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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黎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海南省中南部。黎族历代居住在海南岛上，是海南的原著居民。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海南黎族社会习俗的变迁。这种变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和宗教礼仪习俗的变迁。二者又有不同的种类。造成这种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海南黎族社会生活的改变。在新时代面前，应该要保护黎族优秀的文化习俗，传承优秀黎族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共同创造黎族发展的新局面。
关键词：黎族；枫木镇；社会习俗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047-02
黎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海南省中南部，历代居住在海南岛上，是海南的原著居民。黎族人民能歌善舞，饮食、建筑、服饰、信仰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文化成果；以农业为主，妇女精于纺织，“黎锦”“黎单”闻名于世。
枫木镇地处屯昌县西南部，距县城22千米。东与南吕镇、乌坡镇相连，西、北与南坤镇相望，南与琼中县交界。枫木镇处在屯昌县西南部的交通枢纽，交通便捷，扼琼北各市县通往海南中部腹地之要冲。枫木镇境内居住有汉族、苗族、黎族，三族人民在这里共同发展和生活，和谐相处。
习俗是指人们在日常的物质活动和精神生活中世代相沿、不轻易变更的惯性行为活动及行为代表的固定思维模式。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的前行之中，海南黎族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巨变也造成黎族一些社会习俗的剧烈变迁。1928年秋，时任广东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的黄强等人，从府城出发，开启了穿越黎区的调研。黄强在《五指山问黎记》一书中较为详细记载了黎族的风俗风情、日常生活、信仰等内容，为我们勾画出八十七年前黎族社会的基本情景。八十多年后，我们重访黄强的足迹，将调研选取在屯昌市枫木镇，不仅是因为枫木镇处在黎汉结合带，社会的多元属性更加强烈，而且也是因为这里的民俗变迁显得更为典型。黎族的社会习俗的变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和宗教礼仪习俗的变迁。
一、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
（一）居住习俗的变迁
船形屋是黎族的传统住宅之一，是黎族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根据建筑材料、气候因素以及地理状况等条件创造出来的具有黎族特色的一种茅草屋。传统船形屋外形像船篷，形状类似于拱斗，房屋的主要骨架采用竹木搭成，隶属于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船形屋有高架（干栏式）船形屋与低架（落地式）船形屋之分。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海南》中有这样的记载：“屋宇以竹为棚，下居牲畜，人处其上。”这是对黎族干栏式住宅的一个描写。落地式船形屋，是将干栏式船形屋的栏脚去掉，直接在平地建造而成。无论是高脚还是低脚的船形屋，地板下面都是架空的，这对高温多湿的海南气候无疑是比较适合的。黎族人民为了环境卫生和节省材料，以及其此后受汉族生产、生活的影响并吸取了汉族置床而眠来避潮祛湿的办法，就将船形屋直接建在地势较高的地面上，这样也改变了过去住架空地板时席地而睡的习惯[1]。
我们在调研时发现，随着海南在改革开放中的迅速发展，黎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相较以往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显著的提升，枫木镇大部分地区陆续兴建起现代住宅。较多地区已经建立起了平板房和砖瓦房等现代住宅，不少人家还建立了别墅类的小洋房。但是仍有一些人住在传统的船型屋里，这一部分人中尤以老人为主。黎族住宅建筑的汉化和现代化，是枫木镇黎族居住习俗的一个较为典型的特色。
（二）饮食习俗的变迁
黎族的饮食相对汉族发展较为不足，但这并不妨碍黎族形成本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系统。正如徐万邦、祁庆富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中谈道：“各民族的饮食是由本民族所从事的主要生产部门决定的，同时也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生产活动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吃什么不吃什么又受信仰习俗的影响，所以自然环境和传统观念也是影响饮食的重要因素”[2]黎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形成是地理、社会人文环境、外来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黎族习惯一日三餐，主食大米，有时也吃一些杂粮。黎族习惯把肉菜混合煮食，或者几种菜混合。食盐是必不可少的，辣椒是大多数菜肴的佐料。黎族好清淡少油炸，菜肴加工方式并不复杂。黎族传统饮食中还有风味独特的糯米食品等，同时有许多稻米和其他果蔬制作而成的食物，例如红薯饭、南瓜饭、玉米饭等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枫木镇地区的黎族人民现在普遍采纳了汉族人民的饮食方式，煎炒油炸炖蒸煮，已经成了现今黎族人民饮食的主要加工方式。饮食方式的汉化，是枫木镇黎族饮食习俗的一个重要的变迁，这是民族融合的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体现。
