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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昆德拉“思想型”写作风格之外，提出其“行为艺术”式风格定位。将关注窗口锁定于《庆祝无意义》，试图深入剖析其文本结构与创作策略，希冀由此抽离出“行为艺术”写作风格的机理，为文学创作行为提供方法论上的思考。
【关键词】昆德拉；庆祝无意义；行为艺术
【中图分类号】J12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米兰·昆德拉继十多年后再次出版小说，体现出与其前作的对话与商榷，反映出21世纪时作者的某种生存感受。纵然作品中说话的人不等同于生活中写作的人，但也许此时的真实作者，也即我们时刻注目着的米兰·昆德拉，必然化身为一名更为理智、聪慧的暗含作者，娓娓道来这个时代的冷暖。
本文将昆德拉的写作风格概括为文学创作视野下的“行为艺术”，基于以下思考：其作迥异于事件发展线索清晰、人物形象饱满的故事型小说，也背驰于心理意绪任意漂泊、将全部解读任务强压于读者的意识流型小说，而是背负着照顾读者的愿想，却又希冀还给读者最大程度上的思考空间。因而体现出不时忍不住现身辩论、言辞指向可感、真正意图闪烁模糊的特点，该特点在他的多部作品中常有体现。其创作期待宛如美术学意义上，作者“不满足于画布、黄岗岩等美术创作素材，敢于将人类的现实生活场景纳入创作空间”的蓬勃野心；表现手段为线条、图形、颜色等意象冲破画布，强行介入现实，挪用现实生活秩序以参与艺术创作。对接受者而言，存在压迫感与“被支配”感，似乎为了理解眼前的行为艺术，自身既有认知范围得到了瞬间的颠覆与重构，其冲击效果显而易见。循此，截取美术学意义上“行为艺术”创作期待的心理特点，认为昆德拉同样怀有艺术性质上的创作诉求，并且该诉求引导其创作过程透显出其行为艺术式的创作策略。
政治与性已然成为昆德拉作品必定涉及的两个范畴，但其实作者意不在此二者，只是借此平台寄托创作意图，引出其对人类社会秩序与生存处境的反复诘难。笔者无意于标签化昆德拉的写作路径，只是出于分析的便利，遵循于该二向延展思路。概括文本创作框架，可体现为如下导图：
“庆祝无意义”短语本身存在两种可能语法结构：动宾结构以及主谓结构：“庆祝”这一狂欢动作的作用对象是“无意义”这件事情，亦或“庆祝”一事虚无而“没有执行的意义”。这两个意向在文本中皆有迹可循。前者可朝着“政治”与“性”二向发展，共同指向于“无意义”的结果确证；后者则依托于个人才华与价值趋于被否定，得出“奋斗”这一生存理念的失落；终于“不必认真对待”的唯一抵挡方式，完成创作意图。“意义”作为功利性拷问必备项，干涉着人类的价值判断，制约着生存的衡量标准。获得“意义”的定义权力，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制定游戏规则的地位。作者对有无意义所给出的判断应当是：有否实现自我目的预设。倘若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即为有意义；反之，则视为无意义。明确以上前提，作者提笔。
一、极权角逐无意义
苏联政权的更迭通过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进入文本创作视野。从斯大林的政治手段和动机来看，“一生全是阴谋、背叛、战争、监禁、暗杀、屠杀”。
“可是，斯大林同志，即使以前你说什么他们信什么，今天他们可一点也不相信你了。”
