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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香港新人导演涌现之势，在过往十年都不曾有，也许，很快就会出现新的香港电影“新浪潮”
香港，一座映像城市。
这个地方风光绮丽又矛盾重重，很难厘清是城市孕育出丰富奇幻的映像作品，还是电影飞出景框，赋予这个城市多重性格，填充旁观者对它的想象。
香港电影的全盛时代已然过去。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香港观众的片单里出现了一批新的“本土电影”，例如《春娇与志明》《狂舞派》《桃姐》等。这些影片都在讲述香港故事，并且由香港本地团队拍摄。
所谓“香港本土电影”，大多瞄准香港本土的文化情绪，重视香港本土市场。除却《寒战》系列和《春娇与志明》这类具有商业类型片特质的电影，中小成本的香港本土电影在院线还难成气候。
从香港影业协会公布的票房数据来看，近两年香港总票房持续上升，2014年总票房对比前一年增长15.01%，2015年增长20.6%。
近几年的香港市场，好莱坞电影票房节节攀升，单片能突破1亿元票房，而港片最高票房始终保持在4000万元上下，并没有水涨船高的趋势。2015年，香港电影票房冠军《五个小孩的校长》在年度十大卖座电影里仅排末位。
坚守本土的选择，意味着创作者可能需要牺牲一部分商业野心。“北上合拍有困惑，留守本土有压力”，这种局面下，却有一批青年导演依旧守望香港本土。
“迷失”后的反思
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经理潘卓贤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香港本土电影计划报名参加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以期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制片人、发行商洽谈融资事宜。
“无论是独立制作人，或是知名导演，他们都拿出了针对本土市场的计划。”潘卓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个背景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实施已经超过10个年头。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长冯永回忆，2003年“非典”爆发，香港很多影院零票房，香港电影界向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建议，看能不能打开内地市场，一定程度上助推了CEPA的实施。于是，便有了香港影人中坚力量北上合拍的热潮。
“如今香港本土电影的兴起，其实正是对合拍热潮的一种回应。”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总策划麦圣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影人在北上征途中无暇讲述“香港情绪”。冯永曾评价，那个时期香港影人“迷失”了。也有影评人指出，国际化和内地化的“前狼后虎”，令香港电影日益失去美学上的独立性，长此以往，香港电影必然走向没落。慢慢地，香港影人开始反思：是否该回归本土，讲述那些土生土长的故事？
事实上，香港观众对于本土电影也存在渴求。新晋导演陈志发执导的香港本土电影《点五步》，讲述上世纪80年代香港少年棒球队的故事，在201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点映，反响极佳。
除了传承自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电影，近年来兴起的另一类香港本土电影，是以小成本讲述香港故事的文艺片，如《狂舞派》《哪一天我们会飞》。
20年前，香港几乎没有观众关注文艺片，这让当时刚刚成立、以艺术影院为定位的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经营艰难。
“与从前不一样，现在电影中心已有2万名会员，观众渐渐培养起来了。”麦圣希说，“去油麻地电影中心看文艺片”已是许多香港影迷的日常——油麻地是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所在地。
电影《踏血寻梅》剧照
20年来，香港亚洲电影节等的举办，已经让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逐渐拥有不错的口碑，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喜欢在香港文艺新片中“寻幽探密”的观众。
麦圣希认为，如今观众口味多元化已成趋势。当观众不再满足于在电影院寻求爆米花式的感官刺激，那些能够更深层次与观众产生心灵交流的本土电影，就会找到自己的市场。
学院派新青年
在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的2万名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本土青年导演。他们往往在少年时期就培养了到电影中心观影的习惯，耳濡目染中有了电影梦，于是最终读专业院校，从事了这个行业。
