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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岁那年的暑假，母亲让我去蟹塘替换父亲。
父亲在农闲时间找了个看守蟹塘的活计以贴补家用。暑假是西瓜收获的时节，我只能答应母亲去换回父亲。我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站在四面杳无人烟的荒野的时候，看见了面前矗立着的五棵白杨。母亲跟我说父亲在“五棵树”给人看蟹塘，应该就是这里了。夏季的傍晚，没有一丝风，身旁的杨树如同五个次第排开坐在墙角的垂暮老人，蔫头耷脑。
白楊树的周遭，油菜花开得正旺，满眼都是太阳的颜色。油菜花海的尽头，极目处，我看见了蟹塘。穿过油菜花海，裤子上斑斑点点沾满了黄色的花粉，把我的裤子点缀成了向日葵的模样。
我站在已近黄昏的田埂上，和父亲隔着一条小河。小河上停着一条带篷的水泥船，一只黑色的土狗趴在船头甲板上，舌头很长地耷拉在嘴角，死了一般。黑狗听见我的动静，立刻警觉地直起身子，望向了我，并大声冲我喊：汪汪汪！
我随着黑狗的叫喊望向了蟹塘，蟹塘深处芦苇的后面出现了父亲。父亲撑着篙，站在一条小船上，空出一只手冲我摆了摆，示意我等一等。我点了点头，放下背包，立在船头的黑狗仍然催促着我望望望。我望着蟹塘里的父亲，夕阳的余晖正洒在蟹塘和父亲的身上，让我想起了美术老师给我们展示过的一幅油画。
父亲上了岸，径直走到小河的对面，解开水泥船边一条小船的绳索，拿过竹篙，把小船推向我：“上来吧。”
我上了小船，父亲在对岸一点一点回拉绳索。岸上的黑狗脑袋抵着青草，低吠着。父亲系好绳索接过我的背包，把我拉上了岸。
父亲领我走在蟹塘间的埂上，交代着相关事宜，我才知道一共是两块蟹塘，并且螃蟹是吃土豆的。我们在两块蟹塘中间田埂上的一张长条椅上坐下，父亲点了根烟，说：“喂完螃蟹没事了就赶紧做饭，吃完赶紧上床，睡不着你就听听收音机，手电在床上，这里蚊子特别多，晚了饭都吃不安生。”
父亲早晨走的时候再次回头叮嘱我一定要早点吃饭早点上床，我说爸你放心吧没事的我记住了。望着父亲消失在油菜花里我才猛然想起，母亲让我捎给父亲的一包烟还没有交给父亲。
早晨的空气带着蟹塘里河水的腥气，我招呼黑狗的名字：大头大头。黑狗默然地应对着我的呼唤，我有些索然。
父亲说蟹塘的栅栏里还有两只鹅，每天要喂两顿食。我来到栅栏边，看见了它们，一公一母，母鹅的脖子是歪的，应该是脖子受过伤，只能一只眼望着天一只眼瞅着地，神奇的是它走路竟能保持平衡。我倒了一碗玉米粒在食盆里，两头鹅相继奔向食盆，“啊啊啊”叫着。
简单吃了早饭：饼、粥和咸菜。气温开始上升，我跳上蟹塘里的小船，拿起竹篙，绕着蟹塘撑了一圈，倒了几个地笼，把误入地笼的螃蟹重新放回池塘，鱼虾倒入船舱。
中午炖了鱼，煮了虾。吃得有点撑，我领着黑狗绕着蟹塘转了一圈，回来开始切土豆。按照父亲的要求，一块土豆要切成四块，然后才能撒到蟹塘里。两个多小时后我才切完一袋土豆，把切好的土豆分成两份匀在两块蟹塘的船舱里，开始喂食——所谓喂食就是撑着船把土豆撒在蟹塘的四周。所有土豆撒完，上了田埂我才发现日已西斜，来不及擦脸洗手的我想起父亲一直叮嘱的早点吃晚饭，便胡乱扒了些中午的剩饭和菜，填饱了肚子，烧了壶热水，站在甲板上冲澡。
当我钻进蚊帐的时候，太阳已隐去了最后的余晖。打开父亲留下的半导体，在电流声里搜寻着电台，终于搜到了一个音乐频道，在播放一首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歌名的歌——《酒干倘卖无》。
平静枯燥单调孤独的生活往往会让人产生哲思，想必梭罗当年写出《瓦尔登湖》的心绪和现在的我，别无二致。只是年幼的我还没有懂得去感悟。
半个月后的我已经完全娴熟于每日的工作，并且醉心于每一件事，我尝试着每天把土豆切成毫不重复的形状，乐此不疲。直到两天后的下午，一场大雨的到来，冲散了终日的平静。
