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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元首”经过
中央苏区在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准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以他在全国的威望，当上了“开国元首”——
筹备会议召开
1931年9月28日午后，刚刚指挥3万红军将士粉碎国民党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的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急着要做两件大事：一是指挥红军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势，分兵在闽赣两省边境各县消灭土豪地主武装盘踞的反革命据点，巩固发展苏区；二是准备一个月后的11月7日在长汀城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早在1930年2月，中共中央就意识到，加强对全国红军与苏维埃区域的联系与指导已十分重要。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催促下，遂于这年的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选举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只是由于受到党内李立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干扰和准备工作未完成等原因，“一苏大会”开幕日期被延迟到1930年12月11日，开会地点也由上海改至朱毛红军活动的江西中央苏区。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苏区连续三次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根本无法集中精力筹备“建国”之事，“一苏大会”只好又被迫第三次延期，最后确定于1931年11月7日正式开幕。开会地点，已初步确定在闽西的长汀县城。
叶坪村，位于瑞金县城东北5公里处，整个村子掩映在一片参天古樟树林中。村中一棵巨大的空心古樟旁有一幢两层的小楼房。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红军领导人，就暂时住在这里。
确定会议地址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正准备在住处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研究“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突然卫兵前来报告，说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和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来了。毛泽东一听，忙说：“快请他们进来。”
寒暄一阵之后，邓小平应毛泽东的要求，开始了他的汇报。邓小平最后说：“现在，瑞金县局势稳定。全县的土地，也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和以人口平分的办法，分配完毕。县委还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干部。”说到这里，他抽了一口烟，微笑着望着毛泽东：“听说11月7日要召开全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瑞金人民都很高兴，希望能在瑞金召开大会，将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
毛泽东笑着用手指点点邓小平：“呵呵，你这位邓书记还蛮会做工作嘛。”他转身对朱德、项英等说，“是呀，我们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到底放在哪个地方开更好，临时中央政府到底设在哪个地方更合适，我们是要认真研究一下。”
的确，红军总部在兴国时，大家对瑞金的情况还不很清楚。听了邓小平的汇报，清楚多了。大家认为，原先决定在长汀开“一苏大会”，主要是考虑那里党和群众的基础都好。现在看来，那个地方偏僻了一点，如果将临时中央政府设在那里，不便于指导其他苏区的斗争。而瑞金的条件比长汀更好。看来，选择瑞金作“一苏大会”的开会地点，并将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较为适宜。
选出“国家元首”
出席大会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共有六七百人。叶坪村中惟一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屋子，就是一幢旧祠堂。这是村中谢氏的祖祠，青砖灰瓦半寺式的建筑，大约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祠堂分前、正两厅，中间开有天井。厅内竖有16根圆木立柱，支撑着屋架。木柱底座为红石，四周镌刻着奔马浮雕，屋檐斗拱绘有栩栩如生的花鸟山水图案。正厅前用花格屏风隔出一座神龛，这是供奉村中谢氏祖先牌位的地方。
项英说，就将大会会场设在这幢祠堂里吧。 毛泽东说，在那里开会可以，不过那是老百姓的宗祠，供奉着他们的祖先牌位，要很好地与群众商量，妥善安置好。项英找到村中的长辈商议。长辈们说：“在我们的祖祠开基立国，工农自己坐天下，我们哪有不支持的道理？”