“把唯一的表象强加于大家。也只能由一个意志来强加。”他所追求的“有意义”在于日丹诺夫们服膺于他的个人意志。他一方面通过洗脑众人，一方面通过武力威胁手段强迫众人就范。然而效果适得其反。结果不过是人们在盥洗室里大吼大叫质疑他的“鹧鸪”故事，即使他本意在讲笑话，却迎来了群起而攻之的“后笑话时代”。而得以在政治意义上亘古流传的城市命名，成功背离了斯大林极权主义的远大意愿，仅仅不朽于一个战胜不了自己前列腺的无实权傀儡“加里宁格勒”。此间包含着一个逻辑推理中项，加里宁的痛苦能唤起每个人的认同感，从而拥有民族凝聚意识，抗击所谓的斯大林“叔本华意志”的强力包装。为完成这样的表达，作者做出了三个层次的设计：一是借“老师送书”的名目引入政治笑话的调侃，此间穿插着诸如“这个赫鲁晓夫是谁？”等令人会心一笑的消解散点；二是安排“阿兰发现斯大林被人误解的温情”桥段，实则是借叙事者之口上演一出说教戏码，进一步阐释强权政治“振臂一呼而万众响应”转化为对一个政治傀儡的推崇的内在理据；而“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一类的表述，抛光了该说教举动的棱角，达到使读者欣然接受的效果；三是温柔地绑架康德与叔本华，武装斯大林毕竟曾经强大过的历史事实，说服考据学家们同意文本创作意义上的推理。呈现出了创作思路出场、柔化与深化的局面。并且，这样的三个层次都唯“追名逐利最终归于虚无”而统一，指向了“极权角逐”的名利场中，全民拥戴的“有意义”被游行反对的“无意义”所吞没、“庆祝”动作失去作用对象的结果。完成第一条创作路径的推演。
二、本能驱动无意义
创作路径实际上在文本发端就埋下了伏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所以延长该路径的阐释路程，原因在于对人类本能冲动“性”的消解难度大于“政治”。需要为读者提供相对的缓冲空间。也出于该任务的为难，作者选择了惊世骇俗的意象——以肚脐替代女性的其他第二性征。无疑，具有石破天惊的效果。最起码，读者已经无意识中默认文本的“性”与常识中的“性”存在殊异。减弱了阐释难度，但仍然难以颠覆读者阅读期待。显然，此时作者若使用前述“介入文本讨论”的方法不够自然，势必带来严重的斧凿痕。相比，以叙事手段建构一名崭新的母亲形象会是更好的选择。一方面，作者推出“试图将自己的腹中胎儿溺死、杀人之后旁若无人、交媾过程充满仇恨”的母亲形象；另一方面，解释阿兰“同步双重恨”所导致的“赔不是”的性格合理形成，成功地擦拭了读者心中频频闪出的问号。这便是“声东击西”的创作策略。然而，完成以上创作尚未触及创作核心。
在这两条创作路径的结尾，超越时间以及空间，使二者达到圆融，是理想中的创作图景。仅仅塑造一位非同凡响的母亲形象，停留在“性”的水平线上；将“女性第二性征”所代表的“原始冲动享乐”转移到“肚脐”所代表的“一切情色欲念的唯一意义、唯一目标”，将乐趣转移到重负，才完成对“性”原本意义的消解。而这个转移过程，作者仍然做出了三个层次的递进：一是借“夏尔”的母亲提出“天使”，并且言及“天使没有肚脐、没有性别”，为后文的概念切换做准备；二是由天使追溯到夏娃，形成“树形”人类谱系状貌，似与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图景相似，并指出“掐死树根那个无肚脐的女人”则达到“不仅仅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的完全消失”。接近解构“性”的创作目的；三是赋予母亲以附身阿兰耳畔的形式，获得开口说话的权力，有效引导读者追随该价值判断——性别、相貌、国家、世纪、母亲……这些重要的东西都不能自己选择，一个人只对无关紧要的事有权利，那么生命又何来“意义”呢。实际上，回归到读者的生存现实中，正是对上述先天条件的突破程度评判了人生的成就高低，人生的意义也还有沿途的精彩，不至于如此绝望。但即便如此，在文本将近结尾的地方给出如此拷问，读者多半为这样激荡的警醒而耳目一新。并且带着对结尾的期待，往往不及句句深思，或许也能够减轻创作意图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天使以羽毛堕落的方式趋近斯大林的演讲、母亲与阿兰和解，其象征意味不容忽视。该意象背后隐藏着“性”向“政治”以及“政治”向“性”的双边靠拢，“政治”从《回忆录》走向天文馆前公园表演，母亲从形象想象实现价值干预，两个动作的同时旨归，完成第一、第二条叙事路径的汇合。二者合流，才完成“庆祝无意义”动宾结构层面的创作预设。
三、奋斗价值无意义
