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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不同时期的“换妻”谋略
给风流披上道德的外衣
真正的英雄并不怕和“色”字沾边，而大多数有英雄情结的男子更以“美人配英雄”为人生一大追求。蒋介石也不例外。就连他青楼嫖妓一事，也做得是尽人皆知，毫不避讳。
蒋介石虽为一个革命者，但是也曾经流连青楼。他正是在青楼巧遇娘姨姚冶诚，与之发生感情，后来纳她为妾。
但是这件事在蒋介石的口中却演变成另一个版本。蒋介石对二夫人陈洁如是这么说的：“1916年刺客到处寻找我，要刺杀我，我藏身于苏州的‘苏州乐园’。在那里，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做歌女的姚氏。她是一位娇小玲珑的美女，长得很迷人，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一个对她感兴趣的有钱人大发醋劲，几次警告我不要和她来往，并当着众人的面，让姚氏表示和我分手。当姚不答应时，那个家伙竟将一盘鱼翅菜扣在姚的脸上，姚被烫伤了。我闻知十分愤怒，决定把姚带出那家乐园，纳为侍妾。姚对我的举动十分感激。”单纯的陈洁如对蒋介石的故事深信不疑。于是蒋介石就把自己纳妾的丑闻改头换面成“英雄救美人”的故事了。
另外，蒋介石每次为了迎娶新人，也都是用道德的外衣掩盖自己的风流。他为了能和陈洁如在一起，想要休掉毛福梅。就在毛福梅帮助他办完蒋母的丧葬大事后，蒋介石对她及两个儿子去信说：“余葬母已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奔波。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从前有“七出之条”，现在蒋介石成功而冠冕堂皇地炮制出了“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条”！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奇谈怪论。而蒋介石偏偏就发挥厚黑之人脸厚心黑的本事，给他的风流披上道德的外衣，让人哭笑不得无法反驳。于是蒋介石就是既抱得美人归，又为自己铺垫下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号，完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传承已久的“七出之条”为男子的风流披上了道德的外衣，使女子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丝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有很多的“陈世美”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前程而另结新欢，而抛弃自己的结发之妻。而一些柔弱的女子往往也会信以为真地替丈夫的前途考虑，让位于别的女人，让婚姻结束于荒谬的谎言。而蒋介石完好地继承了这些“优良品质”，给他的每一次风流都披上了道德的外衣。
另一半可以衬托自己的身份
普通人都会认为只有权力、地位、金钱，甚或是豪宅、名车、名表可以衬托一个人的身份。但一个人选择的伴侣实际上也能体现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蒋介石就是一个深谙此中之道的人。
民国时代，很多军阀或政客都从旧式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转向了新式婚姻的自由恋爱。他们的原配往往都是没有文化的乡下姑娘，而新妻子则一般都是能写会算、追求进步的新式女人。蒋介石是玩转政治的高手，自然知道，一个优秀的夫人能够在内政外交上带给自己多大的帮助，因此单单把迎娶宋美龄看做是满足他自己的私欲是片面的。这场婚姻更多是为了政治上的考量。
宋美龄仪态高雅、雍容华贵，加上天生丽质，是有名的美人；宋家是上海的巨富，与美国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放眼当时的中国，她的确是数一数二的。蒋介石心里明白，像毛氏、姚氏、陈氏这样的妻子，虽可以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但是要母仪天下，还是担待不起的。而只有宋美龄这样的女人，才能担得起中国“第一夫人”的称号。
虽然蒋介石休妻再娶的行为是有争议的，但是试想若不是宋美龄，毛福梅、姚冶诚甚至陈洁如三人中，又有哪一个可以登上国际舞台，和外国元首交谈甚欢？又有谁可以获得更多国际上的支持，为中国革命出力？
