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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瑜
山西文坛近年来有一种现象，就是写纪实文学的作家越来越多，好的纪实文学作品自然也越来越多，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有专家说，山西是个纪实文学大省，很可能并非夸张之言。
说起山西新时期的纪实文学，不能不说赵瑜。说起中国新时期纪实文学，也不能不说赵瑜。
赵瑜已年过六旬，仍然笔耕不辍，创作激情依然高涨。从他早期在中国文坛产生影响的《中国的要害》起，至今已三十多年过去，几近四十年，赵瑜仍然是中国纪实文学创作上的一道风景线，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扔出一颗“重磅炸弹”，引起文坛的关注，甚至是轰动。能近四十年一直叱咤在中国纪实文坛红旗飘飘、风生水起的，除了赵瑜我真不知道还有谁。
赵瑜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蝉联三届赵树理文学奖、三届徐迟文学奖、三届《中国作家》大奖，其他奖项忽略不计。
我问赵瑜迄今共出版了多少本书，赵瑜竟然也说不清。足见著作颇丰，足见创作之勤奋。在他的工作室，我翻到他个人的著作有三十多本，其中还有几种外语版。另外，研究他的著作也有六七本。这肯定不是全部。我记住的有《中国的要害》《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革”中》《太行山断裂》《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野人山淘金记》等等。有许多是我多年前就读过的，至今仍然记得读的时候作品带给心灵的冲击。
早就听说赵瑜写了部百余万字的《牺牲者》，可谓是他的扛鼎之作，叫鸿篇巨制也不为过吧。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正式出版，所以未能读到。有一天，向赵瑜讨要，赵瑜说他找一找，找到了再知会我去他工作室拿。
就是这次去取书，有了一次与赵瑜长谈的机会。
我们从谈他个人的创作，谈到了当下中国纪实文学的现状，再谈到了山西纪实文学的新景观。我们共同认为纪实文学创作早已成为山西文坛不可忽视的一大现象，山西的纪实作家队伍实力不凡，且不断壮大，他们作品的影响力、引起的关注度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都远远超出了虚构文学作品。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很有必要。于是我想到了在《都市》开辟一个关于研究山西纪实文学现象的栏目，对山西纪实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做个系列访谈，并由赵瑜主持。赵瑜欣然同意。回单位后，我向张守耀院长做了汇报。张院长听了后连声叫好，并立即向市委宣传部分管部长做了汇报，分管部长也予以了肯定。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于是，便有了我和赵瑜以后的几次对话。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希望能把这个栏目做好，为山西文学界做一件有益的事情。
以下是我和赵瑜的对话———
中国历史上的写实传统
畅建康：赵瑜兄，首先我们谈谈纪实文学作为一种文本，该如何为它定义。有人把纪实文学叫作非虚构，现在国内许多文学期刊都有个栏目叫“非虚构”。有一段时间内，人们说得最多的是报告文学。至今鲁迅文学奖仍叫报告文学奖，我省的赵树理文学奖也叫报告文学奖，还有徐迟报告文学奖，似乎叫纪实文学奖的很少，你获得的大奖多数是也报告文学奖。
赵瑜：非虚构的说法是舶来的，区别于小说的虚构。非虚构字面的意思就是不虚构，也就是纪实的意思，应该是一个意思。我更愿意把非虚构叫作纪实。报告文学的核心还是纪实，只是涵盖要小一些，更典型一些。比如人物传记、日记体、书信体，还有大事记什么的，就不能叫做报告文学，只能叫纪实。比如鲁迅的《两地书》是书信体，马烽的《刘胡兰传》是人物传记，再比如著名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录。
畅建康：现代以来，回忆录作品数量很多，肯定属于纪实。有人认为纪实散文也应该划到纪实文学作品里来，比如，鲁迅的《朝花夕拾》、巴金的《随想录》就很有代表性。
赵瑜：所以，纪实文学涵盖的文体要更丰富，有点海纳百川的意思，它有许多分支，就像一条大河，是由许多小溪汇流而成的。报告文学则是纪实文学里的一个重要分支，写作上更要求严格，艺术上要求更完备。
畅建康：我个人觉得报告文学的记人、记事功能，是作家基于对真实社会生活的认知和表达，具有思辨性，是一种具有发现性的个性创作，正如你的许多引起社会反响的作品一样，有自己的发现与思考。假如把《左传》《战国策》《三国志》等等说成报告文学，一定很荒唐。
赵瑜：纪实文学具有文献性，是对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中国没有完整的宗教，所以对历史的尊重和崇拜是中国文化的特性，纪实文学创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差不多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历史也是文学，典型的“史”“文”不分，既可以称作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可以称作为一部伟大的纪实文学作品。
畅建康：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史官”，记录皇帝言行和编撰历史，最早在夏代就有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赵瑜：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西汉时期的“太史令”，父亲死后司马迁继任其位，才有了《史记》。《史记》原名不叫《史记》，叫《太史公记》，还有别的名字，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上古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清朝编撰的《二十四史》，包括《史记》在内，共三千多卷近五千万字，洋洋大观，记录了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同样，它们也既是历史也是文学。
