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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12年11期刊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翟翔先生的《寻觅胡适之》。文中指出：“浮出水面的种种迹象表明，胡适未能通过哥大的考试，与以杜威为首的教授对其高调在美宣讲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不满大有关联。多年后，杜威看到自己的学生驰名海外，着实不安，方才督促同事评议补授胡适博士学位。”“这一动作，整整慢了十年。”
这种说法在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也有体现。唐先生说：“笔者20多年前便已详细查过，胡适是哥大1927年的‘哲学博士’（‘哲学博士’非考不可，是‘荣誉’不得的），并早已交代。”“不过本篇所译，胡公还是说他1917年通过考试，取得学位的。”到底怎么回事呢？结合“哥大有关博士学位的考试制度和当时中国学生读学位的有关惯例”，经过好像“合理”的推测，唐先生认为“事实上胡氏在1917年口试上所遭遇的困难略同于后来的‘二柱’。考入‘第二柱’在普通情况之下，便非返校补考不可了。那时中美之间又无喷气客机，返校补考，谈何容易！所以他就只有‘拖’之一途了，一拖就是十年！”“可是两年之后，杜威亲临中国，一住两年。他亲眼见到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界的声势，这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这本划时代的巨著，原来就是他不让‘小修通过’的‘博士论文’啊！加以胡适朝夕相从，公谊私淑，都使杜威有改正以前错误之必要。但是哥大的校规是严格的，他也未便过分做主；不过以杜氏当年在哥大的地位，配合胡适本身在中国和国际间的声望，从‘大修’改‘小修’是绝对办得到的。笔者所知的这类例子，就多不胜数。这样，自然就没有‘补考’之必要了。如果杜威遗札尚存，哥大记录犹在，‘胡适学位问题’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
翟翔大约是受到唐德刚的影响，要不他的说法怎么和唐先生的一样呢？
其实，关于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早在1919年就有人指出来了。在致胡适的信函中，朱经农说：“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指梅光迪——笔者注）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适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设防‘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1920年，朱经农在致胡适的信函中特意加了“附注”，又说：“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胡适的博士论文终于在1922年刊出，或许才算澄清了这一“谣言”。可是，哪里能澄得清呢？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学人在这个问题上频频质疑。唐德刚翻译的《胡适杂忆》中质疑胡适的博士学位。曹伯言、季维龙编著的《胡适年谱》1917年5月22日条说：“日记中，未说明此次口试是否通过。”这也是受到唐德刚说法的影响。
但是，胡适的博士学位为何直到1927年才获得呢？从《胡适日记》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令人信服的蛛丝马迹。
“五月廿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此次为口试，记时二时半。吾之‘初试’在前年十一月，凡笔试六时（二日），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1917.5.26、27日追记）这里既然说“考过”，那么就不应该怀疑。事实上，胡适当年的确没拿到博士学位。原因何在？
“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它事。嘱适有关远东时局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1917.5.30）可见，胡适在答辩后没几天，就辞别导师杜威而返回中国。在那么仓促的时间里，胡适是没有等到授予博士学位的时间的。
回国后，胡适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中。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拉开的帷幕使胡适“暴得大名”，立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了。1917年9月，他便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1919年2月出版，5月又印行第二版。他的朋友陈独秀等人在1918年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新潮》。这两份白话文杂志是《新青年》的盟友，胡适也必定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回国后的四五年间，胡适的活动之多、工作量之大、声名之远，不是现在的我们可以想象的。在那种情形之下，胡适怎么会想到重返哥大拿什么博士学位呢？
1922年初，哥大校长寄来了一张聘书，邀请胡适到哥大任教，“教授两科，一为中国哲学，一为中国文学”（1922.2.23）。这时胡适或许才想到当年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印刷呢。论文印出，一方面是完成学位的最后手续，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胡适最终未能成行。当然也就错过了一次拿学位的机会。