蒋介石的择妻观表现出他的投机之道：一个人的奋斗毕竟势单力薄，找一位与自己身份相称的伴侣，既可以衬托自己的身份，又可以促使自己更加成功，可谓事半功倍。而无论作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不断地充实自己，能够让自己的爱人看到自己的价值，并与爱人相扶与共，这样才能维持长久而幸福的婚姻。
婚姻需要的是谨慎，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如果你决定了自己想要相守终身的人，就应该懂得珍惜和知足。永远都会有更优秀的人出现，但是幸福却并不会始终在你身边。蒋介石虽然风流，但是他跟宋美龄的感情却始终稳定和融洽。因为他们的婚姻就是1+1>2的组合。
光有一份兴盛的事业而没有一个贤内助，和光有一份炽烈的感情而没有一份能保障这份感情的生计都是不合适的。蒋介石对另一半的选择表现出他的择偶观：另一半应该具备相当的素质，应该能衬托自己的身份。这样才能水涨船高，共同进步。
学会欣赏内外兼具的美
蒋介石在选择她的每一个配偶时都充分重视外表和内在，他自诩为一个英雄而且怀抱着统一中国的豪情壮志，自然需要一位美人来与他匹配。但他绝对不是仅仅注意外表的庸俗狭隘之人，他同样关注对方的内在。
结发妻子毛福梅大他三岁，小家碧玉，温柔敦厚，具有一种母性的美，她孝顺父母，在婆婆去世时殚精竭虑，筹办葬礼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并在婆婆反对儿子外出求学时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她既有持家的能力，又有甘守本分的美德，是传统而典型的中国妇女。
蒋介石的二任妻子陈洁如身材高挑，美丽潇洒，并且受到过良好的西式教育，会说俄文、英文，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时作为他的秘书和翻译，随侍左右，相伴相随。她的知书达理使得她从普通女性中跳脱而出，以其独特的魅力让在戎马中奔波劳碌的蒋介石感到温柔和体贴。
最后与蒋介石携手走完一生的宋美龄美丽动人，时尚摩登，是当时上层社会有名的美人。她不仅容貌美丽动人，而且和欧美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她以她特有的作用和方式，对蒋介石的事业进行影响，蒋介石也因为宋美龄的一系列活动，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也赢得了下属的尊重和爱戴。
蒋介石也是一个生性风流，好美色的男子。但是我们看到他在择偶过程中，由择貌向择德转变，再而择才，最后则是择势而取。这不仅表现出他的择偶观，也间接反映了他的用人观。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位仪表不凡或如花似玉的“美神”作为自己的伴侣。仅仅是因为对方的长相平凡，语不惊人感到不满足，或是由于对方的“年轻貌美”而牵动情思，恐怕有失偏颇。因为择偶不是在选择供人玩赏的艺术品，而是在选择生活的伴侣、事业上的支持者。如果在选择恋人时仅仅是以对方外表的美优丑劣作为惟一的或者主要标准，无视或者忽视对方的内在美，这种爱情的结合，至少是不完美的。
蒋介石找到宋美龄作为自己的理想伴侣，是看中她外在与内在美的统一，然而如此理想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多见的。恐怕这也是蒋介石最得意也最成功的一次投机。
随着地位爬升不断换妻
蒋介石重用的大政客杨森就曾娶过12个老婆，子女多达39人。他更是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爱前进的人，我也要找一个爱前进的伴侣。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的伴侣有小脚，还有大脚的；论文化水准，有不识字的，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这样时代前进，我前进，我的伴侣也在前进。”杨森这种将女性物化的择偶观深刻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性。
由蒋母包办的妻子毛福梅温柔贤良、相夫教子、侍养老人，但是日本留学归来的蒋介石已不是当年那个顽皮少年，而是一个欲干大事业的青年革命党人了；同他交往的人不再是赤脚裸肩的放牛娃，而是衣冠楚楚、谈吐不俗的人物了。如果说，在浙东农村，小家碧玉的毛福梅还熠熠发光的话，站在此时的蒋介石身边，就显得泥土气息太重了。蒋对妻子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毛福梅于他如昔日黄花，宜时不宜景了。