这个下午，毫无预兆地，天空黑了下来，随着天色的变黑，起了风，蟹塘里的芦苇丛像是被一只巨大无形的手扇了一巴掌，齐齐俯下了头。玉米粒大的雨点随风而至，猝不及防的我被砸了一个趔趄。我来不及收拾切了一半的土豆，慌不择路地绊倒了栅栏，栅栏里的两头鹅惊惧地跳到了路上。我吆喝着它们回去，显然它们受了惊吓，不愿意回去，我扑倒了那只歪脖子鹅，拎着脖子扔到了圈里，重新插好栅栏，转身去抓另一只。此时大雨已经劈头盖脸打了下来，健全的那头鹅早已冲进了雨幕，我呼喊了一声黑狗的名字：大头！黑狗就闷声蹿了出去，绵密的雨幕里传来一声惨叫，我心里一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大头叼着那只鹅的脖子已经回来了，扔到了甲板上，冲我喊了一声“汪”。浑身湿透的我俯身摸了摸瘫软在甲板上的鹅，已经没了气息，顺着脖子，有汩汩的血流了出来。
说来就来的暴雨说走就走，雨后的世界一片狼藉。歪脖子鹅在栅栏里一只眼瞪着天空，“嘎嘎”叫着。
我光着膀子拎起甲板上已然毫无气息的鹅，扔到了埂上，进舱添了壶水，开始烧。
切完剩下的土豆，水已经开了。我仔细地在热水里褪了鹅毛，冲洗干净，收拾了内脏，剁成块，放进了盆里，一旁的黑狗舔着舌头注视着我完成了这一切。
我不知道的是一旁的歪脖子鹅也在栅栏里默默地注视了这一切。
第二天的下午，我照常在埂上开始切土豆，长条椅子上的半导体播着卖酒的广告，聚精会神切着土豆的我完全没有听到歪脖子鹅跳出栅栏的声音，直到它从背后跃起咬住了我的耳朵，剧烈的疼痛本能地让我操起了手里的菜刀，低下脑袋就把歪脖子鹅的头摁在了砧板上，剁了下去。
有人说，鲜血的味道是亢奋的。也有人说，鲜血的味道是恐惧的。那一天，脸上洒满鹅血的我，感受到的却是莫大的震惊。
我甩掉没了身体的鹅头，有点不知所措，黑狗一脸无辜地跑到我的身边。我奔回船舱，找出没有交给父亲的那包烟，抽出一支，站到了甲板上，西天，残阳已经有了血的颜色。
那天，我没有喂螃蟹。
那天，我16岁。
那天，我点燃了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支烟。
父亲在农闲时间找了个看守蟹塘的活计以贴补家用。暑假是西瓜收获的时节，我只能答应母亲去换回父亲。我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站在四面杳无人烟的荒野的时候，看见了面前矗立着的五棵白杨。母亲跟我说父亲在“五棵树”给人看蟹塘，应该就是这里了。夏季的傍晚，没有一丝风，身旁的杨树如同五个次第排开坐在墙角的垂暮老人，蔫头耷脑。
白楊树的周遭，油菜花开得正旺，满眼都是太阳的颜色。油菜花海的尽头，极目处，我看见了蟹塘。穿过油菜花海，裤子上斑斑点点沾满了黄色的花粉，把我的裤子点缀成了向日葵的模样。
我站在已近黄昏的田埂上，和父亲隔着一条小河。小河上停着一条带篷的水泥船，一只黑色的土狗趴在船头甲板上，舌头很长地耷拉在嘴角，死了一般。黑狗听见我的动静，立刻警觉地直起身子，望向了我，并大声冲我喊：汪汪汪！
我随着黑狗的叫喊望向了蟹塘，蟹塘深处芦苇的后面出现了父亲。父亲撑着篙，站在一条小船上，空出一只手冲我摆了摆，示意我等一等。我点了点头，放下背包，立在船头的黑狗仍然催促着我望望望。我望着蟹塘里的父亲，夕阳的余晖正洒在蟹塘和父亲的身上，让我想起了美术老师给我们展示过的一幅油画。
父亲上了岸，径直走到小河的对面，解开水泥船边一条小船的绳索，拿过竹篙，把小船推向我：“上来吧。”
我上了小船，父亲在对岸一点一点回拉绳索。岸上的黑狗脑袋抵着青草，低吠着。父亲系好绳索接过我的背包，把我拉上了岸。
父亲领我走在蟹塘间的埂上，交代着相关事宜，我才知道一共是两块蟹塘，并且螃蟹是吃土豆的。我们在两块蟹塘中间田埂上的一张长条椅上坐下，父亲点了根烟，说：“喂完螃蟹没事了就赶紧做饭，吃完赶紧上床，睡不着你就听听收音机，手电在床上，这里蚊子特别多，晚了饭都吃不安生。”
父亲早晨走的时候再次回头叮嘱我一定要早点吃饭早点上床，我说爸你放心吧没事的我记住了。望着父亲消失在油菜花里我才猛然想起，母亲让我捎给父亲的一包烟还没有交给父亲。