（三）服饰习俗的变迁
黎族独特的服饰——黎锦，既是黎族人民丰富的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黎族妇女高超的织绣技艺及深厚的艺术造诣的反映。黎锦基本色调为黑色和棕色，纺织时不同颜色相间。花纹图案繁复多样，取自人、动物、植物、山水等，共计一百二十多种。黎锦无季节之分，男子服饰多为上身无领对胸和无纽扣麻衣，腰间前后各挂一块长条麻布，额头缠绕黑布或红布；妇女一般穿对襟或偏襟，直领或圆领上衣也较为常见，以贝壳、铜钱、穿珠、骨簪等物品作装饰，装饰风格因人而异。黎族人民很早就懂得利用木棉作为纺织的原料，公元5世纪，黎族的纺织工艺就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
现如今，我们在枫木镇的调研中也发现，黎族的新一代青少年，也普遍接纳了现代服饰。黎人的日常穿着也已经现代化、多样化、个性化。他们不拘泥于特定的服饰，欧美、日韩的样式也深受喜爱，但在黎族重大传统节日到来之际，他们都会穿上本民族的特色的服饰，以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尊重。
二、宗教礼仪习俗的变迁
除了生活习俗的变迁外，礼仪宗教习俗也是我们这次调研的一个重要考察对象。 黎族人民看重宗教仪式和礼仪，人们乐此不疲的原因或许“在于这些仪式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连带感情’可以说，这些仪式是使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共同性的一种手段”[3]。黎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之中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多以祖先崇拜为主，也有一些地区表现为自然崇拜，个别地区仍然残留着氏族图腾崇拜的痕迹。宋朝人曾记载：“荒祠鼓坎坎，老巫舞翩跹，异域俗尚鬼，殊形而垂肩。”黎族信仰习俗之中，祭祀“祖先鬼”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宗教活动。黎族人民为追念黎母繁衍黎人的功绩，告诫后人：女人若不绣面、文身，死后先祖不相认，这和中国较多的少数民族的文身习俗有相同之处。宋人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一书这样记载道：“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盖黎女多美，惜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以砺俗，至今慕而效之。”[4]文身的习俗是黎族宗教信仰的一个代表，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被逐步禁止，现在只有在年纪较大的人们身上才能发现这种黎族的文化符号。
黎族的丧葬礼仪也带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当亲人离世后，黎族人鸣枪报丧，内亲外戚聚在死者家中商量丧葬仪式，同时寨中邻居友人也会自发前来相助。死者洗身后换上新衣，新衣必须反面给死者穿上。死者若为女性，还要在其两边脸颊上涂抹锅底黑灰，以示其生前勤劳，到了阴间受到地府的款待。黎族风俗生前不做棺木，人死后，由死者子女上山伐木制棺，不筑坟不立碑，并用独木棺土葬于氏族的公共墓地。丧葬礼仪仪各地均有一些差异。
我们在枫木镇的调研中发现，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导，黎族的宗教信仰已经弱化。这一点在黎族新一代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是黎族人民仍然重视祭祀祖先的礼仪，因为这不仅代表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而且也代表他们对祖先的敬畏。枫木镇黎族在丧葬仪式上已经简化，但仍然实施土葬的制度。
三、社会习俗变迁的原因分析
枫木镇黎族的社会习俗的变迁折射出海南黎族在新时代下的发展状态。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机遇给海南带来良好的发展环境，海南的经济水平与社会环境不断发展。经济的发展是海南黎族社会习俗变迁的主要原因，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黎族社会的变动。黎族有一些社会习俗是较为原始和落后的，与现代化所提出的诸多要求相违背，被历史逐步淘汰。其次是政治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黎族的一些习俗进行了规范和引导，例如，黎族的文身被当作落后习俗而被逐步禁止，黎族的其他许多习俗也被当成封建残留而被遗弃。当然，民族的融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枫木镇聚居着汉族、苗族和黎族，随着时代的发展，三族人民之间的合作，沟通甚至联姻日渐频繁，这也是造成黎族社会习俗的变迁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四、建议措施
