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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罗莎》是20世纪美国著名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的优秀短篇小说之一。本文从创伤理论来解读这篇小说，论述了创伤对罗莎心理的伤害并阐述了罗莎伤痛的不可弥补性。辛西娅·奥齐克在文中不仅描写了罗莎的个人心理创伤还对整个犹太民族的集体心理创伤的进行了描述。在这篇小说中，尽管心理创伤的描写是浓墨重彩，但文化创伤却也并未被眼光犀利独到的奥齐克所遗漏。
【关 键 词】辛西娅·奥齐克 罗莎 创伤
一、罗莎的创伤
“创伤”最先是病理学的术语，后来渐渐被运用到心理学当中，随后又逐渐渗透到文学、哲学、历史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其当代核心内涵是：它是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陶家俊，2011）
奥齐克在《罗莎》的前篇《大披巾》中描述了罗莎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玛格达死在纳粹士兵手上。作为一个母亲，罗莎无法保护自己孩子的无力感，亲眼看着孩子死去的痛苦感一直缠绕着罗莎，到三十多年后的故事发生时。可以说，在这三十多年中，罗莎从未从创伤中恢复过来。纳粹的大屠杀以及失去孩子的心理创伤使她自我封闭，自我放逐，拒绝接受现在，拒绝他人的帮助和关心，活在自己划定的小范围中，活在回忆中，活在想象里。
在《悲悼与抑郁症》中，弗洛伊德探讨了心理创伤之一：抑郁症。“受创的抑郁主体拒绝承认爱的客体之丧失， 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长时间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心理情感， 排斥甚至拒绝心理移情。”（陶家俊，2011）在罗莎的内心，玛格达并没有死去。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她把自己在纽约的店铺砸了后离开唯一的亲人斯特拉只身来到迈阿密，一个人住在老式昏暗的旅馆单间里。罗莎像是生活在自己为自己营造的梦境中一样，生活上不修边幅，不注重饮食，也不与他人有过多的交谈，只是一个人呆在自己杂乱无章的房间里。
罗莎的经历使她每句话都具有着深意。她说：“三十九年前我是另一个人。”大屠杀和失去孩子给罗莎造成的伤害是无以比拟的，以至于她自己都认为自己的人生是一分为三的。她对伯斯基说经历过大屠杀的人有三条生命。“大屠杀之前的生命、大屠杀时的生命和大屠杀以后的生命”，“以前是一场梦境。以后是一个笑话。只有当时。把当时称为生活就是一个谎话。”对她来说，过去的美好就是一场梦，在经历过大屠杀后，所有的一切都像是笑话，没有意义，没有未来。由此可见，创伤的给她造成的影响是无疑使巨大的。
创伤带给罗莎的不仅仅是痛苦，还有仇恨，对间接凶手——侄女玛格达的仇恨。她给斯特拉写信时称斯特拉为“金色美丽的斯特拉”、“我的天使、我最亲爱的人”。而在写给玛格达的信中，她却把斯特拉描述成“没有心的”、“冰冷的”“死亡天使”。认为她是小偷，偷走了她的生活。在信中，她对玛格达说：“她偷走了一切真相，抢走，偷走，而她却没有受到惩罚”。她一直称斯特拉是“死亡天使”，她不愿与斯特拉一起居住而离开了纽约，她甚至因不愿听到她的声音而拔掉了电话线。
罗莎创伤的表现除了她个人心理的扭曲，对他人的仇恨还有面对帮助时的拒绝态度。在小说中，伯斯基是个热心而又幽默的老人，同样来自华沙，同样有着自己的伤痛，但是却并没有像罗莎一样选择自我封闭和仇恨。他不仅自身乐观，还希望帮助罗莎走出自己的牢笼。而面对他人友好的帮助，罗莎采取的却是拒绝的态度。伯斯基请罗莎喝茶，罗莎却中途借口离开。伯斯基问罗莎问题，罗莎却总是拒绝向他吐露。可能由于多年心理的创伤和自我封闭，对罗莎来说外界总是不可轻信的。创伤和亲人斯特拉的背叛使她无法轻易放下对外界的怀疑，她总是怀疑有人会像斯特拉偷走大披巾一样偷走她珍视的东西。
二、群体的心理创伤
“心理创伤”是创伤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指某一事件或灾难给受害者的心灵留下的难以愈合的伤害，受害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因此，“心理创伤”主要有两种形式：“个人心理创伤”和“集体心理创伤”。“一些学者强调后者的重要性：讲述有关创伤与生存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集体行为。因为这需要人们彼此间相互合作，需要有听众、有人见证，这样做有助于其他读者或听众间接体验创伤的经历。个人心理创伤与集体心理创伤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王建会，2010）
