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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过去第二天，太原，上午十点。
北方的这个城市温差大，尤其在秋意渐浓时，李根英坐在沙发上，弯腰翻检着一堆泛黄的照片。这是一楼，阳光从楼间隙穿过来，淡淡地照着阳台上种植的几盆蔬菜，红彤彤的朝天椒挺立在有些发黄的叶子中间，笔直。
看着录音笔上闪动的小绿点，李根英放下那张照片：咱们还是从头开始说吧。
幸与不幸
李根英说童年最深的记忆是回去看亲爹亲妈，就一次。
生下来几天，李根英就被送了人，从吕梁的大山里到了晋中榆次城边的一个农村。养父母很开明，在他懂事后就告知了他的身世，于是李根英就想回去看看，撕心裂肺地想。于是养父就安排了，骑着毛驴走了一整天才到，下了驴背两条腿都是麻的，老家的穷苦惊呆了他：所谓院墙、院门就是一蓬蓬酸枣枝条捆扎围在一起，进院子，破败的窑洞门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上面的窗户纸随风来回摆动，真真就是家徒四壁。
很多年以后，李根英的亲生大哥找到他，那时候亲生的父母都已经亡故，大哥说起往事泣不成声：父母说家里太穷，再加上你是属羊，怕养不活，万般无奈才把你送了人。
大哥没有读过书，但也大致表达清楚了，只是太多事情无法回头。
说起来李根英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日是哪天，养父母说是那年中秋节后抱回来的，但上户口搞不懂农历公历，就写了8月28日。活了七十六岁，李根英从来没过过生日，孩子们张罗他也不许，甚至这个话题也不许提。
李根英说他回去那次，很多记忆都模糊了，包括亲爹亲娘的长相，此后最能想起的不是到了亲生父母身边，而是为了回去是怎样的魂牵梦萦。
父母去世家里也没通知，也许训练太忙，也许没有理由，直到成家立业，直到自己的二儿子都会走路了，李根英才又带妻儿回去过一次。在父母坟前，烧纸磕头，李根英说早就没了怨恨只是多了感伤。
也正是因为被抱养，李根英得以接受了正规的教育，养父曾是阎锡山部队的一名书记员，对待养子很严格，李根英身体刚超过桌子高，就得每天在院子里描红临帖。李根英说他第一次给养父写信后，很稀奇也很兴奋，写了两张纸满心欢喜寄出去，但回信里没有一字表扬却全是批评：提称语不对、启辞缺少尊重、结语少了标点、祝辞格式不对……
很快，李根英开始读小学了，这时候养父回来了，一家人得以长时间在一起，家里又抱养了妹妹，其乐融融。李根英在这样的环境里，健康成长，身高在小学毕业就窜到了一米七七，那个时代，这个身高比同龄人高出一个头还多。
进入榆次一中后，李根英马上被选进校篮球队，又一年，山西省体工大队下来选材，李根英被挑上，随后就进了省城太原，开始了他的体育生涯。
李根英说自己最愿意被称呼为李教练，如果没有运动生涯真不知会活成啥样，而专业从事运动后，李根英说自己心里当年就一个信念：越过那道横杆。
挥汗如雨
那个时代没有啥童子功，李根英十五岁才被省队选走的，测试时发现他弹跳出色就把他分到田径队，主项跳高。从此，他在著名跳高教练孙登科手下，他开始了严格刻苦的训练。
省队把李根英选走的那年是一九五九年，他毫不犹豫马上决定就去的主要原因是听说体工队能吃饱，并且能吃好。这个还真是，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能吃上肉———那时候省射击队经常出去，每次回来都能拉满满一卡车黄羊，于是他们每天中午都能分到一大勺子羊肉。
“黄羊？”我插嘴说：这是违法的吧，黄羊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李根英拿起壶给我添茶：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时候不提这些呢，听射击队队员说草原上整群整群的，破坏牧草呢，随便打。就像麻雀当年就是“四害”之一，如今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了。
我笑着说：此一时彼一时。李叔叔，您接着说，我不打扰。
李根英叹口气：你们小，没有那样的经历。饿啊，每天大运动训练，就一盆稀粥，饿得都睡不着。队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心疼我们小运动员，都把稠一些的给我们，但天天喝这些反胃，往往刚出食堂就吐了……不说这些了，都是陈谷子烂麻子的，现在给孙子说“低标准、瓜菜代”，还被嘲笑，说那是健康饮食。
李根英说自己训练自觉，非常刻苦，就是在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也是如此，孙登科教练是省体工队出了名的严格，都很少训他。
那时候跳高最先进的姿势是“俯卧式”，为熟练掌握这个姿势，每一个分解动作每天都会做上千遍，训练结束肌肉酸疼得拿不动碗筷、迈不动腿，摔破流血的事情经常发生，但那时候真能做到流血流汗不流泪。
李根英说自己现在经常梦里惊醒，因为一个动作没做好，杆被碰掉了，过杆时的要领已经被印在脑子里，这辈子不可能忘记：
“全身沿身体纵轴旋转，同时起跳腿向胸部收腿，大腿不能太靠近胸部，小腿收成90°时立即翻腿，大腿应向外侧翻转。”
李根英介绍说在田径项目里，跳高的观赏性很强，是不屈不挠不断征服高度的象征。但也有人称跳高是一项失败者的运动。不管比赛还是训练，跳过一个高度马上就是下一个更高的高度，但结局一定是某个高度跳不过去了。
这就像哲学的某些提法，比如“征服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无法征服”，李根英说自己那时候没读过哲学书，只知道要跨过那道横杆，每一次越过横杆落在沙坑里，第一眼一定是看跳高架上的那道横杆是不是还稳稳地在。
1963年，李根英二十歲，身高已经一米九○。就在这年的一次全国比赛中，他跳过了1米97，获得国家运动健将称号，打破了当年的省记录。李根英说自己在训练中曾多次跳过两米，但在比赛中没有，后来也没有，因为跳高不再是专项，他训练的专项改成了田径十项全能。
你知道杨传广吗？不知道吧。
看我摇头，李根英说：我改十项全能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了不起啊！他是中国台湾的田径选手，他创造了新的十项全能世界纪录，是中国首次获得奥运奖牌的运动员。也就是因为杨传广，我们国家开始注重这个项目，各个省都开始主抓这个项目，我也被选中。 田径十项全能是个“铁人”运动，要求两天内完成十个项目，分别是100米跑、跳远、铅球、跳高、400米跑、110米跨栏、铁饼、撑竿跳高、标枪、1500米跑。这个项目拼的是综合实力，看的是总成绩，只有每项比赛都有上佳表现才能最终获得冠军。
新的训练计划制定出来，四项径赛、三项跳跃、三项投掷，必须全面综合：强的项目需要保持，弱的项目需要加强。李根英说那时不是不知道累，是没有时间说累。短跑中跑的项目还好说，110米跨栏还有撑竿跳高是从来没有进行过的项目，都得从头学。每天训练结束倒头就睡，累得话都不想多说。
辛苦加悟性还有教练们的用心，短短一年多时间，李根英在这个项目上的成绩在全国排到前列。
我伸手给老人倒了一杯茶，他高大的身躯靠在沙发上，说起曾经搞过的这个项目，自豪在他有些老人斑的脸庞上呈现。
接过茶杯，他说人老了就啰唆，你见谅。说来说去也不知说了些啥。
我笑着说不啰唆，只是想您该说到您的最荣耀时刻了吧。
李根英弯腰从身边那堆照片里拿出一张照片，两寸左右，看着像是从报纸上翻拍下来的，为了保护还塑封了一下，更加看不清楚，下面有一行字：山西省体育代表团入场时情形。新华社记者时盘棋摄。
李根英指着照片里最前面举着旗正步走的那个人：这是我。那时候体育场不封闭，有风，你看旗子都是扬起来的。这是1965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二届运动会，我是山西代表队开幕式的旗手，那时候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当山西代表团走过主席台时，我似乎都能听到手里的旗子扬起摆动哗啦啦的声音。
正是在这届全运会上，由于表现优异，当年底李根英就被选入了国家队。
十八年后，在上海举办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不惑之年的李根英仍然是山西代表团的旗手，但那时的他已经是省田径队十项全能的一名教练员了。
李根英的运动生涯本应有更多荣耀的时候，但“文革”开始了，就在他到了国家队后没多久，确切的时间是1966年。“文革”开始，体育系统不能幸免，队员们的训练和比赛全部瘫痪。1965年到1975年，十年没有全运会，要知道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与奥运会基本相同，其原意就是为国家的奥运战略锻炼新人、选拔人才。
好像风停了，又不能挥动，李根英举着的旗子突然就耷拉下来，或者说他已经走出了体育场，旗子被卷在旗杆上，靠在了一边。
北京四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愿回忆的部分，叙述到这里，李根英老人脸上那些自豪瞬间就消失，轻轻转了转脖子：我当年成绩是没法跟刘翔比的，兼项又不是我的强项，再加上当年训练也没现在科学。对了，我在国家队有个队友叫王万培，我们关系很好的。王万培是撑竿跳高运动健将，后来在国家队当教练，训练出亚洲冠军蔡维燕、吴莎等队员，吴莎就是刘翔的妻子。
机缘巧合，两天后我就见到了王万培，王教练是来山西观摩全国田径运动会的，李根英设宴并邀请我作陪，他在省队带出的三个弟子都到场，其中两位都是现在省队的教练员。匆匆一顿饭，我问了王教练几个问题，他说他跟李根英的主要交往是在国家队当运动员时，还有就是退休后一起聚過几次。
王万培给李根英的孙子带了件刘翔签名的球衣，说起那段岁月，老人家很豁达：都是往事了，那时候大个（李根英在国家队的外号）“在前面”帮了很多人，包括体委领导、教练员、运动员，只是现在说也未必有人信，我们都这把岁数了，也没有说出来的必要了。
我大致知道这个“在前面”的意思，李根英在那个下午说过，尽管含糊，我也没有仔细问，也许让一个人讲过往，最不该探究的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判断对错的时光。
这是一张更加模糊的照片———简单午饭后，李根英从那堆没收拾的照片里拿出来递给我，然后说这是在北京万人体育场，不是参加比赛，是批判会。
仔细分辨能看清，李根英在发言席，背后是周总理，贺龙、陈毅、陶铸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有些惊诧，但马上就恢复平静，从读过的书及相关资料里，我知道那个时代有很多事情是违背常规的。
接下来老人家说了几件事，我从录音笔里整理出来后，尽可能一字不易记录如下：
一个毛头小伙子在这么大的会场，代表全国的运动员做批斗走资派的发言，现在我都记得当时的激动。我发言结束后，敬爱的周总理总结发言说，李根英同志方才的发言揭露了体育界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应该坚决批判，上万人的体育场山呼海啸的口号就喊起来了；
那时候我跟庄则栋、容国团他们乒乓球队的关系都很好，我在那时候的很多次发言里提到要“保护这些为国家争光的运动员”，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我们国家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自杀了，在他选择告别这个世界的前一天，还到我宿舍请我吃牛肉干诉苦；