畅建康：《二十四史》里的《三国志》和《史记》《汉书》一样都是巅峰之作，还有《后唐书》，由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等编撰，某种程度都是因为其文学价值才影响甚广。
赵瑜：纪实作品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宋仁宗下令欧阳修等人重新编撰的《唐书》叫《新唐书》，原来的《唐书》便被人们称作《旧唐书》。《新唐书》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后来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 畅建康：有历史学家说，宋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朝代，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赵瑜：我们山西的古代文人，也都擅长纪实写作。早在先秦，便有晋人用纪实手法将神话传说记载下来，如《日出而作》、《禹凿龙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在《左传》和《战国策》里，有《介子推不言禄》等名篇，韩非的《和氏璧》以及《大事必作于细》，我们至今咏读，柳宗元《童区寄传》，温庭筠《陈义郎》、司马光《题绛州鼓堆祠记》、元好问《射说》，分明就是中国古代精彩绝伦的短篇报告文学。而今开卷，常憾来者可慕可赏可咏可鉴，殊不可及矣。王勃的著名的《滕王阁序》更是经千年不朽，至今还是中学生必读课文。
赵瑜：小说是“从小处说起”，或者是“小的戏说”，早先是传奇、话本，明清时期才诞生了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畅建康：还有《三言二拍》《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传》，都是元代以后从明代开始才有的，在明代以前，中国主要的是散文和诗词，诗词成就在唐朝达到了最高峰。《金瓶梅》一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白話长篇小说，其成书时间约在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在此之前小说的雏形是在民间流行的话本、传奇。《金瓶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语言脱离了宋元时期话本的色彩，明显有文人创作的风格，又使用了大量方言俚语，情节安排上，故事脱胎于《水浒》中的一个情节，进行了完全的虚构，采取上帝的视角，抽离个人感情，无喜无恶地白描了一副底层老百姓的社会生态图。这种虚构的长篇叙事形式，后来直接产生了传世不朽的《红楼梦》。
赵瑜：章回小说都是明清时期才有的，而且多数是从传说、杂剧、话本、传奇演变而来的，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这样的。《水浒传》这个特点最为明显，《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经过宋元两代数百年里在民间流传、不断丰富而最终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最后由施耐庵，也有人说还有罗贯中整理而成，形成了最后一个版本。和现代小说的创作完全不同。现代小说是晚清国门打开后，中国文人受西方小说的影响才写出现代意义的小说。所以说现代小说的形式，来自西方，不一定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当然，现代小说里也必然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文人推崇备至的《红楼梦》，的确影响着许多小说家的创作。在古代，话本、戏剧、传说、传奇流行于民间，更多的是一种茶余饭后的娱乐和消遣，它的社会价值和影响不可和纪实文献等同日而语。
中国近现代的纪实写作
畅建康：怎么评价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纪实文学？
赵瑜：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期，国门逐渐打开，思想空前解放，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社会，文化受到了中国社会从未有过的尊重，站在世界的角度，文人们开始以悲悯的情怀审视国家、民族的现状和未来，不同于古代的“记史”，新的纪实文学作品便是应运而生的一种表达方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名臣徐继畲，他是我们山西五台人，最著名的作品是《瀛寰志略》。该书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徐继畲盛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及其创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创举，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认识高度至今难以超越。给予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瀛环志略》传往日本后，受到广泛重视，被认为是“通知世界之南针”，有助于他们的维新变法。因此，他们多次刊印此书。1998年6月29日，到访中国的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说过一段话：“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畲所写。1853年，中国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由此可见，《瀛寰志略》的影响是多么大。
畅建康：许多学者说徐继畲是中国近代“正眼看世界第一人”。
19世纪的晚清，报纸登陆中国，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报告文学开始孕育。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一批初具报告文学雏形的作品，但只是到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才明显具备了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之后，报告文学作品慢慢多了起来。而在西方，因为报纸比中国出现得早，这种新兴的文体相对我国，要更加成熟一些。我国的报告文学创作的飞跃是从民国诞生之后开始的吧。