“任何一个民族现有的文化都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和延续。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最重要的途径”[5]。在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冲击下，黎族的社会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受到汉族文化、现代文化的影响，黎族的一些传统习俗也处在不断变迁之中。黎族文化离不开这些核心的传统习俗，如果失去其优秀的传统习俗，将被迅速同化而无法在现代社会立足。因此，要保护黎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其优秀文化习俗是首要的。
在现代文明的日益冲刷下，黎族的社会习俗的变迁反映出黎族文化的变迁，许多具有黎族特色的社会习俗渐渐被淡化、遗忘和抛弃，这必然导致黎族文化的亏空和受损。虽然各个自治区都建立起许多博物馆式的保护措施，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馆”式的模式。最佳的保护方式之一，应该是将黎族文化植根于与其共同诞生、共同发展的优秀文化习俗之中，通过文化内涵与习俗所代表的外在形式之间的支持与反哺，才能守住黎族文化的根基。另外，原地建立民族文化生态村等方式也是可行性和建设性较强的措施。但是，保护黎族文化仅仅靠这些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黎族本族人民的努力。一个民族，若是自己的族人都抛弃了它，那这样的民族是可悲的，也是没有未来的。在黎族人民中加大宣传力度，培养人人有责的保护意识，才是最为长久、最为有效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在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做到与时俱进，黎族传统文化才会在新时代下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和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苏儒光.黎族传统民居建筑类型与演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
[2]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87.
[3][日]冈田谦.尾高邦雄.黎族三峒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17-125.
[4][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5]郭秀丽.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发展建设厂[J].南昌高专学报，2008（3）.
关键词：黎族；枫木镇；社会习俗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047-02
黎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海南省中南部，历代居住在海南岛上，是海南的原著居民。黎族人民能歌善舞，饮食、建筑、服饰、信仰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文化成果；以农业为主，妇女精于纺织，“黎锦”“黎单”闻名于世。
枫木镇地处屯昌县西南部，距县城22千米。东与南吕镇、乌坡镇相连，西、北与南坤镇相望，南与琼中县交界。枫木镇处在屯昌县西南部的交通枢纽，交通便捷，扼琼北各市县通往海南中部腹地之要冲。枫木镇境内居住有汉族、苗族、黎族，三族人民在这里共同发展和生活，和谐相处。
习俗是指人们在日常的物质活动和精神生活中世代相沿、不轻易变更的惯性行为活动及行为代表的固定思维模式。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的前行之中，海南黎族人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巨变也造成黎族一些社会习俗的剧烈变迁。1928年秋，时任广东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的黄强等人，从府城出发，开启了穿越黎区的调研。黄强在《五指山问黎记》一书中较为详细记载了黎族的风俗风情、日常生活、信仰等内容，为我们勾画出八十七年前黎族社会的基本情景。八十多年后，我们重访黄强的足迹，将调研选取在屯昌市枫木镇，不仅是因为枫木镇处在黎汉结合带，社会的多元属性更加强烈，而且也是因为这里的民俗变迁显得更为典型。黎族的社会习俗的变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和宗教礼仪习俗的变迁。
一、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
（一）居住习俗的变迁