而年轻的陈洁如，在上海俄文专修学校毕业，会讲俄语、英语。她高挑身材，戴金丝边眼镜，文静高雅。陈洁如可以做蒋的秘书，在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随侍左右，并能任蒋的翻译。这些自然是毛福梅比不了的，但是蒋介石的野心决不仅仅只在黄埔军校，而是整个中国，而能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的不是陈洁如，而是宋美龄。
宋美龄的高贵、美貌、大气在当时的中国，都无人能出其右。在家内，她是一个推崇西式生活的新潮太太，在政坛上，她是美丽雍容的第一夫人。就连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对她毕恭毕敬，因为她的家族和自己表现出的那种高贵不可侵犯的姿态，都让人心悦诚服。
这些民国政客们始乱终弃的行为无论用什么借口去抬举，终究是会被时间剥去伪装，露出其赤裸的丑恶面目和时代的局限性。
（据《蒋介石六十大诀笔》）
列宁的同居女人
1964年4月，苏联当局突然关闭了英国《泰晤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站，将该报记者驱逐出境，罪名是这家报纸“污蔑了对每一个苏维埃人来说是崇高和神圣的东西”，“它的肮脏的手指玷污了我们对苏维埃政权之父的记忆”。苏联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得人们莫名其妙，纷纷打听《泰晤士报》触犯了甚么大忌。
事情的经过是：1964年4月，《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谈列宁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和列宁关系密切的名叫印涅萨·阿曼德的女人。其实这个故事一年前就由《斯拉夫研究》披露，后来英国的《交流》又加以转载，苏联并没有有对这两家杂志大动干戈。而当《泰晤士报》提到这个故事并说明出自《斯拉夫研究》时，苏联方面终于隐忍不住，把这家世界大报的记者扫地出门。
印涅萨·阿曼德出生于法国巴黎，后来被在俄国的姑妈领养，在俄国长大。青年时代她思想激进，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小说《怎么办？》影响。后来她嫁了人，生了四个孩子，但对职业革命生涯的向往使她和丈夫最终分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1910年阿曼德和列宁在巴黎相遇。列宁青年时期也是个车尔尼雪夫斯基迷，所以他借用了车氏的书名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文章的题目，而这个共同点成了他们之间最初的媒介。在此之前，阿曼德早就读过列宁那篇《怎么办》，对这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十分倾心。而列宁也早就听说了这个美貌能干的女人。
在列宁和阿曼德相遇后，他们一起在巴黎、波兰的克拉可夫和德国的波恩之间辗转流亡，彼此住得很近，有时就在一幢房子里。他们常常一起散步，阿曼德既为列宁弹钢琴，也为他做饭和缝补衣服。1912年列宁还派遣阿曼德回俄国从事秘密工作，但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被逮捕，后来由她当时还没有正式离婚的丈夫保出，回到了列宁的身边。列宁对这个女人十分信任，1914年7月甚至派她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的其它领导人颇为不满。
列宁夫人对丈夫和阿曼德之间的关系完全知晓，她比列宁年长两岁，而且没有子嗣。她知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应该怎么办。她几次向列宁提出自己退出以成全他们，但列宁命令她：“不行，你必须留在这里。”她忠诚地执行了丈夫的命令，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始终没有对阿曼德表现出半点醋意。
阿曼德死于1920年。据苏俄女革命家柯伦泰回忆，在参加她的葬礼时，伤心过度的列宁看上去几乎要昏厥。尽管苏俄高层对阿曼德和列宁之间的真正关系心知肚明，但他们却把这段私情视为国家机密，一直掩盖了大半个世纪。只是到了九十年代，随著苏联解体和苏共档案的公开，人们才知道原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圣人还有过这么一段齐人之福。
