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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官員吃飯的時候，通常旁邊坐著一個買單的老闆。很多官員都有幾個給他買單的老闆，反過來，很多老闆都認識幾個官員，他們之間建立了很緊密的官商關係。如果商人要辦事，官員可以給予政策照顧，在行政上可以加快審批，一路綠燈。萬一上了法院，可能幫他打個招呼。在這個局部，老闆實際上成了老大，而官員實際上成了老闆的代理人。
官控之下的官商關係，我猜有這樣收放的定律：如果大家的日子過得比較緊，那就無為而治，輕徭薄賦，讓他們發達起來。這是“放”。放得比較厲害了，再放的空間就有限了。“收”的利益漸漸大於“放”的利益的時候，就到了一個轉折點，官就開始傾向於“收”。每收一點都是巨大利益，比如多收一點稅、多加一點市場進入的門檻。官家的或者國有企業或者官辦企業，在市場進入的範圍內做一點壟斷經營，利益巨大。根據歷史上的一些案例，就能看到好像有兩道線：低於那道線就開始放，到了另一道線就開始收，形成了波浪形的收放曲線。我要確認這個假說需要更多的史實支持，如果證實了，那大概就是官商關係的一種定律，從官對商的控制角度看可能有這麼一個關係。
但是現在出了一個新情況，就是牛羊可以跑了——移民。這時候就需要拿出一些讓他們放心的東西：一是提高市場經濟的純度，一是提高司法公正的純度。這可能是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國際的背景下，老闆可以“用腳投票”的條件下，推出的一個新政商關係的均衡點。
商人劉學詢的
“黑紅白”三條路
劉學詢黑白紅三道通吃。劉學詢是一個商人，他面前有三條路：黑道、白道、紅道。那看看這位商人，分析這位商人的各種選擇及其利弊。劉學詢是一個賭商，這種身份有點特殊。商人的一般利益在於，第一，財產保護。第二，市場儘可能開放。賭商雖然要求財產保護，但不要求市場開放。這是賭場生意的特殊性。
就一般意義的商人來說，黑白紅這三條道，都是可以選擇的道路。白道，處理好跟官家的關係，這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紅道則是白道走不通的時候的選項。如果跟官家的關係處理不好，如果商人對官家絕望了，就像牛羊面對定期屠宰的絕望一樣，那麼，商人就會考慮走紅道，像法國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級一樣，集體起來鬧革命，換一個政府，最好讓官家聽資本的指揮，由資本控制起來。這是資本的集團利益。所以走紅道也是商人的正常選項，在歷史上就是搞資本主義革命。
當然鬧革命的風險很大，需要準確的利害計算。資助某些合法的NGO或許還行，如果資助海外民運，官家來查稅也能查死你，所以不能輕易地幹這個事。膽子大點或許可以悄悄地幹，比劉學詢的調子還要低。這是第二條路，在官商關係處理不好的情況下逼出來的路。
第三條路就是黑道。商人追求利益和安全。從追求利益的角度看，什麼手段盈利高，就應該採用什麼手段。壟斷盈利高就爭取壟斷，黑道盈利高就走來黑道，當然也要考慮安全問題。總之是利害計算問題。
在歷史上經常可以看到，正常的海商，忽然開始搶劫。有一段時間，商人既是海盜又是商人，還兼走私者。在歐洲歷史上這是很尋常的，什麼身份獲利大就進入什麼身份。走私盈利就走私，走私風險大，合法經商盈利高，那就合法經商。如果搶劫合算，風險不大，就在方便的時候搶一把。對於海上的商人來說，這就是一個利益比較的問題。這個道理對於商人是普遍適用的。
總之，擺出來的這三條路：紅、白、黑，究竟選擇哪條，取決於利益大小。而利益大小，又取決於約束條件，尤其是制度條件。各種權利保護程度如何，市場准入程度如何。在特定制度約束下，哪個利益最高就選哪個。在晚清的制度條件下，三條道都能選，哪種風險都沒有大到不能走的程度，於是劉學詢就三條道一起走。
資本局部蛻變的“一個人的革命”
