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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存良，绛县安峪镇东三涧村人，今年96岁了，1940年参加革命。在革命队伍中，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西南剿匪。几十年来，许多经历早已记忆模糊，但抗战时的情景却常常在脑海中翻腾。我在战斗中多次负伤，身上留有敌人的弹片，一只眼珠被取掉，换成了假眼。现为三级残废军人。
我的老家原在河南，荒乱年间，祖辈们担挑肩背着仅有的家当来到绛县东三涧村，在当地给人打短工、做长工，勉强度日。我有姐弟五个，两个姐姐，兄弟中我排行第二。哥哥在干活中又被砸伤了身体，因没钱找医生，病死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只好将年幼的弟弟送人养活，从此失去了联系。
1937年7月后，父母在南樊镇上给人打工，一家五口人住在镇上的一间破房子里。那时，大姐17岁，二姐15岁，我12岁。南樊镇上经常有部队驻扎通过，每到逢集时就到街上宣传抗日，我和姐姐经常到集上去看演出，那些是犧盟会的队伍，大力动员青年参军抗日。我也渐渐知道了一些日本人的凶恶和抗日的道理。一天，二姐上街出去就没回家，家里到处找不到，父母心急火燎，寝食难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知道二姐那时跟着牺盟会的队伍参军走了。
1938年，日本人来了，到村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次，为躲避日本人，大姐藏在了一个封闭很严的柜子里，等日军走后，家里人找到她时，她已停止了呼吸。家里原有的6口人就剩下父母和我3口，姐姐的死使我更加痛恨日本人了。此后，父母还是给人做雇工，我干不了地里活，就给别人家看孩子，将就有口饭吃。
1939年，日本人已把据点扎在了距东三涧村五里地的董封村大庙里。我也稍大些了，日本人抓苦力，村人让我去顶差。到董封后，大庙里就是日本人的红部，村里还有警备队、情报班等伪军驻扎。他们看我干不了大活，就让我在日本人的情报班干扫地、提水、端盘子等杂活。
情报班有个大个子队员，看样子很凶。他有时对我很关照，时常弄些好吃的给我吃，有时又对我很严厉，不让我乱说乱动。我想接近他，又有些怕他，只能默默地听他的话。慢慢的，他让我到董封村河西三里地的北柳村送纸条，纸条上写的什么我也不认识。他把纸条叠好塞在我的衣服缝里，让我送到北柳村西一个小庙后的石碑下面，用砖头压好，并且不能告诉任何人。就这样送了好几次。后来的一次，他让我将纸条送到北柳村戏台旁一个放垃圾的木桶里。我刚到北柳村，远远就看到了一个在董封红部给日本人干活的人，还带着枪。我赶紧把纸条拿出来吞进嘴里，嚼碎咽了下去。他来到我跟前看到我正吃东西，就问我吃的什么，我说没什么，就是一点馍馍渣。他不信，就用刺刀撬开我的嘴巴，没看到什么，才半信半疑地放开了我。
我回到董封，赶紧把情况告诉了大个子，他让我赶快走。那时已是黄昏，董封村四个城门，有三个早就被日本人封了，不让人通过。只有东门是日本人把守，让村里干农活的人进出。我来到东门口，躲在城根一堵矮墙豁后，看到来往的人拿着良民证，还要被盘问搜身。我没有良民证，无法出去，急得不知该怎么办。等了很久，正好有一辆给日本人拉了高高一车木头的大马车进来停在城门口，接受检查。我个子低，便蹭地一下爬过墙豁，趁日军对赶车人盘查之机，猫着腰迅速从大车的另一侧悄悄地溜了出去，钻进了路边的玉米地里。
天黑后，我穿过一块块高低不平的庄稼地，一口气跑过董封南河，找到五里地外郇王村北门口住的一个朋友郭春云家。郭春云比我年龄大些，他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后，又把我领到董封河岸上一个看瓜的地窖里，把上面掩盖好，让我躲在里面。每天晚上他给我送些吃的，待了几天。一天夜里，他让人领着我摸黑走了几十里山地，爬上了磨里峪的干粮沟。在那里，我见到了抗日游击队的首长。后来，我知道了这位首长就是吴少康同志。那天是1940年的11月10日，那年我15岁。
天亮后，战友们给我领来了一套粗布军装，让我换掉了原来早已破旧肮脏的衣服，我穿上后，虽然因身材瘦小不太合身，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不久队伍就转移到里册峪，在这里，我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和训练。那时山上很艰苦，有时训练得腰酸背疼抬不起腿，有时连玉米糊糊都吃不饱，但却时时都能感到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
眼看冬天已到，部队的粮食早就紧缺了，首长便安排我和一个叫王泰的河北战友下山去北柳村找些粮食。我俩换上便衣，来到北柳村，找到村长说明了来意，村长满口答应，说白天出行不安全，要我们吃了晚饭后，他派牲口驮粮食随我们送上山。我们信以为真，就在他家吃饭。
李存良
不料，这个村长秘密报告给了董封据点的日本人。正当我们在他家吃晚饭时，被一队日本人带着伪军包围了。我听到动静，向王泰使了个眼色，假装去上厕所，只见墙外都布了岗哨，根本走不了。从厕所出来，看见王泰已被绑了起来，两个伪军过来又把我绑住，二话没说就把我们押解到董封村的红部，关进村中间大路南一座观音殿院里的砖窑洞里。窑不大，里面已经有五六个人了。有两个日军在外面看守。
第二天，我俩又被捆起来，拉到院子里开始审问。两个日军，还有一个翻译。问我们是不是八路，因我们提前已经暗暗约定，什么都不能承认，只说是两人合伙找村长借口弄点粮食换钱花。见问不出什么，上来就是几个耳光，打得我俩鼻子和嘴里都流了血。日军把我俩拉出到院子里，弄了几个破碗和空酒瓶子放在一块青石板上打碎，把王泰的裤子脱下，拖着他跪在碎瓷片上，又拿来一根木椽，压在王泰的腿弯后，两个日军一边一个站在木椽头上使劲地踩踏，让我在一边看。只见鲜血很快流满了青石板，又流到了地下。王泰大喊一声就昏过去了，日军就弄来一桶凉水，狠狠地泼到王泰身上。王泰醒过来，日军又问，王泰还是原话，接着又是一阵踩踏。这样反复了多次，日军都踩累了。王泰到底没承认自己是八路，我心里暗暗地佩服。这时，周围来了几个情报班的人，那个原先让我送纸条的大个子，也站在远处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 日军把我推进房里，问我是不是八路。恐吓威胁，连打带骂。一阵阵耳光和棍子狠狠地打在我脸上和身上。我不承认，他们就拿出在炉子里烧的红红的火剪子，在我双手上猛烫，两手立即起了一串串血泡。屋里充满了刺鼻的死肉烟味，呛得日军都跑了出去。我连疼带呛，一个劲地喊叫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但心里暗想着，一定要像王泰一样，咬住牙，绝不能向日军暴露身份。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日军见问不出什么，就把我们又押回窑洞牢房。王泰浑身血淋淋的，我口干舌燥，直喊着要喝凉水。过了一会儿，那个大个子就弄来了一碗热盐水，我和王泰喝了几口，两个人硬硬地支撑着，忍受着浑身的疼痛。以后连续三天，我们每天受一番折磨，日军一直没从我们口里得到什么，就放松了审讯。这期间，那个大个子有时还给我们送来馍馍和饼干，训斥着说是家里人送的，让我们快吃，但表面上却从来没说过一句温和的话。