主谓结构的“庆祝无意义”承担着不亚于前二者的叙事责任。作者通过这一条套路，反证了“无意义”的地位。既然谈到了“性”，大可充分发挥“性”所包含的丰富语义内涵。因而作者建构了“达德洛——美人——卡格里克——美人——拉蒙”之间的延宕关系。以卡格里克在两局欢爱关系中的胜利，演绎了“高明”与“无意义”之间的对垒。无疑，“无意义”胜出。原因有二：一是美人不喜欢煞费苦心与一个卖弄自己学识且聒噪的人调情，二是求胜心态过于炙热的同时给对方带来了巨大的压迫力，反而不如给对方营造舒适的选择空间。这一过程所传达的创作意图是厘清“欲望”，充实文本的“意义”架构。其实，如同庄子的“无用之用”论、儒家的“不争之争”中庸思想，其根本意旨仍然落脚于“用”“争”，只不过是手段更高明、心胸更开阔的“用”和“争”。但如果文本“无意义”的追溯最终没有摆脱“意义”的圈套，那么“无意义之意义”体现出来的便不是“以退为进”的迂回策略，而是一种“白马非马”的诡辩炫技。因此，填补此处存在的决口隐患，是重要的创作细节。
所幸作者作出了起码两个层次的设计。一是通过否定夏尔演出木偶剧的可行性来传达对“画家”“诗人”“艺术家”“戏剧”等人类高级文明的解构；二是设计了一个精巧的隐喻——象征着阿兰个人智慧、才华、价值的“雅马邑”被束之高阁，触不可及，最终掉到地上摔碎；这瓶烈酒一方面联系着庆祝这一动作，一方面联系着奋斗的意义，其破灭同时否定了二者。补足了“无意义”概念的不完整。属于点睛之笔。至此，三条创作思路，从两个语法结构角度完成了“庆祝无意义”的创作意图。
当然，对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天道酬勤”概念的颠覆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修辞手段。掺入“没有人有权利去装模作样重现一个已不在世的人的生平。没有人有权利凭一个木偶去创作一个人”一类完全否定哲思道义上的表达，时常见诸于文学作品，作者的介入体现其创作意图发展脉向，实际上这是创作脱离作者把控的体现。因之，昆德拉的写作风格可概括为“严密的行为艺术”，却不可归纳为“严密的画布艺术”。他不是一个永远冷静的作家。固然，作家并非必须永远保持冷静。
四、安逸玩世为上
在完成“庆祝无意义”的多方面表达之后，作者恰到好处地提出“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从应对态度的角度进一步严密了文本的人生观、人生价值判断。似乎做出方法论的指导之后，再进一步佐证了自身观点的毋庸置疑。不过，读者自有读者的态度，是否被文学作品所诱骗，是读者与作者双方智力的较量。能否统一口径，完整建造文学世界，是作者的责任，是文学创作的游戏规则。但是否为读者负责，负责到什么程度，是关怀的问题，此处暂且不论。
五、余论
本文试图对《庆祝无意义》做出逻辑切割，但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试图推演出作者的创作心路，一是存在从我出发、一厢情愿的嫌疑；二是存在盲点，兴许还存在丰富的精构巧思为我所不见。但如若上述逻辑推演存在成立的可能性，似乎也从另一角度，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镜鉴。
另外，本文的文本探讨基于马振聘译本《庆祝无意义》而展开，无法避免地与法文原本之间存在语言上的疏离。但一方面，译者怀着“译本尽量遵循文本原貌”的意识；另一方面，纵览不同译者的昆德拉著作译本，我们能发现其作品译作面貌贯穿着“思维跳跃、晦涩、别有深意、故事连续性不强”等特点；在语词构成、语句的语言编排亮度上与原作产生了色差，但在创作蓝图轮廓的竞演上应当是“同比缩放”式的模型刻画。因此，隔着译本所做出的努力，也能起码成为一项权宜之计。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著，马振聘译.庆祝无意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7.
[2]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8.
[3]胡亚敏.叙事学[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2.
