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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詩人揭祐民是宋末元初的一位江西诗人，文学家揭傒斯系其族子，他一度在诗坛与士大夫群体中享有声名。他经历了宋元易代，一生多次北游，是第一批在元政权下成长起来的南方诗人。他的诗歌体现了元代诗歌开拓进取的风貌，又保留了宋诗的一些痕迹，是一位具备研究价值却在以往未被关注的诗人。
关键词：揭祐民 元代诗歌 大一统 江西诗人
揭民是“元诗四大家”之一揭斯的族父，他经历了宋元易代，在思想上却认可新朝，与元代的士大夫广泛来往，并且一生多次北游，足迹远达辽东。他的诗歌体现了由宋诗向元诗的转变，其身上有元代诗人自由的精神、开拓进取的风貌，也有宋代文人忧国忧民的意识，有的作品题材尚显狭隘，还保留着宋人追求“理趣”的痕迹，然而更多的作品已经拥有了雄浑的意境与宏大的气魄。
由于元诗领域长时间受人忽视等原因，揭民并未受到关注，但是诗人生前曾经受到元代著名文学家程钜夫的赏识并且在士人群体中享有很好的声名。清顾嗣立在《元诗选》二集中说：“公卿多乐与游，程承旨钜夫尤敬礼焉。”{1}并且选录了他的诗歌四十首。揭斯为诗人作《里子传》，并评价其“腾掷宇宙，陵轹今古，颠倒万类，出无入有，如惊龙飞鬼，不可羁而绁也”。
一、生平、思想与游历
揭民（约1260—1330）{2}，广昌（今属江西）人。泰定年间，曾任邵武路经历，曾经三上京师，后寓居水上，自号里子。明代孙原理《元音》中记载他“字希韦”{3}，为《全元诗》所采用。但是揭斯在《里子传》中记载他“晚自病狷介，故又称希韦子”，清代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和今人钱仲联等《中国文学大辞典》采用的是这一说法。相比较而言，元代揭斯的《里子传》比明初的《元音》成书更早，并且记载更加详细，具备因果关系，而《元音》记载很简略，而且从现有资料中找不到更早的出处，再加上揭斯与诗人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应该有比较可靠的资料来源，诗人又号“希韦子”的说法应当更可信。
揭民性格刚直，富有个性。《闽书》中收录了程钜夫对于他的评价“不为威诎，不为利诱。或出或处，任其自然”{4}，这种性格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所体现。民“仕闽海间二十余年，称能官”，然而只是居于邵武路经历一职，与他的性格大概也有关系。《里子传》中记载了他不愿意奉承桀骜自用的延平太守的故事，这样的作风显然不能在当时的官场很好地生存，当然这种性情襟抱也影响着揭氏诗风。
民是宋元易代的经历者，但是对于元政权并没有流露出敌意，甚至他的《淮安王吴山歌》是称颂元代主持灭宋事宜的将军伯颜之作。诗人也与元代士大夫广泛来往，推重揭民的程钜夫是元代朝堂上的重臣，甚至在去世后被元代朝廷追封为楚国公。诗人创作的诗歌与交际圈使得我们很难将诗人划归到南宋遗民一类的人当中去。
诗人远游各地，足迹与眼光并不局限于江南地区，而是来往于华夏各地，多次北上中原。在《中原道上次欧阳齐汲韵》中诗人写道：“六合昔有隔，一观恨无因。怀哉此盛区，理者皆先民。”元代大一统的局面为诗人提供了遍览祖国河山的机会，《里子传》记载诗人“北游燕赵，东至辽，凡所经行，必有吟咏”，丰富的游历与秀丽的山河使得诗人写下了众多吟咏山河之作，然而在他现存的诗歌中只有六首是这一类的作品，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然而远游北方给诗人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诗歌内容，诗人诗歌创作中那种恢宏的气魄不可能与这种经历没有关系。诗人晚年的生活境况可能比较拮据，然而行事不失品行，揭斯在《里子传》中所写“仕常困穷，而充充然若无不足者，君子哉”，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二、诗歌创作的体裁、主题与情感
