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是一首出自《诗经·采薇》的戎卒返乡诗，唱出了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情怀。而在当今，这首诗用来形容离家在大城市漂泊的“村二代”更显贴切。不同的是，让“村二代”们“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不是在大城市经历了什么不能向家人诉说的辛酸，而是在城市与农村的空间转换中，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地域经济发展差异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
　　贫困悲剧一直在发生
　　两个女儿，外加一对龙凤胎，在外人看来这样儿女双全的家庭应该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可甘肃一个村庄的妈妈却选择杀死4个孩子，然后服毒自杀。不日，该女子丈夫也服毒身亡。这条新闻引起了舆论的轰动，掌控话語权的城市阶层很难理解这种现象，甚至怀疑农妇存在严重的精神问题，他们很难想象如今的社会还存在因贫困而自杀的行为。作为自小生长在河南中部农村的孩子，记者对这种现象早已时有耳闻。
　　记者家乡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户人家办白事，按照习俗，户主从邻村请来几位大厨掌勺，以款待来宾。按照约定成俗的规矩，被请来的大厨并没有任何薪资上的报酬，而在白事结束后，主人会送上剩余的鸡鸭鱼肉若干。有一大厨惦念在家的妻子与孩子已经数月未知肉味，便把一碗肉藏在了大衣中，意图带回家给家人尝尝。也许是“盗窃”技艺并不熟练，这名大厨的意图很快就被其他几名厨子得知。这几名厨子闲来无事，有意作弄他一番。在这名大厨怀揣着这碗肉正要离开时，其他厨子故意上前攀谈拉扯，让这碗肉掉在了地上。在其余人自鸣得意之时，这名大厨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其他几位厨子以为这不过多了一段今后向旁人吹嘘的谈资，便各忙各的，没太当回事。可是，几个小时后噩耗传来，这名大厨回家后上吊自杀了。这件事情虽然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很多年龄稍大的人唏嘘，但很快就被遗忘。看似宁静祥和的乡村，仿佛能包容人世间的任何不幸。农村家长在教训哭泣的子女时通常会说：“打掉了牙往肚里咽，憋住！”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农村在面临不幸事件时的心态。
　　如果没有公安与媒体的介入，甘肃这件人间惨剧事发后，当地人也许会在短暂的错愕之后，把这种自己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归结为自杀村妇想不开或者有精神病，不会从中得出哪怕是心灵鸡汤式的感悟，依然会按照原本的生活方式机械地活着，不会因此而做出任何改变。
　　绝望的根源在于看不到希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没有如城市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还是在物质生活上有了长足的地步。即便是农村贫困的家庭，靠着耕地与政府的各项补助资金，基本的温饱问题还是能够满足。普通农户也早有了彩电、洗衣机等现代化设备，个别家庭甚至还有了空调、汽车。可悲剧似乎比记者记忆中的过去并没有减少多少。就在去年，记者所在村庄的一位外出务工者因为没有挣到钱，在过年回家的火车上，心灰意冷之下在卫生间上吊，幸好被乘务员及时发现而保得一命。
　　已解决温饱家庭的主要收入已经与耕地脱钩，几乎完全靠外出务工获得。记者采访到的家乡一位年近30的壮汉，小学时便已辍学，如今已有两个孩子，他的遭遇就是如此。他跟随本村人在附近地区从事电力维修、安装等工作，每天工资一般都在200元以上，月收入能维持在七八千元左右。而他们家的3亩地收入，由于今年的玉米价格暴跌到每斤7角钱以下，3亩土地一年收入乐观估计是2000元，这还没算人工费用。如果算上自己为土地投入的工时，他苦笑道：“纯粹赔钱。”这也是当今农村的现状，绝大多数青年人与中年人，早已不再重视土地，如果不是因为父母的不停督促与同村长辈舆论的压力，他们压根不会去看一眼自家的耕地。
　　在甘肃农户自杀的事件中，也存在这种状况。家庭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农妇的丈夫务工收入太少，然后才会对失去每年数千元的低保产生如此剧烈的反应。而且，自杀农户家庭尚有3头耕牛与一头猪，还远没到食不果腹的地步。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对此做出了解释：“绝望比贫穷更可怕。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成为一种绝望的感觉。现今社会，如何来保护甚至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已显得非常重要。更重要的在于，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你可能贫困，但不至于绝望。”