[4]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8.
[5]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9.
作者简介：朱婉麟（1994-），女，汉族，福建龙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中国语言文学。
【关键词】昆德拉；庆祝无意义；行为艺术
【中图分类号】J12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米兰·昆德拉继十多年后再次出版小说，体现出与其前作的对话与商榷，反映出21世纪时作者的某种生存感受。纵然作品中说话的人不等同于生活中写作的人，但也许此时的真实作者，也即我们时刻注目着的米兰·昆德拉，必然化身为一名更为理智、聪慧的暗含作者，娓娓道来这个时代的冷暖。
本文将昆德拉的写作风格概括为文学创作视野下的“行为艺术”，基于以下思考：其作迥异于事件发展线索清晰、人物形象饱满的故事型小说，也背驰于心理意绪任意漂泊、将全部解读任务强压于读者的意识流型小说，而是背负着照顾读者的愿想，却又希冀还给读者最大程度上的思考空间。因而体现出不时忍不住现身辩论、言辞指向可感、真正意图闪烁模糊的特点，该特点在他的多部作品中常有体现。其创作期待宛如美术学意义上，作者“不满足于画布、黄岗岩等美术创作素材，敢于将人类的现实生活场景纳入创作空间”的蓬勃野心；表现手段为线条、图形、颜色等意象冲破画布，强行介入现实，挪用现实生活秩序以参与艺术创作。对接受者而言，存在压迫感与“被支配”感，似乎为了理解眼前的行为艺术，自身既有认知范围得到了瞬间的颠覆与重构，其冲击效果显而易见。循此，截取美术学意义上“行为艺术”创作期待的心理特点，认为昆德拉同样怀有艺术性质上的创作诉求，并且该诉求引导其创作过程透显出其行为艺术式的创作策略。
政治与性已然成为昆德拉作品必定涉及的两个范畴，但其实作者意不在此二者，只是借此平台寄托创作意图，引出其对人类社会秩序与生存处境的反复诘难。笔者无意于标签化昆德拉的写作路径，只是出于分析的便利，遵循于该二向延展思路。概括文本创作框架，可体现为如下导图：
“庆祝无意义”短语本身存在两种可能语法结构：动宾结构以及主谓结构：“庆祝”这一狂欢动作的作用对象是“无意义”这件事情，亦或“庆祝”一事虚无而“没有执行的意义”。这两个意向在文本中皆有迹可循。前者可朝着“政治”与“性”二向发展，共同指向于“无意义”的结果确证；后者则依托于个人才华与价值趋于被否定，得出“奋斗”这一生存理念的失落；终于“不必认真对待”的唯一抵挡方式，完成创作意图。“意义”作为功利性拷问必备项，干涉着人类的价值判断，制约着生存的衡量标准。获得“意义”的定义权力，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制定游戏规则的地位。作者对有无意义所给出的判断应当是：有否实现自我目的预设。倘若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即为有意义；反之，则视为无意义。明确以上前提，作者提笔。
一、极权角逐无意义
苏联政权的更迭通过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进入文本创作视野。从斯大林的政治手段和动机来看，“一生全是阴谋、背叛、战争、监禁、暗杀、屠杀”。
“可是，斯大林同志，即使以前你说什么他们信什么，今天他们可一点也不相信你了。”
“把唯一的表象强加于大家。也只能由一个意志来强加。”他所追求的“有意义”在于日丹诺夫们服膺于他的个人意志。他一方面通过洗脑众人，一方面通过武力威胁手段强迫众人就范。然而效果适得其反。结果不过是人们在盥洗室里大吼大叫质疑他的“鹧鸪”故事，即使他本意在讲笑话，却迎来了群起而攻之的“后笑话时代”。而得以在政治意义上亘古流传的城市命名，成功背离了斯大林极权主义的远大意愿，仅仅不朽于一个战胜不了自己前列腺的无实权傀儡“加里宁格勒”。此间包含着一个逻辑推理中项，加里宁的痛苦能唤起每个人的认同感，从而拥有民族凝聚意识，抗击所谓的斯大林“叔本华意志”的强力包装。为完成这样的表达，作者做出了三个层次的设计：一是借“老师送书”的名目引入政治笑话的调侃，此间穿插着诸如“这个赫鲁晓夫是谁？”