民现存的诗作共有41首，其中40首由《元诗选》二集据《元风雅》等选录，题为《里子集》，另有一首《知州郭侯其父寿诗》见于《编类运使复齐郭公敏行录》，今已全部被杨镰主编《全元诗》收录。民现存的诗歌三言、五言、七言，乃至骚体诗诸体兼备，以七言最多。四十二首诗歌中有杂言1首，骚体诗3首，三言6首，五言9首，七言22首，这其中有乐府歌行10首。
其诗歌从主题上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类：
第一，游历诗。主要写诗人游览的景观，抒发诗人由景色而产生的多样的思想感情，共有12首。这类诗歌中多有气魄宏大、意境雄浑之句。这其中有主要抒发世事变迁的感慨之作，如《永固庙》：
凿凿龙虎死，集灵壮高居。其阳播江涛，其阴蓄澄湖。
井固不可改，邑亦何尝殊。但感岁月迁，流入楣间书。
重来二十年，旧碧眼欲枯。神在不可亵，下山仍踟蹰。
昔日的时光变迁都只流入书中，再也不能见到往日的场景，诗人在末尾并未直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而是借写“踟蹰”的动作将诗人抚今追昔，感慨往事的思想情感表达了出来。
也有诗歌表达内心对于隐居西山，渔樵为生的渴望。如《方鼓二山下》：
方壶地上日月转，鼓天半风涛鸣。楼船海市倏忽集，金客鲛人无数行。紫气暮浓千嶂合，黄云霜熟万畴平。何能买屋西山下，白稻银鱼了此生。
面对繁华的景象，诗人并不愿意留恋，而是向往着自在平静的生活，远离富贵之乡。
还有一些作品表现诗人对于所见情景道理的阐发，带有宋诗追求理趣的痕迹，比如“万物自有弊，至理难穷言”（《南山泉》），“祸乱有本原，臣子出忠爱”（《登凤凰台》）。
第二，反映现实的作品。民现存的诗歌中有《泰山发秋涝》等4首作品对现实有强烈的反映，并且对于百姓的不幸遭遇给予同情与不满，抒发了对现状的担忧与不平，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明显是受到宋代的影响。比如《西风长养》一诗中诗人写道：“河北饥未，燕中久无雨。传言山东地，亦有流冗故。”“曩岁江浙间，眼见吁可。长愿四序平，秋香熟禾黍。”河北、山东，甚至是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都面临着严峻的灾荒。诗人对于当时灾情的紧张，对于灾民的同情，内心的痛苦担忧，溢于言表。诗人还有一首《绣妇行》反映元代绣妇的命运： 回文未动机心忙，幼时学刺双鸳鸯。渐摹小景作芦雁，稍引初智成麇獐。几回停线望长晷，年深勾拨入教坊。宫罗裁就绣御用，伴伍推让尊前行。一丝欲理三涤手，龙凤密凑云分光。臂垂枯木挂猿，眼注寒水明鹤。蜩蝉壳未脱，栉栉蚕腹丝为僵。晴天日杲等馀事，清夜膏继争豪芒。鸣机裂下绷忽解，掴掴一弗声闻廊。千秋万岁奉圣王，若比倚市真谁强。
诗歌表现了绣妇艰辛的生活，与统治者奢侈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痛苦，与社会不公平的状况，思想上积极进步。这首诗不像诗人那些雄浑激昂的诗歌，显得委婉含蓄，但在结尾处不乏讽谏之意。大抵也只有在文禁松弛的元代才能够流传与保留下来。
第三，题画诗。宋元文人画勃兴，题画诗是元代诗歌的特色之一。揭氏题画诗在诗人存诗中有5首。其中有的诗作能够抒发出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如其《题秋江晚渡图》：
柰榆株栎枫樗村，古台半隐溪林根。短桥细路入幽径，断无人屋谁乡。远山微云出木杪，白沙丹叶随洲痕。岸莎时方蘸净潦，天霜气欲浮黄昏。一舟横冲破秋色，中有坐止知奚云。应言去早失归晚，夕阳下掷潜无曛。巾衣各振离舸散，到家定未关柴门。吴越小景重摸索，江湘雅致费讨论。岂无片壑可与共，渔樵逸乐同鸡豚。彼翁欣还倚杖屦，谁能无酒妻儿温。我生只为书儋误，披卷坐对真消魂。黄金坞不若此，浣花書屋翻能存。还君图卷百感叹，武陵溪上难寻源。不能忘者旧山麓，春日起处思闻猿。