容国团的事情发生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总理要求我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并且指示我们一定要保护优秀运动员；
1978年容国团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国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会及骨灰安放仪式。我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面对这位曾经的好友遗照泣不成声；
那时候训练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基本就不训练，我们这些人体格好，经常被有关部门抽调，我就被抽调去查过一次倒卖毛主席纪念章的行动，晚上出动，没收了好多；
那时候省体委知道我跟庄则栋关系好，我回省工作后，请我出面去协调，当时要修省体育场与省自行车运动场，我去了，至于争取到多少我不知道，因为庄则栋点头后我就不管了。后来庄则栋被审查，我也被牵连审查，最后我们的省体委老主任在大会上当众给我平反，当场就让烧掉了所有检举材料；
我没害过人，就是在“最前面”的时候也没有，但不是没被盯上过。当时很多事情都匪夷所思，比如某人半夜到我们楼下锯开卫生间管子，要找黑材料搞我，真是不怕脏不怕累！这个人后来为我们国家体育做出过重大贡献，他平常话很少的，那个年代把正常人都弄得不正常了； 北京四年，就是在国家队这四年，人生最好的四年，回忆起来总是硬邦邦的，我总觉着堵得厉害……好了，我保证我刚才说过的话的真实性，除了照片，还有录音，我用人格担保这一切都是真的，当然，很多我不会说的，不想说也没法说。
李根英叙述完如上这几段话，如释重负，他一口气喝了三杯茶，然后放松地开心地看着在旁边坐着的老伴：如果一定要说这四年软的东西，除了“革命”，我收获了爱情。
我爱人以前是咱们省女子篮球队的队员，九号，小前锋，我们恋爱后，除了抓革命促生产，她用业余时间给我织了毛衣毛裤———你知道吗，她是从太原走到北京给我送过去的。
李根英的爱人在旁边插嘴说：那时候不是不训练吗，我就跟着串联的一帮人去了，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睡到哪儿，年轻也不觉苦，愣是用一双腿走到北京。
在北京住了几天，李根英的爱人才回太原，仍旧是串联着回来的。随后没多久，李根英就回太原结了婚。
李根英说那时候结婚很简单：革命伴侣嘛，同事朋友不到二十人在我们宿舍吃两块喜糖、嗑几颗瓜子，送革命礼物，有毛主席语录的脸盆与镜子都是贵重的了。
很快他们第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李根英看在北京不能训练，也觉着累了，于是申请退出国家队回到省队。
李根英在结束这个四年回忆时总结了一句话：除了那些事情，我在北京认识了很多人，比如后面我要提到的黄鸿年和于天宽。
教练生涯
1972年冬训期间，李根英在训练撑竿跳的时候，撑竿突然折断，他的右膝关节着地，随即被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非常严重：右膝关节十字韧带断裂。因为已经过了田径运动的黄金年龄，手术也有风险，李根英选择保守治疗，这就意味着他的运动员生涯彻底结束。
撑竿跳是田径运动中技术最复杂项目之一，李根英说运动员持竿助跑起跳后，借助撑竿的支撑，需要在撑竿上连续完成十多个复杂的动作，然后才能越过横杆。以前的撑竿质量肯定没有现在好，所以在比赛中，出现撑竿断裂的情况不少。
叹口气，后来多次回忆受伤过程，李根英不无遗憾地说：我记得我用的是上海竿，虽然质量不如国外进口竿，当时也是国内最好的竿了。动作也没有走形，跑撑跳等等顺序也是对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撑竿怎么就断了呢？膝关节检查结果出来，在病床上我哭得很伤心，这么多年为之奋斗的体育事业，就这么被动结束了，只能转为幕后。
此后李根英就成为山西省田径队的一名教练，主要是带跳高，他转换角色很快：从开始带队到离开体委，短时间就带出两个跳高健将，在一个体育不发达的省份，这很了不起了。不是我自夸，也正是因为我执教水平，国家体委决定选派我去也门共和国去做援外教练。
能成为代表国家的体育使者是多么荣光，但援外教练的工作并不都是鲜花和掌声，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艰辛和付出。
以下是李根英关于援外的叙述。
那是1981年吧，当时也门还分南北两个国家，我去的是北也门。
为什么去？一是国家召唤，义不容辞；二呢，当时家里条件不好，俩儿子，我得多赚钱，也就是去援外两年，家里才添置了电視、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几大件。
那地方当年不太平，据说现在也是战火不断。那时去也门没有直达飞机，我们得经好几个地方转机才能到目的地。第一感觉就是那地方太穷了，沙漠多，山多，干旱少雨没多少庄稼地。
我在那地方差不多两年，他们国家田径队的水平跟咱们这边高中生差不多，训练一点也不累，因为我带的田径队很难集中起运动员，他们没有硬性要求，都是想来才来。
那地方夏天能热死人，动不动就到了摄氏五十度以上，我们几个教练没事就去红海泡着，起码凉快一些，红海里鱼太多了，我们游泳的时候，身体经常能碰到。
因为训练的地方离海边有点距离，院里就有给我们留用的车，现成，只是没司机，于是我在当地学了驾照。说起来好玩，学习驾照的时候，我给教练带了咱们国家最好的国宾才能抽的烟卷，他不要，只要当地人抽的，很劣质的。
在那地方工作，除了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什么饭都是直接手抓、热一口凉一口的、味道还怪，还有诸多禁忌，最重要的是时刻得提防生命安全。
有一次我听说当地一个商店可以用酒换望远镜，于是就提着国内带过去的一瓶酒去了，那个店主看见酒就变了脸，直接掏出了枪，我赶紧上车就跑。后来才知道，以前的店主可以换，这个是新店主，他的信仰是绝对禁止饮酒。
最可怕的一次是我带着田径队越野跑，气喘吁吁刚跑到一个地方，一群荷枪实弹的人围住了我们，黑洞洞的几十个枪口指过来。当时也没带翻译，没法沟通，我都吓蒙了。后来他们里面有个懂汉语的过来，告诉我们前面有游击队，他们是来清缴的，要不是发现带队的我是中国人，他们早就开枪了。随后我们被放行，队员们往回跑的速度明显比来的时候快多了。
在也门不到两年时间，我们中国的教练组获得很好的评价，后来本来是可以继续续约，但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困难较多，也就放弃了。
李根英结束援外返回省队继续当教练，此时全国风行“奥运战略”，省里三大球项目被砍，很多出成绩慢的田径项目也被淡化。
20世纪80年代末，追求奥运会金牌总数而不是金牌质量对于基础较差的中国体育是一条捷径。于是，中国体育“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选择了在金牌数方面更容易得手的“小、灵、轻、女”项目作为突破口。
“这不算偏激”，李根英说：我记得当时开会领导有句话“奥运会金牌对提升国家美誉度和影响力以及凝聚民族精神有较大作用，所以我们就得跟上这个形势，造就这样的时代。”
运动员当不成了，教练员也不被重用，李根英说那段时间他很郁闷，但还是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85年国家体委为表彰建国以来为体育工作做出贡献的体育工作者，颁发了一批“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其中有李根英。 李根英的老伴找出了这枚勋章，我翻看的时候问当年全国发了多少枚，老人说他不清楚，他记得同时赠予的还有一套既有西服，又有运动服风格的高档服装一套。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详细数目，但能查出得到这个勋章的有包括奥运冠军、世界纪录创造者等诸多体育名人。
有个资料是这么说的：该勋章属于国家级勋章，材质铜鎏金。尺寸全长9.5厘米，下面宽5.5厘米，厚0.2厘米。1985年国家体委为表彰建国以来为体育工作做出贡献的体育工作者，颁发的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精美，厚重，有意义。
领了这个奖章后不到一年，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阴差阳错，李根英就彻底离开了体育，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
重大抉择
1987年，李根英离开山西省体委。
“你看，就是这封信，黄鸿年亲笔给我写的信，就这样一张纸，当年我读了不下百遍，反复衡量，最后省政府领导出面，我才下了决心。如今，再看这封信，百感交集。”
李根英从一个袋子里拿出几封信，泛黄的纸张表明时间久远，算起来三十年了，说起来弹指一挥，可背后承载了多少呢，李根英不住摇头：得与失，对与错，成与败，人这辈子说不清的东西太多了，如果当时不离开，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没有如果，因为我离开了，被动地把人事关系从山西省体委调了出来。
李根英有些激动，我就不再打断，老人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多小时。
这一切还得从北京说起。
在国家队时，有个队友是个华侨，他叫黄鸿年，那时候我们很熟，他曾经求我想要一枚庄则栋的世界冠军金牌，我就豪气地答应了，后来果然也给他要到了。
我回到山西后，黄鸿年到晋南插队，那时候很苦，他就经常来太原，每次我都把他带回家，吃喝住行都是我管着。为此还闹出个小插曲，黄鸿年当年想跟我们体工队一个体操队员搞对象，他们后来当然是没在一起，为此我还差点被处分。
好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末期，一切都不那么敏感了，我算是躲过一劫，黄鸿年很快也就离开了山西。
此后我们有断续的联系，但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他回了印尼、新加坡发展。直到1986年，有一天我被突然叫到省政府，说富商黄鸿年准备来华发展，希望我去北京接他来山西投资。到现在我还在纳闷，他们怎么知道我认识黄鸿年，并且关系不错的。当时没问，现在也没处问了，反正我就毫不犹豫答应了。
一起去的还有一位副省长，路上我有些忐忑，很多年不见了，人家现在高高在上，会理睬我这样一个小教练吗？但结果皆大欢喜，黄鸿年很给我面子———起码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见面后，我说明了来意，他就说好，随即就跟我们来了山西。
谈过两次后，黄鸿年就答应投资三十万美元给山西，条件是必须由我来做他的代表。
我以为把黄鸿年请来，任务就完成了，但意外收到了黄鸿年给我写的一封信，内容就是劝我出来帮他当外方代表，大展宏图。