（据《书屋》）
给风流披上道德的外衣
真正的英雄并不怕和“色”字沾边，而大多数有英雄情结的男子更以“美人配英雄”为人生一大追求。蒋介石也不例外。就连他青楼嫖妓一事，也做得是尽人皆知，毫不避讳。
蒋介石虽为一个革命者，但是也曾经流连青楼。他正是在青楼巧遇娘姨姚冶诚，与之发生感情，后来纳她为妾。
但是这件事在蒋介石的口中却演变成另一个版本。蒋介石对二夫人陈洁如是这么说的：“1916年刺客到处寻找我，要刺杀我，我藏身于苏州的‘苏州乐园’。在那里，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做歌女的姚氏。她是一位娇小玲珑的美女，长得很迷人，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一个对她感兴趣的有钱人大发醋劲，几次警告我不要和她来往，并当着众人的面，让姚氏表示和我分手。当姚不答应时，那个家伙竟将一盘鱼翅菜扣在姚的脸上，姚被烫伤了。我闻知十分愤怒，决定把姚带出那家乐园，纳为侍妾。姚对我的举动十分感激。”单纯的陈洁如对蒋介石的故事深信不疑。于是蒋介石就把自己纳妾的丑闻改头换面成“英雄救美人”的故事了。
另外，蒋介石每次为了迎娶新人，也都是用道德的外衣掩盖自己的风流。他为了能和陈洁如在一起，想要休掉毛福梅。就在毛福梅帮助他办完蒋母的丧葬大事后，蒋介石对她及两个儿子去信说：“余葬母已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奔波。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从前有“七出之条”，现在蒋介石成功而冠冕堂皇地炮制出了“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条”！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奇谈怪论。而蒋介石偏偏就发挥厚黑之人脸厚心黑的本事，给他的风流披上道德的外衣，让人哭笑不得无法反驳。于是蒋介石就是既抱得美人归，又为自己铺垫下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号，完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传承已久的“七出之条”为男子的风流披上了道德的外衣，使女子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丝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有很多的“陈世美”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前程而另结新欢，而抛弃自己的结发之妻。而一些柔弱的女子往往也会信以为真地替丈夫的前途考虑，让位于别的女人，让婚姻结束于荒谬的谎言。而蒋介石完好地继承了这些“优良品质”，给他的每一次风流都披上了道德的外衣。
另一半可以衬托自己的身份
普通人都会认为只有权力、地位、金钱，甚或是豪宅、名车、名表可以衬托一个人的身份。但一个人选择的伴侣实际上也能体现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蒋介石就是一个深谙此中之道的人。
民国时代，很多军阀或政客都从旧式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转向了新式婚姻的自由恋爱。他们的原配往往都是没有文化的乡下姑娘，而新妻子则一般都是能写会算、追求进步的新式女人。蒋介石是玩转政治的高手，自然知道，一个优秀的夫人能够在内政外交上带给自己多大的帮助，因此单单把迎娶宋美龄看做是满足他自己的私欲是片面的。这场婚姻更多是为了政治上的考量。
宋美龄仪态高雅、雍容华贵，加上天生丽质，是有名的美人；宋家是上海的巨富，与美国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放眼当时的中国，她的确是数一数二的。蒋介石心里明白，像毛氏、姚氏、陈氏这样的妻子，虽可以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但是要母仪天下，还是担待不起的。而只有宋美龄这样的女人，才能担得起中国“第一夫人”的称号。
虽然蒋介石休妻再娶的行为是有争议的，但是试想若不是宋美龄，毛福梅、姚冶诚甚至陈洁如三人中，又有哪一个可以登上国际舞台，和外国元首交谈甚欢？又有谁可以获得更多国际上的支持，为中国革命出力？