赵瑜：是的。到了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深刻的变革，报告文学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取得了巨大突破。瞿秋白的《赤都心史》1924年6月出版。记述作者在考察莫斯科时的见闻，描绘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社会生活中新的状态，介绍了不少著名人物的活动，并记录了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瞿秋白的另一本书《俄乡纪程》真实地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现实，影响也很大。夏衍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发表于 1935年，范长江于1936年8月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河北人宋之的1936年发表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这些作品笔法冷隽犀利，形式新颖巧妙，都是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比较有影响的还有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戈公振的《东北到苏联》、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鲁迅、胡适、郭沫若、冰心、茅盾也都有纪实佳作问世。
畅建康：新文化运动，使报告文学这一新的文体落户于中国，并逐渐羽毛丰满，成了作家表达对社会关切、记录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新的文体。茅盾说过：“每一时代产生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文学样式。”报告文学在中国虽然还是新的文学实践，但是赵瑜兄以上说的作品，在社会敏锐发现和文学表现方面都已经很出色。 赵瑜：新中国成立后，也产生过不少影响甚广的报告文学，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都为大家所熟知，至今学生课本里还有。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两个人：萧乾和穆青，两人都是大文学家，留下了许多优秀纪实作品。萧乾的纪实作品《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和《人生采访》在当时影响很大。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等，都在当时传颂一时。当然，纪实文学的繁荣还是从改革开放后逐渐呈现的。
畅建康：改革开放后，我记得读过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船长》，这些作品都是改革开放初期发表的，我那时候正在大学读书，记得每次读到这些作品都会激动好几天，他们带给读者的冲击力很强大，这是报告文学独有的力量。
山西纪实写作的传承
赵瑜：我们山西的古代文人，也都擅长纪实写作。早在先秦，便有晋人用纪实手法将神话传说记载下来，如《日出而作》《禹凿龙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在《左传》和《战国策》里，有《介子推不言禄》等名篇，韩非的《和氏璧》以及《大事必作于细》，我们至今咏读，柳宗元《童区寄传》，温庭筠《陈义郎》、司马光《题绛州鼓堆祠记》、元好问《射说》，分明就是中国古代精彩绝伦的短篇报告文学。而今开卷，常憾来者可慕可赏可咏可鉴，殊不可及矣。王勃著名的《滕王阁序》更是经千年不朽，至今还是中学生的必读课文。下逮明清近代，山西文坛仍有薛瑄、乔宇、杨博、傅山横空出世，王家屏谥号“文端”，于成龙《政书》八卷，陈廷敬为清皇授汉学，祁寯藻以文名冠领袖。更有名臣徐继畲著写纪实宏篇《瀛寰志略》。清末，有晋人景梅九、谷思慎等多位留日学子，以笔作戟，要“输入文明，改良社会”，力倡革命，呼吁共和，撰写了大量纪实文学。除了景梅九长篇纪实作品《罪案》《入狱始末记》之外，山西文坛在渐以小说叙正事、入主流的同时，仍极重视纪实方法的运用。民国时期，有李健吾、石评梅、常風、田景福、常乃德，高君宇等人，不仅善作诗歌、小说，更是纪实文学高手。
畅建康：这么看来，山西的纪实传统源远流长，且硕果累累。当代山西纪实文学的发展是对历史的传承。一代又一代文人、作家也都是纪实文学创作的高手。
赵瑜：我们山西的几位老作家赵树理、马烽、孙谦、束为、西戎、冈夫、胡正，都写过纪实文学，或者叫报告文学。先说赵树理，赵树理可以说是“山药蛋派”的鼻祖，许多人都认为赵树理的文学最高成就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小说，殊不知他在解放区根据地就写过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记》，发表时间是在1944年。“大跃进”前后他还写过纪实性作品《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有一段时间因为“左倾”思潮的影响，赵树理“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对农业方面（现阶段）一些体会写成意见书式的文章”，于是就有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和《给地委书记的一封信》。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纪实作品的成就并不低于他的小说成就，他的纪实作品就是他本人人格的写照。
畅建康：他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是因为他小说里写了“中间人物”，而是这几个针砭时弊表达个人见解的纪实文章吧？
赵瑜：是啊，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对社会有责任感并且敢于直面真相的，他为此受尽了折磨，付出了生命。