2016年，福建人叶泽秋执导了杜琪峰作品《三人行》的纪录片。毕业以来，他一直与香港电影人有着密切往来。在他看来，如今香港本土文艺电影出现创作热潮，与人才的更新迭代有较大关系。
《喜剧之王》里，龙套演员摸爬滚打成为巨星，是当时香港电影工业的缩影：全盛时代，香港电影人才培养模式较为粗放，从业人员大多出身草根，在片场实战中完成自己的电影教育。“片场教育”的结果是创作者唯市场马首是瞻，“今年热门什么就拍什么”。
现在，香港已有高校培养电影人才。叶泽秋的母校香港演艺学院，同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一起，成为当前香港电影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
艺术影院的熏陶和专业院校的培养改变了本土导演的思维，“现在出现了一批学院派的新导演，使得香港电影得以有机会展示全新的面貌。”叶泽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和早期的许鞍华、徐克海归后在香港电影导演中成为“非主流”不同，学院派是当下这批新导演的主流。
提到坚持本土创作的原因，香港青年电影导演张经纬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电影是一门符号的艺术，电影导演注定受土壤影响，会不自觉地将生长环境中的一系列符号表现出来”，“有些东西只有香港人才会懂，才能拍出其中细微的差别。”
张经纬年轻时学习古典音乐，避不开的“符号”便是“香港”“音乐”和“成长”，他的两部作品《少年滋味》《KJ音乐人生》都围绕着这几个关键词展开。
“年轻人的视野和习惯跟老一辈不太一样了，大家对人文方面的关注度比原来强烈很多。”叶泽秋说。 张经纬曾与许鞍华交流，得到的结论是，拍电影，最重要的是说故事的角度：“不是给年轻人一部机器就能够拍出电影，要看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
这套独特的世界观，源于文化根基。“站在熟悉的文化土壤上，你的表达才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叶秋泽说。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香港新导演摈弃了老港片乐观豁达、百折不挠的香港市井精神，在创作上更多元，但都绕不开本土文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香港的文化焦虑——新导演们面对香港电影的没落，思考着香港文化的弱势状况，言说本土文化的欲望格外强烈。
叶泽秋透露，即使大环境艰难，他的香港同学们仍旧“很理想主义”，“都希望能为本土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新导演守望本土也存在客观因素，叶泽秋说：“这批学院派新人导演错过了香港电影繁荣的工业时代，没有经历太多工业训练，缺少中生代香港导演北上淘金的条件和机遇，留在本土成为第一选择。”
成长的烦恼
对香港的新导演们来说，找投资始终是最大困难，潘卓贤说：“一个电影计划拍拍停停，三到四年才能最终完成，这是常事。”
2011年，香港青年黄修平的《哪一天我们会飞》以及翁子光的《踏血寻梅》同时报名了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获得融资机会。
从找投资到最终问世，两部电影兜转5年。2016年，二者在香港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踏血寻梅》更是包揽香港电影金像奖7项大奖。
“获得资金支持需要信誉，可没钱出不了作品，也就出不来信誉，这就造成一些成长危机。”叶秋泽说，“第一部电影是最难的。”
叶泽秋有三位学长，毕业多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拍摄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完成处女作。这其实是香港新导演的普遍困境。
在潘卓贤看来，香港电影投资市场的好处是国际化，能够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例如，讲述香港西贡蠔涌村故事的本土纪录片《河上变村》，便在亚洲电影投资会找到了法国资金，更得以追踪联系到海外的受访者，扩充了影片视野。
香港政府也注意到为新导演提供资金支持的重要性，出资设立了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直接用于资助电影项目。2007年，香港政府为基金会注入3亿港元，2015年再次注资2亿港元。
2013年，基金会推出“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专门扶植新导演，导演需为香港本土永久居民，可以获得550万港元资助。
然而，通过“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完成拍摄梦想也是一件麻烦事。叶秋泽说：“申请的程序非常繁琐，限制比较多，要求导演有导演工会的推荐。另外，资金不是特别多，也不能在外面再找融资。”