诗人在活灵活现地描摹画作之余，抒发了对诗书的忘我之爱，对于桃花源式理想世界的渴望，暗含了对世俗的不满，以及自身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由画作而发，又不局限于画作，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读来真挚而又感人。
第四，记功称颂以及贺寿之诗，共有13首。这其中有《淮安王吴山歌》六章，《河南王孙南谷平章诗》三章，《柳林词》4首，以及《知州郭侯其父寿诗》1首。从题材上看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的地方，可是民在创作这类诗歌时，并没有将作品写成阿谀谄媚之作，依然体现出了不羁的风格，并且暗含着治世安民的劝谏与微言大义。比如《淮安王吴山歌》，诗人称颂的并不是淮安王伯颜的赫赫战功，而是他在平定南宋时保境安民的举措，伯颜“泯杀机，遂仁好”，他的意志使得“仁者师，无威声”，“国既逊，无胥残”，诗人希望“王有灵，福四方”。即使是贺寿诗也在结尾加上“州家美政报翁知，胜于放鸽献生鹿”这样的句子。可见诗人在这些诗作中并不是一味地称颂，而是包含着一种豪放与洒脱，同时也寄予了诗人海清河晏的理想。
三、诗歌风格与艺术特色
清代顾嗣立评价揭民的风格“豪荡激昂”{5}，从诗歌风貌上来看，确实如此。诗人的作品往往能体现出一种慷慨激越之气，如“半夜驰临关，气夺戎王国”（《瘠马图》），“我今有泪，不到黄泉。兴胜之歌，悲不可言”（《兴胜寺歌》）；在思想感情上往往表达出诗人内心的不平，如“百感画者意，要见骏骨稀。但看古英贤，工寒常苦饥”（《瘠马图》）。诗人有时采用雄奇的意象，加以独特的想象，如“鸿雁无宁宅，蛟蜃有深窟”（《泰山发秋涝》），“山为钩曲藏神宫，拂天云旗扬灵风”（《泽民分灵祠神歌》）；有时则在外表平淡的句子中掩藏着忧郁深沉的情感，如“旧拙不可悔，新巧吾无能”（《历溪书事五首（其五）》），“夜深倚长庚，江月为谁对”（《登凤凰台》）。
诗人往往多用典故借以抒发内心激昂的情感，如“穆公以人从穴中，田横有士穿冢间。虽能就义死伤勇，空令后世悲潺”（《兴胜寺歌》）。穆公、田横的故事寄寓着诗人内心壮志未酬，思遇明主而不得的悲情。“丈夫邂逅志万里，沧浪水清宜濯缨”（《送人上京》），则借用《渔父》中屈原的形象表明了自己耿介孤高、狂狷不群的品质，以及不为世俗所容的愤懑。
诗人奇特的想象为诗歌增添了很多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楼船海市倏忽集，金客鲛人无数行”（《方鼓二山下》），将神话中的“鲛人”写入了海市的场景之中，既表现出了市场的繁华，又富有奇幻的色彩。“铜白雉血在中，淋漓酒肴荐和雍。引接我士俱登庸，上天翩翩策飞龙。”（《泽民分灵祠乐歌》），诗人在诗歌中将想象之中的神灵接引祭祀之人进入仙境与祭祀的场景一虚一实交织结合在一起，具有强大的浪漫主义的感染力。
诗人的一些诗作学习模仿乐府民歌，如《兴胜寺歌》，以三三的句式开头，是汉乐府中流行的方式，《泽民分灵祠乐歌》则本身就是一首祭祀的乐歌。
四、元代大一统环境对于诗人创作的影响
在揭民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诗人所受到的宋诗的影响，比如追求理趣的《南山泉》等作品，还有的诗歌，吟咏身边的事物，内容略显狭隘如《送落齿行》等，也不脱宋末格调。不过，作为一位虽然生活在宋末元初，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却在元政权之下度过（南宋灭亡之时大约只有18岁）并且在北方拥有广泛交游的诗人，他的诗歌明显更多受到了元代大一统环境的影响，展现出元诗的风貌。
