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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年到今年，已经十三年了。十三年后的前几天，我和先生带着儿子去到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城市，做一次例行的身体复查。与其说是复查，不如说是去看望救他性命的医生，如同拜佛一般虔诚笃信。
在火车上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医院。医院周围比从前热闹多了。那一条铺着红色小方砖的人行道还在，斑驳的水泥马路牙子，透露着它的岁月沧桑。那一年的那个黄昏，我和先生带着尚未确诊的儿子出医院散步，走在这条道上。那时儿子只及我的鼻尖那么高，他不知愁滋味，走在前面活蹦乱跳。先生伤感地对我说，他真想带着儿子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管，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于是，这十三年来，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会放下一切，带着儿子去到远方，寻找有限的生命中无限遥远的快乐。而每个人的生命，又何尝不是有限的呢。
每一次远远地看见矗立在高高楼房上面医院的名字，总是感觉恍如隔世又如影相随。踏踏实实站在医院门口的时候，我想起当年我是怎样逼着每天辛苦做完治疗虚弱不堪的儿子，在这一片空地上做着单腿跳、青蛙跳，然后跑步十圈，以求保持他身体最佳的状态，累得他眼泪汪汪，直至母子泪眼相对。
那一年儿子十一岁。以至于十三年来，每当看见这个年龄的小男孩，我都不禁驻足凝视，回忆着儿子当年英气勃发的样子：一头浓密的、在阳光下像崭新的绸缎一样熠熠闪亮的头发，以及瘦削却又倾长的像正在拔节的小树一样挺拔的身体。
那一年我三十六岁。从此那些喜欢蹬着高跟鞋、穿着高腰裤、蝙蝠衫，显摆走路时袅袅婷婷样子的日子，已不再属于我。儿子住的病房在五楼吧，那一天晚上，当医生告诉我儿子生命充满了希望却又摆不脱绝望的真相的时候，我倚靠在儿子的病床边，流着眼泪对自己发誓：要让他像正常孩子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这个初冬的早晨，我们在门诊大厅候诊。那一年人少地阔、安祥静谧的医院，如今已是门庭若市，仿佛老天爷不经意之间失漏了天窗，被幸福的筛子过滤掉的人，越来越多。
做核磁共振的地方，就在儿子当年每天做治疗的负二楼。当年我坐着等待儿子从治疗室出来的那一排塑料椅子还在，另外旁边又加装了两排椅子。当年那时正是渐凉的初秋晚上九点，我曾经独自在负二楼紧抱双臂，抵挡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说不出来的冷，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医生最后检查结果。而现在来做放疗的病人络绎不绝，不像当年可以有大段时间的空白。唯一不变的，是那些生病的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是千篇一律的光头，都是长得那么漂亮俊秀，仿佛病魔只愿意伤害美好。那个放疗室还是从前的，但是核磁共振室已经从当年的一楼调到负二楼，精确度从1.5T升级为3.0T，成像诊断一定会更准确吧。我坐在当年那个椅子上，恍惚之间竟不如前几次复查的时候那么淡定。是害怕一切太过清晰，而看清楚我太多太多的不安么。
去十五楼的医生办公室，要穿越像迷宫一样设置的病房。当年的主任医生已是书记兼副院长，当年的管床医生已是主任医生。都是那么忙，忙得看片子都是惊鸿一瞥。医生说，看影像有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来求证。
抗拒，屈服。屈服，抗拒。
十三年以来，无论世道多么艰难，为了生存，一直都是在坚定地与抗拒一切困难，似乎还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让我们屈服。