首批获得资助的电影中，包括了张经纬的《蓝天白云》，如今该片已经杀青，预计2017年上映。
潘卓贤表示，电影人需要清楚自己的市场目标，“如果只是针对本地市场，那计划的投资规模就会相对小。”
与亚洲其他地方的电影计划相比，香港本土电影融资规模在100万～1000万美元之间，皆算中小型项目。毕竟，香港市场容量有限，投资额度过大，最后成本回收必然很难。
叶泽秋用“喜忧参半”来形容如今香港本土电影创作的状况。一方面出现了一批新锐的年轻创作者;另一方面，在“成长的烦恼”中，新导演的本土创作能否形成“风潮”，而非小打小闹，仍未可知。
以老带新
1980年，正值香港电影“新浪潮”勃兴之际，杜琪峰踏入电影界，交出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
对于香港本土题材，杜琪峰有种情结。在《毒战》打入内地市场之前，人们一度认为他是他同代香港导演中为数不多的本土守望者。
如今，以杜琪峰为代表的香港老一代导演，都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助力新导演的创作。
“除却政府资助，没有树立业界口碑的新导演有这些成名导演的监制，非常重要。”叶泽秋说，对新导演来说，这就像一把庇护伞。
“我在香港生活了差不多四五十年了，香港给了我很多东西，我可以给香港什么？”杜琪峰带着这个想法，于2003年参选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任期3年一届，他连任过三届。
在任期间，杜琪峰主推“新浪潮”电影计划，希望延续“新浪潮”精神。
低于35岁的香港电影人都可以参加“新浪潮”计划，入选者可以拿到10万港元资助。杜琪峰说：“就是要锻炼香港下一代人，钱不多，但起码给他们机会。”
自此之后，杜琪峰开始“带人”——那些从“新浪潮”计划走出来的青年创作者。香港编剧韦家辉带新编剧，他则带人做副导演。
叶秋泽的三位学长便是通过“新浪潮”计划被挖掘，并在2016年一起执导了一部杜琪峰监制的本土电影。
香港电影发展局曾资助香港电影总会900余万港元，开办了专业电影人才培训班，共招收138名学员，其中40%是大学毕业生，每人收费两万多港元，同时设有奖学金。培训班开课9个月后，113个学员毕业。
进入培训班本身就是与前辈相识的机会，电影发展局秘书长冯永参加毕业典礼时，发现有3个毕业的同学没有来，“他们已经进了徐克的剧组”。
叶泽秋说，无论是新是老，香港影人对于本土电影都有着一股热情，“创作的冲劲儿一直都在。”
潘卓贤觉得，香港的电影人始终保持高度的“灵活性”，无论是对投资环境的适应，还是创作多元化的探索。
正如《寒战2》编剧吴炜伦在电台访问中所说：“这两年香港新人导演涌现，过往10年都没有这么多新人导演出来。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也许不怎么样，但第二部就会成长起来。也许，很快就会出现新的‘新浪潮’。”
香港，一座映像城市。
这个地方风光绮丽又矛盾重重，很难厘清是城市孕育出丰富奇幻的映像作品，还是电影飞出景框，赋予这个城市多重性格，填充旁观者对它的想象。
香港电影的全盛时代已然过去。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香港观众的片单里出现了一批新的“本土电影”，例如《春娇与志明》《狂舞派》《桃姐》等。这些影片都在讲述香港故事，并且由香港本地团队拍摄。
所谓“香港本土电影”，大多瞄准香港本土的文化情绪，重视香港本土市场。除却《寒战》系列和《春娇与志明》这类具有商业类型片特质的电影，中小成本的香港本土电影在院线还难成气候。
从香港影业协会公布的票房数据来看，近两年香港总票房持续上升，2014年总票房对比前一年增长15.01%，2015年增长20.6%。
近几年的香港市场，好莱坞电影票房节节攀升，单片能突破1亿元票房，而港片最高票房始终保持在4000万元上下，并没有水涨船高的趋势。2015年，香港电影票房冠军《五个小孩的校长》在年度十大卖座电影里仅排末位。
坚守本土的选择，意味着创作者可能需要牺牲一部分商业野心。“北上合拍有困惑，留守本土有压力”，这种局面下，却有一批青年导演依旧守望香港本土。
“迷失”后的反思
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经理潘卓贤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香港本土电影计划报名参加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以期与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制片人、发行商洽谈融资事宜。
“无论是独立制作人，或是知名导演，他们都拿出了针对本土市场的计划。”潘卓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个背景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实施已经超过10个年头。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长冯永回忆，2003年“非典”爆发，香港很多影院零票房，香港电影界向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建议，看能不能打开内地市场，一定程度上助推了CEPA的实施。于是，便有了香港影人中坚力量北上合拍的热潮。