20世纪30、40年代，纳粹德国在欧洲对犹太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大量犹太人移居美国。进入美国后的大屠杀幸存者，面临着双重的精神危机：一是残酷的大屠杀所造成的严重身体和精神创伤使很多犹太人无法接受大屠杀的现实，甚至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再就是进入美国后，这些大屠杀幸存者必须面对美国文化的同化，这又给他们造成了深刻的无根感和文化不适感，塑造了游荡于美国社会边缘的犹太人形象。他们既不能面对大屠杀所带来的伤痛和恐怖，又不能融入美國文化，处于精神的严重创伤状态中。
在小说《罗莎》中，由于德国纳粹的屠杀，犹太人逃散到世界各处。罗莎所在的美国也有相当多犹太人的存在。小说中透过伯斯基之口我们得知：在美国的犹太人对于犹太人之国以色列的事情相当关心，这也是漂泊流浪的犹太人对统一国家渴望的一种表现。当伯斯基问罗莎问题而罗莎不答的时候，伯斯基猜测罗莎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说，因此他说：“你还害怕吗？这没有纳粹也没有三K党”。从这句话我们得知整个犹太群体受到的不仅仅是纳粹对他们的伤害：尽管来到号称民主的美国，他们还是受到了美国种族主义者们的偏见和迫害。并且这并不是一时之事也不是个体案例，而是整个犹太民族群体受到的长期的集体心理创伤。
小说中，罗莎收到心理医生的来信时，医生对犹太人的称呼和信中的措辞使罗莎心中十分不满。群体的心理创伤是和个人的心理创伤紧密相连的，罗莎是犹太人中的一个，从她的反应也可以看出整个犹太群体的心理创伤。在来到美国后，美国人称他们为“难民”，后来直接称呼“幸存者”，而不是直接称呼他们“人们”，这无疑大大伤害了犹太人的心理。这种称呼把犹太人与正常的美国人分离开来，使他们难以融入美国这个社会的同时也时刻迫使他们回忆起大屠杀的种种过往。 三、文化的创伤
创伤理论主要包括心理创伤、文化创伤等。“与‘心理创伤’不同的是，‘文化创伤’侧重某一事件或灾难对群体产生的影响。它标志某一群体身份的丧失，或者社会结构的瓦解对群体凝聚力造成的不良影响。这种‘文化创伤’不是群体每个成员都会亲身经历的，但是它会影响整个群体。”（王建会，201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残害的不仅仅是犹太民族。随着犹太民族人数的大量减少，犹太民族的文化也变得岌岌可危，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这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而二战后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又必须面临着移居国文化的侵袭的危机，这对于犹太传统文化的创伤虽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更是严峻的。
在小说《罗莎》中，罗莎是个拥有很强犹太民族性的一个人。在写给女儿玛格达的信中，她坚持使用波兰语而并非日常交流时用的英语。而对于抛弃了波兰语转而全部使用英语的侄女斯特拉，罗莎是不满的，她鄙视斯特拉对民族语言的抛弃行为。在当伯斯基说罗莎的英语不好时，罗莎则反驳“我为什么要学英语？并不是我要学的，我和英语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很多在美国的犹太人都会像罗莎那样，对于强势的美国文化带有深深地抵触。但是为了生存和活命他们却也和罗莎一样，不得不在日常交流上使用着他们的外语“英语”。对于老一代的犹太移民来说，他们尚还能坚持自己民族的语言、信仰和文化。而年轻的一代则不然，美国文化的诱惑对于犹太后裔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这些无不使作者奥齐克深深地担忧。面对移居国强势的文化侵袭，如何能让传统的犹太文化流传下去，而又如何让年轻的犹太一代同样去坚守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呢。文化的创伤有时并不是有征兆的、突然的，而是潜移默化的，无声的，而这样的影响也就显得更加可怕。