查洪德先生认为，元人之所谓“大一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夸耀“混一海宇之盛”，二是中原文化元被四夷，是文化之“大一统”{6}。就诗人而言，元代大一统对于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元代疆域的辽阔使得大量北方的自然景观得以进入诗人的诗歌之中，诗人《兴胜寺歌》中的兴胜寺即是在北方；二是跳出了南方文风的局限，沾染了北方文风的雄奇之气，进而形成了诗人的诗歌风貌；三是元代开明的风气使得诗人焕发出了自由的精神，一些奇特的想象、激越不平的情感，得以在诗人的创作中充分地流露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揭民是第一批进入元代政权成长出来的江西乃至南方诗人，江西是南宋的文学与文化中心，而诗人的创作则体现出元人的风貌，可以说诗人在元初诗坛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诗人揭民创作的很多诗歌，我们今天应该已经无法看到，否则以其每到一处即有吟咏的习惯与纵横南北四方的游历，何以只留下少许诗歌。然而在其现存的42首诗歌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诗人创作的大体风格与艺术特色。诗人身处宋元易代之际，他的身上兼有南宋与元代诗歌的某些特质，曾经在诗坛上展露过自己的锋芒，并为大方之家所推重。
{1}{5} 顾嗣立：《元诗选二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5页，第425页。
{2} 钱仲联：《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1页。
{3} 永、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3月版，第29页。
{4} 何乔远：《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页。
{6} 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参考文献：
[1] 杨镰主编.全元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蒋易辑.皇元风雅[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
关键词：揭祐民 元代诗歌 大一统 江西诗人
揭民是“元诗四大家”之一揭斯的族父，他经历了宋元易代，在思想上却认可新朝，与元代的士大夫广泛来往，并且一生多次北游，足迹远达辽东。他的诗歌体现了由宋诗向元诗的转变，其身上有元代诗人自由的精神、开拓进取的风貌，也有宋代文人忧国忧民的意识，有的作品题材尚显狭隘，还保留着宋人追求“理趣”的痕迹，然而更多的作品已经拥有了雄浑的意境与宏大的气魄。
由于元诗领域长时间受人忽视等原因，揭民并未受到关注，但是诗人生前曾经受到元代著名文学家程钜夫的赏识并且在士人群体中享有很好的声名。清顾嗣立在《元诗选》二集中说：“公卿多乐与游，程承旨钜夫尤敬礼焉。”{1}并且选录了他的诗歌四十首。揭斯为诗人作《里子传》，并评价其“腾掷宇宙，陵轹今古，颠倒万类，出无入有，如惊龙飞鬼，不可羁而绁也”。
一、生平、思想与游历
揭民（约1260—1330）{2}，广昌（今属江西）人。泰定年间，曾任邵武路经历，曾经三上京师，后寓居水上，自号里子。明代孙原理《元音》中记载他“字希韦”{3}，为《全元诗》所采用。但是揭斯在《里子传》中记载他“晚自病狷介，故又称希韦子”，清代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和今人钱仲联等《中国文学大辞典》采用的是这一说法。相比较而言，元代揭斯的《里子传》比明初的《元音》成书更早，并且记载更加详细，具备因果关系，而《元音》记载很简略，而且从现有资料中找不到更早的出处，再加上揭斯与诗人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应该有比较可靠的资料来源，诗人又号“希韦子”的说法应当更可信。