一天，日军把我们牢房的七个人都捆了起来，拉到董封村的西门外。城门根路西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泊池，我知道这里是日军的杀人场，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在这里被杀害。一群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张着嘴，拉着长长的舌头，直直地望着我们。日军拉住我们在泊池旁站成一排，每个人都被蒙上了眼睛。我和王泰排在最后，心想这下完了。只听见一声高叫，扑哧一下，接着几个日军便放荡地叽咕着发出一阵狂笑。这时突然听见有人在一个日军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稍停了一下，我和王泰的眼睛就被揭开了。当我睁开眼时，看到第一个人已经倒在血泊中，第二个人正跪在那里，眼睛还被蒙着。一个日军站在一旁，把沾满血的长刀插在身边的水桶里涮了一下，用手把两面一抹，又举刀大吼着向前冲去，随着声起刀落，第二个人的头被砍了下来，脖颈上如注的鲜血猛地喷到了泊池的对面，又洒到泊池里，泊池里的水很快就变成了红色，那场面实在惨不忍睹，让人心跳肉颤，愤恨不已。
1952年6月于重庆高级步校结业留影
日军一面继续砍人，一面把我俩又押回了观音殿。这次把我俩关进了院子东南角的一间小南房里。窗户堵死了，有十几个人挤在里面，房里低矮狭窄，阴冷潮湿。白天只能出来吃两次牙碜的稀饭，每次一小碗，肚子饿得咕咕叫。晚上就把一扇小门锁住，放个便盆，臭气熏天。日军隔几天还要审问拷打我俩一次。后来我想，也许是大个子暗中活动，也许日军还想从我们身上获得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或者让我们当诱饵，可能这就是没杀我俩的原因吧。
小南房里关的人，有邻村的老百姓，有中央军、决死队的战士，还有两个女人，每个人身上都有被拷打折磨的伤痕。每到晚上，两个女人就被带出去遭受日军的蹂躏，天亮就被送了回来。就这样待了有十几天，眼看着有的人出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这肯定是被杀害了。这天晚上，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悄悄地对大家说，我们不能这样等死，得想办法跑，出去了就是便宜。大家一商量，觉得关我们的房子是二尺多厚的土墙，要能把墙挖开就好了。于是，第二天趁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在院里找能挖墙的东西。我在垃圾堆看到一把破洋铁皮茶壶，便把壶嘴使劲拧了下来，藏在腰间带回了牢房，一位战士带回了一颗钉子，当晚我们就选择在墙角行动起来。铁皮壶嘴比较软，很快就不能用了，大家就用一颗钉子轮着挖，挖不动的地方就用尿阴湿后再挖。白天不能挖，就用破被子盖住口子，人坐在墙根挡住，不能让日军汉奸们看见，只能晚上干。紧靠小南房西就是一墙之隔的观音殿，里面有神像，没人住;距小南房北边三尺宽是一排东房，看守我们的伪军就住在里面。院子北面是大门，北房是日军守着，距我们较远。每天晚上，汉奸们都在东房打牌到深夜，翻牌吵闹的响声比我们挖墙的声音还大，所以他们根本听不到。就这样，一个钉子，我们轮流挖了几个晚上，洞口先小后大，直到能容人通过时，也快天亮了，只剩下外面的一层墙皮没捅开。大家先不挖透，决定商量好出去怎么走，然后等晚上再通。我因为董封有几家亲戚，对村里的院落和道路都熟悉，就自报奋勇给大家带路。有位战士又提议大家想好出去后行走的路线，以及分散敌人的目标等需要隐蔽和注意的情况。这样，大家就只盼着太阳快点落山了。
天终于黑下来了，当东房的汉奸们麻将玩得正欢时，我们悄悄捅开了墙洞。外面是一个南北方向的小巷，我在前面领路，大家都跟着我向南，走到小巷底，翻过两个无人居住的荒芜场院，跨入村南面一条东北方向的小巷。顺小巷一直向西面跑去，村里的狗纷纷乱叫起来，村里有人出来黑暗中看到是我们，也没吭气。来到城墙的西南角，有一个大寺院，紧靠城墙。我知道从哪里能爬上城墙，从哪里下城墙最低，就带着大家穿过城墙上的枣刺，从四五米高的矮墙上溜了下去。下面有一人多高的護城濠，我们就互相推拉着往上爬。这时，听见村里已是高呼乱叫，脚步声杂，当我们刚刚翻过护城壕时，敌人才追了出来，吆喝着向夜空乱放空枪。
我和王泰在黑暗的野地里朝着南面的里册峪方向拼命狂奔，逢沟就跳，遇崖就绕，穿过乱石遍布的大河滩，黎明时，才看出我们爬到了偏西南的郑柴坡上。浑身大汗湿透了衣服，两条腿像灌上铅一样，再也拖不动了。为了安全，天亮也不能行动。那里正好有中央军挖的战壕，我俩就躲在里面。一夜的困顿和疲乏使我俩很快进入了梦乡，任凭冷风乱吹，衣衫冰凉，都没有影响我俩的昏睡。
天黑了，饥渴也毫不留情地把我们搅醒。附近没有熟人，我俩不能随便进村入户，无法，只好忍着饥肠辘辘又返回两条河滩，从沟里插到东面孙王坡上的一个朋友家，总算吃上了一顿热饭。这家的两位老人看我俩蓬头垢面，衣服破烂，很容易让人怀疑，就让我们把外面穿的衣服换下来，刷洗了一下，连夜烤干。第二天，这位朋友就带我俩去理发。谁知理发时又被在董封给日本人干活的一个汉奸发现，不久日军就来了。朋友赶快领我俩拐弯抹角跑进坡上一个院子，躲进一堆麦草里。日军带着汉奸们进来查问，并拿着手电到楼上找人，这家主人说没见，他们就到其他家里查，我们这才又脱离了危险。 孙王村不能多待，我们赶紧托朋友去郇王找郭春云。晚上郭春云领我俩绕到郇王坡上的介子推庙里，随后给我俩送了饭菜。我俩在庙里的神像后面躲了一夜一天，趁天黑经岭后、官庄、涧东、斜曲，最后到达里册峪的洞底（音），见到了吴少康队长。首长听了我们的汇报，肯定了我们在敌人面前的表现，安慰、鼓励我们好好休养，好好学习，做一个抗日的好战士。当我说到那个大个子对我们的情况时，首长说，打是亲、骂是爱嘛！我隐约感到，大个子可能是自己人，但后来一直没见到。
回到部队大概有两个多月，吴少康队长看我年龄小，干啥也勤快，就让我跟着他做警卫员。原来的警卫员不久提升为排长，我就和首长住在了一个窑洞里，还有一个通信员。平时为首长做好驻地的安全防卫和日常生活等工作;行军时为首长牵马、挎枪、背文件包等;战斗时，更是百倍警惕，紧跟在首长周围，丝毫不能含糊。