那天我正在体育场训练，有辆车直接开到跟前要我上车。到了地方发现，省里领导把体委主任也叫过去了，他们只是跟我说了大体情况，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似乎还没有表态，他们就已经决定要把我从体委调出，任黄鸿年在山西投资的外方代表。
随后我才知道，黄鸿年已经跟省里谈了这个条件，接下来，黄鸿年跟领导们敲定，他成立个新联公司，这个公司与轻工厅下属的大同糖厂合资，我来担任总经理兼外方代表，为表示真诚，我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都调到了省轻工厅。
因为有曾经的交情，因为有对黄鸿年的信任，因为有那封信，我好像风里的风筝，很快就飘摇直上，只是看着在高处，但没根基，还被人拿捏，注定早晚都会掉下来。只是，表面的繁荣已经蒙住了我的眼睛，所以只会尽情摆动了。
但黄鸿年所做的一切，最终还是为了资本利益的最大化。黄鸿年有一句名言：怕牛市不怕熊市。所以别人贪婪时他恐惧，别人恐惧时他贪婪。他曾给我说过，世事充满辩证法，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论年龄我比他大两岁，但常年商场摸爬滚打，黄鸿年已经看透了很多东西，资本运作对他来说，就是把盘子做大，越大越好，这样才好赚钱。
合资后第二年吧，黄鸿年邀请山西省主要領导访问新加坡，我陪同。返京后他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请客，仍然要我陪同，接通知后我有些兴奋，那地方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进的。
我们当时住在国家体委体育宾馆，一辆豪华车过来接上我们，进钓鱼台都没有下车，享受了一次国宾级待遇。饭菜也很奢华，有佛跳墙等诸多名菜，饭后还送了每人一个精致的小火锅，另外还亦一条国宾烟和一套餐具。
就在这年年底，省里主要领导又安排我去香港，请黄鸿年来太原，目的是想让他投资五一广场旁的一栋大楼，还有太原化肥厂、太原锅炉厂等。黄来了，但并没有马上答应。
那时候我很忙碌，一个总经理报表都不用看，就是迎来送往，陪东邀西。
说话间到了1989年，到年中的时候，根本没跟我们商量，黄鸿年突然宣布撤资，理由是新联公司运作不景气，其余在山西的项目也不再运作。这时候我傻眼了，体委是回不去了，该怎么办？当时我还不知道，省轻工厅很快就把我们推向大同糖厂，但大同糖厂并没有完全接收我的人事及组织关系。
郁闷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当时主抓的那位副省长，他被气病去了某温泉疗养院，期间喊我过去聊了聊吃了顿饭，饭后饭店送的仍旧是一个小火锅，比起在钓鱼台给的，简陋很多。但不管简陋还是精美，最后被炖的是资本运作结束后，已经没多大用的东西。
中策公司是1991年12月12日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基础上易名成立的，全称为“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董事长就是黄鸿年。公司成立第二年4月，黄鸿年以中策公司的名义首次收购了山西的一家国有企业———山西太原橡胶厂。此后短短两年黄鸿年斥资33亿人民币把国内百余家国企改建成为35家，且全部由中策公司控股51%以上的中外合资公司，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策企业王国”。而这一现象后来是受到过国家批评的。 这些都是我后来了解的，也就是到了这时候我才明白，黄鸿年最初来山西投资，本就是来探探底，看看风向的。
收购太原橡胶厂时，我不知道黄鸿年来山西没有，反正是没有联系我，当时我还想，如果他联系我，我就请他到我的咖啡厅喝杯咖啡，到我的羊肉泡馍馆去吃碗羊肉泡馍。
音乐咖啡
“是，感谢改革开放，给了无数平凡人可以不平凡的机会。”
天色逐渐柔和起来，窗外夕阳西下，李根英叙述到这里，好像是再次举着旗子在万人瞩目下进场，他先说了上一句感谢的话，接着才继续自己的故事：
新联公司解散后，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个人身份尚在其次，当时也没在意这个身份，想得最多的是一大家子人要吃要喝要生活啊。
因为此前走出国门去了北也门，后来也去了几次香港、新加坡，很快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开个咖啡店。
说干就干，体育人就是这样的性格。
装修简单但一定西式，我把自己从国外及香港见到的咖啡厅样子草图画出来，包括桌椅板凳，包括咖啡杯酒杯。
很快，我的“寻梦园”咖啡店在原来的湖滨会堂东侧开业了，说起来我的咖啡店不是太原第一家，也在前三家之内，并且开业后异常红火，周末门口经常排着长长等着喝咖啡的队伍。
李根英的老伴又拿过一包红茶，我开玩笑说：阿姨啊，咱们喝茶不用排队。
李根英说：我没有夸张。
我刚想解释，李根英的老伴笑着说：我可以证明，那时候把人忙得啊，咖啡店只要开门，就是满满的。
“现磨？”我觉着这么红火肯定有原因：是不是人们当时没见过现磨咖啡？
“不是，”李根英接过老伴手里的茶倒到茶壶中：那时候没有什么现磨咖啡，也没有拿铁啊、卡布奇诺啊、美式咖啡啊等等现在这么多品牌，就是速溶咖啡。当然，也卖一些洋酒，都是从北京托人买回来的，价格记不得了，但总体算下来利润可观。
我正拿过热水壶帮着冲茶，闻言吃了一惊，热水差点倒到老人手上，忙不迭地道歉后更加“不信”，还没有开口问，李根英摆摆手反问我：你知道为啥我的咖啡店生意好吗？
只能摇头：“那时候我读高中了，记得没多久太原就有了好多家咖啡店，有个成语叫雨后春笋，就是那样的态势，一条短短的青年路大大小小就有了四五家。新建路上，也有好几家，但我一个穷学生一家也没有进去过。”
李根英自豪地说：不管怎么增多，不管怎么装修洋气，不管怎么经营样式多，咱的店长盛不衰，窍门很简单———音乐。
我在北也门，还有去过的一些地方拿回很多磁带，当是就是觉着好听，交响乐、轻音乐、流行歌曲都有，很多国内根本找不到。咖啡店刚开始也没意识到这个，但总得弄出点声响，就把这次磁带用上了。
那时候人喝咖啡都是喝新鲜，存此念的大都来一次两次知道怎么回事就不来了。但有些富起来的人则是喝享受，全都是回头客，我记得有一个中年人经常去，每次都会扔出几张大团结：我要听十遍某某磁带。
咱咖啡店开业没多久，千百惠出了一盘国语磁带，对，《走过咖啡屋》，大儿子那时候在八一队练跳高，他从北京捎回来，等咱们店播放了一周多，其他咖啡店才找到这盘带。
正是凭借自己“独一份”的音乐环境，李根英经营的这个咖啡店短短时间就赚到第一桶金，这时候他的大儿子退役回来，李根英就把咖啡店的生意交给他打理，而自己则瞄上了餐饮。
说到这里，老人家很自信地问我：你吃过羊肉泡馍吧？
吃过。好，多会吃的第一次？
上世纪九十年代？嗯，那就是在我的店里吃的。
对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太原第一家羊肉泡馍馆就是我开的，现在还在，将近三十年的老店了。没错，位置是解放路与府西街西南角。
李根英看屋里的光线逐渐暗下来，加快了叙述的速度：
此前在陕西吃过几次，觉着好吃，为开这个店我又去了很多次陕西，最后把地地道道的陕西厨子请了过来。你是不是觉着羊肉泡馍简单，熬锅羊汤切点熟肉掰个饼子就行了，可不是那么回事，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羊肉泡的传统做法有四种：单走、干拔、口汤、水围城。
所謂“单走”，馍与汤分端上桌，把馍（饼）掰到汤中吃，食后单喝一碗鲜汤，曰“各是各味”。
“干拔”有人称“干泡”的，煮好碗中不见汤，能戳住筷子。
另一种叫“口汤”，泡馍吃完以后，就剩一口汤。
“水围城”顾名思义，宽汤，像大水围城。
顾客掰完馍，把一根筷子放在碗上，饭店的服务员便会明白，这是“干拔”。吃“口汤”和“水围城”不用拿筷子表示，因为掰馍大小是和煮法统一的，原则是汤宽馍块大，反之则小，有经验的厨师看到你掰馍大小就知道要加多少汤了。
餐饮业讲的就是细节，你看一条街新开了十多家饭店，谁家也是考虑再三，研究很久才装修起名开业，但最后盈利的就那么一两家，为啥？主要是天时地利人和，其次就是细节。
当年，咱的店最红火的时候，万梓良、克里木等演艺界名人都是主动光顾，还有当年省里、市里的几个领导都是穿便装自己去吃。
李根英的老伴递过来一本相册，打开第一页就是他和诸多明星在店里的合影，我翻看了几页，笑着说：读大学那年我去吃过一次，排了将近一个小时，想想好不容易来一次，就吃了两大碗，把我撑坏了。
都笑，气氛很是融洽，这个回忆带来的温暖洋溢在屋里的每个角落，李根英突然就叹了口气，接着说了一句《周易》中的话：“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
由于咖啡店与饭店一直都不错，李根英买了房子买了车，两个儿子都子承父业，年轻时搞了体育，随后一个跟自己搞了咖啡店、饭店，另一个在大学当老师，一切看起来都不错，李根英也就没再想起过他的人事关系与组织关系———当年他调动的时候，把他老伴的关系也从厂矿调出来了，他一直认为他们老两口的关系在省轻工厅挂着呢。 不测风云
2003年，李根英满60岁，也就是这一年，他突然患了脑梗死半个身子不能动弹。
此前，湖滨会堂拆迁重建，经营了十年的咖啡屋关门。
然后，“非典”大暴发，太原是主要疫区，于是饭店也被迫关门。
也就从这一年起，他觉着生活开始磕磕绊绊，直到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面前似乎有了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这些事情他一句带过，似乎不想多谈，转而开始谈起他个人的档案及组织关系：
因为一系列的事情发生，我突然觉着自己老了，而这时候就有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到桌面，怎么养老？
养老金没有，退休金没有，看病是自费全款，为什么我会落到如此下场？我曾经高举着写有“山西”的旗帜走在全国人民面前，而今连一根可以依靠的棍子都没有了吗？
我跟老伴去轻工厅查档案，物是人非，没有！后来多方想办法，好不容易找到一条线索，原来我们的档案被他们转到大同糖厂了。可是，大同糖厂早已经破产不存在了。
再查，再找，反复查，反复找，没有，就是没有，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大同某档案室里找到我的落满灰尘的档案，组织关系却再没找见。我的老伴更可怜，什么都丢了。
拖着不方便的身子，我跟老伴找到省体育局，找到国家体育局，找到当年的老省长，找遍了相关部门……
没有单位管，没有人管，没劲再找了，我们俩就这样成了无业游民。
唉。
……
我没有插嘴，这个事情似乎无解，只能默默喝茶听着，连句安慰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
2003年，庄则栋到太原给一个乒乓球学校当顾问，他拿着自己出的两本书拜访了李根英，还送了一幅字，内容是李根英让写的，就在客厅对面墙上悬挂———云淡风轻。
这个说起来简单，谁又能做到呢？
午饭简单吃完也没休息，已经七十六岁的李根英老人几乎说了一天，在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他说：今天就到这里吧，辛苦你回去整理整理。我过几天就去威海了，要住几个月。这样吧，马上就是十一國庆长假了，我邀请你也去趟威海，我在那儿的海边有房有院，到时候我让你认识一个人，然后我们再谈剩下的故事。