早晨的空气带着蟹塘里河水的腥气，我招呼黑狗的名字：大头大头。黑狗默然地应对着我的呼唤，我有些索然。
父亲说蟹塘的栅栏里还有两只鹅，每天要喂两顿食。我来到栅栏边，看见了它们，一公一母，母鹅的脖子是歪的，应该是脖子受过伤，只能一只眼望着天一只眼瞅着地，神奇的是它走路竟能保持平衡。我倒了一碗玉米粒在食盆里，两头鹅相继奔向食盆，“啊啊啊”叫着。
简单吃了早饭：饼、粥和咸菜。气温开始上升，我跳上蟹塘里的小船，拿起竹篙，绕着蟹塘撑了一圈，倒了几个地笼，把误入地笼的螃蟹重新放回池塘，鱼虾倒入船舱。
中午炖了鱼，煮了虾。吃得有点撑，我领着黑狗绕着蟹塘转了一圈，回来开始切土豆。按照父亲的要求，一块土豆要切成四块，然后才能撒到蟹塘里。两个多小时后我才切完一袋土豆，把切好的土豆分成两份匀在两块蟹塘的船舱里，开始喂食——所谓喂食就是撑着船把土豆撒在蟹塘的四周。所有土豆撒完，上了田埂我才发现日已西斜，来不及擦脸洗手的我想起父亲一直叮嘱的早点吃晚饭，便胡乱扒了些中午的剩饭和菜，填饱了肚子，烧了壶热水，站在甲板上冲澡。
当我钻进蚊帐的时候，太阳已隐去了最后的余晖。打开父亲留下的半导体，在电流声里搜寻着电台，终于搜到了一个音乐频道，在播放一首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歌名的歌——《酒干倘卖无》。
平静枯燥单调孤独的生活往往会让人产生哲思，想必梭罗当年写出《瓦尔登湖》的心绪和现在的我，别无二致。只是年幼的我还没有懂得去感悟。
半个月后的我已经完全娴熟于每日的工作，并且醉心于每一件事，我尝试着每天把土豆切成毫不重复的形状，乐此不疲。直到两天后的下午，一场大雨的到来，冲散了终日的平静。
这个下午，毫无预兆地，天空黑了下来，随着天色的变黑，起了风，蟹塘里的芦苇丛像是被一只巨大无形的手扇了一巴掌，齐齐俯下了头。玉米粒大的雨点随风而至，猝不及防的我被砸了一个趔趄。我来不及收拾切了一半的土豆，慌不择路地绊倒了栅栏，栅栏里的两头鹅惊惧地跳到了路上。我吆喝着它们回去，显然它们受了惊吓，不愿意回去，我扑倒了那只歪脖子鹅，拎着脖子扔到了圈里，重新插好栅栏，转身去抓另一只。此时大雨已经劈头盖脸打了下来，健全的那头鹅早已冲进了雨幕，我呼喊了一声黑狗的名字：大头！黑狗就闷声蹿了出去，绵密的雨幕里传来一声惨叫，我心里一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大头叼着那只鹅的脖子已经回来了，扔到了甲板上，冲我喊了一声“汪”。浑身湿透的我俯身摸了摸瘫软在甲板上的鹅，已经没了气息，顺着脖子，有汩汩的血流了出来。
说来就来的暴雨说走就走，雨后的世界一片狼藉。歪脖子鹅在栅栏里一只眼瞪着天空，“嘎嘎”叫着。
我光着膀子拎起甲板上已然毫无气息的鹅，扔到了埂上，进舱添了壶水，开始烧。
切完剩下的土豆，水已经开了。我仔细地在热水里褪了鹅毛，冲洗干净，收拾了内脏，剁成块，放进了盆里，一旁的黑狗舔着舌头注视着我完成了这一切。
我不知道的是一旁的歪脖子鹅也在栅栏里默默地注视了这一切。
第二天的下午，我照常在埂上开始切土豆，长条椅子上的半导体播着卖酒的广告，聚精会神切着土豆的我完全没有听到歪脖子鹅跳出栅栏的声音，直到它从背后跃起咬住了我的耳朵，剧烈的疼痛本能地让我操起了手里的菜刀，低下脑袋就把歪脖子鹅的头摁在了砧板上，剁了下去。
有人说，鲜血的味道是亢奋的。也有人说，鲜血的味道是恐惧的。那一天，脸上洒满鹅血的我，感受到的却是莫大的震惊。
我甩掉没了身体的鹅头，有点不知所措，黑狗一脸无辜地跑到我的身边。我奔回船舱，找出没有交给父亲的那包烟，抽出一支，站到了甲板上，西天，残阳已经有了血的颜色。
那天，我没有喂螃蟹。
那天，我16岁。
那天，我点燃了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支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