揭民性格刚直，富有个性。《闽书》中收录了程钜夫对于他的评价“不为威诎，不为利诱。或出或处，任其自然”{4}，这种性格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所体现。民“仕闽海间二十余年，称能官”，然而只是居于邵武路经历一职，与他的性格大概也有关系。《里子传》中记载了他不愿意奉承桀骜自用的延平太守的故事，这样的作风显然不能在当时的官场很好地生存，当然这种性情襟抱也影响着揭氏诗风。
民是宋元易代的经历者，但是对于元政权并没有流露出敌意，甚至他的《淮安王吴山歌》是称颂元代主持灭宋事宜的将军伯颜之作。诗人也与元代士大夫广泛来往，推重揭民的程钜夫是元代朝堂上的重臣，甚至在去世后被元代朝廷追封为楚国公。诗人创作的诗歌与交际圈使得我们很难将诗人划归到南宋遗民一类的人当中去。
诗人远游各地，足迹与眼光并不局限于江南地区，而是来往于华夏各地，多次北上中原。在《中原道上次欧阳齐汲韵》中诗人写道：“六合昔有隔，一观恨无因。怀哉此盛区，理者皆先民。”元代大一统的局面为诗人提供了遍览祖国河山的机会，《里子传》记载诗人“北游燕赵，东至辽，凡所经行，必有吟咏”，丰富的游历与秀丽的山河使得诗人写下了众多吟咏山河之作，然而在他现存的诗歌中只有六首是这一类的作品，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然而远游北方给诗人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诗歌内容，诗人诗歌创作中那种恢宏的气魄不可能与这种经历没有关系。诗人晚年的生活境况可能比较拮据，然而行事不失品行，揭斯在《里子传》中所写“仕常困穷，而充充然若无不足者，君子哉”，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二、诗歌创作的体裁、主题与情感
民现存的诗作共有41首，其中40首由《元诗选》二集据《元风雅》等选录，题为《里子集》，另有一首《知州郭侯其父寿诗》见于《编类运使复齐郭公敏行录》，今已全部被杨镰主编《全元诗》收录。民现存的诗歌三言、五言、七言，乃至骚体诗诸体兼备，以七言最多。四十二首诗歌中有杂言1首，骚体诗3首，三言6首，五言9首，七言22首，这其中有乐府歌行10首。
其诗歌从主题上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类：
第一，游历诗。主要写诗人游览的景观，抒发诗人由景色而产生的多样的思想感情，共有12首。这类诗歌中多有气魄宏大、意境雄浑之句。这其中有主要抒发世事变迁的感慨之作，如《永固庙》：
凿凿龙虎死，集灵壮高居。其阳播江涛，其阴蓄澄湖。
井固不可改，邑亦何尝殊。但感岁月迁，流入楣间书。
重来二十年，旧碧眼欲枯。神在不可亵，下山仍踟蹰。
昔日的时光变迁都只流入书中，再也不能见到往日的场景，诗人在末尾并未直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而是借写“踟蹰”的动作将诗人抚今追昔，感慨往事的思想情感表达了出来。
也有诗歌表达内心对于隐居西山，渔樵为生的渴望。如《方鼓二山下》：
方壶地上日月转，鼓天半风涛鸣。楼船海市倏忽集，金客鲛人无数行。紫气暮浓千嶂合，黄云霜熟万畴平。何能买屋西山下，白稻银鱼了此生。
面对繁华的景象，诗人并不愿意留恋，而是向往着自在平静的生活，远离富贵之乡。
还有一些作品表现诗人对于所见情景道理的阐发，带有宋诗追求理趣的痕迹，比如“万物自有弊，至理难穷言”（《南山泉》），“祸乱有本原，臣子出忠爱”（《登凤凰台》）。