我欣然答应。于是，不久之后，我去了海边。
是非恩怨
从太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威海，再从威海到荣成，这一路动车的颠簸，大早上出发，晚上七点多才到，下车后，这个号称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已经漆黑一片。
升起得早，落下去得就早；天亮得早，黑得也就早。
李根英的大儿子在威海接的站，羊肉泡馍店由于解放路修地铁，主线道路封闭几年，经营惨淡，他索性把店包给了别人，自己到这边再谋发展。
晚上，我住在临海的一栋房子里，波涛声声，好不容易睡着，仍旧觉着是在动车上，加速减速，走走停停。
2018年10月1日，山东威海荣成市海边，我的对面便是鸡鸣岛，再往前不远处是成山头，也就是著名的“天尽头”。
午饭“理所当然”是海鲜，各种各样的一大桌子，李根英做东，但没喝酒，他本就不善饮酒，再加上在吃一些抗癌药物，怕反应。
一桌子的人，多是李根英在当地交的朋友，但这些朋友都不是土生土长，而是跟他一样，在2000年前后买了房才住过来的“移民”。
饭后干吗，“理所当然”去海边，想溜达的在沙滩溜达，不想溜达的去海边钓鱼。
于天宽熟练地挂饵甩杆，铅锤带着鱼钩划出一道弧线，然后飞入海里，他把鱼竿撑好笑着说：老李，我比你甩得远吧。
李根英坐在马扎上，整理着一盘鱼线：远就有鱼？我甩的那地方是个沟，海鲈鱼多，钓鱼咱得比钓的数量吧。
于天宽搓搓手坐下点根烟：比就比，今天为祖国庆生，迎接新朋友，晚上该我请客了，我想钓点鲅鱼弄馅做饺子吃。
李根英站起来甩出第二根鱼线，然后眯着眼看落的方位：鲅鱼我也能钓上，一会送你两条就是了。
海水开始涨潮，老哥俩“呛呛着”着往后挪了几次鱼竿马扎，太阳西斜，把他俩的影子拉长远远重叠在一起。
1965年，作为参加全运会十项全能的优秀选手，于天宽与李根英同时入选国家队，他俩还住同一间宿舍。自那时候起，一直到今天，他们一直来往着，彼此关心，亲如兄弟。
2003年，非典爆发最厉害的时候，从山东体工大队田径女子多项主教练退下来后，在荣成市大西村安居的于天宽给李根英打电话：你来吧，过来躲躲。
脑梗后勉强能挪动，几乎成了废人，再加上“非典”时期人人自危，门不敢出，哪儿也不能去，必须外出也是全副“防化武装”，李根英憋得难受，就跟老伴商量接受于天宽的邀请。
那时候的人人谈“非典”色变，尤其是北京、广州、太原等疫区，不要说邀请了，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些地方的人基本都是躲之不及。李根英的羊肉泡馍店，“非典”开始不久就关了门，不要说顾客，连干了多年的厨师、服务员都不敢去上班了。
管理饭店的大儿子停业没事干，于是驱车千公里，李根英跟老伴戴着厚厚的口罩来到海边的大西村。此前两年，在于天宽的张罗介绍下，李根英在这里买了个小院子，价钱很公道。
本想于天宽帮自己收拾收拾房子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要知道沿途也有朋友，但电话过去基本都是推辞，更有甚者听说从太原过来直接就挂了电话。一路默默走着，没想到于天宽接到村口，见面就是热情的握手寒暄，随后就做饭家宴招待，在太原的亲戚也不敢这么做，这样的亲情是多么的珍贵。
住了一段时间后，当地也开始严格控制，只能进不能出。小儿子本想来看李根英，听到这个消息也只好作罢，当时这个小儿子所在的大学已经停课，整个学校被封锁，84杀菌药水味道弥漫，里面的不能外出，外面的不能进去，他就在家里一个人住着吃了三个月的方便面。
大西村大部分住宅就在海边蔓延的沙滩上，空气清新，民风淳朴，风光旖旎。住了一段时间，李根英就喜欢上了这里，再加上自己又是脑梗后恢复期，等“非典”结束时，李根英就决定常住，在当地自己的小院子里康复训练。在“老住户”于天宽的协助下，当年底李根英夫妇也成了这里的“村民”。 在老伴不懈的鼓励与帮助下，在适宜的环境里，更多是自己原有的体育人的坚韧，李根英竟然从“寸步难行”恢复到“健步如飞”，这中间只用了半年多时间，回想康复的艰难，李根英觉着自己又越过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天老哥俩都没钓到鱼，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心情，返程欢歌笑语。
于天宽的房子是村里最靠海的一家，坐在一楼客厅就能听到海涛声，上了二楼便可看到蔚蓝的大海就在脚下。这位老教练的两个儿子也是体育人，一个是高水平的足球队梯队教练，一个是乒乓球教练，曾经训练出了张继科等优秀运动员。
于教练退下来后本来住在济南，一次偶尔的机会来这里就喜欢上了这里，于是安家，种菜，钓鱼，享受生活。收拾好鱼竿，看时间有些晚，就在附近的渔家乐点了几个菜让人送了过来。于教练端起一杯酒，“老李不喝，我替他敬你一杯，年轻人，感谢你带来活力”。比李根英大两岁接近八旬的于天宽差不多喝了半斤，但毫无醉意，依旧谈笑风生。
看着于天宽一杯又一杯喝酒，李根英笑着端起茶杯：老于啊，你又要搞“阴谋诡计”。
这是一个故事，“文革”期间李根英跟于天宽分属两“派”，且是各自“派”里的领导。有一天晚上李根英捂着脑袋回到宿舍———他受邀去某大学参加活动恰逢武斗，不知哪儿飞来一块砖头，不偏不倚砸到他脑袋上，缝了好几针。同宿舍的于天宽见状赶紧端茶送水还给煮面条弄了病号饭，如此两天过去，某个晚上于天宽发现自己床头贴了个纸条：口蜜腹剑，借机拉拢，你这是阴谋诡计！
说起往事两位老人笑出了眼泪，于天宽本就健谈，喝了酒后更是能说：那时候我们俩看着形同陌路，但背后仍旧默默互相关心。这个事情发生后，我该干啥继续干啥，很多东西是无法超出情感的。其实，我跟老李当时就知道是谁贴的，这个人跟老李一个“派”，后来成了我们国家体育界很有名的人物，成为体育总局的大领导，但我们俩相约，至死不提。
那个混乱的年代，李根英认识了“小华侨”也认识了“老于头”，这不是走在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也不是走过草地穿过森林露水湿了衣服鞋子，而是被一股力量牵引着改变。对此，李根英说没有对错，得失都有，均衡起来就像钓鱼，海鲈鱼与鲅鱼，总归都入了肚。
失之得之
海边的第三个晚上，李根英在自家小院泡好了茶，他先说道歉：太原第一次见那天我激动了，想想真不该，没有人拉着自己把关系拿出来，新联公司散摊子时，马上把关系拿回去也不是不可能……是我自己大意了，觉着自己开店能赚钱，那玩意不重要了。反过来想，当年不离开省体委，不下海经商，今天不可能听到这么清晰的海涛声。
是啊，古人说得对，天定胜人、人定胜天，得失本就难均衡，何苦揪着不放呢。
毕竟是秋天，夜晚的海邊小院微凉，我端起一杯茶暖在手心，把老人家给我讲过的事情梳理了一遍，就像一条河流：汇集成势，顺流而下，百转千回，平静向前。
喝了几杯茶，李根英的老伴端出来一盘无花果，笑着说：当地人都说这个抗癌，来，多吃点。
我吃了一个，很甜，又拿起一个，李根英笑着说就是一种水果吧。
气氛很融洽，于是我提了这次“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李叔叔，您能说说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什么吗？
他捏起一个无花果掰开，又合住，然后整个塞到嘴里，慢慢咀嚼，脸上呈现出一片平静：
最遗憾是对我的养父母与妹妹没有尽到义务，养父母去世早，我还没有成人，这个不说了，但在“文革”期间为了入党，我在汇报材料里出言不逊，现在想起来都想自己扇自己耳光。
我唯一的妹妹也是抱养的，养父母去世的时候她才十多岁，那时候我在省体工队训练，应该经常回去看看她，就算没有多余的钱粮，一句问候总该有吧。想她那么小就开始独立生活，田间劳作，操持家务，还要上学，真不知她是怎么熬出来的，还有，她的婚事我都没想起该操操心。回首思量，我没有尽到一个哥哥的责任，惭愧，惭愧啊，现在想来很对不起她。
我妹妹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她早早当家，勤俭持家，如今，她生活得很好，我这次大病，妹妹出力不少，要不然，要不然我早该埋到土里喽。
本以为老人家会说是不离开国家队，或者是那一次撑竿断了意外受伤告别运动，又或者是不离开省体委，就算说是北京四年相关的人与事我都能理解，但他说的是妹妹。
琢磨了琢磨，我想这不是什么大彻大悟，而是在谁都会有的过去里，最该愧疚的就是忽视了一直都在拥有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我要返回太原，李根英约着去看一次海上日出，看天气预报说当地日出时间是五点三十七分。
闹钟五点响起，洗把脸穿好衣服后，我急匆匆走到约定的地方，就是李根英跟于天宽经常去钓鱼的地方。鸡鸣岛影影绰绰，海驴岛更是隐隐约约，远远便看到李根英在沙滩上做扩胸运动，他穿了一套国字号的运动服，已经洗得发白。我突然想象出了他在国家队每天的晨训，不觉间眼眶就湿润了。我赶紧走过去，老人家听到脚步声扭头看见我微笑着说：看天边云很厚，估计这太阳得七点才出来。
这些年多数时间在这里住，李根英已经像个渔民一样能判断好多跟海有关的事情，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回自己不服输的内心。脑梗后逐渐恢复，却又患上前列腺癌，随后血糖也有些高，他从不拿这些身体的病痛借口给“上了年岁”，而是觉着自己锻炼不够。于是，骑车，慢跑，钓鱼，饭量增加，活力增加，病症消退……
尽管天色逐渐发白，海平面也开始亮起来，但太阳迟迟不出来。有些凉，我俩沿着海边走，老人家说很抱歉这次来去匆匆的也没带你玩玩。我说这不就是在玩吗，海边都差不多，有沙滩能休闲就是好去处。
李根英指着海驴岛的方向说，那边有个景区，很有名，叫天尽头。
我说听说过，下次来再去吧。
李根英笑着说，你敢去吗？据说天尽头是一块充满了神秘感的地方，也是一块充满了恐怖传说的地方。关于这个地方，人们最广泛的传说是秦始皇东巡到了这里，不久就死在回都城的途中；后来有些著名政治家到过天尽头，结果回去后就先后下野。于是，人们把这里视为一片不祥的地方，在人们潜意识里，天尽头带给人们的不但是神秘，而且是恐怖，它似乎充满一种神奇的力量，是一种魔咒，是一种神奇，是一种政治人物的末日之路。
我看了眼天边，云依旧厚重，静静听老人继续说。
原来那里有一块石碑，据说就是秦始皇命大臣李密刻的“天尽头秦东门”，传说原来的石碑不知何时断掉一部分掉入大海，就剩下“天尽头”三字。这些年折腾得最多，最先为了打消游者游览的顾虑，在天尽头的石碑旁重新立了一块石碑，将“天尽头”改成了“天无尽头”，后来直接更改为“好运角”，据说现在又改回了“天尽头”。
其实改来改去的，不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吗？这儿不过是胶东半岛最东边，是最早看海上日出的地方罢了。
我笑了笑说：李叔叔，您说得对，都是自己吓唬自己，这次是真没时间了，下次来肯定去。
李根英说行，下次我陪着你去。我俩走到一个围挡处，这两年海边盖了很多大酒店，于是海滩也被定成各自专属。
转身顺着刚才走来的脚印往回走，李根英又说到了自己：
这次查出癌症，说没当回事是假的，但我很快克服了恐惧，开始努力思考怎么办。
我很快就想通了：什么病都会死人，但不是所有死人都是因为病，只有自己坚强面对，才能笑对生死。
我点着头重复了一遍这句话，然后补充说：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
李根英抬眼看着大海的远处，本该冒出头的太阳被地平线的那圈云围着，通红的一道就像一个裙摆，“第一时间我就决定用保守疗法，良好的情绪，健康的饮食，恰当的锻炼，我要再跟病魔斗一次！”