项英遵照毛泽东的吩咐，让村中的长辈们另择一地建了一间房子，将祠堂里供奉的祖先牌位请到了那里。大会筹备处请来了泥木工人师傅，拆去厅中的花格屏风，屋顶盖上透明的玻璃瓦，用木板将天井盖好。整个大厅变得宽敞明亮，被装扮得庄严辉煌：由神龛改建而成的主席台，正面墙上贴着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画像，画像中间挂着鲜红的镰刀斧头红旗；主席台两侧贴上了对联，左联是“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右联是“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主席台上方悬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横幅标语；主席台前沿，放着一块横匾，上书“工农堡垒，民主专政”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大厅里整整齐齐排列着200多张长条木凳，用作代表们的座席；大厅的圆木柱之间拉起了绳子，挂满了红红绿绿写满各式标语的三角彩旗。
按原定计划，大会开幕这一天，要举行庄严的阅兵式。红军总参谋部长叶剑英选定叶坪村东北一片宽阔的稻田，组织部队将它平整好，辟建成红军阅兵场。木工师傅在阅兵场西头的大樟树下，用木头临时搭了个红军检阅台。人们担心大会召开时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打惯了游击的毛泽东说，我们与蒋介石捉惯了迷藏，开大会也可与他玩玩捉迷藏，在别的地方搞个假会场，骗他一骗，不就得了。负责大会安全保卫的王稼祥和邓发认为这个主意好，决定将假会场设在长汀城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新生的红色国家。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这可是“开国元首”。谁来当这个“开国元首”？这可是“一苏大会”筹备工作中需要解决的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早在193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一开始，有人提议向忠发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向忠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党的最高领导人。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让他担任“开国元首”，似乎顺理成章。不料张闻天首先反对：“我认为，忠发同志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他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提另外的人选。
王明发言说：苏维埃主席问题，确是个大问题，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因此我觉得除特生以外没有别的人，但他又不在苏区，同时在秘密条件下又不妥当，这是要注意的。
王明所说的“特生”，是向忠发的化名。他赞成向忠发当主席，但又认为他不在苏区，不太妥当，自相矛盾。大家继续议论。讨论中逐渐明确，不论谁担任主席职务，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工作。按这两项基本条件，人们对各苏区的主要领导人逐个议论排名，排来排去，最后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主持会议的向忠发表态说：“我同意闻天意见……我觉得泽东可做主席。”主席人选就这样初步确定下来。会后，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拟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提议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局表示同意，后又由远东局报到莫斯科，很快得到了批准，批准毛泽东当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阅兵仪式
1931年11月7日，东方熹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邓发、周以栗、叶剑英、张鼎丞、曾山等红军将领，依次登上了检阅台。参加“一苏大会”的代表和瑞金县的观礼群众，站满检阅台两侧。百名号手立在检阅台前，铜号擦得锃亮。项英宣布：“阅兵典礼开始！”百名号手吹起嘹亮的集合号。雄壮的号声冲破云霄。
阅兵总指挥彭德怀跑步来到检阅台前：“报告总司令、总政委：阅兵总指挥彭德怀率部队接受检阅，请指示！”朱德和毛泽东回礼。朱德命令：“开始！”彭德怀回答：“是！”转身跑步至队前，下令：“开始！”
在嘹亮的致敬号中，一队队披着战火硝烟、精神抖擞的红军将士，列成方队，由红旗引导，行注目礼，威武雄壮地通过检阅台。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们，站立在检阅台前，微笑着挥手向红军致意。
“同志们好！”毛泽东大声地亲切问候。“首长好！”红军战士们齐声回答。 “同志们辛苦了！”“为苏维埃战斗！”
观礼席中呼起了口号：“红军万岁！”“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整个阅兵场沸腾起来。
太阳出来了，阅兵典礼圆满结束。人们按预定方案，迅速疏散，检阅台也披上了防空伪装。大约8时许，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从北边天空滚过来。几架涂着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耀武扬威地直朝瑞金县城飞去。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又朝福建长汀县城飞去，将“一苏大会”假会场炸得稀烂。
当日下午，“一苏大会”开幕式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隆重举行。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周以栗、曾山、陈正人、张鼎丞、邓广仁等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都是主席团成员。