直到在胡适1926年年底的日记中，我们才看到有关博士论文的情况。“发电给亚东，请他们寄《名学史》一百册到Dena处。”（1926.12.26）这当然是他为了取得博士学位之故。而杜威教授如何利用其“在哥大的地位”，将胡适的口试“从‘大修’改‘小修’”，还真只是猜测。既然是“大胆的假设”，需要“小心地求证”才好。胡适曾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按照目前已有的资料，胡适的博士学位延迟十年才拿到，除了他的论文未及时上交这个原因外，还真不能轻信其他的说法。
（本文编辑 李晓敏）
这种说法在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也有体现。唐先生说：“笔者20多年前便已详细查过，胡适是哥大1927年的‘哲学博士’（‘哲学博士’非考不可，是‘荣誉’不得的），并早已交代。”“不过本篇所译，胡公还是说他1917年通过考试，取得学位的。”到底怎么回事呢？结合“哥大有关博士学位的考试制度和当时中国学生读学位的有关惯例”，经过好像“合理”的推测，唐先生认为“事实上胡氏在1917年口试上所遭遇的困难略同于后来的‘二柱’。考入‘第二柱’在普通情况之下，便非返校补考不可了。那时中美之间又无喷气客机，返校补考，谈何容易！所以他就只有‘拖’之一途了，一拖就是十年！”“可是两年之后，杜威亲临中国，一住两年。他亲眼见到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学术界的声势，这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这本划时代的巨著，原来就是他不让‘小修通过’的‘博士论文’啊！加以胡适朝夕相从，公谊私淑，都使杜威有改正以前错误之必要。但是哥大的校规是严格的，他也未便过分做主；不过以杜氏当年在哥大的地位，配合胡适本身在中国和国际间的声望，从‘大修’改‘小修’是绝对办得到的。笔者所知的这类例子，就多不胜数。这样，自然就没有‘补考’之必要了。如果杜威遗札尚存，哥大记录犹在，‘胡适学位问题’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
翟翔大约是受到唐德刚的影响，要不他的说法怎么和唐先生的一样呢？
其实，关于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早在1919年就有人指出来了。在致胡适的信函中，朱经农说：“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指梅光迪——笔者注）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适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设防‘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1920年，朱经农在致胡适的信函中特意加了“附注”，又说：“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胡适的博士论文终于在1922年刊出，或许才算澄清了这一“谣言”。可是，哪里能澄得清呢？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学人在这个问题上频频质疑。唐德刚翻译的《胡适杂忆》中质疑胡适的博士学位。曹伯言、季维龙编著的《胡适年谱》1917年5月22日条说：“日记中，未说明此次口试是否通过。”这也是受到唐德刚说法的影响。
但是，胡适的博士学位为何直到1927年才获得呢？从《胡适日记》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令人信服的蛛丝马迹。
“五月廿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此次为口试，记时二时半。吾之‘初试’在前年十一月，凡笔试六时（二日），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1917.5.26、27日追记）这里既然说“考过”，那么就不应该怀疑。事实上，胡适当年的确没拿到博士学位。原因何在？
“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它事。嘱适有关远东时局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1917.5.30）可见，胡适在答辩后没几天，就辞别导师杜威而返回中国。在那么仓促的时间里，胡适是没有等到授予博士学位的时间的。
回国后，胡适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中。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拉开的帷幕使胡适“暴得大名”，立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了。1917年9月，他便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1919年2月出版，5月又印行第二版。他的朋友陈独秀等人在1918年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新潮》。这两份白话文杂志是《新青年》的盟友，胡适也必定参与其中。也就是说，回国后的四五年间，胡适的活动之多、工作量之大、声名之远，不是现在的我们可以想象的。在那种情形之下，胡适怎么会想到重返哥大拿什么博士学位呢？
1922年初，哥大校长寄来了一张聘书，邀请胡适到哥大任教，“教授两科，一为中国哲学，一为中国文学”（1922.2.23）。这时胡适或许才想到当年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印刷呢。论文印出，一方面是完成学位的最后手续，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胡适最终未能成行。当然也就错过了一次拿学位的机会。
直到在胡适1926年年底的日记中，我们才看到有关博士论文的情况。“发电给亚东，请他们寄《名学史》一百册到Dena处。”（1926.12.26）这当然是他为了取得博士学位之故。而杜威教授如何利用其“在哥大的地位”，将胡适的口试“从‘大修’改‘小修’”，还真只是猜测。既然是“大胆的假设”，需要“小心地求证”才好。胡适曾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按照目前已有的资料，胡适的博士学位延迟十年才拿到，除了他的论文未及时上交这个原因外，还真不能轻信其他的说法。
（本文编辑 李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