这话掷地有声，我仿佛再一次看到老人举起了旗子，这一次是生命之旗帜，正在迎着海风飞扬。
眼前突然亮起来，我们站住，一起抬眼看着天边。太阳跳出来多半个，光芒四射在海面上，但很快又被云层遮挡住，李根英抬起胳膊指着天边逐渐散去的云：这世界从来都没有早晚，因为有一片遮挡的云，就有一次日出。
北方的这个城市温差大，尤其在秋意渐浓时，李根英坐在沙发上，弯腰翻检着一堆泛黄的照片。这是一楼，阳光从楼间隙穿过来，淡淡地照着阳台上种植的几盆蔬菜，红彤彤的朝天椒挺立在有些发黄的叶子中间，笔直。
看着录音笔上闪动的小绿点，李根英放下那张照片：咱们还是从头开始说吧。
幸与不幸
李根英说童年最深的记忆是回去看亲爹亲妈，就一次。
生下来几天，李根英就被送了人，从吕梁的大山里到了晋中榆次城边的一个农村。养父母很开明，在他懂事后就告知了他的身世，于是李根英就想回去看看，撕心裂肺地想。于是养父就安排了，骑着毛驴走了一整天才到，下了驴背两条腿都是麻的，老家的穷苦惊呆了他：所谓院墙、院门就是一蓬蓬酸枣枝条捆扎围在一起，进院子，破败的窑洞门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上面的窗户纸随风来回摆动，真真就是家徒四壁。
很多年以后，李根英的亲生大哥找到他，那时候亲生的父母都已经亡故，大哥说起往事泣不成声：父母说家里太穷，再加上你是属羊，怕养不活，万般无奈才把你送了人。
大哥没有读过书，但也大致表达清楚了，只是太多事情无法回头。
说起来李根英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日是哪天，养父母说是那年中秋节后抱回来的，但上户口搞不懂农历公历，就写了8月28日。活了七十六岁，李根英从来没过过生日，孩子们张罗他也不许，甚至这个话题也不许提。
李根英说他回去那次，很多记忆都模糊了，包括亲爹亲娘的长相，此后最能想起的不是到了亲生父母身边，而是为了回去是怎样的魂牵梦萦。
父母去世家里也没通知，也许训练太忙，也许没有理由，直到成家立业，直到自己的二儿子都会走路了，李根英才又带妻儿回去过一次。在父母坟前，烧纸磕头，李根英说早就没了怨恨只是多了感伤。
也正是因为被抱养，李根英得以接受了正规的教育，养父曾是阎锡山部队的一名书记员，对待养子很严格，李根英身体刚超过桌子高，就得每天在院子里描红临帖。李根英说他第一次给养父写信后，很稀奇也很兴奋，写了两张纸满心欢喜寄出去，但回信里没有一字表扬却全是批评：提称语不对、启辞缺少尊重、结语少了标点、祝辞格式不对……
很快，李根英开始读小学了，这时候养父回来了，一家人得以长时间在一起，家里又抱养了妹妹，其乐融融。李根英在这样的环境里，健康成长，身高在小学毕业就窜到了一米七七，那个时代，这个身高比同龄人高出一个头还多。
进入榆次一中后，李根英马上被选进校篮球队，又一年，山西省体工大队下来选材，李根英被挑上，随后就进了省城太原，开始了他的体育生涯。
李根英说自己最愿意被称呼为李教练，如果没有运动生涯真不知会活成啥样，而专业从事运动后，李根英说自己心里当年就一个信念：越过那道横杆。
挥汗如雨
那个时代没有啥童子功，李根英十五岁才被省队选走的，测试时发现他弹跳出色就把他分到田径队，主项跳高。从此，他在著名跳高教练孙登科手下，他开始了严格刻苦的训练。
省队把李根英选走的那年是一九五九年，他毫不犹豫马上决定就去的主要原因是听说体工队能吃饱，并且能吃好。这个还真是，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能吃上肉———那时候省射击队经常出去，每次回来都能拉满满一卡车黄羊，于是他们每天中午都能分到一大勺子羊肉。
“黄羊？”我插嘴说：这是违法的吧，黄羊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李根英拿起壶给我添茶：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时候不提这些呢，听射击队队员说草原上整群整群的，破坏牧草呢，随便打。就像麻雀当年就是“四害”之一，如今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了。
我笑着说：此一时彼一时。李叔叔，您接着说，我不打扰。
李根英叹口气：你们小，没有那样的经历。饿啊，每天大运动训练，就一盆稀粥，饿得都睡不着。队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心疼我们小运动员，都把稠一些的给我们，但天天喝这些反胃，往往刚出食堂就吐了……不说这些了，都是陈谷子烂麻子的，现在给孙子说“低标准、瓜菜代”，还被嘲笑，说那是健康饮食。
李根英说自己训练自觉，非常刻苦，就是在吃不饱肚子的时候也是如此，孙登科教练是省体工队出了名的严格，都很少训他。
那时候跳高最先进的姿势是“俯卧式”，为熟练掌握这个姿势，每一个分解动作每天都会做上千遍，训练结束肌肉酸疼得拿不动碗筷、迈不动腿，摔破流血的事情经常发生，但那时候真能做到流血流汗不流泪。
李根英说自己现在经常梦里惊醒，因为一个动作没做好，杆被碰掉了，过杆时的要领已经被印在脑子里，这辈子不可能忘记：
“全身沿身体纵轴旋转，同时起跳腿向胸部收腿，大腿不能太靠近胸部，小腿收成90°时立即翻腿，大腿应向外侧翻转。”
李根英介绍说在田径项目里，跳高的观赏性很强，是不屈不挠不断征服高度的象征。但也有人称跳高是一项失败者的运动。不管比赛还是训练，跳过一个高度马上就是下一个更高的高度，但结局一定是某个高度跳不过去了。
这就像哲学的某些提法，比如“征服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无法征服”，李根英说自己那时候没读过哲学书，只知道要跨过那道横杆，每一次越过横杆落在沙坑里，第一眼一定是看跳高架上的那道横杆是不是还稳稳地在。
1963年，李根英二十歲，身高已经一米九○。就在这年的一次全国比赛中，他跳过了1米97，获得国家运动健将称号，打破了当年的省记录。李根英说自己在训练中曾多次跳过两米，但在比赛中没有，后来也没有，因为跳高不再是专项，他训练的专项改成了田径十项全能。
你知道杨传广吗？不知道吧。
看我摇头，李根英说：我改十项全能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了不起啊！他是中国台湾的田径选手，他创造了新的十项全能世界纪录，是中国首次获得奥运奖牌的运动员。也就是因为杨传广，我们国家开始注重这个项目，各个省都开始主抓这个项目，我也被选中。 田径十项全能是个“铁人”运动，要求两天内完成十个项目，分别是100米跑、跳远、铅球、跳高、400米跑、110米跨栏、铁饼、撑竿跳高、标枪、1500米跑。这个项目拼的是综合实力，看的是总成绩，只有每项比赛都有上佳表现才能最终获得冠军。
新的训练计划制定出来，四项径赛、三项跳跃、三项投掷，必须全面综合：强的项目需要保持，弱的项目需要加强。李根英说那时不是不知道累，是没有时间说累。短跑中跑的项目还好说，110米跨栏还有撑竿跳高是从来没有进行过的项目，都得从头学。每天训练结束倒头就睡，累得话都不想多说。
辛苦加悟性还有教练们的用心，短短一年多时间，李根英在这个项目上的成绩在全国排到前列。
我伸手给老人倒了一杯茶，他高大的身躯靠在沙发上，说起曾经搞过的这个项目，自豪在他有些老人斑的脸庞上呈现。
接过茶杯，他说人老了就啰唆，你见谅。说来说去也不知说了些啥。
我笑着说不啰唆，只是想您该说到您的最荣耀时刻了吧。
李根英弯腰从身边那堆照片里拿出一张照片，两寸左右，看着像是从报纸上翻拍下来的，为了保护还塑封了一下，更加看不清楚，下面有一行字：山西省体育代表团入场时情形。新华社记者时盘棋摄。
李根英指着照片里最前面举着旗正步走的那个人：这是我。那时候体育场不封闭，有风，你看旗子都是扬起来的。这是1965年，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二届运动会，我是山西代表队开幕式的旗手，那时候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当山西代表团走过主席台时，我似乎都能听到手里的旗子扬起摆动哗啦啦的声音。
正是在这届全运会上，由于表现优异，当年底李根英就被选入了国家队。
十八年后，在上海举办的全国第五届运动会，不惑之年的李根英仍然是山西代表团的旗手，但那时的他已经是省田径队十项全能的一名教练员了。
李根英的运动生涯本应有更多荣耀的时候，但“文革”开始了，就在他到了国家队后没多久，确切的时间是1966年。“文革”开始，体育系统不能幸免，队员们的训练和比赛全部瘫痪。1965年到1975年，十年没有全运会，要知道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与奥运会基本相同，其原意就是为国家的奥运战略锻炼新人、选拔人才。
好像风停了，又不能挥动，李根英举着的旗子突然就耷拉下来，或者说他已经走出了体育场，旗子被卷在旗杆上，靠在了一边。
北京四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不愿回忆的部分，叙述到这里，李根英老人脸上那些自豪瞬间就消失，轻轻转了转脖子：我当年成绩是没法跟刘翔比的，兼项又不是我的强项，再加上当年训练也没现在科学。对了，我在国家队有个队友叫王万培，我们关系很好的。王万培是撑竿跳高运动健将，后来在国家队当教练，训练出亚洲冠军蔡维燕、吴莎等队员，吴莎就是刘翔的妻子。
机缘巧合，两天后我就见到了王万培，王教练是来山西观摩全国田径运动会的，李根英设宴并邀请我作陪，他在省队带出的三个弟子都到场，其中两位都是现在省队的教练员。匆匆一顿饭，我问了王教练几个问题，他说他跟李根英的主要交往是在国家队当运动员时，还有就是退休后一起聚過几次。
王万培给李根英的孙子带了件刘翔签名的球衣，说起那段岁月，老人家很豁达：都是往事了，那时候大个（李根英在国家队的外号）“在前面”帮了很多人，包括体委领导、教练员、运动员，只是现在说也未必有人信，我们都这把岁数了，也没有说出来的必要了。
我大致知道这个“在前面”的意思，李根英在那个下午说过，尽管含糊，我也没有仔细问，也许让一个人讲过往，最不该探究的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判断对错的时光。
这是一张更加模糊的照片———简单午饭后，李根英从那堆没收拾的照片里拿出来递给我，然后说这是在北京万人体育场，不是参加比赛，是批判会。
仔细分辨能看清，李根英在发言席，背后是周总理，贺龙、陈毅、陶铸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有些惊诧，但马上就恢复平静，从读过的书及相关资料里，我知道那个时代有很多事情是违背常规的。
接下来老人家说了几件事，我从录音笔里整理出来后，尽可能一字不易记录如下：
一个毛头小伙子在这么大的会场，代表全国的运动员做批斗走资派的发言，现在我都记得当时的激动。我发言结束后，敬爱的周总理总结发言说，李根英同志方才的发言揭露了体育界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应该坚决批判，上万人的体育场山呼海啸的口号就喊起来了；
那时候我跟庄则栋、容国团他们乒乓球队的关系都很好，我在那时候的很多次发言里提到要“保护这些为国家争光的运动员”，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我们国家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自杀了，在他选择告别这个世界的前一天，还到我宿舍请我吃牛肉干诉苦；
