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不会随着2008这个年份的告别而远遁。期待新的一年带来新的转机，不仅是一种心理渴望，对中国而言，更是别无选择的现实需要。因为，这个机遇与矛盾并存的发展中大国，要解决如山的难题，需要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以积累物质基础，以赢得时间空间。过去30年来的大多数时候，正是经济的持续繁荣，才让中国这条大船安然驶过一个个暗礁，抗击了一场场风浪。
　　正因为如此，保增长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经济的头号任务。也因为如此，12月10日闭幕的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一个树立信心，稳定预期的关键之举。
　　而此前扩内需、调结构、抓投资、减税率、调利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毫无疑问在第一时间出手，快、准、狠地对当下经济面临的困境展开了急救。但急救之后，唯有深刻反思病因，对症下药，才能彻底医治中国经济的沉疴。
　　因而，在冬寒凛凛的这个时刻，唯有沉着而不是慌乱，才能在救急的同时更着眼于救长远。既然外部环境的恶化连累中国经济被迫刹车，就应该顺势来一次彻底的检修，痛下决心治本。
　　其实，早在几年前中国最高决策层就已认识到经济原有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并着手治疗高能耗高污染、创新不足、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广种薄收的铺摊子上项目等痼疾，等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要从根本上告别旧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理念上、体制机制上为中国经济祛除沉疴，实现良性发展。
　　正当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全党全国展开之时，金融危机突如其来。人们不仅忧虑眼前如何过冬，更忧虑恶化的经济形势会否干扰科学发展大局?特别是“4万亿计划”推出之后，一些地方巨额投资计划一夜出笼、项目论证“加快再加快”、“两高”企业曲线寻求“救市”资金，让人不禁捏了一把汗。而似曾相识的“跑部钱进”景象、各地比赛上项目的“大跃进”景象重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也有卷土重来之势。这些都提醒我们，旧的发展模式“死灰复燃”的危险，绝非杞人忧天。
　　回首过往，正是由于一些错误一犯再犯，一些教训“哀之而不鉴之”，中国已经屡屡付出代价。在眼下经济这个既困难又关键的时刻，不容犯新的错误，更不能旧账未清又添新账。必须深刻意识到，即便没有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原有模式，迟早也会冲击中国经济，其破坏力无异于定时炸弹。然而，某些地方、某些部门不愿意放弃既有的眼前利益，在当前救急的名义下，拖延改革、拒绝弃旧图新。
　　最高决策层对此洞若观火，不仅向各地派出督查组紧盯投资去向，更反复强调唯有坚定科学发展观，才能让中国经济彻底摆脱困局。针对眼前的危局，更针对未来的挑战，中央决意调整发展模式。胡锦涛强调四个“突出面临”，意在提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迫切。事实上，正由于世界经济环境的突变让中国经济的深层矛盾凸现，使得金融危机成为倒逼中国推进科学发展的契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指出，广东应对金融危机投入的每一分钱，都要立足科学发展，坚决不再回到传统发展老路上去。当前的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过去利用廉价的土地、人力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为继。千万不要因为要保增长，不管什么都继续上。那种为了保速度而把本已淘汰的落后产能重扶上马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对于广东来说，当前的危机，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科学发展模式之“机”。只有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是应对危机的长久之策，治本之策。
　　尽管困难不小、挑战严峻，中国经济要转危为机，不偏离科学发展观的正道，当下必须做到三个“坚定不移”：
　　一是坚定不移继续推进改革。解决许多现实难题，现在也许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推进改革，比如，让社会保障更加公平地覆盖全体公民就迫在眉睫，应对农民工失业问题不应着眼于“硬保”本该淘汰的产业或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而是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让失业者不失生存底线；
　　二是坚定不移地落实十七大精神。十七大做出的保障民生、推进民主的一系列部署，需要切实兑现，如此，才能真正扩大内需，才能为社会矛盾减压。民主决策、透明决策，才能凝聚全民之力共克时艰；
　　三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就解决“三农”问题做出的一系列部署。农村农业，始终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支撑；提高农民收入，不仅关乎内需，也是缓解经济调整给农民工就业带来冲击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