我所在的部队属于太岳军区晋豫游击支队第五大队，主要活动在中条山东段的济源、垣曲、绛县、翼城、沁水，直到阳城一带的山区中。绛县里册峪的东西桑池、桑坪、洞底（音）等地都曾是我们的驻地。由于日寇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封锁，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部队除了不失时机地袭击日寇外，住下来就学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讨论游击战法，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有关规定，并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战士们单独外出执行任务时，都是自备干粮，不随意到老百姓家吃饭，返回驻地后要向首长报告;部队行军，每到一地，首先为群众扫地、打水，绝不骚扰百姓;部队撤离时，对家户开展“满缸运动”等等。一有机会，我们就在山里开荒、种地、挖野菜，自力更生，充饥御寒，减轻群众的负担。因此，当地群众对我们都很欢迎。
1941年初，我们部队住在里册峪洞底（音）两面的山上。一天夜里，日军一个小队带着一帮伪军悄悄摸了上来，并且直奔大部队所在地。站岗的哨兵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散住在山坡两面的战士们听到枪声，迅速行动，分别从几个方向包抄日军，一时喊声震天，枪声大作。晚上一片漆黑，山路崎岖，日军不知我们的虚实，不敢贸然前进，只得抬着几具尸体偷偷溜走了。这件事引起了大队领导的注意。几位领导表面不动声色，但内部都暗暗加强了戒备。
那次战斗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们和吴队长正准备休息，突然有三个小队干部闯进了大队部窑洞。他们要我和通信员出去。按平时习惯，我们以为他们要与吴队长谈工作，就走出了窑洞。不料刚出去，窑洞里就发出了不正常的动静，我从窗外向里一瞅，看到他们把吴队长捆起来了。当时院里再没其他人，情况不妙，我心里大惊，便急中生智，大声呼喊着说：“报告政委，你们都来了！正等着你哩！”通信员也大喊着招呼人。这一喊，院外不远处的几名哨兵首先快步跑了过来。窑里三个人听见喊声都慌了神，急忙夺门而出，从墙豁上跳走逃跑了。我们赶快进窑洞给吴队长松了绑，吴队长立刻召集队伍，派人追击，他们已趁夜色逃进了深山密林。原来他们受日军拉拢叛变了，前次引日军上山没得逞，这次又企图抓住大队长去领赏。
1941年夏，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日军加强了对山区抗日力量的搜捕。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法，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开展了麻雀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对抓获的日本兵，就交送给上级部门处理;对抓获的伪军，经过教育愿意留下的，我们就接收;想回家的我们就放行，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做坏事。那时，绛县的里册峪、磨里峪、翼城的大河山，还有邻近的垣曲、济源、沁水等山里的沟沟叉叉，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时候都是荒山野外露天宿營。行军中，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只好边走边采摘路边的野果、树上的柿子充饥，又苦又涩，咽不下去，就用冷水往肚里冲。从垣曲到济源的路上，所见村庄被日军烧杀抢掠得破烂不堪，不断有被日军吊死在树上的中国人和被飞机大炮炸死的尸体碎块。战士们看了，恨得咬牙切齿。有一次行军中，正遇到一股日伪军在村里残害百姓，战士们心中的仇恨一下都喷发出来，奋不顾身勇杀日军，不仅消灭了这股敌人，还俘虏了几个日本兵。
1942年的一天，部队正在绛县磨里峪的大晋堂休整。侦查人员报告，有一支100余人的日军和伪军队伍，正向翼城的十字河方向进犯。大队首长认真听取汇报后，安排人员继续侦查，进一步摸透敌情，并迅速集合部队，天黑前赶到磨里峪山顶的垣址坪村。待到侦查员再次报告日军的行踪后，吴队长命令部队趁晚间从垣址坪抄小路下到西闫村南，分头向日军过来的方向堵截。我们200多名战士，急行十几里地，越过曹公、堡子、十字河，把日军截到了张马村外，当日军察觉时，我军已占领有利地形，吴队长一声令下，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战士们像猛虎一样扑过去。黑灯瞎火，日军地形不熟，不敢恋战，只好留下一片尸体，向沁水的聚洼河方向逃去。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
游击队转战时期，我们在翼城大河山一带停留的时间较多。在大河的兜朵村，因粮食紧缺，有一个连的灶上用树叶做饭吃，近百名战士全都中了毒，浑身浮肿，腿脚无力，拉肚子。吴队长查看后，立即同当地村干部侯维秀（后曾为中共绛县县委书记、运城地区副专员）等人联系，采取紧急措施，全队其他战士和村里的群众，一起上山，采回山草药、山韭菜等，用大锅熬水喝，才逐渐解了毒。后来在十字河，我得了感冒，病得很厉害，班长就给我端水、送饭，一直不见好转，队里就送我到后面另一个山庄的部队简易医院。我每天高烧不止，晚上做恶梦，跑出来掉到楼下，被战士们抬回，最后还是用当地的中草药发汗，扎土针，吃了一窝当地老乡找来的死山蜂，才慢慢好起来。
在游击队与群众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里，吴队长消瘦了，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他带头勒紧裤带，缩减口粮接济大家，自己有时一天只吃一小碗黑豆，或者吃点榨过油的麻糁饼。一次，在垣曲行军休息时，战士们给他挖了些马齿菜，他都送给了伤病员。那时候，吴队长一有空就给我们讲八路军的优良传统，讲党的奋斗纲领和解放劳苦大众的目标，教我们识字读书，启发我们热爱部队、热爱人民，加深对共产党的感情。 一天，连长找我谈话，动员我入党。我原以为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共产党了，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连长给我解释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的不同，使我又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很快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以后就更加认真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特别是坚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遵守纪律，勇敢打仗，积极完成好各项任务。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磨炼，1943年农历大年初一，在全队召开的党员会议上，21名与会的共产党员人人发表意见，肯定了我的成绩，指出了缺点不足，最后全部举手通过，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3年前后，日军疯狂进山扫荡，里册峪发生了多起惨案。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这年秋天，我们100余人奉命到东华山短期驻守，观察山下日军的活动规律、兵力部署和军事动向等情况，随时向上级报告。没几天，日军发现我们在山上活动，每天用大炮轰击，随后便纠集几个据点的日军和伪军，从山前两侧的沟里向我们扑来，战士们迅速进入阵地，架起机关枪，排好手榴弹，刺刀上膛，严阵以待。当日军顶着伪军攀爬到我们的射程以内后，我们密集的枪弹猛烈射出，敌人在下面目标不明，乱放空枪，我们居高临下，弹无虚发，打退了日军几次进攻。后来，日军又绕道从山后向上偷袭，首长早已部署在各关口的战士严密把守，同样给日军有力的回击。