容国团的事情发生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总理要求我们继续“抓革命促生产”，并且指示我们一定要保护优秀运动员；
1978年容国团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国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会及骨灰安放仪式。我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面对这位曾经的好友遗照泣不成声；
那时候训练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基本就不训练，我们这些人体格好，经常被有关部门抽调，我就被抽调去查过一次倒卖毛主席纪念章的行动，晚上出动，没收了好多；
那时候省体委知道我跟庄则栋关系好，我回省工作后，请我出面去协调，当时要修省体育场与省自行车运动场，我去了，至于争取到多少我不知道，因为庄则栋点头后我就不管了。后来庄则栋被审查，我也被牵连审查，最后我们的省体委老主任在大会上当众给我平反，当场就让烧掉了所有检举材料；
我没害过人，就是在“最前面”的时候也没有，但不是没被盯上过。当时很多事情都匪夷所思，比如某人半夜到我们楼下锯开卫生间管子，要找黑材料搞我，真是不怕脏不怕累！这个人后来为我们国家体育做出过重大贡献，他平常话很少的，那个年代把正常人都弄得不正常了； 北京四年，就是在国家队这四年，人生最好的四年，回忆起来总是硬邦邦的，我总觉着堵得厉害……好了，我保证我刚才说过的话的真实性，除了照片，还有录音，我用人格担保这一切都是真的，当然，很多我不会说的，不想说也没法说。
李根英叙述完如上这几段话，如释重负，他一口气喝了三杯茶，然后放松地开心地看着在旁边坐着的老伴：如果一定要说这四年软的东西，除了“革命”，我收获了爱情。
我爱人以前是咱们省女子篮球队的队员，九号，小前锋，我们恋爱后，除了抓革命促生产，她用业余时间给我织了毛衣毛裤———你知道吗，她是从太原走到北京给我送过去的。
李根英的爱人在旁边插嘴说：那时候不是不训练吗，我就跟着串联的一帮人去了，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睡到哪儿，年轻也不觉苦，愣是用一双腿走到北京。
在北京住了几天，李根英的爱人才回太原，仍旧是串联着回来的。随后没多久，李根英就回太原结了婚。
李根英说那时候结婚很简单：革命伴侣嘛，同事朋友不到二十人在我们宿舍吃两块喜糖、嗑几颗瓜子，送革命礼物，有毛主席语录的脸盆与镜子都是贵重的了。
很快他们第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李根英看在北京不能训练，也觉着累了，于是申请退出国家队回到省队。
李根英在结束这个四年回忆时总结了一句话：除了那些事情，我在北京认识了很多人，比如后面我要提到的黄鸿年和于天宽。
教练生涯
1972年冬训期间，李根英在训练撑竿跳的时候，撑竿突然折断，他的右膝关节着地，随即被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非常严重：右膝关节十字韧带断裂。因为已经过了田径运动的黄金年龄，手术也有风险，李根英选择保守治疗，这就意味着他的运动员生涯彻底结束。
撑竿跳是田径运动中技术最复杂项目之一，李根英说运动员持竿助跑起跳后，借助撑竿的支撑，需要在撑竿上连续完成十多个复杂的动作，然后才能越过横杆。以前的撑竿质量肯定没有现在好，所以在比赛中，出现撑竿断裂的情况不少。
叹口气，后来多次回忆受伤过程，李根英不无遗憾地说：我记得我用的是上海竿，虽然质量不如国外进口竿，当时也是国内最好的竿了。动作也没有走形，跑撑跳等等顺序也是对的，但不知怎么回事，百思不得其解，撑竿怎么就断了呢？膝关节检查结果出来，在病床上我哭得很伤心，这么多年为之奋斗的体育事业，就这么被动结束了，只能转为幕后。
此后李根英就成为山西省田径队的一名教练，主要是带跳高，他转换角色很快：从开始带队到离开体委，短时间就带出两个跳高健将，在一个体育不发达的省份，这很了不起了。不是我自夸，也正是因为我执教水平，国家体委决定选派我去也门共和国去做援外教练。
能成为代表国家的体育使者是多么荣光，但援外教练的工作并不都是鲜花和掌声，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艰辛和付出。
以下是李根英关于援外的叙述。
那是1981年吧，当时也门还分南北两个国家，我去的是北也门。
为什么去？一是国家召唤，义不容辞；二呢，当时家里条件不好，俩儿子，我得多赚钱，也就是去援外两年，家里才添置了电視、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几大件。
那地方当年不太平，据说现在也是战火不断。那时去也门没有直达飞机，我们得经好几个地方转机才能到目的地。第一感觉就是那地方太穷了，沙漠多，山多，干旱少雨没多少庄稼地。
我在那地方差不多两年，他们国家田径队的水平跟咱们这边高中生差不多，训练一点也不累，因为我带的田径队很难集中起运动员，他们没有硬性要求，都是想来才来。
那地方夏天能热死人，动不动就到了摄氏五十度以上，我们几个教练没事就去红海泡着，起码凉快一些，红海里鱼太多了，我们游泳的时候，身体经常能碰到。
因为训练的地方离海边有点距离，院里就有给我们留用的车，现成，只是没司机，于是我在当地学了驾照。说起来好玩，学习驾照的时候，我给教练带了咱们国家最好的国宾才能抽的烟卷，他不要，只要当地人抽的，很劣质的。
在那地方工作，除了克服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什么饭都是直接手抓、热一口凉一口的、味道还怪，还有诸多禁忌，最重要的是时刻得提防生命安全。
有一次我听说当地一个商店可以用酒换望远镜，于是就提着国内带过去的一瓶酒去了，那个店主看见酒就变了脸，直接掏出了枪，我赶紧上车就跑。后来才知道，以前的店主可以换，这个是新店主，他的信仰是绝对禁止饮酒。
最可怕的一次是我带着田径队越野跑，气喘吁吁刚跑到一个地方，一群荷枪实弹的人围住了我们，黑洞洞的几十个枪口指过来。当时也没带翻译，没法沟通，我都吓蒙了。后来他们里面有个懂汉语的过来，告诉我们前面有游击队，他们是来清缴的，要不是发现带队的我是中国人，他们早就开枪了。随后我们被放行，队员们往回跑的速度明显比来的时候快多了。
在也门不到两年时间，我们中国的教练组获得很好的评价，后来本来是可以继续续约，但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困难较多，也就放弃了。
李根英结束援外返回省队继续当教练，此时全国风行“奥运战略”，省里三大球项目被砍，很多出成绩慢的田径项目也被淡化。
20世纪80年代末，追求奥运会金牌总数而不是金牌质量对于基础较差的中国体育是一条捷径。于是，中国体育“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选择了在金牌数方面更容易得手的“小、灵、轻、女”项目作为突破口。
“这不算偏激”，李根英说：我记得当时开会领导有句话“奥运会金牌对提升国家美誉度和影响力以及凝聚民族精神有较大作用，所以我们就得跟上这个形势，造就这样的时代。”
运动员当不成了，教练员也不被重用，李根英说那段时间他很郁闷，但还是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85年国家体委为表彰建国以来为体育工作做出贡献的体育工作者，颁发了一批“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其中有李根英。 李根英的老伴找出了这枚勋章，我翻看的时候问当年全国发了多少枚，老人说他不清楚，他记得同时赠予的还有一套既有西服，又有运动服风格的高档服装一套。后来我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详细数目，但能查出得到这个勋章的有包括奥运冠军、世界纪录创造者等诸多体育名人。
有个资料是这么说的：该勋章属于国家级勋章，材质铜鎏金。尺寸全长9.5厘米，下面宽5.5厘米，厚0.2厘米。1985年国家体委为表彰建国以来为体育工作做出贡献的体育工作者，颁发的新中国体育开拓者荣誉奖章。精美，厚重，有意义。
领了这个奖章后不到一年，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阴差阳错，李根英就彻底离开了体育，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
重大抉择
1987年，李根英离开山西省体委。
“你看，就是这封信，黄鸿年亲笔给我写的信，就这样一张纸，当年我读了不下百遍，反复衡量，最后省政府领导出面，我才下了决心。如今，再看这封信，百感交集。”
李根英从一个袋子里拿出几封信，泛黄的纸张表明时间久远，算起来三十年了，说起来弹指一挥，可背后承载了多少呢，李根英不住摇头：得与失，对与错，成与败，人这辈子说不清的东西太多了，如果当时不离开，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没有如果，因为我离开了，被动地把人事关系从山西省体委调了出来。
李根英有些激动，我就不再打断，老人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多小时。
这一切还得从北京说起。
在国家队时，有个队友是个华侨，他叫黄鸿年，那时候我们很熟，他曾经求我想要一枚庄则栋的世界冠军金牌，我就豪气地答应了，后来果然也给他要到了。
我回到山西后，黄鸿年到晋南插队，那时候很苦，他就经常来太原，每次我都把他带回家，吃喝住行都是我管着。为此还闹出个小插曲，黄鸿年当年想跟我们体工队一个体操队员搞对象，他们后来当然是没在一起，为此我还差点被处分。
好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末期，一切都不那么敏感了，我算是躲过一劫，黄鸿年很快也就离开了山西。
此后我们有断续的联系，但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他回了印尼、新加坡发展。直到1986年，有一天我被突然叫到省政府，说富商黄鸿年准备来华发展，希望我去北京接他来山西投资。到现在我还在纳闷，他们怎么知道我认识黄鸿年，并且关系不错的。当时没问，现在也没处问了，反正我就毫不犹豫答应了。
一起去的还有一位副省长，路上我有些忐忑，很多年不见了，人家现在高高在上，会理睬我这样一个小教练吗？但结果皆大欢喜，黄鸿年很给我面子———起码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见面后，我说明了来意，他就说好，随即就跟我们来了山西。
谈过两次后，黄鸿年就答应投资三十万美元给山西，条件是必须由我来做他的代表。
我以为把黄鸿年请来，任务就完成了，但意外收到了黄鸿年给我写的一封信，内容就是劝我出来帮他当外方代表，大展宏图。
那天我正在体育场训练，有辆车直接开到跟前要我上车。到了地方发现，省里领导把体委主任也叫过去了，他们只是跟我说了大体情况，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似乎还没有表态，他们就已经决定要把我从体委调出，任黄鸿年在山西投资的外方代表。