蒋介石的择妻观表现出他的投机之道：一个人的奋斗毕竟势单力薄，找一位与自己身份相称的伴侣，既可以衬托自己的身份，又可以促使自己更加成功，可谓事半功倍。而无论作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不断地充实自己，能够让自己的爱人看到自己的价值，并与爱人相扶与共，这样才能维持长久而幸福的婚姻。
婚姻需要的是谨慎，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如果你决定了自己想要相守终身的人，就应该懂得珍惜和知足。永远都会有更优秀的人出现，但是幸福却并不会始终在你身边。蒋介石虽然风流，但是他跟宋美龄的感情却始终稳定和融洽。因为他们的婚姻就是1+1>2的组合。
光有一份兴盛的事业而没有一个贤内助，和光有一份炽烈的感情而没有一份能保障这份感情的生计都是不合适的。蒋介石对另一半的选择表现出他的择偶观：另一半应该具备相当的素质，应该能衬托自己的身份。这样才能水涨船高，共同进步。
学会欣赏内外兼具的美
蒋介石在选择她的每一个配偶时都充分重视外表和内在，他自诩为一个英雄而且怀抱着统一中国的豪情壮志，自然需要一位美人来与他匹配。但他绝对不是仅仅注意外表的庸俗狭隘之人，他同样关注对方的内在。
结发妻子毛福梅大他三岁，小家碧玉，温柔敦厚，具有一种母性的美，她孝顺父母，在婆婆去世时殚精竭虑，筹办葬礼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并在婆婆反对儿子外出求学时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她既有持家的能力，又有甘守本分的美德，是传统而典型的中国妇女。
蒋介石的二任妻子陈洁如身材高挑，美丽潇洒，并且受到过良好的西式教育，会说俄文、英文，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时作为他的秘书和翻译，随侍左右，相伴相随。她的知书达理使得她从普通女性中跳脱而出，以其独特的魅力让在戎马中奔波劳碌的蒋介石感到温柔和体贴。
最后与蒋介石携手走完一生的宋美龄美丽动人，时尚摩登，是当时上层社会有名的美人。她不仅容貌美丽动人，而且和欧美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她以她特有的作用和方式，对蒋介石的事业进行影响，蒋介石也因为宋美龄的一系列活动，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也赢得了下属的尊重和爱戴。
蒋介石也是一个生性风流，好美色的男子。但是我们看到他在择偶过程中，由择貌向择德转变，再而择才，最后则是择势而取。这不仅表现出他的择偶观，也间接反映了他的用人观。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位仪表不凡或如花似玉的“美神”作为自己的伴侣。仅仅是因为对方的长相平凡，语不惊人感到不满足，或是由于对方的“年轻貌美”而牵动情思，恐怕有失偏颇。因为择偶不是在选择供人玩赏的艺术品，而是在选择生活的伴侣、事业上的支持者。如果在选择恋人时仅仅是以对方外表的美优丑劣作为惟一的或者主要标准，无视或者忽视对方的内在美，这种爱情的结合，至少是不完美的。
蒋介石找到宋美龄作为自己的理想伴侣，是看中她外在与内在美的统一，然而如此理想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多见的。恐怕这也是蒋介石最得意也最成功的一次投机。
随着地位爬升不断换妻
蒋介石重用的大政客杨森就曾娶过12个老婆，子女多达39人。他更是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爱前进的人，我也要找一个爱前进的伴侣。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的伴侣有小脚，还有大脚的；论文化水准，有不识字的，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这样时代前进，我前进，我的伴侣也在前进。”杨森这种将女性物化的择偶观深刻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性。
由蒋母包办的妻子毛福梅温柔贤良、相夫教子、侍养老人，但是日本留学归来的蒋介石已不是当年那个顽皮少年，而是一个欲干大事业的青年革命党人了；同他交往的人不再是赤脚裸肩的放牛娃，而是衣冠楚楚、谈吐不俗的人物了。如果说，在浙东农村，小家碧玉的毛福梅还熠熠发光的话，站在此时的蒋介石身边，就显得泥土气息太重了。蒋对妻子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毛福梅于他如昔日黄花，宜时不宜景了。