不久，我们将在济源俘虏的两个日本兵带回里册峪，他们经过翻译人员的耐心教育，以及在八路军游击队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已经幡然悔悟，思亲厌战，成为我们队伍中的一员。每逢夜晚，我们便不定期带着这两名日本兵到里册峪口的泰山庙附近，用日语向日軍据点里的炮楼喊话，说服日军不要与中国人民为敌，不要残害无辜百姓。从此，日军进山扫荡的情况逐渐减少了，我们也撤出了东华山。那两个日本兵后来参加了我八路军阳城根据地的反战同盟。
1944年，抗日战争的局势开始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转变。由于战线太长，日军首尾难顾，为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形成有利条件。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的兵力作战，并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我太岳区军民奋勇出击垣曲和王屋山地区的日伪军，并控制了两地之间的部分黄河渡口，开始改变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晋豫边区部队被编入八路军129师。游击五大队从太岳军区基干2团又编为独立1团，吴少康队长成为团长。我军多次向垣曲和王屋山一带的日军据点发起攻击。有一次侦查得知，一支日军队伍从济源开来，我们400多名战士，晚上11时赶到日军必经之路的山沟地带，前后布好了“口袋”。大家埋伏在一二尺深的雪地里，冒着刺骨的寒风，严阵以待。直到第二天上午，日军当官的骑着马带着近200人的队伍，走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团长一声令下，我们向日军突然发起进攻，日军拼命抵抗。这时当地民兵100多人也及时赶来紧密配合作战，共同把日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打得日军人仰马翻。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战斗，全歼了这伙日军。我们乘胜追击，连破了王屋山一带的几个日军据点，日军没有藏身之地，整日不得安宁，躲在县城的炮楼里不敢轻易出来。
1945年前后，我太岳军区按照八路军总部命令，集中兵力，先后发动了两次豫北战役。
在一次战斗中，大队长命令我担任临时机枪班班长。这天清晨，我们趁天亮前摸上了山腰，包围了山上的日军。我军战士的枪声一响，日军仓皇组织应战，机枪疯狂向我们扫射，战士们在掩体中前进困难。我指挥机枪班战士针锋相对地向敌人的机枪点反击，不料日军一阵子弹扫来，我机枪手被打中头部，当场牺牲。我怒火骤升，立即端起机枪向日军射击，连长跑过来，开导我别着急，沉住气，瞄准了再打。我发现有个不时露头的日军在举旗指挥，日本旗朝哪动，机枪就朝哪打。于是，当这个日军刚一露头的瞬间，我一梭子弹狠狠地打去。日军旗倒了，机枪也一时成了哑巴，战士们一跃而上，向日军阵地扑去。冒着炮火硝烟，我们突破了日军的阵地，把残余的日军逼进了一个小山坳，对负隅顽抗的日军，我们给予了坚决痛击。冲锋中，我被一块炮弹皮炸坏了牙根，打扫战场时，才感到下巴流血，阵阵巨疼。部队领导看到我负了伤，命令我带着一队伤员，赶往下面村庄的部队医院。我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伤口痊愈后又回到部队，被任命为警卫班长。
豫北战役，我军横扫了王屋、济源境内的日伪据点，歼灭了这里的日伪军。有一次，为了抓住战机歼灭敌军，部队一夜急行军170多里，一路上战士们口渴难耐，就抓起路边的湿土，边走边吸湿润嘴。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我们与其他部队协同作战，先后攻克了济源、沁阳等县城，收复了国土，不仅扩大了太岳抗日根据地，而且为进军中原打开了通道。毛主席早在几年前提出的关于建立王屋山战略枢纽的计划终于胜利实现，在日后的战略反攻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了，国民党又企图发动内战。为了迎接新的战斗，太岳军区升编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15纵队，我们这支地方武装改编为44旅130团，投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6年后，我被提升为营长，和战友们先后参加了解放垣曲、绛县、翼城、曲沃、闻喜，以及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以后又进军大西北、大西南，直到完成西康剿匪。我所在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全国统一序列的决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62军185师553团。吴少康调任62军独立1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省温江军分区司令员。我从一个不懂事的穷孩子，在抗日部队中逐渐锻炼成长为队长、连长、营长、拟任炮兵团参谋长，多次受到表彰奖励，并被选拔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高级步校学习结业。