先生说，我的儿子我知道，没事。儿子说，我好好的，没事。他们的计划是要像从前一样，在例行检查以后，用儿子的话说，他要去吃喝玩乐。可是我，想起当年，一切不幸都是在没事的时候发生的。我又去求证当年一句话为儿子改变命运走向的医生，如同当年一般。
我还去打扰了一位同命相怜的朋友。他的儿子与我的儿子相纪相仿、病情相仿，他的儿子去年跟女同学结婚了，给他生了一个漂亮的大胖孙子。他的幸福已经成为我对幸福意义理解的标杆，我渴望变成一个因为溺爱孙子而常遭儿子嫌弃的伤心的奶奶。其实，儿子现在已经是一名非常合格而敬业的酒吧师，并且积极参加朋友们安排的相亲活动，这样的幸福离我又有多远呢？只是我，生怕这幸福会戛然而止。
那一夜，彻夜难眠。我无力抗拒先生和儿子不想重蹈覆辙的心情，只能无力地发朋友圈说，那就让岁月静好的日子再长一些。有一个朋友，我们一起的时候不多，可是她了解，她说：“边走边忘，余生只愿笑。”坐在广州人家酒店的餐桌上，先生和儿子研究他们的美食，我看着这句话，眼泪不禁流了一遍又一遍。儿子问我怎么了，我笑了说，怎么广州的菜也会辣得人流眼泪。
那一瞬间，“边走边忘，余生只愿笑”这几个字，已刻骨铭心。是啊，如果真是，又能怎么样。走一路，忘一路。有一条街，沿街都是鲜花店。儿子边走边拍照，真是应景。那一路，我只在心里默念，如果這十三年来，我做过什么错事，说过什么错话，老天爷要让不幸再在我的儿子身上降临，那么我仍然发誓，无论生活再怎么艰难，我一定做一个善良的人，不做错事，不说错话，只求他安然无恙。
求证的愿望在那几十个小时里，愈来愈强烈。第三天，在珠海的一座海岛上浪迹天涯。那天多云，可是海还是那么蓝。不是旅游旺季，海岛上是那么安静。一幢幢房子沿着山路起起伏伏，走到哪里，放眼望去，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有一处非常小资的民宿，中午无人，我们爬上楼顶上的花园，儿子在我荡着的秋千旁边，依依不舍地欢笑、拍照。我看见照片上的他，已然褪去所有稚气，一副男人模样，想起他最近无疾而终的两次相亲，不禁哑然失笑。在海边漫步，海滩的沙是那么的细，淡淡的黄沙与深深的蓝海偎依在一起，无比温暖。有时候太阳遛出云层，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微笑。这样的时刻，任谁都想永远拥有。
我对先生说还是想求证一个安心，哪怕儿子的身体再辛苦一次，我生的他，无论结果怎样我只要他还在我身边。谢谢这个男人，为我安心，违背他自己的心。也谢谢儿子，年轻气盛的他，唯一舍不得看见的就是我的眼泪。
坐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海岛，然后坐最近时间的轻轨离开珠海，来不及走走珠海最有名的情侣路，只来得及在海上看看一眼望不到头的港珠澳大桥。在仲夜的广州地铁上，仿佛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那一段不可知的路上。幸好买的是第四天晚止回程的火车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买这一天的票，还是冥冥之中老天爷作的这样的安排？
医生太忙了，我们等了一个上午。当儿子终于躺在一个临时的床位上做了那个检查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沉入不可知的黑暗。那六个小时，无比的漫长，让我想起这十三年以来所有的幸福与悲伤。那六个小时，又是那么短暂，让我来不及想象后来的一切，是幸福漫延还是悲伤漫延。直到当年的主任医任一个电话说：“结果出来了，儿子没事。”
先生顿时脚下生风地去医生办公室，儿子朝我两眼一瞪：“好好的，要让我受一次罪。”我只笑而不语，用微信向所有这两天被我烦扰的人报平安。
这时天已经黑了，表弟开车过来送我们去火车站，原来定好准备请我们吃的饯行饭也取消了，让儿子颇为失望，他仿佛不愿意错过任何一顿人间美味。先生说，回家好好赚钱，有的你吃的。
火车上，看朋友圈里是各种各样的武汉要下雪的消息。而几天前我们离开的时候，分明是一袭春装足以。有朋友怕我们回来无法抵抗突如其来的零度以下的天气，特意以暖车来迎接。回家等了两天，也不见那场据说是很大的雪下来，天气冷是冷，却有变晴的气势。
原来，人生最美好的一个词不过就是：虚惊一场。