随后我才知道，黄鸿年已经跟省里谈了这个条件，接下来，黄鸿年跟领导们敲定，他成立个新联公司，这个公司与轻工厅下属的大同糖厂合资，我来担任总经理兼外方代表，为表示真诚，我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都调到了省轻工厅。
因为有曾经的交情，因为有对黄鸿年的信任，因为有那封信，我好像风里的风筝，很快就飘摇直上，只是看着在高处，但没根基，还被人拿捏，注定早晚都会掉下来。只是，表面的繁荣已经蒙住了我的眼睛，所以只会尽情摆动了。
但黄鸿年所做的一切，最终还是为了资本利益的最大化。黄鸿年有一句名言：怕牛市不怕熊市。所以别人贪婪时他恐惧，别人恐惧时他贪婪。他曾给我说过，世事充满辩证法，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论年龄我比他大两岁，但常年商场摸爬滚打，黄鸿年已经看透了很多东西，资本运作对他来说，就是把盘子做大，越大越好，这样才好赚钱。
合资后第二年吧，黄鸿年邀请山西省主要領导访问新加坡，我陪同。返京后他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请客，仍然要我陪同，接通知后我有些兴奋，那地方可不是随便谁都能进的。
我们当时住在国家体委体育宾馆，一辆豪华车过来接上我们，进钓鱼台都没有下车，享受了一次国宾级待遇。饭菜也很奢华，有佛跳墙等诸多名菜，饭后还送了每人一个精致的小火锅，另外还亦一条国宾烟和一套餐具。
就在这年年底，省里主要领导又安排我去香港，请黄鸿年来太原，目的是想让他投资五一广场旁的一栋大楼，还有太原化肥厂、太原锅炉厂等。黄来了，但并没有马上答应。
那时候我很忙碌，一个总经理报表都不用看，就是迎来送往，陪东邀西。
说话间到了1989年，到年中的时候，根本没跟我们商量，黄鸿年突然宣布撤资，理由是新联公司运作不景气，其余在山西的项目也不再运作。这时候我傻眼了，体委是回不去了，该怎么办？当时我还不知道，省轻工厅很快就把我们推向大同糖厂，但大同糖厂并没有完全接收我的人事及组织关系。
郁闷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当时主抓的那位副省长，他被气病去了某温泉疗养院，期间喊我过去聊了聊吃了顿饭，饭后饭店送的仍旧是一个小火锅，比起在钓鱼台给的，简陋很多。但不管简陋还是精美，最后被炖的是资本运作结束后，已经没多大用的东西。
中策公司是1991年12月12日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基础上易名成立的，全称为“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董事长就是黄鸿年。公司成立第二年4月，黄鸿年以中策公司的名义首次收购了山西的一家国有企业———山西太原橡胶厂。此后短短两年黄鸿年斥资33亿人民币把国内百余家国企改建成为35家，且全部由中策公司控股51%以上的中外合资公司，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策企业王国”。而这一现象后来是受到过国家批评的。 这些都是我后来了解的，也就是到了这时候我才明白，黄鸿年最初来山西投资，本就是来探探底，看看风向的。
收购太原橡胶厂时，我不知道黄鸿年来山西没有，反正是没有联系我，当时我还想，如果他联系我，我就请他到我的咖啡厅喝杯咖啡，到我的羊肉泡馍馆去吃碗羊肉泡馍。
音乐咖啡
“是，感谢改革开放，给了无数平凡人可以不平凡的机会。”
天色逐渐柔和起来，窗外夕阳西下，李根英叙述到这里，好像是再次举着旗子在万人瞩目下进场，他先说了上一句感谢的话，接着才继续自己的故事：
新联公司解散后，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个人身份尚在其次，当时也没在意这个身份，想得最多的是一大家子人要吃要喝要生活啊。
因为此前走出国门去了北也门，后来也去了几次香港、新加坡，很快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开个咖啡店。
说干就干，体育人就是这样的性格。
装修简单但一定西式，我把自己从国外及香港见到的咖啡厅样子草图画出来，包括桌椅板凳，包括咖啡杯酒杯。
很快，我的“寻梦园”咖啡店在原来的湖滨会堂东侧开业了，说起来我的咖啡店不是太原第一家，也在前三家之内，并且开业后异常红火，周末门口经常排着长长等着喝咖啡的队伍。
李根英的老伴又拿过一包红茶，我开玩笑说：阿姨啊，咱们喝茶不用排队。
李根英说：我没有夸张。
我刚想解释，李根英的老伴笑着说：我可以证明，那时候把人忙得啊，咖啡店只要开门，就是满满的。
“现磨？”我觉着这么红火肯定有原因：是不是人们当时没见过现磨咖啡？
“不是，”李根英接过老伴手里的茶倒到茶壶中：那时候没有什么现磨咖啡，也没有拿铁啊、卡布奇诺啊、美式咖啡啊等等现在这么多品牌，就是速溶咖啡。当然，也卖一些洋酒，都是从北京托人买回来的，价格记不得了，但总体算下来利润可观。
我正拿过热水壶帮着冲茶，闻言吃了一惊，热水差点倒到老人手上，忙不迭地道歉后更加“不信”，还没有开口问，李根英摆摆手反问我：你知道为啥我的咖啡店生意好吗？
只能摇头：“那时候我读高中了，记得没多久太原就有了好多家咖啡店，有个成语叫雨后春笋，就是那样的态势，一条短短的青年路大大小小就有了四五家。新建路上，也有好几家，但我一个穷学生一家也没有进去过。”
李根英自豪地说：不管怎么增多，不管怎么装修洋气，不管怎么经营样式多，咱的店长盛不衰，窍门很简单———音乐。
我在北也门，还有去过的一些地方拿回很多磁带，当是就是觉着好听，交响乐、轻音乐、流行歌曲都有，很多国内根本找不到。咖啡店刚开始也没意识到这个，但总得弄出点声响，就把这次磁带用上了。
那时候人喝咖啡都是喝新鲜，存此念的大都来一次两次知道怎么回事就不来了。但有些富起来的人则是喝享受，全都是回头客，我记得有一个中年人经常去，每次都会扔出几张大团结：我要听十遍某某磁带。
咱咖啡店开业没多久，千百惠出了一盘国语磁带，对，《走过咖啡屋》，大儿子那时候在八一队练跳高，他从北京捎回来，等咱们店播放了一周多，其他咖啡店才找到这盘带。
正是凭借自己“独一份”的音乐环境，李根英经营的这个咖啡店短短时间就赚到第一桶金，这时候他的大儿子退役回来，李根英就把咖啡店的生意交给他打理，而自己则瞄上了餐饮。
说到这里，老人家很自信地问我：你吃过羊肉泡馍吧？
吃过。好，多会吃的第一次？
上世纪九十年代？嗯，那就是在我的店里吃的。
对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太原第一家羊肉泡馍馆就是我开的，现在还在，将近三十年的老店了。没错，位置是解放路与府西街西南角。
李根英看屋里的光线逐渐暗下来，加快了叙述的速度：
此前在陕西吃过几次，觉着好吃，为开这个店我又去了很多次陕西，最后把地地道道的陕西厨子请了过来。你是不是觉着羊肉泡馍简单，熬锅羊汤切点熟肉掰个饼子就行了，可不是那么回事，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羊肉泡的传统做法有四种：单走、干拔、口汤、水围城。
所謂“单走”，馍与汤分端上桌，把馍（饼）掰到汤中吃，食后单喝一碗鲜汤，曰“各是各味”。
“干拔”有人称“干泡”的，煮好碗中不见汤，能戳住筷子。
另一种叫“口汤”，泡馍吃完以后，就剩一口汤。
“水围城”顾名思义，宽汤，像大水围城。
顾客掰完馍，把一根筷子放在碗上，饭店的服务员便会明白，这是“干拔”。吃“口汤”和“水围城”不用拿筷子表示，因为掰馍大小是和煮法统一的，原则是汤宽馍块大，反之则小，有经验的厨师看到你掰馍大小就知道要加多少汤了。
餐饮业讲的就是细节，你看一条街新开了十多家饭店，谁家也是考虑再三，研究很久才装修起名开业，但最后盈利的就那么一两家，为啥？主要是天时地利人和，其次就是细节。
当年，咱的店最红火的时候，万梓良、克里木等演艺界名人都是主动光顾，还有当年省里、市里的几个领导都是穿便装自己去吃。
李根英的老伴递过来一本相册，打开第一页就是他和诸多明星在店里的合影，我翻看了几页，笑着说：读大学那年我去吃过一次，排了将近一个小时，想想好不容易来一次，就吃了两大碗，把我撑坏了。
都笑，气氛很是融洽，这个回忆带来的温暖洋溢在屋里的每个角落，李根英突然就叹了口气，接着说了一句《周易》中的话：“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
由于咖啡店与饭店一直都不错，李根英买了房子买了车，两个儿子都子承父业，年轻时搞了体育，随后一个跟自己搞了咖啡店、饭店，另一个在大学当老师，一切看起来都不错，李根英也就没再想起过他的人事关系与组织关系———当年他调动的时候，把他老伴的关系也从厂矿调出来了，他一直认为他们老两口的关系在省轻工厅挂着呢。 不测风云
2003年，李根英满60岁，也就是这一年，他突然患了脑梗死半个身子不能动弹。
此前，湖滨会堂拆迁重建，经营了十年的咖啡屋关门。
然后，“非典”大暴发，太原是主要疫区，于是饭店也被迫关门。
也就从这一年起，他觉着生活开始磕磕绊绊，直到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面前似乎有了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这些事情他一句带过，似乎不想多谈，转而开始谈起他个人的档案及组织关系：
因为一系列的事情发生，我突然觉着自己老了，而这时候就有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到桌面，怎么养老？
养老金没有，退休金没有，看病是自费全款，为什么我会落到如此下场？我曾经高举着写有“山西”的旗帜走在全国人民面前，而今连一根可以依靠的棍子都没有了吗？
我跟老伴去轻工厅查档案，物是人非，没有！后来多方想办法，好不容易找到一条线索，原来我们的档案被他们转到大同糖厂了。可是，大同糖厂早已经破产不存在了。
再查，再找，反复查，反复找，没有，就是没有，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大同某档案室里找到我的落满灰尘的档案，组织关系却再没找见。我的老伴更可怜，什么都丢了。
拖着不方便的身子，我跟老伴找到省体育局，找到国家体育局，找到当年的老省长，找遍了相关部门……
没有单位管，没有人管，没劲再找了，我们俩就这样成了无业游民。
唉。
……
我没有插嘴，这个事情似乎无解，只能默默喝茶听着，连句安慰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
2003年，庄则栋到太原给一个乒乓球学校当顾问，他拿着自己出的两本书拜访了李根英，还送了一幅字，内容是李根英让写的，就在客厅对面墙上悬挂———云淡风轻。
这个说起来简单，谁又能做到呢？
午饭简单吃完也没休息，已经七十六岁的李根英老人几乎说了一天，在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他说：今天就到这里吧，辛苦你回去整理整理。我过几天就去威海了，要住几个月。这样吧，马上就是十一國庆长假了，我邀请你也去趟威海，我在那儿的海边有房有院，到时候我让你认识一个人，然后我们再谈剩下的故事。
我欣然答应。于是，不久之后，我去了海边。
是非恩怨
从太原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威海，再从威海到荣成，这一路动车的颠簸，大早上出发，晚上七点多才到，下车后，这个号称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已经漆黑一片。
升起得早，落下去得就早；天亮得早，黑得也就早。