（据《中华魂》顾育豹/文)
朱德的“长征散步”
朱德对长征有过这样轻松愉快的回忆：“当过草地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是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他的夫人康克清甚至形容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除了因为她“很善于骑马和走路”之外，还有和她同行的人们：“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有时还唱《马赛曲》。”
在经过十分凶险的草地时，这对革命夫妻还有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这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朱德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逢到极困难事情，一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
了解朱德长征经历的人，可以掂出朱德这段话沉甸甸的分量。他三过雪山、草地，经历了长征中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在那些生死存亡的时刻，如果朱德做不到“愈是困难，愈是镇静”、“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后果会迥然相异。
读了朱德的长征回忆，人们在赞叹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同时，不难从中学到一种对待人生逆境、险境的达观态度。在长征中，朱德是一个红军高级军事领导者，肩上承担的责任可谓重如泰山。那时他需要考虑的完全不是什么一己之安危，而是整个革命队伍的生存问题。而细细体味朱德回忆长征的话，正是一个有着大无畏精神的革命者对如何应对困境、险境、绝境的深刻总结。有牺牲的勇气，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是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如朱德所说，“个人是无所谓的”。而对于一个身负千万人命运的领导者来说，必须动脑子，想办法，渡过难关险境。必须于紧急危困之中学会急中生“静”、急中生“勇”、急中生“智”，方能“履险如夷”，最后“化险为夷”。
在长征途中，那些久经考验、信念坚强，而身体却未必个个强健的革命者，同样也十分积极乐观。这也正是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弱小的群体能够战胜无数艰难困苦，最后绝处逢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康克清曾在长征路上回忆“吃过的好东西”，邓小平等人在长征中也经常在一起争论回锅肉是四川的好吃还是湖南的好吃之类的话题。这些“精神会餐”，为同行的战友放松了心情，也表达了对凶险敌情的一种蔑视，正所谓“愈是危险，愈是冷静平淡”。
所以，朱德的长征回忆，在杰出的领导者中其实是一个如何战胜艰难险阻的普遍经验，我们大约可以把它概括为“乐观的心态”、“冷静的精神”，再加上“智慧的头脑”。
（据《光明日报》）
中央苏区在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准备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以他在全国的威望，当上了“开国元首”——
筹备会议召开
1931年9月28日午后，刚刚指挥3万红军将士粉碎国民党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的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急着要做两件大事：一是指挥红军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势，分兵在闽赣两省边境各县消灭土豪地主武装盘踞的反革命据点，巩固发展苏区；二是准备一个月后的11月7日在长汀城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早在1930年2月，中共中央就意识到，加强对全国红军与苏维埃区域的联系与指导已十分重要。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催促下，遂于这年的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选举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只是由于受到党内李立三“左”倾盲动错误的干扰和准备工作未完成等原因，“一苏大会”开幕日期被延迟到1930年12月11日，开会地点也由上海改至朱毛红军活动的江西中央苏区。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苏区连续三次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根本无法集中精力筹备“建国”之事，“一苏大会”只好又被迫第三次延期，最后确定于1931年11月7日正式开幕。开会地点，已初步确定在闽西的长汀县城。
叶坪村，位于瑞金县城东北5公里处，整个村子掩映在一片参天古樟树林中。村中一棵巨大的空心古樟旁有一幢两层的小楼房。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红军领导人，就暂时住在这里。
确定会议地址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正准备在住处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研究“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突然卫兵前来报告，说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和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来了。毛泽东一听，忙说：“快请他们进来。”