等令人会心一笑的消解散点；二是安排“阿兰发现斯大林被人误解的温情”桥段，实则是借叙事者之口上演一出说教戏码，进一步阐释强权政治“振臂一呼而万众响应”转化为对一个政治傀儡的推崇的内在理据；而“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一类的表述，抛光了该说教举动的棱角，达到使读者欣然接受的效果；三是温柔地绑架康德与叔本华，武装斯大林毕竟曾经强大过的历史事实，说服考据学家们同意文本创作意义上的推理。呈现出了创作思路出场、柔化与深化的局面。并且，这样的三个层次都唯“追名逐利最终归于虚无”而统一，指向了“极权角逐”的名利场中，全民拥戴的“有意义”被游行反对的“无意义”所吞没、“庆祝”动作失去作用对象的结果。完成第一条创作路径的推演。
二、本能驱动无意义
创作路径实际上在文本发端就埋下了伏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所以延长该路径的阐释路程，原因在于对人类本能冲动“性”的消解难度大于“政治”。需要为读者提供相对的缓冲空间。也出于该任务的为难，作者选择了惊世骇俗的意象——以肚脐替代女性的其他第二性征。无疑，具有石破天惊的效果。最起码，读者已经无意识中默认文本的“性”与常识中的“性”存在殊异。减弱了阐释难度，但仍然难以颠覆读者阅读期待。显然，此时作者若使用前述“介入文本讨论”的方法不够自然，势必带来严重的斧凿痕。相比，以叙事手段建构一名崭新的母亲形象会是更好的选择。一方面，作者推出“试图将自己的腹中胎儿溺死、杀人之后旁若无人、交媾过程充满仇恨”的母亲形象；另一方面，解释阿兰“同步双重恨”所导致的“赔不是”的性格合理形成，成功地擦拭了读者心中频频闪出的问号。这便是“声东击西”的创作策略。然而，完成以上创作尚未触及创作核心。
在这两条创作路径的结尾，超越时间以及空间，使二者达到圆融，是理想中的创作图景。仅仅塑造一位非同凡响的母亲形象，停留在“性”的水平线上；将“女性第二性征”所代表的“原始冲动享乐”转移到“肚脐”所代表的“一切情色欲念的唯一意义、唯一目标”，将乐趣转移到重负，才完成对“性”原本意义的消解。而这个转移过程，作者仍然做出了三个层次的递进：一是借“夏尔”的母亲提出“天使”，并且言及“天使没有肚脐、没有性别”，为后文的概念切换做准备；二是由天使追溯到夏娃，形成“树形”人类谱系状貌，似与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图景相似，并指出“掐死树根那个无肚脐的女人”则达到“不仅仅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的完全消失”。接近解构“性”的创作目的；三是赋予母亲以附身阿兰耳畔的形式，获得开口说话的权力，有效引导读者追随该价值判断——性别、相貌、国家、世纪、母亲……这些重要的东西都不能自己选择，一个人只对无关紧要的事有权利，那么生命又何来“意义”呢。实际上，回归到读者的生存现实中，正是对上述先天条件的突破程度评判了人生的成就高低，人生的意义也还有沿途的精彩，不至于如此绝望。但即便如此，在文本将近结尾的地方给出如此拷问，读者多半为这样激荡的警醒而耳目一新。并且带着对结尾的期待，往往不及句句深思，或许也能够减轻创作意图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天使以羽毛堕落的方式趋近斯大林的演讲、母亲与阿兰和解，其象征意味不容忽视。该意象背后隐藏着“性”向“政治”以及“政治”向“性”的双边靠拢，“政治”从《回忆录》走向天文馆前公园表演，母亲从形象想象实现价值干预，两个动作的同时旨归，完成第一、第二条叙事路径的汇合。二者合流，才完成“庆祝无意义”动宾结构层面的创作预设。
三、奋斗价值无意义
主谓结构的“庆祝无意义”承担着不亚于前二者的叙事责任。作者通过这一条套路，反证了“无意义”的地位。既然谈到了“性”，大可充分发挥“性”所包含的丰富语义内涵。因而作者建构了“达德洛——美人——卡格里克——美人——拉蒙”之间的延宕关系。以卡格里克在两局欢爱关系中的胜利，演绎了“高明”与“无意义”之间的对垒。无疑，“无意义”胜出。原因有二：一是美人不喜欢煞费苦心与一个卖弄自己学识且聒噪的人调情，二是求胜心态过于炙热的同时给对方带来了巨大的压迫力，反而不如给对方营造舒适的选择空间。这一过程所传达的创作意图是厘清“欲望”，充实文本的“意义”架构。其实，如同庄子的“无用之用”论、儒家的“不争之争”中庸思想，其根本意旨仍然落脚于“用”“争”，只不过是手段更高明、心胸更开阔的“用”和“争”。但如果文本“无意义”的追溯最终没有摆脱“意义”的圈套，那么“无意义之意义”体现出来的便不是“以退为进”的迂回策略，而是一种“白马非马”的诡辩炫技。因此，填补此处存在的决口隐患，是重要的创作细节。
