻的臭味。人们过此要掩了鼻子，加快脚步，往日悠闲的散步不见了，只能望川兴叹。
我们以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还在期盼潏河重新流下清水，把一切污浊冲刷干净。可沒想到，这情景竟变了常态，隔三差五的，造纸厂就要排一次污水，昔日清湍的潏水被糟蹋成了一条排污沟。我如果是在这之后来到的樊川，以为潏河原本如此，可能还会忍受，可这一切变化就在你的眼前，让你完整地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被扼杀的过程，就显得格外残忍。其实，扼杀了潏河，就扼杀了樊川。
被唐宋诗人无数次赞美过的樊川，让盛唐男女显示青春和活力的樊川，也是让我享受到灵气滋养的樊川，就这样步入了无奈与悲哀。潏河的碧波，已经流淌了几万年，为樊川的先人们带来丰收与欢乐，它从没有伤害过人类，因为我还不曾看到史书上有它泛滥成灾的记载。人们对它的依赖，伴随了樊川发展的历史。可在那个“战天斗地”的年代里，它却在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项人间奇迹。
写到这里，连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文风与前边不同，但既然怀念樊川，我就不能克制心中的愤懑，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潏河是无辜的，它的受辱不是樊川的责任，而是人的耻辱。听说当地政府已经开始了治理潏河的规划，但愿樊川的自然生态早日得以恢复。
我最终离开了樊川，不久之后，西安美院也弃它而去，我们很轻易地割断了与它的联系，而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其实，樊川对我们的滋养，还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起码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会比别人多一点儿形象的理解，在构思一幅作品的时候，心底会浮现出它的影子，而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尽管我只是樊川土地上的一个过客，在此生活的时候碌碌无为，甚至也有过不敬，但我还是希望樊川接受我的祝愿，让唐人的诗情永在，让碧水青山长存。
七律 樊川怀古
漫原苍莽向终南，古道残陵潏水寒。
射目秋风哀后泪，断肠词赋布衣篇。
绯绯裙幄无觅处，隐隐晨钟可问禅。
堪叹江山留胜迹，却失李杜在人间。
陈幼民：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家生态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绘画、摄影、文学等方面的创作。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和专项美展。出版有个人散文、美术作品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