“如今香港本土电影的兴起，其实正是对合拍热潮的一种回应。”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总策划麦圣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影人在北上征途中无暇讲述“香港情绪”。冯永曾评价，那个时期香港影人“迷失”了。也有影评人指出，国际化和内地化的“前狼后虎”，令香港电影日益失去美学上的独立性，长此以往，香港电影必然走向没落。慢慢地，香港影人开始反思：是否该回归本土，讲述那些土生土长的故事？
事实上，香港观众对于本土电影也存在渴求。新晋导演陈志发执导的香港本土电影《点五步》，讲述上世纪80年代香港少年棒球队的故事，在201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点映，反响极佳。
除了传承自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电影，近年来兴起的另一类香港本土电影，是以小成本讲述香港故事的文艺片，如《狂舞派》《哪一天我们会飞》。
20年前，香港几乎没有观众关注文艺片，这让当时刚刚成立、以艺术影院为定位的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经营艰难。
“与从前不一样，现在电影中心已有2万名会员，观众渐渐培养起来了。”麦圣希说，“去油麻地电影中心看文艺片”已是许多香港影迷的日常——油麻地是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所在地。
20年来，香港亚洲电影节等的举办，已经让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逐渐拥有不错的口碑，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喜欢在香港文艺新片中“寻幽探密”的观众。
麦圣希认为，如今观众口味多元化已成趋势。当观众不再满足于在电影院寻求爆米花式的感官刺激，那些能够更深层次与观众产生心灵交流的本土电影，就会找到自己的市场。
学院派新青年
在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的2万名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本土青年导演。他们往往在少年时期就培养了到电影中心观影的习惯，耳濡目染中有了电影梦，于是最终读专业院校，从事了这个行业。
2016年，福建人叶泽秋执导了杜琪峰作品《三人行》的纪录片。毕业以来，他一直与香港电影人有着密切往来。在他看来，如今香港本土文艺电影出现创作热潮，与人才的更新迭代有较大关系。
《喜剧之王》里，龙套演员摸爬滚打成为巨星，是当时香港电影工业的缩影：全盛时代，香港电影人才培养模式较为粗放，从业人员大多出身草根，在片场实战中完成自己的电影教育。“片场教育”的结果是创作者唯市场马首是瞻，“今年热门什么就拍什么”。
现在，香港已有高校培养电影人才。叶泽秋的母校香港演艺学院，同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一起，成为当前香港电影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
艺术影院的熏陶和专业院校的培养改变了本土导演的思维，“现在出现了一批学院派的新导演，使得香港电影得以有机会展示全新的面貌。”叶泽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和早期的许鞍华、徐克海归后在香港电影导演中成为“非主流”不同，学院派是当下这批新导演的主流。
提到坚持本土创作的原因，香港青年电影导演张经纬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电影是一门符号的艺术，电影导演注定受土壤影响，会不自觉地将生长环境中的一系列符号表现出来”，“有些东西只有香港人才会懂，才能拍出其中细微的差别。”
张经纬年轻时学习古典音乐，避不开的“符号”便是“香港”“音乐”和“成长”，他的两部作品《少年滋味》《KJ音乐人生》都围绕着这几个关键词展开。
“年轻人的视野和习惯跟老一辈不太一样了，大家对人文方面的关注度比原来强烈很多。”叶泽秋说。 张经纬曾与许鞍华交流，得到的结论是，拍电影，最重要的是说故事的角度：“不是给年轻人一部机器就能够拍出电影，要看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
这套独特的世界观，源于文化根基。“站在熟悉的文化土壤上，你的表达才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叶秋泽说。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香港新导演摈弃了老港片乐观豁达、百折不挠的香港市井精神，在创作上更多元，但都绕不开本土文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香港的文化焦虑——新导演们面对香港电影的没落，思考着香港文化的弱势状况，言说本土文化的欲望格外强烈。