船形屋是黎族的传统住宅之一，是黎族人民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根据建筑材料、气候因素以及地理状况等条件创造出来的具有黎族特色的一种茅草屋。传统船形屋外形像船篷，形状类似于拱斗，房屋的主要骨架采用竹木搭成，隶属于传统的竹木结构建筑。船形屋有高架（干栏式）船形屋与低架（落地式）船形屋之分。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海南》中有这样的记载：“屋宇以竹为棚，下居牲畜，人处其上。”这是对黎族干栏式住宅的一个描写。落地式船形屋，是将干栏式船形屋的栏脚去掉，直接在平地建造而成。无论是高脚还是低脚的船形屋，地板下面都是架空的，这对高温多湿的海南气候无疑是比较适合的。黎族人民为了环境卫生和节省材料，以及其此后受汉族生产、生活的影响并吸取了汉族置床而眠来避潮祛湿的办法，就将船形屋直接建在地势较高的地面上，这样也改变了过去住架空地板时席地而睡的习惯[1]。
我们在调研时发现，随着海南在改革开放中的迅速发展，黎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相较以往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显著的提升，枫木镇大部分地区陆续兴建起现代住宅。较多地区已经建立起了平板房和砖瓦房等现代住宅，不少人家还建立了别墅类的小洋房。但是仍有一些人住在传统的船型屋里，这一部分人中尤以老人为主。黎族住宅建筑的汉化和现代化，是枫木镇黎族居住习俗的一个较为典型的特色。
（二）饮食习俗的变迁
黎族的饮食相对汉族发展较为不足，但这并不妨碍黎族形成本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系统。正如徐万邦、祁庆富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中谈道：“各民族的饮食是由本民族所从事的主要生产部门决定的，同时也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生产活动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吃什么不吃什么又受信仰习俗的影响，所以自然环境和传统观念也是影响饮食的重要因素”[2]黎族传统饮食文化的形成是地理、社会人文环境、外来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黎族习惯一日三餐，主食大米，有时也吃一些杂粮。黎族习惯把肉菜混合煮食，或者几种菜混合。食盐是必不可少的，辣椒是大多数菜肴的佐料。黎族好清淡少油炸，菜肴加工方式并不复杂。黎族传统饮食中还有风味独特的糯米食品等，同时有许多稻米和其他果蔬制作而成的食物，例如红薯饭、南瓜饭、玉米饭等等。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枫木镇地区的黎族人民现在普遍采纳了汉族人民的饮食方式，煎炒油炸炖蒸煮，已经成了现今黎族人民饮食的主要加工方式。饮食方式的汉化，是枫木镇黎族饮食习俗的一个重要的变迁，这是民族融合的结果，也是时代进步的体现。
（三）服饰习俗的变迁
黎族独特的服饰——黎锦，既是黎族人民丰富的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黎族妇女高超的织绣技艺及深厚的艺术造诣的反映。黎锦基本色调为黑色和棕色，纺织时不同颜色相间。花纹图案繁复多样，取自人、动物、植物、山水等，共计一百二十多种。黎锦无季节之分，男子服饰多为上身无领对胸和无纽扣麻衣，腰间前后各挂一块长条麻布，额头缠绕黑布或红布；妇女一般穿对襟或偏襟，直领或圆领上衣也较为常见，以贝壳、铜钱、穿珠、骨簪等物品作装饰，装饰风格因人而异。黎族人民很早就懂得利用木棉作为纺织的原料，公元5世纪，黎族的纺织工艺就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
现如今，我们在枫木镇的调研中也发现，黎族的新一代青少年，也普遍接纳了现代服饰。黎人的日常穿着也已经现代化、多样化、个性化。他们不拘泥于特定的服饰，欧美、日韩的样式也深受喜爱，但在黎族重大传统节日到来之际，他们都会穿上本民族的特色的服饰，以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尊重。
二、宗教礼仪习俗的变迁
除了生活习俗的变迁外，礼仪宗教习俗也是我们这次调研的一个重要考察对象。 黎族人民看重宗教仪式和礼仪，人们乐此不疲的原因或许“在于这些仪式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连带感情’可以说，这些仪式是使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共同性的一种手段”[3]。黎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之中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多以祖先崇拜为主，也有一些地区表现为自然崇拜，个别地区仍然残留着氏族图腾崇拜的痕迹。宋朝人曾记载：“荒祠鼓坎坎，老巫舞翩跹，异域俗尚鬼，殊形而垂肩。”黎族信仰习俗之中，祭祀“祖先鬼”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宗教活动。黎族人民为追念黎母繁衍黎人的功绩，告诫后人：女人若不绣面、文身，死后先祖不相认，这和中国较多的少数民族的文身习俗有相同之处。宋人周去非在其《岭外代答》一书这样记载道：“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盖黎女多美，惜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以砺俗，至今慕而效之。”[4]文身的习俗是黎族宗教信仰的一个代表，但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被逐步禁止，现在只有在年纪较大的人们身上才能发现这种黎族的文化符号。