扳指一算，接下来的时间，我需要请几个人来喝酒压惊。一个是送我“边走边忘，余生只愿笑”的人，一个是接我平安回家的人，以及所有被我的慌张不安累及的人，以及这十三年来，那个陪我在深夜痛哭又在早晨坚定地笑着醒来的枕边人。我总是要他戒酒，却原来我的内心里，时时蛰伏着一个想要一醉方休的自己。
与谁醉？
与这只愿笑着的余生。
在火车上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医院。医院周围比从前热闹多了。那一条铺着红色小方砖的人行道还在，斑驳的水泥马路牙子，透露着它的岁月沧桑。那一年的那个黄昏，我和先生带着尚未确诊的儿子出医院散步，走在这条道上。那时儿子只及我的鼻尖那么高，他不知愁滋味，走在前面活蹦乱跳。先生伤感地对我说，他真想带着儿子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管，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于是，这十三年来，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会放下一切，带着儿子去到远方，寻找有限的生命中无限遥远的快乐。而每个人的生命，又何尝不是有限的呢。
每一次远远地看见矗立在高高楼房上面医院的名字，总是感觉恍如隔世又如影相随。踏踏实实站在医院门口的时候，我想起当年我是怎样逼着每天辛苦做完治疗虚弱不堪的儿子，在这一片空地上做着单腿跳、青蛙跳，然后跑步十圈，以求保持他身体最佳的状态，累得他眼泪汪汪，直至母子泪眼相对。
那一年儿子十一岁。以至于十三年来，每当看见这个年龄的小男孩，我都不禁驻足凝视，回忆着儿子当年英气勃发的样子：一头浓密的、在阳光下像崭新的绸缎一样熠熠闪亮的头发，以及瘦削却又倾长的像正在拔节的小树一样挺拔的身体。
那一年我三十六岁。从此那些喜欢蹬着高跟鞋、穿着高腰裤、蝙蝠衫，显摆走路时袅袅婷婷样子的日子，已不再属于我。儿子住的病房在五楼吧，那一天晚上，当医生告诉我儿子生命充满了希望却又摆不脱绝望的真相的时候，我倚靠在儿子的病床边，流着眼泪对自己发誓：要让他像正常孩子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这个初冬的早晨，我们在门诊大厅候诊。那一年人少地阔、安祥静谧的医院，如今已是门庭若市，仿佛老天爷不经意之间失漏了天窗，被幸福的筛子过滤掉的人，越来越多。
做核磁共振的地方，就在儿子当年每天做治疗的负二楼。当年我坐着等待儿子从治疗室出来的那一排塑料椅子还在，另外旁边又加装了两排椅子。当年那时正是渐凉的初秋晚上九点，我曾经独自在负二楼紧抱双臂，抵挡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说不出来的冷，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医生最后检查结果。而现在来做放疗的病人络绎不绝，不像当年可以有大段时间的空白。唯一不变的，是那些生病的孩子，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是千篇一律的光头，都是长得那么漂亮俊秀，仿佛病魔只愿意伤害美好。那个放疗室还是从前的，但是核磁共振室已经从当年的一楼调到负二楼，精确度从1.5T升级为3.0T，成像诊断一定会更准确吧。我坐在当年那个椅子上，恍惚之间竟不如前几次复查的时候那么淡定。是害怕一切太过清晰，而看清楚我太多太多的不安么。
去十五楼的医生办公室，要穿越像迷宫一样设置的病房。当年的主任医生已是书记兼副院长，当年的管床医生已是主任医生。都是那么忙，忙得看片子都是惊鸿一瞥。医生说，看影像有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来求证。
抗拒，屈服。屈服，抗拒。
十三年以来，无论世道多么艰难，为了生存，一直都是在坚定地与抗拒一切困难，似乎还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让我们屈服。
先生说，我的儿子我知道，没事。儿子说，我好好的，没事。他们的计划是要像从前一样，在例行检查以后，用儿子的话说，他要去吃喝玩乐。可是我，想起当年，一切不幸都是在没事的时候发生的。我又去求证当年一句话为儿子改变命运走向的医生，如同当年一般。