李根英的大儿子在威海接的站，羊肉泡馍店由于解放路修地铁，主线道路封闭几年，经营惨淡，他索性把店包给了别人，自己到这边再谋发展。
晚上，我住在临海的一栋房子里，波涛声声，好不容易睡着，仍旧觉着是在动车上，加速减速，走走停停。
2018年10月1日，山东威海荣成市海边，我的对面便是鸡鸣岛，再往前不远处是成山头，也就是著名的“天尽头”。
午饭“理所当然”是海鲜，各种各样的一大桌子，李根英做东，但没喝酒，他本就不善饮酒，再加上在吃一些抗癌药物，怕反应。
一桌子的人，多是李根英在当地交的朋友，但这些朋友都不是土生土长，而是跟他一样，在2000年前后买了房才住过来的“移民”。
饭后干吗，“理所当然”去海边，想溜达的在沙滩溜达，不想溜达的去海边钓鱼。
于天宽熟练地挂饵甩杆，铅锤带着鱼钩划出一道弧线，然后飞入海里，他把鱼竿撑好笑着说：老李，我比你甩得远吧。
李根英坐在马扎上，整理着一盘鱼线：远就有鱼？我甩的那地方是个沟，海鲈鱼多，钓鱼咱得比钓的数量吧。
于天宽搓搓手坐下点根烟：比就比，今天为祖国庆生，迎接新朋友，晚上该我请客了，我想钓点鲅鱼弄馅做饺子吃。
李根英站起来甩出第二根鱼线，然后眯着眼看落的方位：鲅鱼我也能钓上，一会送你两条就是了。
海水开始涨潮，老哥俩“呛呛着”着往后挪了几次鱼竿马扎，太阳西斜，把他俩的影子拉长远远重叠在一起。
1965年，作为参加全运会十项全能的优秀选手，于天宽与李根英同时入选国家队，他俩还住同一间宿舍。自那时候起，一直到今天，他们一直来往着，彼此关心，亲如兄弟。
2003年，非典爆发最厉害的时候，从山东体工大队田径女子多项主教练退下来后，在荣成市大西村安居的于天宽给李根英打电话：你来吧，过来躲躲。
脑梗后勉强能挪动，几乎成了废人，再加上“非典”时期人人自危，门不敢出，哪儿也不能去，必须外出也是全副“防化武装”，李根英憋得难受，就跟老伴商量接受于天宽的邀请。
那时候的人人谈“非典”色变，尤其是北京、广州、太原等疫区，不要说邀请了，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些地方的人基本都是躲之不及。李根英的羊肉泡馍店，“非典”开始不久就关了门，不要说顾客，连干了多年的厨师、服务员都不敢去上班了。
管理饭店的大儿子停业没事干，于是驱车千公里，李根英跟老伴戴着厚厚的口罩来到海边的大西村。此前两年，在于天宽的张罗介绍下，李根英在这里买了个小院子，价钱很公道。
本想于天宽帮自己收拾收拾房子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要知道沿途也有朋友，但电话过去基本都是推辞，更有甚者听说从太原过来直接就挂了电话。一路默默走着，没想到于天宽接到村口，见面就是热情的握手寒暄，随后就做饭家宴招待，在太原的亲戚也不敢这么做，这样的亲情是多么的珍贵。
住了一段时间后，当地也开始严格控制，只能进不能出。小儿子本想来看李根英，听到这个消息也只好作罢，当时这个小儿子所在的大学已经停课，整个学校被封锁，84杀菌药水味道弥漫，里面的不能外出，外面的不能进去，他就在家里一个人住着吃了三个月的方便面。
大西村大部分住宅就在海边蔓延的沙滩上，空气清新，民风淳朴，风光旖旎。住了一段时间，李根英就喜欢上了这里，再加上自己又是脑梗后恢复期，等“非典”结束时，李根英就决定常住，在当地自己的小院子里康复训练。在“老住户”于天宽的协助下，当年底李根英夫妇也成了这里的“村民”。 在老伴不懈的鼓励与帮助下，在适宜的环境里，更多是自己原有的体育人的坚韧，李根英竟然从“寸步难行”恢复到“健步如飞”，这中间只用了半年多时间，回想康复的艰难，李根英觉着自己又越过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天老哥俩都没钓到鱼，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心情，返程欢歌笑语。
于天宽的房子是村里最靠海的一家，坐在一楼客厅就能听到海涛声，上了二楼便可看到蔚蓝的大海就在脚下。这位老教练的两个儿子也是体育人，一个是高水平的足球队梯队教练，一个是乒乓球教练，曾经训练出了张继科等优秀运动员。
于教练退下来后本来住在济南，一次偶尔的机会来这里就喜欢上了这里，于是安家，种菜，钓鱼，享受生活。收拾好鱼竿，看时间有些晚，就在附近的渔家乐点了几个菜让人送了过来。于教练端起一杯酒，“老李不喝，我替他敬你一杯，年轻人，感谢你带来活力”。比李根英大两岁接近八旬的于天宽差不多喝了半斤，但毫无醉意，依旧谈笑风生。
看着于天宽一杯又一杯喝酒，李根英笑着端起茶杯：老于啊，你又要搞“阴谋诡计”。
这是一个故事，“文革”期间李根英跟于天宽分属两“派”，且是各自“派”里的领导。有一天晚上李根英捂着脑袋回到宿舍———他受邀去某大学参加活动恰逢武斗，不知哪儿飞来一块砖头，不偏不倚砸到他脑袋上，缝了好几针。同宿舍的于天宽见状赶紧端茶送水还给煮面条弄了病号饭，如此两天过去，某个晚上于天宽发现自己床头贴了个纸条：口蜜腹剑，借机拉拢，你这是阴谋诡计！
说起往事两位老人笑出了眼泪，于天宽本就健谈，喝了酒后更是能说：那时候我们俩看着形同陌路，但背后仍旧默默互相关心。这个事情发生后，我该干啥继续干啥，很多东西是无法超出情感的。其实，我跟老李当时就知道是谁贴的，这个人跟老李一个“派”，后来成了我们国家体育界很有名的人物，成为体育总局的大领导，但我们俩相约，至死不提。
那个混乱的年代，李根英认识了“小华侨”也认识了“老于头”，这不是走在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也不是走过草地穿过森林露水湿了衣服鞋子，而是被一股力量牵引着改变。对此，李根英说没有对错，得失都有，均衡起来就像钓鱼，海鲈鱼与鲅鱼，总归都入了肚。
失之得之
海边的第三个晚上，李根英在自家小院泡好了茶，他先说道歉：太原第一次见那天我激动了，想想真不该，没有人拉着自己把关系拿出来，新联公司散摊子时，马上把关系拿回去也不是不可能……是我自己大意了，觉着自己开店能赚钱，那玩意不重要了。反过来想，当年不离开省体委，不下海经商，今天不可能听到这么清晰的海涛声。
是啊，古人说得对，天定胜人、人定胜天，得失本就难均衡，何苦揪着不放呢。
毕竟是秋天，夜晚的海邊小院微凉，我端起一杯茶暖在手心，把老人家给我讲过的事情梳理了一遍，就像一条河流：汇集成势，顺流而下，百转千回，平静向前。
喝了几杯茶，李根英的老伴端出来一盘无花果，笑着说：当地人都说这个抗癌，来，多吃点。
我吃了一个，很甜，又拿起一个，李根英笑着说就是一种水果吧。
气氛很融洽，于是我提了这次“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李叔叔，您能说说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什么吗？
他捏起一个无花果掰开，又合住，然后整个塞到嘴里，慢慢咀嚼，脸上呈现出一片平静：
最遗憾是对我的养父母与妹妹没有尽到义务，养父母去世早，我还没有成人，这个不说了，但在“文革”期间为了入党，我在汇报材料里出言不逊，现在想起来都想自己扇自己耳光。
我唯一的妹妹也是抱养的，养父母去世的时候她才十多岁，那时候我在省体工队训练，应该经常回去看看她，就算没有多余的钱粮，一句问候总该有吧。想她那么小就开始独立生活，田间劳作，操持家务，还要上学，真不知她是怎么熬出来的，还有，她的婚事我都没想起该操操心。回首思量，我没有尽到一个哥哥的责任，惭愧，惭愧啊，现在想来很对不起她。
我妹妹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她早早当家，勤俭持家，如今，她生活得很好，我这次大病，妹妹出力不少，要不然，要不然我早该埋到土里喽。
本以为老人家会说是不离开国家队，或者是那一次撑竿断了意外受伤告别运动，又或者是不离开省体委，就算说是北京四年相关的人与事我都能理解，但他说的是妹妹。
琢磨了琢磨，我想这不是什么大彻大悟，而是在谁都会有的过去里，最该愧疚的就是忽视了一直都在拥有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我要返回太原，李根英约着去看一次海上日出，看天气预报说当地日出时间是五点三十七分。
闹钟五点响起，洗把脸穿好衣服后，我急匆匆走到约定的地方，就是李根英跟于天宽经常去钓鱼的地方。鸡鸣岛影影绰绰，海驴岛更是隐隐约约，远远便看到李根英在沙滩上做扩胸运动，他穿了一套国字号的运动服，已经洗得发白。我突然想象出了他在国家队每天的晨训，不觉间眼眶就湿润了。我赶紧走过去，老人家听到脚步声扭头看见我微笑着说：看天边云很厚，估计这太阳得七点才出来。
这些年多数时间在这里住，李根英已经像个渔民一样能判断好多跟海有关的事情，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找回自己不服输的内心。脑梗后逐渐恢复，却又患上前列腺癌，随后血糖也有些高，他从不拿这些身体的病痛借口给“上了年岁”，而是觉着自己锻炼不够。于是，骑车，慢跑，钓鱼，饭量增加，活力增加，病症消退……
尽管天色逐渐发白，海平面也开始亮起来，但太阳迟迟不出来。有些凉，我俩沿着海边走，老人家说很抱歉这次来去匆匆的也没带你玩玩。我说这不就是在玩吗，海边都差不多，有沙滩能休闲就是好去处。
李根英指着海驴岛的方向说，那边有个景区，很有名，叫天尽头。
我说听说过，下次来再去吧。
李根英笑着说，你敢去吗？据说天尽头是一块充满了神秘感的地方，也是一块充满了恐怖传说的地方。关于这个地方，人们最广泛的传说是秦始皇东巡到了这里，不久就死在回都城的途中；后来有些著名政治家到过天尽头，结果回去后就先后下野。于是，人们把这里视为一片不祥的地方，在人们潜意识里，天尽头带给人们的不但是神秘，而且是恐怖，它似乎充满一种神奇的力量，是一种魔咒，是一种神奇，是一种政治人物的末日之路。
我看了眼天边，云依旧厚重，静静听老人继续说。
原来那里有一块石碑，据说就是秦始皇命大臣李密刻的“天尽头秦东门”，传说原来的石碑不知何时断掉一部分掉入大海，就剩下“天尽头”三字。这些年折腾得最多，最先为了打消游者游览的顾虑，在天尽头的石碑旁重新立了一块石碑，将“天尽头”改成了“天无尽头”，后来直接更改为“好运角”，据说现在又改回了“天尽头”。
其实改来改去的，不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吗？这儿不过是胶东半岛最东边，是最早看海上日出的地方罢了。
我笑了笑说：李叔叔，您说得对，都是自己吓唬自己，这次是真没时间了，下次来肯定去。
李根英说行，下次我陪着你去。我俩走到一个围挡处，这两年海边盖了很多大酒店，于是海滩也被定成各自专属。
转身顺着刚才走来的脚印往回走，李根英又说到了自己：
这次查出癌症，说没当回事是假的，但我很快克服了恐惧，开始努力思考怎么办。
我很快就想通了：什么病都会死人，但不是所有死人都是因为病，只有自己坚强面对，才能笑对生死。
我点着头重复了一遍这句话，然后补充说：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
李根英抬眼看着大海的远处，本该冒出头的太阳被地平线的那圈云围着，通红的一道就像一个裙摆，“第一时间我就决定用保守疗法，良好的情绪，健康的饮食，恰当的锻炼，我要再跟病魔斗一次！”
这话掷地有声，我仿佛再一次看到老人举起了旗子，这一次是生命之旗帜，正在迎着海风飞扬。
眼前突然亮起来，我们站住，一起抬眼看着天边。太阳跳出来多半个，光芒四射在海面上，但很快又被云层遮挡住，李根英抬起胳膊指着天边逐渐散去的云：这世界从来都没有早晚，因为有一片遮挡的云，就有一次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