在数不清的战斗中，我曾多次负伤，九死一生，全身留下十几处伤疤，脖子、大腿伤势严重，右眼珠被摘除。解放太原战役中，敌机发现了我们指挥部设在双塔寺不远的位置，对准目标反复轰炸，我正向一队战士下达任务，敌机投下1200磅的炮弹，我们全部被埋入深坑，战友们无一生还，部队误以为我也牺牲了，已为我开了追悼会，而我又侥幸地活了下来，从此少了一只眼睛。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和关怀，先后为我颁发了多项勋章，专门送我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手术治疗，三次安排我在榆次、重庆、雅安疗养院疗养。1954年底，因父亲逝世，母亲一人年迈体弱，生活难以自理，经刘忠军长批准，我转业回地方工作，2004年离休。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在各有关部门和同志们的照顾下，我现在乐享着幸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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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原在河南，荒乱年间，祖辈们担挑肩背着仅有的家当来到绛县东三涧村，在当地给人打短工、做长工，勉强度日。我有姐弟五个，两个姐姐，兄弟中我排行第二。哥哥在干活中又被砸伤了身体，因没钱找医生，病死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只好将年幼的弟弟送人养活，从此失去了联系。
1937年7月后，父母在南樊镇上给人打工，一家五口人住在镇上的一间破房子里。那时，大姐17岁，二姐15岁，我12岁。南樊镇上经常有部队驻扎通过，每到逢集时就到街上宣传抗日，我和姐姐经常到集上去看演出，那些是犧盟会的队伍，大力动员青年参军抗日。我也渐渐知道了一些日本人的凶恶和抗日的道理。一天，二姐上街出去就没回家，家里到处找不到，父母心急火燎，寝食难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知道二姐那时跟着牺盟会的队伍参军走了。
1938年，日本人来了，到村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次，为躲避日本人，大姐藏在了一个封闭很严的柜子里，等日军走后，家里人找到她时，她已停止了呼吸。家里原有的6口人就剩下父母和我3口，姐姐的死使我更加痛恨日本人了。此后，父母还是给人做雇工，我干不了地里活，就给别人家看孩子，将就有口饭吃。
二
1939年，日本人已把据点扎在了距东三涧村五里地的董封村大庙里。我也稍大些了，日本人抓苦力，村人让我去顶差。到董封后，大庙里就是日本人的红部，村里还有警备队、情报班等伪军驻扎。他们看我干不了大活，就让我在日本人的情报班干扫地、提水、端盘子等杂活。
情报班有个大个子队员，看样子很凶。他有时对我很关照，时常弄些好吃的给我吃，有时又对我很严厉，不让我乱说乱动。我想接近他，又有些怕他，只能默默地听他的话。慢慢的，他让我到董封村河西三里地的北柳村送纸条，纸条上写的什么我也不认识。他把纸条叠好塞在我的衣服缝里，让我送到北柳村西一个小庙后的石碑下面，用砖头压好，并且不能告诉任何人。就这样送了好几次。后来的一次，他让我将纸条送到北柳村戏台旁一个放垃圾的木桶里。我刚到北柳村，远远就看到了一个在董封红部给日本人干活的人，还带着枪。我赶紧把纸条拿出来吞进嘴里，嚼碎咽了下去。他来到我跟前看到我正吃东西，就问我吃的什么，我说没什么，就是一点馍馍渣。他不信，就用刺刀撬开我的嘴巴，没看到什么，才半信半疑地放开了我。
我回到董封，赶紧把情况告诉了大个子，他让我赶快走。那时已是黄昏，董封村四个城门，有三个早就被日本人封了，不让人通过。只有东门是日本人把守，让村里干农活的人进出。我来到东门口，躲在城根一堵矮墙豁后，看到来往的人拿着良民证，还要被盘问搜身。我没有良民证，无法出去，急得不知该怎么办。等了很久，正好有一辆给日本人拉了高高一车木头的大马车进来停在城门口，接受检查。我个子低，便蹭地一下爬过墙豁，趁日军对赶车人盘查之机，猫着腰迅速从大车的另一侧悄悄地溜了出去，钻进了路边的玉米地里。
天黑后，我穿过一块块高低不平的庄稼地，一口气跑过董封南河，找到五里地外郇王村北门口住的一个朋友郭春云家。郭春云比我年龄大些，他听我说了事情的经过后，又把我领到董封河岸上一个看瓜的地窖里，把上面掩盖好，让我躲在里面。每天晚上他给我送些吃的，待了几天。一天夜里，他让人领着我摸黑走了几十里山地，爬上了磨里峪的干粮沟。在那里，我见到了抗日游击队的首长。后来，我知道了这位首长就是吴少康同志。那天是1940年的11月10日，那年我15岁。
天亮后，战友们给我领来了一套粗布军装，让我换掉了原来早已破旧肮脏的衣服，我穿上后，虽然因身材瘦小不太合身，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不久队伍就转移到里册峪，在这里，我同大家一起参加学习和训练。那时山上很艰苦，有时训练得腰酸背疼抬不起腿，有时连玉米糊糊都吃不饱，但却时时都能感到大家庭的关怀和温暖。
三
眼看冬天已到，部队的粮食早就紧缺了，首长便安排我和一个叫王泰的河北战友下山去北柳村找些粮食。我俩换上便衣，来到北柳村，找到村长说明了来意，村长满口答应，说白天出行不安全，要我们吃了晚饭后，他派牲口驮粮食随我们送上山。我们信以为真，就在他家吃饭。
不料，这个村长秘密报告给了董封据点的日本人。正当我们在他家吃晚饭时，被一队日本人带着伪军包围了。我听到动静，向王泰使了个眼色，假装去上厕所，只见墙外都布了岗哨，根本走不了。从厕所出来，看见王泰已被绑了起来，两个伪军过来又把我绑住，二话没说就把我们押解到董封村的红部，关进村中间大路南一座观音殿院里的砖窑洞里。窑不大，里面已经有五六个人了。有两个日军在外面看守。
第二天，我俩又被捆起来，拉到院子里开始审问。两个日军，还有一个翻译。问我们是不是八路，因我们提前已经暗暗约定，什么都不能承认，只说是两人合伙找村长借口弄点粮食换钱花。见问不出什么，上来就是几个耳光，打得我俩鼻子和嘴里都流了血。日军把我俩拉出到院子里，弄了几个破碗和空酒瓶子放在一块青石板上打碎，把王泰的裤子脱下，拖着他跪在碎瓷片上，又拿来一根木椽，压在王泰的腿弯后，两个日军一边一个站在木椽头上使劲地踩踏，让我在一边看。只见鲜血很快流满了青石板，又流到了地下。王泰大喊一声就昏过去了，日军就弄来一桶凉水，狠狠地泼到王泰身上。王泰醒过来，日军又问，王泰还是原话，接着又是一阵踩踏。这样反复了多次，日军都踩累了。王泰到底没承认自己是八路，我心里暗暗地佩服。这时，周围来了几个情报班的人，那个原先让我送纸条的大个子，也站在远处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 日军把我推进房里，问我是不是八路。恐吓威胁，连打带骂。一阵阵耳光和棍子狠狠地打在我脸上和身上。我不承认，他们就拿出在炉子里烧的红红的火剪子，在我双手上猛烫，两手立即起了一串串血泡。屋里充满了刺鼻的死肉烟味，呛得日军都跑了出去。我连疼带呛，一个劲地喊叫着，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但心里暗想着，一定要像王泰一样，咬住牙，绝不能向日军暴露身份。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日军见问不出什么，就把我们又押回窑洞牢房。王泰浑身血淋淋的，我口干舌燥，直喊着要喝凉水。过了一会儿，那个大个子就弄来了一碗热盐水，我和王泰喝了几口，两个人硬硬地支撑着，忍受着浑身的疼痛。以后连续三天，我们每天受一番折磨，日军一直没从我们口里得到什么，就放松了审讯。这期间，那个大个子有时还给我们送来馍馍和饼干，训斥着说是家里人送的，让我们快吃，但表面上却从来没说过一句温和的话。