寒暄一阵之后，邓小平应毛泽东的要求，开始了他的汇报。邓小平最后说：“现在，瑞金县局势稳定。全县的土地，也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和以人口平分的办法，分配完毕。县委还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干部。”说到这里，他抽了一口烟，微笑着望着毛泽东：“听说11月7日要召开全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瑞金人民都很高兴，希望能在瑞金召开大会，将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
毛泽东笑着用手指点点邓小平：“呵呵，你这位邓书记还蛮会做工作嘛。”他转身对朱德、项英等说，“是呀，我们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到底放在哪个地方开更好，临时中央政府到底设在哪个地方更合适，我们是要认真研究一下。”
的确，红军总部在兴国时，大家对瑞金的情况还不很清楚。听了邓小平的汇报，清楚多了。大家认为，原先决定在长汀开“一苏大会”，主要是考虑那里党和群众的基础都好。现在看来，那个地方偏僻了一点，如果将临时中央政府设在那里，不便于指导其他苏区的斗争。而瑞金的条件比长汀更好。看来，选择瑞金作“一苏大会”的开会地点，并将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较为适宜。
选出“国家元首”
出席大会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共有六七百人。叶坪村中惟一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屋子，就是一幢旧祠堂。这是村中谢氏的祖祠，青砖灰瓦半寺式的建筑，大约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祠堂分前、正两厅，中间开有天井。厅内竖有16根圆木立柱，支撑着屋架。木柱底座为红石，四周镌刻着奔马浮雕，屋檐斗拱绘有栩栩如生的花鸟山水图案。正厅前用花格屏风隔出一座神龛，这是供奉村中谢氏祖先牌位的地方。
项英说，就将大会会场设在这幢祠堂里吧。 毛泽东说，在那里开会可以，不过那是老百姓的宗祠，供奉着他们的祖先牌位，要很好地与群众商量，妥善安置好。项英找到村中的长辈商议。长辈们说：“在我们的祖祠开基立国，工农自己坐天下，我们哪有不支持的道理？”
项英遵照毛泽东的吩咐，让村中的长辈们另择一地建了一间房子，将祠堂里供奉的祖先牌位请到了那里。大会筹备处请来了泥木工人师傅，拆去厅中的花格屏风，屋顶盖上透明的玻璃瓦，用木板将天井盖好。整个大厅变得宽敞明亮，被装扮得庄严辉煌：由神龛改建而成的主席台，正面墙上贴着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画像，画像中间挂着鲜红的镰刀斧头红旗；主席台两侧贴上了对联，左联是“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右联是“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主席台上方悬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横幅标语；主席台前沿，放着一块横匾，上书“工农堡垒，民主专政”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大厅里整整齐齐排列着200多张长条木凳，用作代表们的座席；大厅的圆木柱之间拉起了绳子，挂满了红红绿绿写满各式标语的三角彩旗。
按原定计划，大会开幕这一天，要举行庄严的阅兵式。红军总参谋部长叶剑英选定叶坪村东北一片宽阔的稻田，组织部队将它平整好，辟建成红军阅兵场。木工师傅在阅兵场西头的大樟树下，用木头临时搭了个红军检阅台。人们担心大会召开时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打惯了游击的毛泽东说，我们与蒋介石捉惯了迷藏，开大会也可与他玩玩捉迷藏，在别的地方搞个假会场，骗他一骗，不就得了。负责大会安全保卫的王稼祥和邓发认为这个主意好，决定将假会场设在长汀城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新生的红色国家。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这可是“开国元首”。谁来当这个“开国元首”？这可是“一苏大会”筹备工作中需要解决的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早在193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一开始，有人提议向忠发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向忠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党的最高领导人。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让他担任“开国元首”，似乎顺理成章。不料张闻天首先反对：“我认为，忠发同志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他没有说明理由，也没有提另外的人选。
王明发言说：苏维埃主席问题，确是个大问题，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因此我觉得除特生以外没有别的人，但他又不在苏区，同时在秘密条件下又不妥当，这是要注意的。