我还去打扰了一位同命相怜的朋友。他的儿子与我的儿子相纪相仿、病情相仿，他的儿子去年跟女同学结婚了，给他生了一个漂亮的大胖孙子。他的幸福已经成为我对幸福意义理解的标杆，我渴望变成一个因为溺爱孙子而常遭儿子嫌弃的伤心的奶奶。其实，儿子现在已经是一名非常合格而敬业的酒吧师，并且积极参加朋友们安排的相亲活动，这样的幸福离我又有多远呢？只是我，生怕这幸福会戛然而止。
那一夜，彻夜难眠。我无力抗拒先生和儿子不想重蹈覆辙的心情，只能无力地发朋友圈说，那就让岁月静好的日子再长一些。有一个朋友，我们一起的时候不多，可是她了解，她说：“边走边忘，余生只愿笑。”坐在广州人家酒店的餐桌上，先生和儿子研究他们的美食，我看着这句话，眼泪不禁流了一遍又一遍。儿子问我怎么了，我笑了说，怎么广州的菜也会辣得人流眼泪。
那一瞬间，“边走边忘，余生只愿笑”这几个字，已刻骨铭心。是啊，如果真是，又能怎么样。走一路，忘一路。有一条街，沿街都是鲜花店。儿子边走边拍照，真是应景。那一路，我只在心里默念，如果這十三年来，我做过什么错事，说过什么错话，老天爷要让不幸再在我的儿子身上降临，那么我仍然发誓，无论生活再怎么艰难，我一定做一个善良的人，不做错事，不说错话，只求他安然无恙。
求证的愿望在那几十个小时里，愈来愈强烈。第三天，在珠海的一座海岛上浪迹天涯。那天多云，可是海还是那么蓝。不是旅游旺季，海岛上是那么安静。一幢幢房子沿着山路起起伏伏，走到哪里，放眼望去，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有一处非常小资的民宿，中午无人，我们爬上楼顶上的花园，儿子在我荡着的秋千旁边，依依不舍地欢笑、拍照。我看见照片上的他，已然褪去所有稚气，一副男人模样，想起他最近无疾而终的两次相亲，不禁哑然失笑。在海边漫步，海滩的沙是那么的细，淡淡的黄沙与深深的蓝海偎依在一起，无比温暖。有时候太阳遛出云层，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微笑。这样的时刻，任谁都想永远拥有。
我对先生说还是想求证一个安心，哪怕儿子的身体再辛苦一次，我生的他，无论结果怎样我只要他还在我身边。谢谢这个男人，为我安心，违背他自己的心。也谢谢儿子，年轻气盛的他，唯一舍不得看见的就是我的眼泪。
坐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海岛，然后坐最近时间的轻轨离开珠海，来不及走走珠海最有名的情侣路，只来得及在海上看看一眼望不到头的港珠澳大桥。在仲夜的广州地铁上，仿佛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那一段不可知的路上。幸好买的是第四天晚止回程的火车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买这一天的票，还是冥冥之中老天爷作的这样的安排？
医生太忙了，我们等了一个上午。当儿子终于躺在一个临时的床位上做了那个检查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沉入不可知的黑暗。那六个小时，无比的漫长，让我想起这十三年以来所有的幸福与悲伤。那六个小时，又是那么短暂，让我来不及想象后来的一切，是幸福漫延还是悲伤漫延。直到当年的主任医任一个电话说：“结果出来了，儿子没事。”
先生顿时脚下生风地去医生办公室，儿子朝我两眼一瞪：“好好的，要让我受一次罪。”我只笑而不语，用微信向所有这两天被我烦扰的人报平安。
这时天已经黑了，表弟开车过来送我们去火车站，原来定好准备请我们吃的饯行饭也取消了，让儿子颇为失望，他仿佛不愿意错过任何一顿人间美味。先生说，回家好好赚钱，有的你吃的。
火车上，看朋友圈里是各种各样的武汉要下雪的消息。而几天前我们离开的时候，分明是一袭春装足以。有朋友怕我们回来无法抵抗突如其来的零度以下的天气，特意以暖车来迎接。回家等了两天，也不见那场据说是很大的雪下来，天气冷是冷，却有变晴的气势。
原来，人生最美好的一个词不过就是：虚惊一场。
扳指一算，接下来的时间，我需要请几个人来喝酒压惊。一个是送我“边走边忘，余生只愿笑”的人，一个是接我平安回家的人，以及所有被我的慌张不安累及的人，以及这十三年来，那个陪我在深夜痛哭又在早晨坚定地笑着醒来的枕边人。我总是要他戒酒，却原来我的内心里，时时蛰伏着一个想要一醉方休的自己。
与谁醉？
与这只愿笑着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