作为另外一位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伯斯基虽然自己会使用犹太传统语言——意第绪语，并用它来阅读。但是他的孩子们却显然已被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融合了。他们抛弃了祖先语言和文化的同时接受了美国人的价值观：享乐、拜金、自我放逐。伯斯基的儿子找不到自己的信仰和未来，成了一个闲逛者。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律师，一个嫁给了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女婿们都是美国上层阶级的代表人物。女儿们的价值观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犹太大屠杀对犹太民族的文化创伤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那奥齐克描述的那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袭对犹太民族的文化来说则更是致命的创伤。面对这种状况，奥齐克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强调犹太性的作家在担心的同时更是将这份担心，这份忧虑加之于其作品上。通过《罗莎》这个作品反映出想要表达的问题并以此种形式加深犹太人民对于犹太民族文化创伤的警醒——文化创伤并没随着纳粹的倒台而结束。
《罗莎》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不仅叙述了犹太大屠杀给受害者本人心理上造成的无法弥补的创伤。在叙述个人的创伤经历的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的群体心理创伤和整个犹太民族的文化创伤。奥齐克作为一名美國犹太女作家，以自己女性的身份来写作，来关注大屠杀以及大屠杀中受伤害的女性。用优美的语言展现了犹太民族沉重的历史和创伤。创伤理论对于《罗莎》的解读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小说本身，还能从小说中看到当今整个在美的犹太人民所遭受的那些无法弥补的创伤，是一个不错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7.4.
[2]王建会.“创伤”理论与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以亚裔男性研究为视角[J].当代外国文学，2010，2.
[3]Cynthia Ozick，The shawl[M].Vintage Books，New York，1990.
【关 键 词】辛西娅·奥齐克 罗莎 创伤
一、罗莎的创伤
“创伤”最先是病理学的术语，后来渐渐被运用到心理学当中，随后又逐渐渗透到文学、哲学、历史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其当代核心内涵是：它是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陶家俊，2011）
奥齐克在《罗莎》的前篇《大披巾》中描述了罗莎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玛格达死在纳粹士兵手上。作为一个母亲，罗莎无法保护自己孩子的无力感，亲眼看着孩子死去的痛苦感一直缠绕着罗莎，到三十多年后的故事发生时。可以说，在这三十多年中，罗莎从未从创伤中恢复过来。纳粹的大屠杀以及失去孩子的心理创伤使她自我封闭，自我放逐，拒绝接受现在，拒绝他人的帮助和关心，活在自己划定的小范围中，活在回忆中，活在想象里。
在《悲悼与抑郁症》中，弗洛伊德探讨了心理创伤之一：抑郁症。“受创的抑郁主体拒绝承认爱的客体之丧失， 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长时间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心理情感， 排斥甚至拒绝心理移情。”（陶家俊，2011）在罗莎的内心，玛格达并没有死去。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她把自己在纽约的店铺砸了后离开唯一的亲人斯特拉只身来到迈阿密，一个人住在老式昏暗的旅馆单间里。罗莎像是生活在自己为自己营造的梦境中一样，生活上不修边幅，不注重饮食，也不与他人有过多的交谈，只是一个人呆在自己杂乱无章的房间里。