黎族的丧葬礼仪也带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当亲人离世后，黎族人鸣枪报丧，内亲外戚聚在死者家中商量丧葬仪式，同时寨中邻居友人也会自发前来相助。死者洗身后换上新衣，新衣必须反面给死者穿上。死者若为女性，还要在其两边脸颊上涂抹锅底黑灰，以示其生前勤劳，到了阴间受到地府的款待。黎族风俗生前不做棺木，人死后，由死者子女上山伐木制棺，不筑坟不立碑，并用独木棺土葬于氏族的公共墓地。丧葬礼仪仪各地均有一些差异。
我们在枫木镇的调研中发现，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导，黎族的宗教信仰已经弱化。这一点在黎族新一代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是黎族人民仍然重视祭祀祖先的礼仪，因为这不仅代表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而且也代表他们对祖先的敬畏。枫木镇黎族在丧葬仪式上已经简化，但仍然实施土葬的制度。
三、社会习俗变迁的原因分析
枫木镇黎族的社会习俗的变迁折射出海南黎族在新时代下的发展状态。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机遇给海南带来良好的发展环境，海南的经济水平与社会环境不断发展。经济的发展是海南黎族社会习俗变迁的主要原因，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黎族社会的变动。黎族有一些社会习俗是较为原始和落后的，与现代化所提出的诸多要求相违背，被历史逐步淘汰。其次是政治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黎族的一些习俗进行了规范和引导，例如，黎族的文身被当作落后习俗而被逐步禁止，黎族的其他许多习俗也被当成封建残留而被遗弃。当然，民族的融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枫木镇聚居着汉族、苗族和黎族，随着时代的发展，三族人民之间的合作，沟通甚至联姻日渐频繁，这也是造成黎族社会习俗的变迁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四、建议措施
“任何一个民族现有的文化都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和延续。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最重要的途径”[5]。在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冲击下，黎族的社会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受到汉族文化、现代文化的影响，黎族的一些传统习俗也处在不断变迁之中。黎族文化离不开这些核心的传统习俗，如果失去其优秀的传统习俗，将被迅速同化而无法在现代社会立足。因此，要保护黎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其优秀文化习俗是首要的。
在现代文明的日益冲刷下，黎族的社会习俗的变迁反映出黎族文化的变迁，许多具有黎族特色的社会习俗渐渐被淡化、遗忘和抛弃，这必然导致黎族文化的亏空和受损。虽然各个自治区都建立起许多博物馆式的保护措施，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馆”式的模式。最佳的保护方式之一，应该是将黎族文化植根于与其共同诞生、共同发展的优秀文化习俗之中，通过文化内涵与习俗所代表的外在形式之间的支持与反哺，才能守住黎族文化的根基。另外，原地建立民族文化生态村等方式也是可行性和建设性较强的措施。但是，保护黎族文化仅仅靠这些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黎族本族人民的努力。一个民族，若是自己的族人都抛弃了它，那这样的民族是可悲的，也是没有未来的。在黎族人民中加大宣传力度，培养人人有责的保护意识，才是最为长久、最为有效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在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做到与时俱进，黎族传统文化才会在新时代下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和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苏儒光.黎族传统民居建筑类型与演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
[2]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87.
[3][日]冈田谦.尾高邦雄.黎族三峒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17-125.
[4][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5]郭秀丽.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发展建设厂[J].南昌高专学报，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