而年轻的陈洁如，在上海俄文专修学校毕业，会讲俄语、英语。她高挑身材，戴金丝边眼镜，文静高雅。陈洁如可以做蒋的秘书，在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随侍左右，并能任蒋的翻译。这些自然是毛福梅比不了的，但是蒋介石的野心决不仅仅只在黄埔军校，而是整个中国，而能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的不是陈洁如，而是宋美龄。
宋美龄的高贵、美貌、大气在当时的中国，都无人能出其右。在家内，她是一个推崇西式生活的新潮太太，在政坛上，她是美丽雍容的第一夫人。就连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对她毕恭毕敬，因为她的家族和自己表现出的那种高贵不可侵犯的姿态，都让人心悦诚服。
这些民国政客们始乱终弃的行为无论用什么借口去抬举，终究是会被时间剥去伪装，露出其赤裸的丑恶面目和时代的局限性。
（据《蒋介石六十大诀笔》）
列宁的同居女人
1964年4月，苏联当局突然关闭了英国《泰晤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站，将该报记者驱逐出境，罪名是这家报纸“污蔑了对每一个苏维埃人来说是崇高和神圣的东西”，“它的肮脏的手指玷污了我们对苏维埃政权之父的记忆”。苏联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得人们莫名其妙，纷纷打听《泰晤士报》触犯了甚么大忌。
事情的经过是：1964年4月，《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谈列宁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和列宁关系密切的名叫印涅萨·阿曼德的女人。其实这个故事一年前就由《斯拉夫研究》披露，后来英国的《交流》又加以转载，苏联并没有有对这两家杂志大动干戈。而当《泰晤士报》提到这个故事并说明出自《斯拉夫研究》时，苏联方面终于隐忍不住，把这家世界大报的记者扫地出门。
印涅萨·阿曼德出生于法国巴黎，后来被在俄国的姑妈领养，在俄国长大。青年时代她思想激进，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小说《怎么办？》影响。后来她嫁了人，生了四个孩子，但对职业革命生涯的向往使她和丈夫最终分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1910年阿曼德和列宁在巴黎相遇。列宁青年时期也是个车尔尼雪夫斯基迷，所以他借用了车氏的书名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文章的题目，而这个共同点成了他们之间最初的媒介。在此之前，阿曼德早就读过列宁那篇《怎么办》，对这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十分倾心。而列宁也早就听说了这个美貌能干的女人。
在列宁和阿曼德相遇后，他们一起在巴黎、波兰的克拉可夫和德国的波恩之间辗转流亡，彼此住得很近，有时就在一幢房子里。他们常常一起散步，阿曼德既为列宁弹钢琴，也为他做饭和缝补衣服。1912年列宁还派遣阿曼德回俄国从事秘密工作，但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被逮捕，后来由她当时还没有正式离婚的丈夫保出，回到了列宁的身边。列宁对这个女人十分信任，1914年7月甚至派她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的其它领导人颇为不满。
列宁夫人对丈夫和阿曼德之间的关系完全知晓，她比列宁年长两岁，而且没有子嗣。她知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应该怎么办。她几次向列宁提出自己退出以成全他们，但列宁命令她：“不行，你必须留在这里。”她忠诚地执行了丈夫的命令，不但留了下来，而且始终没有对阿曼德表现出半点醋意。
阿曼德死于1920年。据苏俄女革命家柯伦泰回忆，在参加她的葬礼时，伤心过度的列宁看上去几乎要昏厥。尽管苏俄高层对阿曼德和列宁之间的真正关系心知肚明，但他们却把这段私情视为国家机密，一直掩盖了大半个世纪。只是到了九十年代，随著苏联解体和苏共档案的公开，人们才知道原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圣人还有过这么一段齐人之福。
（据《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