第二，反映现实的作品。民现存的诗歌中有《泰山发秋涝》等4首作品对现实有强烈的反映，并且对于百姓的不幸遭遇给予同情与不满，抒发了对现状的担忧与不平，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明显是受到宋代的影响。比如《西风长养》一诗中诗人写道：“河北饥未，燕中久无雨。传言山东地，亦有流冗故。”“曩岁江浙间，眼见吁可。长愿四序平，秋香熟禾黍。”河北、山东，甚至是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都面临着严峻的灾荒。诗人对于当时灾情的紧张，对于灾民的同情，内心的痛苦担忧，溢于言表。诗人还有一首《绣妇行》反映元代绣妇的命运： 回文未动机心忙，幼时学刺双鸳鸯。渐摹小景作芦雁，稍引初智成麇獐。几回停线望长晷，年深勾拨入教坊。宫罗裁就绣御用，伴伍推让尊前行。一丝欲理三涤手，龙凤密凑云分光。臂垂枯木挂猿，眼注寒水明鹤。蜩蝉壳未脱，栉栉蚕腹丝为僵。晴天日杲等馀事，清夜膏继争豪芒。鸣机裂下绷忽解，掴掴一弗声闻廊。千秋万岁奉圣王，若比倚市真谁强。
诗歌表现了绣妇艰辛的生活，与统治者奢侈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底层人民生活的痛苦，与社会不公平的状况，思想上积极进步。这首诗不像诗人那些雄浑激昂的诗歌，显得委婉含蓄，但在结尾处不乏讽谏之意。大抵也只有在文禁松弛的元代才能够流传与保留下来。
第三，题画诗。宋元文人画勃兴，题画诗是元代诗歌的特色之一。揭氏题画诗在诗人存诗中有5首。其中有的诗作能够抒发出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如其《题秋江晚渡图》：
柰榆株栎枫樗村，古台半隐溪林根。短桥细路入幽径，断无人屋谁乡。远山微云出木杪，白沙丹叶随洲痕。岸莎时方蘸净潦，天霜气欲浮黄昏。一舟横冲破秋色，中有坐止知奚云。应言去早失归晚，夕阳下掷潜无曛。巾衣各振离舸散，到家定未关柴门。吴越小景重摸索，江湘雅致费讨论。岂无片壑可与共，渔樵逸乐同鸡豚。彼翁欣还倚杖屦，谁能无酒妻儿温。我生只为书儋误，披卷坐对真消魂。黄金坞不若此，浣花書屋翻能存。还君图卷百感叹，武陵溪上难寻源。不能忘者旧山麓，春日起处思闻猿。
诗人在活灵活现地描摹画作之余，抒发了对诗书的忘我之爱，对于桃花源式理想世界的渴望，暗含了对世俗的不满，以及自身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由画作而发，又不局限于画作，真实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读来真挚而又感人。
第四，记功称颂以及贺寿之诗，共有13首。这其中有《淮安王吴山歌》六章，《河南王孙南谷平章诗》三章，《柳林词》4首，以及《知州郭侯其父寿诗》1首。从题材上看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的地方，可是民在创作这类诗歌时，并没有将作品写成阿谀谄媚之作，依然体现出了不羁的风格，并且暗含着治世安民的劝谏与微言大义。比如《淮安王吴山歌》，诗人称颂的并不是淮安王伯颜的赫赫战功，而是他在平定南宋时保境安民的举措，伯颜“泯杀机，遂仁好”，他的意志使得“仁者师，无威声”，“国既逊，无胥残”，诗人希望“王有灵，福四方”。即使是贺寿诗也在结尾加上“州家美政报翁知，胜于放鸽献生鹿”这样的句子。可见诗人在这些诗作中并不是一味地称颂，而是包含着一种豪放与洒脱，同时也寄予了诗人海清河晏的理想。
三、诗歌风格与艺术特色
清代顾嗣立评价揭民的风格“豪荡激昂”{5}，从诗歌风貌上来看，确实如此。诗人的作品往往能体现出一种慷慨激越之气，如“半夜驰临关，气夺戎王国”（《瘠马图》），“我今有泪，不到黄泉。兴胜之歌，悲不可言”（《兴胜寺歌》）；在思想感情上往往表达出诗人内心的不平，如“百感画者意，要见骏骨稀。但看古英贤，工寒常苦饥”（《瘠马图》）。诗人有时采用雄奇的意象，加以独特的想象，如“鸿雁无宁宅，蛟蜃有深窟”（《泰山发秋涝》），“山为钩曲藏神宫，拂天云旗扬灵风”（《泽民分灵祠神歌》）；有时则在外表平淡的句子中掩藏着忧郁深沉的情感，如“旧拙不可悔，新巧吾无能”（《历溪书事五首（其五）》），“夜深倚长庚，江月为谁对”（《登凤凰台》）。
诗人往往多用典故借以抒发内心激昂的情感，如“穆公以人从穴中，田横有士穿冢间。虽能就义死伤勇，空令后世悲潺”（《兴胜寺歌》）。穆公、田横的故事寄寓着诗人内心壮志未酬，思遇明主而不得的悲情。“丈夫邂逅志万里，沧浪水清宜濯缨”（《送人上京》），则借用《渔父》中屈原的形象表明了自己耿介孤高、狂狷不群的品质，以及不为世俗所容的愤懑。