畅建康：那年他64岁。
赵瑜：马烽与西戎合作，以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上的典型人物和事迹素材，创作了章回体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有很强的纪实性。1978年，他又创作了长篇传记文学《刘胡兰传》，这两部作品都是马烽的代表作。此外，马烽还写过两篇有名的报告文学《雁门关外一杆旗》和《林海劲松》。对这两篇报告文学，评论家杨占平先生说至今读起来仍然感觉是真实动人的作品。孙谦是最早写大寨的作家，他的《大寨英雄谱》发表后，有四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束为的《南柳春光》篇幅近六万字，也是当时全国文坛上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之一。西戎退休之后，连续写了四部长篇报告文学，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老诗人冈夫的长篇叙事《草岚风雨》是一部有史实研究价值的著作。胡正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写报告文学，前后写过几十篇，创作颇丰。
畅建康：几位老人都相继离开了我们，他们对文学的孜孜追求，他们敢于直面生活的勇气，他们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山西真的有一个好的纪实文学传统。
赵瑜：正是因为山西有很好的纪实文学传统，才有了以后山西纪实文学创作的振兴。
“晋军崛起”与山西纪实文学的创作
畅建康：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文坛空前活跃，“晋军崛起”成了中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时候出现了一批重要作家，许多优秀小说相继诞生。以郑义、柯云路、焦祖尧、成一、张石山、韩石山、张平、钟道新、李锐、蒋韵，当然还包括老兄你为代表，走出山西，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品。郑义的《老井》、柯云路的《新星》、你的《强国梦》当时都是在中国文坛刮起了旋风，轰动很大。李锐的《厚土》系列也反响不错。感觉大多数都是小说家，你是唯一一位纪实文学作家。
赵瑜：你忽视了几个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家，一位是麦天枢，他在1987年和1988年相继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土地与土皇帝》《西部在移民》，这两部作品均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此外他还发表了《爱河横流》《天荒》等，都是报告文学精品。1992年又出版了《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1998年还出版了《天国猜想———认识中国的一条新路径》等。另一位是焦祖尧，他创作的《心儿向着太阳》《黄河落天走山西》等力作，气势宏大，充分展示了作家个性和精神。还一位是田昌安，从1988年起陆续发表了多篇报告文学：《南北奇婚录》《关于失败者的报告》《山村衰亡记》《当代童养媳》《毒品离我们有多远》《荣辱沉浮今又说》等等，都是不错的报告文学作品。最后的一位是马骏，他创作了《丰收不在田野》《东方世界的晨曦》《追寻大光明》等，其中《丰收不在田野》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畅建康：如此看来，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对“晋军崛起”的贡献不亚于小说创作。《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强国梦》《土地与土皇帝》《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西部在移民》《爱河横流》《天荒》《心儿向着太阳》《黄河落天走山西》《丰收不在田野》《南北奇婚录》等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精彩华章。
赵瑜：建康兄的评价很高。
纪实文学在山西的兴盛
畅建康：似乎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晋军”的小说创作渐渐沉寂了下来，虽然中年作家也不断有佳作问世，还出现了不少实力不俗的青年作家，山西的几个大的文学刊物《山西文学》《黄河》《都市》，也还是以发表小说为主。但是，总感觉没有了以往的喧嚣。相反，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倒是越来越热络了起来，创作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就连当时“晋军”中的几位主要干将周宗奇、韩石山、张石山，还有哲夫，都基本放弃了小说专事写起纪实文学了。鲁顺民、黄风、寓真、毕星星、张锐锋，个个实力不凡。赵瑜兄更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重磅作品问世，惊艳文坛。我们知道在这一时期，你完成了许多部纪实作品，比如《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野人山淘金记》《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等等，几乎每一部都能引起反响，都成了纪实文学作品的名篇，《革命百里洲》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赵瑜：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我只是我们山西作家里的一员。我们山西作家这些年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纪实作品，有些在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作家因为纪实作品在文坛名声大震。
周宗奇是以写小说出名的，后来当了《山西文学》主编。他最主要的成就却不是小说，而是纪实文学。他出版纪实文学作品有《清代文字狱纪实》《真伪人生》《三个红色殉道者》，引起文坛广泛关注。