罗莎的经历使她每句话都具有着深意。她说：“三十九年前我是另一个人。”大屠杀和失去孩子给罗莎造成的伤害是无以比拟的，以至于她自己都认为自己的人生是一分为三的。她对伯斯基说经历过大屠杀的人有三条生命。“大屠杀之前的生命、大屠杀时的生命和大屠杀以后的生命”，“以前是一场梦境。以后是一个笑话。只有当时。把当时称为生活就是一个谎话。”对她来说，过去的美好就是一场梦，在经历过大屠杀后，所有的一切都像是笑话，没有意义，没有未来。由此可见，创伤的给她造成的影响是无疑使巨大的。
创伤带给罗莎的不仅仅是痛苦，还有仇恨，对间接凶手——侄女玛格达的仇恨。她给斯特拉写信时称斯特拉为“金色美丽的斯特拉”、“我的天使、我最亲爱的人”。而在写给玛格达的信中，她却把斯特拉描述成“没有心的”、“冰冷的”“死亡天使”。认为她是小偷，偷走了她的生活。在信中，她对玛格达说：“她偷走了一切真相，抢走，偷走，而她却没有受到惩罚”。她一直称斯特拉是“死亡天使”，她不愿与斯特拉一起居住而离开了纽约，她甚至因不愿听到她的声音而拔掉了电话线。
罗莎创伤的表现除了她个人心理的扭曲，对他人的仇恨还有面对帮助时的拒绝态度。在小说中，伯斯基是个热心而又幽默的老人，同样来自华沙，同样有着自己的伤痛，但是却并没有像罗莎一样选择自我封闭和仇恨。他不仅自身乐观，还希望帮助罗莎走出自己的牢笼。而面对他人友好的帮助，罗莎采取的却是拒绝的态度。伯斯基请罗莎喝茶，罗莎却中途借口离开。伯斯基问罗莎问题，罗莎却总是拒绝向他吐露。可能由于多年心理的创伤和自我封闭，对罗莎来说外界总是不可轻信的。创伤和亲人斯特拉的背叛使她无法轻易放下对外界的怀疑，她总是怀疑有人会像斯特拉偷走大披巾一样偷走她珍视的东西。
二、群体的心理创伤
“心理创伤”是创伤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指某一事件或灾难给受害者的心灵留下的难以愈合的伤害，受害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因此，“心理创伤”主要有两种形式：“个人心理创伤”和“集体心理创伤”。“一些学者强调后者的重要性：讲述有关创伤与生存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集体行为。因为这需要人们彼此间相互合作，需要有听众、有人见证，这样做有助于其他读者或听众间接体验创伤的经历。个人心理创伤与集体心理创伤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王建会，2010）
20世纪30、40年代，纳粹德国在欧洲对犹太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大量犹太人移居美国。进入美国后的大屠杀幸存者，面临着双重的精神危机：一是残酷的大屠杀所造成的严重身体和精神创伤使很多犹太人无法接受大屠杀的现实，甚至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再就是进入美国后，这些大屠杀幸存者必须面对美国文化的同化，这又给他们造成了深刻的无根感和文化不适感，塑造了游荡于美国社会边缘的犹太人形象。他们既不能面对大屠杀所带来的伤痛和恐怖，又不能融入美國文化，处于精神的严重创伤状态中。
在小说《罗莎》中，由于德国纳粹的屠杀，犹太人逃散到世界各处。罗莎所在的美国也有相当多犹太人的存在。小说中透过伯斯基之口我们得知：在美国的犹太人对于犹太人之国以色列的事情相当关心，这也是漂泊流浪的犹太人对统一国家渴望的一种表现。当伯斯基问罗莎问题而罗莎不答的时候，伯斯基猜测罗莎可能是因为害怕不敢说，因此他说：“你还害怕吗？这没有纳粹也没有三K党”。从这句话我们得知整个犹太群体受到的不仅仅是纳粹对他们的伤害：尽管来到号称民主的美国，他们还是受到了美国种族主义者们的偏见和迫害。并且这并不是一时之事也不是个体案例，而是整个犹太民族群体受到的长期的集体心理创伤。
小说中，罗莎收到心理医生的来信时，医生对犹太人的称呼和信中的措辞使罗莎心中十分不满。群体的心理创伤是和个人的心理创伤紧密相连的，罗莎是犹太人中的一个，从她的反应也可以看出整个犹太群体的心理创伤。在来到美国后，美国人称他们为“难民”，后来直接称呼“幸存者”，而不是直接称呼他们“人们”，这无疑大大伤害了犹太人的心理。这种称呼把犹太人与正常的美国人分离开来，使他们难以融入美国这个社会的同时也时刻迫使他们回忆起大屠杀的种种过往。 三、文化的创伤