秦漢以來的中國是官家主義。什麼時候資本說了算，資本主義革命就完成了。但是資本在中國始終未能擺脫牛羊的地位，只不過是長了犄角的牛羊，可以跑到海外的牛羊。事實上，許多牛羊在某個局部已經成了獅子老虎，成了某個山頭的山大王。我把這種局部發生的革命稱為“一個人的革命”。
一個普遍現象是，某個官員吃飯的時候，通常坐著一個買單的老闆。很多官員都有幾個給他買單的老闆，反過來，很多老闆都認識幾個官員，他們之間建立了很緊密的官商關係。老闆給官員的孩子出國留學掏錢，給他們家裝修甚至買房掏錢，兩個人關係很鐵，官員的很多私事老闆就給他辦了。如果商人要辦事，官員可以給予政策照顧，在行政上可以加快審批，一路綠燈。萬一上了法院，可能幫他打個招呼。在這個局部，老闆實際上成了老大，而官員實際上成了老闆的代理人。我把這種變化稱為“一個人的革命”。當代政商關係已經發生了調整，資本已經在許多地方說了算。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因為在這種關係中，官商雙雙獲利。對老闆來說，收買官員很合算，很便宜。某個官員不好說話，要價太高，商人可以去找另一個。縣長要價高，我去找書記。書記不行我去找某個常委。這裡的常委全不買帳，還有上級領導，還可以去找常委們的領導。這種官場競爭關係，可以保證官員的開價不會高得離譜，於是老闆就可以很便宜地完成一個人的革命。但是，官員的保護，優惠政策，價值是多少呢？生意越大，政治投入的收益也越大，這是正比關係。反過來說，如果老闆不走這條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路，非要走紅道，政治風險立刻大增。
但是，一個人的革命雖然短期合算，長期卻未必。第一，官員的任期並不長，新官來了，老關係就可能作廢。第二，收買官員是非法的，屬於危險的關係。一般來說，老闆們不缺錢，家產千萬甚至上億的，最缺的是安全。可是，為了多掙一點錢，反而要冒險玩命，這是不合理的。萬一某個官員進去，他也可能被牽連進去。老闆在市場風險之外，又被迫擔負了官場內鬥的風險，政治風險。可是，不走這條路，其他路又不好走。這就是民企老闆的困境。在這種格局裡，未來將如何展開，走向是什麼，官商關係的新均衡狀態是什麼樣，政商關係的出路何在，值得關注。
官控之下的官商關係，我猜有這樣收放的定律：如果大家的日子過得比較緊，那就無為而治，輕徭薄賦，讓他們發達起來。這是“放”。放得比較厲害了，再放的空間就有限了。“收”的利益漸漸大於“放”的利益的時候，就到了一個轉折點，官就開始傾向於“收”。每收一點都是巨大利益，比如多收一點稅、多加一點市場進入的門檻。官家的或者國有企業或者官辦企業，在市場進入的範圍內做一點壟斷經營，利益巨大。根據歷史上的一些案例，就能看到好像有兩道線：低於那道線就開始放，到了另一道線就開始收，形成了波浪形的收放曲線。我要確認這個假說需要更多的史實支持，如果證實了，那大概就是官商關係的一種定律，從官對商的控制角度看可能有這麼一個關係。
但是現在出了一個新情況，就是牛羊可以跑了——移民。這時候就需要拿出一些讓他們放心的東西：一是提高市場經濟的純度，一是提高司法公正的純度。這可能是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國際的背景下，老闆可以“用腳投票”的條件下，推出的一個新政商關係的均衡點。
商人劉學詢的
“黑紅白”三條路
劉學詢黑白紅三道通吃。劉學詢是一個商人，他面前有三條路：黑道、白道、紅道。那看看這位商人，分析這位商人的各種選擇及其利弊。劉學詢是一個賭商，這種身份有點特殊。商人的一般利益在於，第一，財產保護。第二，市場儘可能開放。賭商雖然要求財產保護，但不要求市場開放。這是賭場生意的特殊性。