一天，日军把我们牢房的七个人都捆了起来，拉到董封村的西门外。城门根路西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泊池，我知道这里是日军的杀人场，不知有多少无辜百姓在这里被杀害。一群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张着嘴，拉着长长的舌头，直直地望着我们。日军拉住我们在泊池旁站成一排，每个人都被蒙上了眼睛。我和王泰排在最后，心想这下完了。只听见一声高叫，扑哧一下，接着几个日军便放荡地叽咕着发出一阵狂笑。这时突然听见有人在一个日军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稍停了一下，我和王泰的眼睛就被揭开了。当我睁开眼时，看到第一个人已经倒在血泊中，第二个人正跪在那里，眼睛还被蒙着。一个日军站在一旁，把沾满血的长刀插在身边的水桶里涮了一下，用手把两面一抹，又举刀大吼着向前冲去，随着声起刀落，第二个人的头被砍了下来，脖颈上如注的鲜血猛地喷到了泊池的对面，又洒到泊池里，泊池里的水很快就变成了红色，那场面实在惨不忍睹，让人心跳肉颤，愤恨不已。
日军一面继续砍人，一面把我俩又押回了观音殿。这次把我俩关进了院子东南角的一间小南房里。窗户堵死了，有十几个人挤在里面，房里低矮狭窄，阴冷潮湿。白天只能出来吃两次牙碜的稀饭，每次一小碗，肚子饿得咕咕叫。晚上就把一扇小门锁住，放个便盆，臭气熏天。日军隔几天还要审问拷打我俩一次。后来我想，也许是大个子暗中活动，也许日军还想从我们身上获得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或者让我们当诱饵，可能这就是没杀我俩的原因吧。
小南房里关的人，有邻村的老百姓，有中央军、决死队的战士，还有两个女人，每个人身上都有被拷打折磨的伤痕。每到晚上，两个女人就被带出去遭受日军的蹂躏，天亮就被送了回来。就这样待了有十几天，眼看着有的人出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这肯定是被杀害了。这天晚上，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悄悄地对大家说，我们不能这样等死，得想办法跑，出去了就是便宜。大家一商量，觉得关我们的房子是二尺多厚的土墙，要能把墙挖开就好了。于是，第二天趁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在院里找能挖墙的东西。我在垃圾堆看到一把破洋铁皮茶壶，便把壶嘴使劲拧了下来，藏在腰间带回了牢房，一位战士带回了一颗钉子，当晚我们就选择在墙角行动起来。铁皮壶嘴比较软，很快就不能用了，大家就用一颗钉子轮着挖，挖不动的地方就用尿阴湿后再挖。白天不能挖，就用破被子盖住口子，人坐在墙根挡住，不能让日军汉奸们看见，只能晚上干。紧靠小南房西就是一墙之隔的观音殿，里面有神像，没人住;距小南房北边三尺宽是一排东房，看守我们的伪军就住在里面。院子北面是大门，北房是日军守着，距我们较远。每天晚上，汉奸们都在东房打牌到深夜，翻牌吵闹的响声比我们挖墙的声音还大，所以他们根本听不到。就这样，一个钉子，我们轮流挖了几个晚上，洞口先小后大，直到能容人通过时，也快天亮了，只剩下外面的一层墙皮没捅开。大家先不挖透，决定商量好出去怎么走，然后等晚上再通。我因为董封有几家亲戚，对村里的院落和道路都熟悉，就自报奋勇给大家带路。有位战士又提议大家想好出去后行走的路线，以及分散敌人的目标等需要隐蔽和注意的情况。这样，大家就只盼着太阳快点落山了。
天终于黑下来了，当东房的汉奸们麻将玩得正欢时，我们悄悄捅开了墙洞。外面是一个南北方向的小巷，我在前面领路，大家都跟着我向南，走到小巷底，翻过两个无人居住的荒芜场院，跨入村南面一条东北方向的小巷。顺小巷一直向西面跑去，村里的狗纷纷乱叫起来，村里有人出来黑暗中看到是我们，也没吭气。来到城墙的西南角，有一个大寺院，紧靠城墙。我知道从哪里能爬上城墙，从哪里下城墙最低，就带着大家穿过城墙上的枣刺，从四五米高的矮墙上溜了下去。下面有一人多高的護城濠，我们就互相推拉着往上爬。这时，听见村里已是高呼乱叫，脚步声杂，当我们刚刚翻过护城壕时，敌人才追了出来，吆喝着向夜空乱放空枪。
我和王泰在黑暗的野地里朝着南面的里册峪方向拼命狂奔，逢沟就跳，遇崖就绕，穿过乱石遍布的大河滩，黎明时，才看出我们爬到了偏西南的郑柴坡上。浑身大汗湿透了衣服，两条腿像灌上铅一样，再也拖不动了。为了安全，天亮也不能行动。那里正好有中央军挖的战壕，我俩就躲在里面。一夜的困顿和疲乏使我俩很快进入了梦乡，任凭冷风乱吹，衣衫冰凉，都没有影响我俩的昏睡。
天黑了，饥渴也毫不留情地把我们搅醒。附近没有熟人，我俩不能随便进村入户，无法，只好忍着饥肠辘辘又返回两条河滩，从沟里插到东面孙王坡上的一个朋友家，总算吃上了一顿热饭。这家的两位老人看我俩蓬头垢面，衣服破烂，很容易让人怀疑，就让我们把外面穿的衣服换下来，刷洗了一下，连夜烤干。第二天，这位朋友就带我俩去理发。谁知理发时又被在董封给日本人干活的一个汉奸发现，不久日军就来了。朋友赶快领我俩拐弯抹角跑进坡上一个院子，躲进一堆麦草里。日军带着汉奸们进来查问，并拿着手电到楼上找人，这家主人说没见，他们就到其他家里查，我们这才又脱离了危险。 孙王村不能多待，我们赶紧托朋友去郇王找郭春云。晚上郭春云领我俩绕到郇王坡上的介子推庙里，随后给我俩送了饭菜。我俩在庙里的神像后面躲了一夜一天，趁天黑经岭后、官庄、涧东、斜曲，最后到达里册峪的洞底（音），见到了吴少康队长。首长听了我们的汇报，肯定了我们在敌人面前的表现，安慰、鼓励我们好好休养，好好学习，做一个抗日的好战士。当我说到那个大个子对我们的情况时，首长说，打是亲、骂是爱嘛！我隐约感到，大个子可能是自己人，但后来一直没见到。
四
回到部队大概有两个多月，吴少康队长看我年龄小，干啥也勤快，就让我跟着他做警卫员。原来的警卫员不久提升为排长，我就和首长住在了一个窑洞里，还有一个通信员。平时为首长做好驻地的安全防卫和日常生活等工作;行军时为首长牵马、挎枪、背文件包等;战斗时，更是百倍警惕，紧跟在首长周围，丝毫不能含糊。
我所在的部队属于太岳军区晋豫游击支队第五大队，主要活动在中条山东段的济源、垣曲、绛县、翼城、沁水，直到阳城一带的山区中。绛县里册峪的东西桑池、桑坪、洞底（音）等地都曾是我们的驻地。由于日寇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封锁，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部队除了不失时机地袭击日寇外，住下来就学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讨论游击战法，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有关规定，并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战士们单独外出执行任务时，都是自备干粮，不随意到老百姓家吃饭，返回驻地后要向首长报告;部队行军，每到一地，首先为群众扫地、打水，绝不骚扰百姓;部队撤离时，对家户开展“满缸运动”等等。一有机会，我们就在山里开荒、种地、挖野菜，自力更生，充饥御寒，减轻群众的负担。因此，当地群众对我们都很欢迎。