诗人奇特的想象为诗歌增添了很多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楼船海市倏忽集，金客鲛人无数行”（《方鼓二山下》），将神话中的“鲛人”写入了海市的场景之中，既表现出了市场的繁华，又富有奇幻的色彩。“铜白雉血在中，淋漓酒肴荐和雍。引接我士俱登庸，上天翩翩策飞龙。”（《泽民分灵祠乐歌》），诗人在诗歌中将想象之中的神灵接引祭祀之人进入仙境与祭祀的场景一虚一实交织结合在一起，具有强大的浪漫主义的感染力。
诗人的一些诗作学习模仿乐府民歌，如《兴胜寺歌》，以三三的句式开头，是汉乐府中流行的方式，《泽民分灵祠乐歌》则本身就是一首祭祀的乐歌。
四、元代大一统环境对于诗人创作的影响
在揭民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诗人所受到的宋诗的影响，比如追求理趣的《南山泉》等作品，还有的诗歌，吟咏身边的事物，内容略显狭隘如《送落齿行》等，也不脱宋末格调。不过，作为一位虽然生活在宋末元初，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却在元政权之下度过（南宋灭亡之时大约只有18岁）并且在北方拥有广泛交游的诗人，他的诗歌明显更多受到了元代大一统环境的影响，展现出元诗的风貌。
查洪德先生认为，元人之所谓“大一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夸耀“混一海宇之盛”，二是中原文化元被四夷，是文化之“大一统”{6}。就诗人而言，元代大一统对于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元代疆域的辽阔使得大量北方的自然景观得以进入诗人的诗歌之中，诗人《兴胜寺歌》中的兴胜寺即是在北方；二是跳出了南方文风的局限，沾染了北方文风的雄奇之气，进而形成了诗人的诗歌风貌；三是元代开明的风气使得诗人焕发出了自由的精神，一些奇特的想象、激越不平的情感，得以在诗人的创作中充分地流露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揭民是第一批进入元代政权成长出来的江西乃至南方诗人，江西是南宋的文学与文化中心，而诗人的创作则体现出元人的风貌，可以说诗人在元初诗坛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诗人揭民创作的很多诗歌，我们今天应该已经无法看到，否则以其每到一处即有吟咏的习惯与纵横南北四方的游历，何以只留下少许诗歌。然而在其现存的42首诗歌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诗人创作的大体风格与艺术特色。诗人身处宋元易代之际，他的身上兼有南宋与元代诗歌的某些特质，曾经在诗坛上展露过自己的锋芒，并为大方之家所推重。
{1}{5} 顾嗣立：《元诗选二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5页，第425页。
{2} 钱仲联：《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1页。
{3} 永、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3月版，第29页。
{4} 何乔远：《闽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页。
{6} 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参考文献：
[1] 杨镰主编.全元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 蒋易辑.皇元风雅[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