就一般意義的商人來說，黑白紅這三條道，都是可以選擇的道路。白道，處理好跟官家的關係，這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紅道則是白道走不通的時候的選項。如果跟官家的關係處理不好，如果商人對官家絕望了，就像牛羊面對定期屠宰的絕望一樣，那麼，商人就會考慮走紅道，像法國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級一樣，集體起來鬧革命，換一個政府，最好讓官家聽資本的指揮，由資本控制起來。這是資本的集團利益。所以走紅道也是商人的正常選項，在歷史上就是搞資本主義革命。
當然鬧革命的風險很大，需要準確的利害計算。資助某些合法的NGO或許還行，如果資助海外民運，官家來查稅也能查死你，所以不能輕易地幹這個事。膽子大點或許可以悄悄地幹，比劉學詢的調子還要低。這是第二條路，在官商關係處理不好的情況下逼出來的路。
第三條路就是黑道。商人追求利益和安全。從追求利益的角度看，什麼手段盈利高，就應該採用什麼手段。壟斷盈利高就爭取壟斷，黑道盈利高就走來黑道，當然也要考慮安全問題。總之是利害計算問題。
在歷史上經常可以看到，正常的海商，忽然開始搶劫。有一段時間，商人既是海盜又是商人，還兼走私者。在歐洲歷史上這是很尋常的，什麼身份獲利大就進入什麼身份。走私盈利就走私，走私風險大，合法經商盈利高，那就合法經商。如果搶劫合算，風險不大，就在方便的時候搶一把。對於海上的商人來說，這就是一個利益比較的問題。這個道理對於商人是普遍適用的。
總之，擺出來的這三條路：紅、白、黑，究竟選擇哪條，取決於利益大小。而利益大小，又取決於約束條件，尤其是制度條件。各種權利保護程度如何，市場准入程度如何。在特定制度約束下，哪個利益最高就選哪個。在晚清的制度條件下，三條道都能選，哪種風險都沒有大到不能走的程度，於是劉學詢就三條道一起走。
資本局部蛻變的“一個人的革命”
秦漢以來的中國是官家主義。什麼時候資本說了算，資本主義革命就完成了。但是資本在中國始終未能擺脫牛羊的地位，只不過是長了犄角的牛羊，可以跑到海外的牛羊。事實上，許多牛羊在某個局部已經成了獅子老虎，成了某個山頭的山大王。我把這種局部發生的革命稱為“一個人的革命”。
一個普遍現象是，某個官員吃飯的時候，通常坐著一個買單的老闆。很多官員都有幾個給他買單的老闆，反過來，很多老闆都認識幾個官員，他們之間建立了很緊密的官商關係。老闆給官員的孩子出國留學掏錢，給他們家裝修甚至買房掏錢，兩個人關係很鐵，官員的很多私事老闆就給他辦了。如果商人要辦事，官員可以給予政策照顧，在行政上可以加快審批，一路綠燈。萬一上了法院，可能幫他打個招呼。在這個局部，老闆實際上成了老大，而官員實際上成了老闆的代理人。我把這種變化稱為“一個人的革命”。當代政商關係已經發生了調整，資本已經在許多地方說了算。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因為在這種關係中，官商雙雙獲利。對老闆來說，收買官員很合算，很便宜。某個官員不好說話，要價太高，商人可以去找另一個。縣長要價高，我去找書記。書記不行我去找某個常委。這裡的常委全不買帳，還有上級領導，還可以去找常委們的領導。這種官場競爭關係，可以保證官員的開價不會高得離譜，於是老闆就可以很便宜地完成一個人的革命。但是，官員的保護，優惠政策，價值是多少呢？生意越大，政治投入的收益也越大，這是正比關係。反過來說，如果老闆不走這條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路，非要走紅道，政治風險立刻大增。
但是，一個人的革命雖然短期合算，長期卻未必。第一，官員的任期並不長，新官來了，老關係就可能作廢。第二，收買官員是非法的，屬於危險的關係。一般來說，老闆們不缺錢，家產千萬甚至上億的，最缺的是安全。可是，為了多掙一點錢，反而要冒險玩命，這是不合理的。萬一某個官員進去，他也可能被牽連進去。老闆在市場風險之外，又被迫擔負了官場內鬥的風險，政治風險。可是，不走這條路，其他路又不好走。這就是民企老闆的困境。在這種格局裡，未來將如何展開，走向是什麼，官商關係的新均衡狀態是什麼樣，政商關係的出路何在，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