所幸作者作出了起码两个层次的设计。一是通过否定夏尔演出木偶剧的可行性来传达对“画家”“诗人”“艺术家”“戏剧”等人类高级文明的解构；二是设计了一个精巧的隐喻——象征着阿兰个人智慧、才华、价值的“雅马邑”被束之高阁，触不可及，最终掉到地上摔碎；这瓶烈酒一方面联系着庆祝这一动作，一方面联系着奋斗的意义，其破灭同时否定了二者。补足了“无意义”概念的不完整。属于点睛之笔。至此，三条创作思路，从两个语法结构角度完成了“庆祝无意义”的创作意图。
当然，对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天道酬勤”概念的颠覆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修辞手段。掺入“没有人有权利去装模作样重现一个已不在世的人的生平。没有人有权利凭一个木偶去创作一个人”一类完全否定哲思道义上的表达，时常见诸于文学作品，作者的介入体现其创作意图发展脉向，实际上这是创作脱离作者把控的体现。因之，昆德拉的写作风格可概括为“严密的行为艺术”，却不可归纳为“严密的画布艺术”。他不是一个永远冷静的作家。固然，作家并非必须永远保持冷静。
四、安逸玩世为上
在完成“庆祝无意义”的多方面表达之后，作者恰到好处地提出“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从应对态度的角度进一步严密了文本的人生观、人生价值判断。似乎做出方法论的指导之后，再进一步佐证了自身观点的毋庸置疑。不过，读者自有读者的态度，是否被文学作品所诱骗，是读者与作者双方智力的较量。能否统一口径，完整建造文学世界，是作者的责任，是文学创作的游戏规则。但是否为读者负责，负责到什么程度，是关怀的问题，此处暂且不论。
五、余论
本文试图对《庆祝无意义》做出逻辑切割，但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试图推演出作者的创作心路，一是存在从我出发、一厢情愿的嫌疑；二是存在盲点，兴许还存在丰富的精构巧思为我所不见。但如若上述逻辑推演存在成立的可能性，似乎也从另一角度，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镜鉴。
另外，本文的文本探讨基于马振聘译本《庆祝无意义》而展开，无法避免地与法文原本之间存在语言上的疏离。但一方面，译者怀着“译本尽量遵循文本原貌”的意识；另一方面，纵览不同译者的昆德拉著作译本，我们能发现其作品译作面貌贯穿着“思维跳跃、晦涩、别有深意、故事连续性不强”等特点；在语词构成、语句的语言编排亮度上与原作产生了色差，但在创作蓝图轮廓的竞演上应当是“同比缩放”式的模型刻画。因此，隔着译本所做出的努力，也能起码成为一项权宜之计。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著，马振聘译.庆祝无意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7.
[2]米兰·昆德拉著，许钧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8.
[3]胡亚敏.叙事学[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12.
[4]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8.
[5]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9.
作者简介：朱婉麟（1994-），女，汉族，福建龙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中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