1941年初，我们部队住在里册峪洞底（音）两面的山上。一天夜里，日军一个小队带着一帮伪军悄悄摸了上来，并且直奔大部队所在地。站岗的哨兵发现后立即开枪射击，散住在山坡两面的战士们听到枪声，迅速行动，分别从几个方向包抄日军，一时喊声震天，枪声大作。晚上一片漆黑，山路崎岖，日军不知我们的虚实，不敢贸然前进，只得抬着几具尸体偷偷溜走了。这件事引起了大队领导的注意。几位领导表面不动声色，但内部都暗暗加强了戒备。
那次战斗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们和吴队长正准备休息，突然有三个小队干部闯进了大队部窑洞。他们要我和通信员出去。按平时习惯，我们以为他们要与吴队长谈工作，就走出了窑洞。不料刚出去，窑洞里就发出了不正常的动静，我从窗外向里一瞅，看到他们把吴队长捆起来了。当时院里再没其他人，情况不妙，我心里大惊，便急中生智，大声呼喊着说：“报告政委，你们都来了！正等着你哩！”通信员也大喊着招呼人。这一喊，院外不远处的几名哨兵首先快步跑了过来。窑里三个人听见喊声都慌了神，急忙夺门而出，从墙豁上跳走逃跑了。我们赶快进窑洞给吴队长松了绑，吴队长立刻召集队伍，派人追击，他们已趁夜色逃进了深山密林。原来他们受日军拉拢叛变了，前次引日军上山没得逞，这次又企图抓住大队长去领赏。
1941年夏，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日军加强了对山区抗日力量的搜捕。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法，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开展了麻雀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对抓获的日本兵，就交送给上级部门处理;对抓获的伪军，经过教育愿意留下的，我们就接收;想回家的我们就放行，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做坏事。那时，绛县的里册峪、磨里峪、翼城的大河山，还有邻近的垣曲、济源、沁水等山里的沟沟叉叉，差不多都跑遍了，很多时候都是荒山野外露天宿營。行军中，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只好边走边采摘路边的野果、树上的柿子充饥，又苦又涩，咽不下去，就用冷水往肚里冲。从垣曲到济源的路上，所见村庄被日军烧杀抢掠得破烂不堪，不断有被日军吊死在树上的中国人和被飞机大炮炸死的尸体碎块。战士们看了，恨得咬牙切齿。有一次行军中，正遇到一股日伪军在村里残害百姓，战士们心中的仇恨一下都喷发出来，奋不顾身勇杀日军，不仅消灭了这股敌人，还俘虏了几个日本兵。
1942年的一天，部队正在绛县磨里峪的大晋堂休整。侦查人员报告，有一支100余人的日军和伪军队伍，正向翼城的十字河方向进犯。大队首长认真听取汇报后，安排人员继续侦查，进一步摸透敌情，并迅速集合部队，天黑前赶到磨里峪山顶的垣址坪村。待到侦查员再次报告日军的行踪后，吴队长命令部队趁晚间从垣址坪抄小路下到西闫村南，分头向日军过来的方向堵截。我们200多名战士，急行十几里地，越过曹公、堡子、十字河，把日军截到了张马村外，当日军察觉时，我军已占领有利地形，吴队长一声令下，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战士们像猛虎一样扑过去。黑灯瞎火，日军地形不熟，不敢恋战，只好留下一片尸体，向沁水的聚洼河方向逃去。我们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
游击队转战时期，我们在翼城大河山一带停留的时间较多。在大河的兜朵村，因粮食紧缺，有一个连的灶上用树叶做饭吃，近百名战士全都中了毒，浑身浮肿，腿脚无力，拉肚子。吴队长查看后，立即同当地村干部侯维秀（后曾为中共绛县县委书记、运城地区副专员）等人联系，采取紧急措施，全队其他战士和村里的群众，一起上山，采回山草药、山韭菜等，用大锅熬水喝，才逐渐解了毒。后来在十字河，我得了感冒，病得很厉害，班长就给我端水、送饭，一直不见好转，队里就送我到后面另一个山庄的部队简易医院。我每天高烧不止，晚上做恶梦，跑出来掉到楼下，被战士们抬回，最后还是用当地的中草药发汗，扎土针，吃了一窝当地老乡找来的死山蜂，才慢慢好起来。
在游击队与群众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里，吴队长消瘦了，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他带头勒紧裤带，缩减口粮接济大家，自己有时一天只吃一小碗黑豆，或者吃点榨过油的麻糁饼。一次，在垣曲行军休息时，战士们给他挖了些马齿菜，他都送给了伤病员。那时候，吴队长一有空就给我们讲八路军的优良传统，讲党的奋斗纲领和解放劳苦大众的目标，教我们识字读书，启发我们热爱部队、热爱人民，加深对共产党的感情。 一天，连长找我谈话，动员我入党。我原以为参加了八路军就是共产党了，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连长给我解释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的不同，使我又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很快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以后就更加认真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特别是坚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遵守纪律，勇敢打仗，积极完成好各项任务。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磨炼，1943年农历大年初一，在全队召开的党员会议上，21名与会的共产党员人人发表意见，肯定了我的成绩，指出了缺点不足，最后全部举手通过，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3年前后，日军疯狂进山扫荡，里册峪发生了多起惨案。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这年秋天，我们100余人奉命到东华山短期驻守，观察山下日军的活动规律、兵力部署和军事动向等情况，随时向上级报告。没几天，日军发现我们在山上活动，每天用大炮轰击，随后便纠集几个据点的日军和伪军，从山前两侧的沟里向我们扑来，战士们迅速进入阵地，架起机关枪，排好手榴弹，刺刀上膛，严阵以待。当日军顶着伪军攀爬到我们的射程以内后，我们密集的枪弹猛烈射出，敌人在下面目标不明，乱放空枪，我们居高临下，弹无虚发，打退了日军几次进攻。后来，日军又绕道从山后向上偷袭，首长早已部署在各关口的战士严密把守，同样给日军有力的回击。