叶泽秋透露，即使大环境艰难，他的香港同学们仍旧“很理想主义”，“都希望能为本土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新导演守望本土也存在客观因素，叶泽秋说：“这批学院派新人导演错过了香港电影繁荣的工业时代，没有经历太多工业训练，缺少中生代香港导演北上淘金的条件和机遇，留在本土成为第一选择。”
成长的烦恼
对香港的新导演们来说，找投资始终是最大困难，潘卓贤说：“一个电影计划拍拍停停，三到四年才能最终完成，这是常事。”
2011年，香港青年黄修平的《哪一天我们会飞》以及翁子光的《踏血寻梅》同时报名了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获得融资机会。
从找投资到最终问世，两部电影兜转5年。2016年，二者在香港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踏血寻梅》更是包揽香港电影金像奖7项大奖。
“获得资金支持需要信誉，可没钱出不了作品，也就出不来信誉，这就造成一些成长危机。”叶秋泽说，“第一部电影是最难的。”
叶泽秋有三位学长，毕业多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拍摄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完成处女作。这其实是香港新导演的普遍困境。
在潘卓贤看来，香港电影投资市场的好处是国际化，能够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例如，讲述香港西贡蠔涌村故事的本土纪录片《河上变村》，便在亚洲电影投资会找到了法国资金，更得以追踪联系到海外的受访者，扩充了影片视野。
香港政府也注意到为新导演提供资金支持的重要性，出资设立了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直接用于资助电影项目。2007年，香港政府为基金会注入3亿港元，2015年再次注资2亿港元。
2013年，基金会推出“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专门扶植新导演，导演需为香港本土永久居民，可以获得550万港元资助。
然而，通过“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完成拍摄梦想也是一件麻烦事。叶秋泽说：“申请的程序非常繁琐，限制比较多，要求导演有导演工会的推荐。另外，资金不是特别多，也不能在外面再找融资。”
首批获得资助的电影中，包括了张经纬的《蓝天白云》，如今该片已经杀青，预计2017年上映。
潘卓贤表示，电影人需要清楚自己的市场目标，“如果只是针对本地市场，那计划的投资规模就会相对小。”
与亚洲其他地方的电影计划相比，香港本土电影融资规模在100万～1000万美元之间，皆算中小型项目。毕竟，香港市场容量有限，投资额度过大，最后成本回收必然很难。
叶泽秋用“喜忧参半”来形容如今香港本土电影创作的状况。一方面出现了一批新锐的年轻创作者;另一方面，在“成长的烦恼”中，新导演的本土创作能否形成“风潮”，而非小打小闹，仍未可知。
以老带新
1980年，正值香港电影“新浪潮”勃兴之际，杜琪峰踏入电影界，交出处女作《碧水寒山夺命金》。
对于香港本土题材，杜琪峰有种情结。在《毒战》打入内地市场之前，人们一度认为他是他同代香港导演中为数不多的本土守望者。
如今，以杜琪峰为代表的香港老一代导演，都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助力新导演的创作。
“除却政府资助，没有树立业界口碑的新导演有这些成名导演的监制，非常重要。”叶泽秋说，对新导演来说，这就像一把庇护伞。
“我在香港生活了差不多四五十年了，香港给了我很多东西，我可以给香港什么？”杜琪峰带着这个想法，于2003年参选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任期3年一届，他连任过三届。
在任期间，杜琪峰主推“新浪潮”电影计划，希望延续“新浪潮”精神。
低于35岁的香港电影人都可以参加“新浪潮”计划，入选者可以拿到10万港元资助。杜琪峰说：“就是要锻炼香港下一代人，钱不多，但起码给他们机会。”
自此之后，杜琪峰开始“带人”——那些从“新浪潮”计划走出来的青年创作者。香港编剧韦家辉带新编剧，他则带人做副导演。
叶秋泽的三位学长便是通过“新浪潮”计划被挖掘，并在2016年一起执导了一部杜琪峰监制的本土电影。
香港电影发展局曾资助香港电影总会900余万港元，开办了专业电影人才培训班，共招收138名学员，其中40%是大学毕业生，每人收费两万多港元，同时设有奖学金。培训班开课9个月后，113个学员毕业。
进入培训班本身就是与前辈相识的机会，电影发展局秘书长冯永参加毕业典礼时，发现有3个毕业的同学没有来，“他们已经进了徐克的剧组”。
叶泽秋说，无论是新是老，香港影人对于本土电影都有着一股热情，“创作的冲劲儿一直都在。”
潘卓贤觉得，香港的电影人始终保持高度的“灵活性”，无论是对投资环境的适应，还是创作多元化的探索。
正如《寒战2》编剧吴炜伦在电台访问中所说：“这两年香港新人导演涌现，过往10年都没有这么多新人导演出来。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也许不怎么样，但第二部就会成长起来。也许，很快就会出现新的‘新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