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苏东坡，我们常常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一叶在大江中自由游弋的小舟，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再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但实际上，东坡，这个在民族的记忆深处烙下深深印记的名词，它与我们浪漫的想象竟是那么的遥远。
　　贬居黄州的次年（1081年），在友人马梦得的帮助下，苏轼请得了一块荒地，开始了他的田间劳作生活。据陆游《入蜀记》：“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东起一垄颇高。”由此，“东坡”便以其朴实的面目走进了苏轼的生活，也走进了民族的记忆——它只是一片土地，一片贫瘠荒芜的土地！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能接近土地的诗人并不少，但在真正地步入仕途、成名成家后依然能走近土地的，就微乎其微了。苏轼当是其中的一位。虽然我们很难想象那双拿惯了纸笔的双手是如何笨拙地使用锄头的，但我们确实可以从诗作中看到他很投入地参加了生产劳动。《东坡八首》记载了一幅幅清新的画面：“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诗人正准备薅锄杂草。“喟然释耒嘆：我廪何时高。”诗人正释耒长叹，由衷感慨耕作之不易。
　　黄州五年，是苏轼人生旅程中最凄凉、最痛苦、最寂寞的日子，但是，困境中的苏轼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繁杂的农活给诗人不仅带来了一身的劳累，也带来了田间的收获（以填饱他“不合时宜”的肚皮），而且还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东坡》一诗是这样写的：“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地，自爱铿然曳杖声。”我们从“野人”一词中体会出了诗人的幽默和自嘲，从“莫嫌”和“自爱”中读出了旷达和恬淡，从“铿然曳杖声”中听到了一位智者与自然的交流。这首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说明这位落魄的诗人已将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土地，固执地在土地中寻找着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寄托。
　　由此，不禁联想到了另一位同样高智商的诗文大家。读起《柳子厚墓志铭》的时候，我们心中不由顿生凄凉！清幽冷峻较之于豁达放旷，不只是文学风格之异，还是一种心胸之别。在惋惜这位唐宋文学的先贤最终没能从永州的阴影中走得更远之时，我们不由要为苏轼赞叹了！“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我们何敢企及的境界呀！他不仅走出了黄州，还走向了更远的惠州（今广东）和更更远的儋州（今海南）。当苏轼手把犁锄垦荒于东坡的时候，他的心胸就像土地一般无限地延展开了，而无端的中伤、恶意的毁谤、曾经的羞辱等等，就如冰雪般在这片土地上消融殆尽。此时，我们应当意识到中国的历史上不仅是多了一位“东坡居士”，更是多了一位思想者和艺术家。
　　似乎是冥冥苍天特意安排了苏轼这位民族的杰出子民在蒙受了巨大冤屈之后，去完成一项开辟宋代文学新纪元乃至中国文学新纪元的伟大创举。苏轼在黄州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数亩开垦的农田，也不只是一个凄美的故事。当他的趾甲缝里塞满了东坡上的泥土、他的才情和黄州土地相融合、他的胸襟和赤壁之水相互激荡的时候，便意味着《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走向了一个新的里程。
　　又一个“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夜晚，我们与东坡相会于书卷中，倾情地阅读着这块永远读不完、读不透的土地。东坡之于苏轼，就如南阳之于孔明、成都之于杜甫、岳麓之于朱熹、桐城之于姚鼐……在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吟诵中，我们对世界、对生命、对完美、对缺憾的体察一天一天地深化，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东坡与苏轼一起最终成为了我们精神的源泉与归宿。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
　　编辑/独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