不久，我们将在济源俘虏的两个日本兵带回里册峪，他们经过翻译人员的耐心教育，以及在八路军游击队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已经幡然悔悟，思亲厌战，成为我们队伍中的一员。每逢夜晚，我们便不定期带着这两名日本兵到里册峪口的泰山庙附近，用日语向日軍据点里的炮楼喊话，说服日军不要与中国人民为敌，不要残害无辜百姓。从此，日军进山扫荡的情况逐渐减少了，我们也撤出了东华山。那两个日本兵后来参加了我八路军阳城根据地的反战同盟。
五
1944年，抗日战争的局势开始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转变。由于战线太长，日军首尾难顾，为抗日根据地军民转入对日局部反攻形成有利条件。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还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的兵力作战，并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我太岳区军民奋勇出击垣曲和王屋山地区的日伪军，并控制了两地之间的部分黄河渡口，开始改变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晋豫边区部队被编入八路军129师。游击五大队从太岳军区基干2团又编为独立1团，吴少康队长成为团长。我军多次向垣曲和王屋山一带的日军据点发起攻击。有一次侦查得知，一支日军队伍从济源开来，我们400多名战士，晚上11时赶到日军必经之路的山沟地带，前后布好了“口袋”。大家埋伏在一二尺深的雪地里，冒着刺骨的寒风，严阵以待。直到第二天上午，日军当官的骑着马带着近200人的队伍，走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团长一声令下，我们向日军突然发起进攻，日军拼命抵抗。这时当地民兵100多人也及时赶来紧密配合作战，共同把日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打得日军人仰马翻。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战斗，全歼了这伙日军。我们乘胜追击，连破了王屋山一带的几个日军据点，日军没有藏身之地，整日不得安宁，躲在县城的炮楼里不敢轻易出来。
1945年前后，我太岳军区按照八路军总部命令，集中兵力，先后发动了两次豫北战役。
在一次战斗中，大队长命令我担任临时机枪班班长。这天清晨，我们趁天亮前摸上了山腰，包围了山上的日军。我军战士的枪声一响，日军仓皇组织应战，机枪疯狂向我们扫射，战士们在掩体中前进困难。我指挥机枪班战士针锋相对地向敌人的机枪点反击，不料日军一阵子弹扫来，我机枪手被打中头部，当场牺牲。我怒火骤升，立即端起机枪向日军射击，连长跑过来，开导我别着急，沉住气，瞄准了再打。我发现有个不时露头的日军在举旗指挥，日本旗朝哪动，机枪就朝哪打。于是，当这个日军刚一露头的瞬间，我一梭子弹狠狠地打去。日军旗倒了，机枪也一时成了哑巴，战士们一跃而上，向日军阵地扑去。冒着炮火硝烟，我们突破了日军的阵地，把残余的日军逼进了一个小山坳，对负隅顽抗的日军，我们给予了坚决痛击。冲锋中，我被一块炮弹皮炸坏了牙根，打扫战场时，才感到下巴流血，阵阵巨疼。部队领导看到我负了伤，命令我带着一队伤员，赶往下面村庄的部队医院。我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伤口痊愈后又回到部队，被任命为警卫班长。
豫北战役，我军横扫了王屋、济源境内的日伪据点，歼灭了这里的日伪军。有一次，为了抓住战机歼灭敌军，部队一夜急行军170多里，一路上战士们口渴难耐，就抓起路边的湿土，边走边吸湿润嘴。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我们与其他部队协同作战，先后攻克了济源、沁阳等县城，收复了国土，不仅扩大了太岳抗日根据地，而且为进军中原打开了通道。毛主席早在几年前提出的关于建立王屋山战略枢纽的计划终于胜利实现，在日后的战略反攻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了，国民党又企图发动内战。为了迎接新的战斗，太岳军区升编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15纵队，我们这支地方武装改编为44旅130团，投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6年后，我被提升为营长，和战友们先后参加了解放垣曲、绛县、翼城、曲沃、闻喜，以及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以后又进军大西北、大西南，直到完成西康剿匪。我所在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全国统一序列的决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62军185师553团。吴少康调任62军独立1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省温江军分区司令员。我从一个不懂事的穷孩子，在抗日部队中逐渐锻炼成长为队长、连长、营长、拟任炮兵团参谋长，多次受到表彰奖励，并被选拔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高级步校学习结业。
在数不清的战斗中，我曾多次负伤，九死一生，全身留下十几处伤疤，脖子、大腿伤势严重，右眼珠被摘除。解放太原战役中，敌机发现了我们指挥部设在双塔寺不远的位置，对准目标反复轰炸，我正向一队战士下达任务，敌机投下1200磅的炮弹，我们全部被埋入深坑，战友们无一生还，部队误以为我也牺牲了，已为我开了追悼会，而我又侥幸地活了下来，从此少了一只眼睛。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和关怀，先后为我颁发了多项勋章，专门送我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手术治疗，三次安排我在榆次、重庆、雅安疗养院疗养。1954年底，因父亲逝世，母亲一人年迈体弱，生活难以自理，经刘忠军长批准，我转业回地方工作，2004年离休。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在各有关部门和同志们的照顾下，我现在乐享着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