王明所说的“特生”，是向忠发的化名。他赞成向忠发当主席，但又认为他不在苏区，不太妥当，自相矛盾。大家继续议论。讨论中逐渐明确，不论谁担任主席职务，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工作。按这两项基本条件，人们对各苏区的主要领导人逐个议论排名，排来排去，最后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主持会议的向忠发表态说：“我同意闻天意见……我觉得泽东可做主席。”主席人选就这样初步确定下来。会后，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拟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提议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远东局表示同意，后又由远东局报到莫斯科，很快得到了批准，批准毛泽东当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阅兵仪式
1931年11月7日，东方熹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邓发、周以栗、叶剑英、张鼎丞、曾山等红军将领，依次登上了检阅台。参加“一苏大会”的代表和瑞金县的观礼群众，站满检阅台两侧。百名号手立在检阅台前，铜号擦得锃亮。项英宣布：“阅兵典礼开始！”百名号手吹起嘹亮的集合号。雄壮的号声冲破云霄。
阅兵总指挥彭德怀跑步来到检阅台前：“报告总司令、总政委：阅兵总指挥彭德怀率部队接受检阅，请指示！”朱德和毛泽东回礼。朱德命令：“开始！”彭德怀回答：“是！”转身跑步至队前，下令：“开始！”
在嘹亮的致敬号中，一队队披着战火硝烟、精神抖擞的红军将士，列成方队，由红旗引导，行注目礼，威武雄壮地通过检阅台。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们，站立在检阅台前，微笑着挥手向红军致意。
“同志们好！”毛泽东大声地亲切问候。“首长好！”红军战士们齐声回答。 “同志们辛苦了！”“为苏维埃战斗！”
观礼席中呼起了口号：“红军万岁！”“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整个阅兵场沸腾起来。
太阳出来了，阅兵典礼圆满结束。人们按预定方案，迅速疏散，检阅台也披上了防空伪装。大约8时许，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从北边天空滚过来。几架涂着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耀武扬威地直朝瑞金县城飞去。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又朝福建长汀县城飞去，将“一苏大会”假会场炸得稀烂。
当日下午，“一苏大会”开幕式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隆重举行。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周以栗、曾山、陈正人、张鼎丞、邓广仁等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都是主席团成员。
（据《中华魂》顾育豹/文)
朱德的“长征散步”
朱德对长征有过这样轻松愉快的回忆：“当过草地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是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他的夫人康克清甚至形容长征“就像在野外散步”，除了因为她“很善于骑马和走路”之外，还有和她同行的人们：“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有时还唱《马赛曲》。”
在经过十分凶险的草地时，这对革命夫妻还有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这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朱德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逢到极困难事情，一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
了解朱德长征经历的人，可以掂出朱德这段话沉甸甸的分量。他三过雪山、草地，经历了长征中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在那些生死存亡的时刻，如果朱德做不到“愈是困难，愈是镇静”、“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后果会迥然相异。
读了朱德的长征回忆，人们在赞叹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同时，不难从中学到一种对待人生逆境、险境的达观态度。在长征中，朱德是一个红军高级军事领导者，肩上承担的责任可谓重如泰山。那时他需要考虑的完全不是什么一己之安危，而是整个革命队伍的生存问题。而细细体味朱德回忆长征的话，正是一个有着大无畏精神的革命者对如何应对困境、险境、绝境的深刻总结。有牺牲的勇气，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是做到这一点的必要条件。如朱德所说，“个人是无所谓的”。而对于一个身负千万人命运的领导者来说，必须动脑子，想办法，渡过难关险境。必须于紧急危困之中学会急中生“静”、急中生“勇”、急中生“智”，方能“履险如夷”，最后“化险为夷”。
在长征途中，那些久经考验、信念坚强，而身体却未必个个强健的革命者，同样也十分积极乐观。这也正是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弱小的群体能够战胜无数艰难困苦，最后绝处逢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康克清曾在长征路上回忆“吃过的好东西”，邓小平等人在长征中也经常在一起争论回锅肉是四川的好吃还是湖南的好吃之类的话题。这些“精神会餐”，为同行的战友放松了心情，也表达了对凶险敌情的一种蔑视，正所谓“愈是危险，愈是冷静平淡”。
所以，朱德的长征回忆，在杰出的领导者中其实是一个如何战胜艰难险阻的普遍经验，我们大约可以把它概括为“乐观的心态”、“冷静的精神”，再加上“智慧的头脑”。
（据《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