　　让知识在城市创造价值
　　社会底层若要向上流动，获取知识是唯一的途径。可目前农村教育问题却面临窘境。在成片的耕地中，突兀地耸立着十几栋高楼，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杰作，一度被当地乡政府作为脸面。不过当地人介绍说：“稍微赚点钱的年轻人都去县城买房了，这样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与教育，留下一帮老年人买楼房干嘛，还不方便。”农村教育质量的落后，不仅仅是学校的原因，还在农村上学的孩子一般都由爷爷奶奶照看，老年人的见识无法给孩子学业上的指导，由于体力原因，对孩子完全是放羊式管理。电子产品与网络的兴起，更是加剧了这一状况，很多本来被老师认为是天资聪慧的学生，很快就荒废了学业。稍微有点见识的家长，即使还没有在县城买房，也会把孩子送往县城私立的寄宿制学校读书。一位家长说：“这样至少学习时间有保障，在农村学校上学，只要放了学一群孩子就到处野，连家都不回，怎么能学好？私立学校老师都很负责，经常给我打电话汇报孩子成绩，而家里老人对孩子学习什么都不懂。”县城私立学校学费包含食宿在内每年约5000元左右，对于完全在外务工地的夫妻来说，一个月的工资绰绰有余。但有这样见识的父母并不多见，很多父母不再把上大学视为孩子的人生选项，并为此给出各种理由：大学不包分配还上大学干什么？大学生太多了，难找工作，大学生工资还不如我在建筑工地挣得多等言论，这和十年前农村父母的心态完全不同，那时候尽管比现在穷得多，但经常会以“邻村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前途不可限量”等话语激励孩子努力学习。在城市家庭，父母不仅对孩子严格教育，甚至会倾尽家财送孩子出国留学。对比之下，记者悲哀地发现，阶层固化竟是社会底层自身的短视导致。
　　在甘肃那起惨剧发生后，政府的反应不可谓不快。虽然事隔不足两月，记者在家乡河南农村调查时看到，“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的标语已经刷满了街头巷尾，虽然不知能否让漠视知识的父母有所改变，但基层政府已然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希望通过此举在农村重塑“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在这个时代，单纯因为贫困而饿死人的事件几乎不会再出现，但知识贫乏导致见识与能力出现局限性，相比知识丰富者，选择职业的机会更少，在工作遇到挫折时更容易失对生活的希望而走向极端。
　　仅仅拥有知识还是不够的，由于缺乏现代工业与金融等基础，很多专业知识在农村并没有用武之地。除了知识之外，还需要优越的地理位置。自杀家庭的男主人大专毕业，在当地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学识明显好于当地其他人，可由于所在位置是与外界来往比较困难的山村，弱化了知识的作用，以至于他只能在工厂做一名薪资少得可怜的小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有依附于城市，知识的价值才会被认可，在这一点上，惨剧发生后，政府的反应也非常及时。10月11日，国务院在发布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中提出，推动我国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坚决打破“玻璃门”，严格防止“被落户”。同时确定，在转移人口落户时当地与外地非户籍人口实行相同落户条件，确保城市新老居民同城同待遇。上海大学教授张炎夏指出：“城镇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改善现有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这是基于农村人口的过多已经导致农业根本没有利润的事实，而农业不能赚钱就不可能持续发展，如今农村人口还能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单纯地以农业为生。”
　　习近平主席在上任之初，便走访了中国最贫困的村落，对农村的改革一直都在继续。中国文明的发展以农业为根基，可如今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已然遭遇发展困境。无论农民在土地上付出多少辛劳，收获总是让人失望。让农民摆脱贫困，还需要创造性的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