创伤理论主要包括心理创伤、文化创伤等。“与‘心理创伤’不同的是，‘文化创伤’侧重某一事件或灾难对群体产生的影响。它标志某一群体身份的丧失，或者社会结构的瓦解对群体凝聚力造成的不良影响。这种‘文化创伤’不是群体每个成员都会亲身经历的，但是它会影响整个群体。”（王建会，201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残害的不仅仅是犹太民族。随着犹太民族人数的大量减少，犹太民族的文化也变得岌岌可危，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这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而二战后分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又必须面临着移居国文化的侵袭的危机，这对于犹太传统文化的创伤虽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更是严峻的。
在小说《罗莎》中，罗莎是个拥有很强犹太民族性的一个人。在写给女儿玛格达的信中，她坚持使用波兰语而并非日常交流时用的英语。而对于抛弃了波兰语转而全部使用英语的侄女斯特拉，罗莎是不满的，她鄙视斯特拉对民族语言的抛弃行为。在当伯斯基说罗莎的英语不好时，罗莎则反驳“我为什么要学英语？并不是我要学的，我和英语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很多在美国的犹太人都会像罗莎那样，对于强势的美国文化带有深深地抵触。但是为了生存和活命他们却也和罗莎一样，不得不在日常交流上使用着他们的外语“英语”。对于老一代的犹太移民来说，他们尚还能坚持自己民族的语言、信仰和文化。而年轻的一代则不然，美国文化的诱惑对于犹太后裔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这些无不使作者奥齐克深深地担忧。面对移居国强势的文化侵袭，如何能让传统的犹太文化流传下去，而又如何让年轻的犹太一代同样去坚守犹太民族的传统文化呢。文化的创伤有时并不是有征兆的、突然的，而是潜移默化的，无声的，而这样的影响也就显得更加可怕。
作为另外一位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伯斯基虽然自己会使用犹太传统语言——意第绪语，并用它来阅读。但是他的孩子们却显然已被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融合了。他们抛弃了祖先语言和文化的同时接受了美国人的价值观：享乐、拜金、自我放逐。伯斯基的儿子找不到自己的信仰和未来，成了一个闲逛者。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律师，一个嫁给了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女婿们都是美国上层阶级的代表人物。女儿们的价值观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犹太大屠杀对犹太民族的文化创伤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那奥齐克描述的那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袭对犹太民族的文化来说则更是致命的创伤。面对这种状况，奥齐克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强调犹太性的作家在担心的同时更是将这份担心，这份忧虑加之于其作品上。通过《罗莎》这个作品反映出想要表达的问题并以此种形式加深犹太人民对于犹太民族文化创伤的警醒——文化创伤并没随着纳粹的倒台而结束。
《罗莎》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不仅叙述了犹太大屠杀给受害者本人心理上造成的无法弥补的创伤。在叙述个人的创伤经历的同时也体现出了民族的群体心理创伤和整个犹太民族的文化创伤。奥齐克作为一名美國犹太女作家，以自己女性的身份来写作，来关注大屠杀以及大屠杀中受伤害的女性。用优美的语言展现了犹太民族沉重的历史和创伤。创伤理论对于《罗莎》的解读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小说本身，还能从小说中看到当今整个在美的犹太人民所遭受的那些无法弥补的创伤，是一个不错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7.4.
[2]王建会.“创伤”理论与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以亚裔男性研究为视角[J].当代外国文学，2010，2.
[3]Cynthia Ozick，The shawl[M].Vintage Books，New York，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