张石山也是写小说出名的，也当过《山西文学》主编。他后期写的自传体长篇《商海炼狱》，民俗文化考察研究长篇《洪荒的太息》，纪实长篇《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其文学成就不亚于他的小说。
韩石山还是写小说出名的，也还当过《山西文学》主编。从九十年代开始，人们惊讶地看到他一本又一本的纪实著作问世，有《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寻访林徽因》《鲁迅与胡适》《张晗传》等等，引起广泛的讨论和研究，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
陈为人早年写过不少文学作品，退休前后开始写纪实作品。从《唐达成风雨五十年》到《马烽无刺》前后出版了十几本纪实著作，尤以《唐达成风雨五十年》引人注目。
毕星星出版了《〈三上桃峰〉事件的前台幕后》讲述一部戏折腾了一群人的命运，揭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荒诞与命运的跌宕。
杨占平出版了《赵树理传》《马烽评传》，很有新意。
张锐锋多年前就写过关于矿难的报告文学，后来的长篇纪实《鼎立南极》出版后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书写了我国科学家的感人情怀。
哲夫近年长期关注环保事业，写过环保生态小说，其后的《黄河生态报告》《水土中国》，视野宽广，观察犀利。
鲁顺民先后完成了《380毫米降水线》《山西古渡口》《送84位烈士回家》，尤以《送84位烈士回家》《天下农人》《潘家铮传》引人关注，近些年又完成了扶贫报告文学多部。
黄风出版了《黄河岸边的歌王》《滇缅之列》和《大湄公河》，其中《大湄公河》在北美受到了华人世界的欢迎。
值得我们关注的纪实作家还有很多，他们分布在全省各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相同的是勤奋和努力以及作家的使命感。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一经推出立刻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作品对人性丑恶的批判尤其深刻；柴然的《死无葬身之地》，笔锋犀利，深刻憾人。聂还贵的系列报告文学《中国有一座古城叫大同》表达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梁志宏的《太阳下的向日葵》是一部自传，以一个正统文人六十年的人生实践以及形成的嬗变，进行批判性的梳理、诠释和反思；赵诚的《黄万里的长河孤旅》，特色鲜明，视野远大；皇甫琪的《煤矿农民工》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报告文学乌金奖；高定存撰写的《黄河》系列故事感人至深。田秋平的《田家英在长治》、郭万新的《朔州乡村》系列，糜果才的《烽烟平型关》，都让人印象深刻。玄武、柴然、乔忠延、李金山、崔巍、边新文、孙涛等也都有不错的作品问世。评论家谢泳，从八十年代起就关注报告文学写作，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杨占平、傅书华、孙钊等评论家也有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探索文章发表。
畅建康：我注意到，写纪实作品的还有一批女将，她们是蒋殊、王秀琴、江雪、王芳、边云芳等。蒋殊发表的《盛大的告别》《天坛与史铁生》等一系列纪实散文，情真意切，质量很高，被多种年度选本选载。最近出版的长篇纪实《重回1937》，以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幸存抗战老兵为采访对象，怀着敬畏与感动，用十余万字记录下老兵的心灵回望，反响不错。另一部长篇纪实《再回1949》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都市》陆续发表，单行本也已上市，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赵瑜：值得一提的还有，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共出一百本书，山西作家周宗奇、陈为人、哲夫、乔忠延、张继红、周山湖、聂还贵、闫文盛、玄武、李金山，还有我本人共十一位参与了创作，十一本书或已出版或已基本完成，占全套丛书的十分之一。总体来看，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势头正在呈上升态势。
畅建康：这种热闹的现象，能不能看成纪实文学创作在山西的“兴盛”？你又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赵瑜：怎么评价这种现象，是不是“兴盛”，仁者见仁吧。关于纪实文学创作在我省的“热闹”，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前进，我们生活的农耕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带来的冲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者受众更喜欢接受一些真实的及时的有真相的表达，而不是看一些慢腾腾的虚构，甚至是一些不知所云的故事。对于这种需求，纪实文学可以做到，小说做不到。小说更适合闲暇时的消遣。新闻也做不到，新闻往往是蜻蜓点水的，缺少思辨，很難抵达事实的真相。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山西这块土地，现当代的山西发生过许许多多事情，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山西都有集中的体现，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事件及史实。于是，山西纪实文学的兴盛就应运而生了。再者，就是我们山西历来就有写纪实文学作品的传统，是对老一辈读书人纪实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畅建康：我们知道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最早出现于欧洲国家，是有了报纸才出现的，是从新闻的领域滋生、发展而后进入文学领域的，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的热点话题，具有很明显的强烈的社会性。赵瑜兄的许多纪实文学作品都符合这个特性，比如你的“体育三部曲”。刚才你列举了那么多的作家，也列举了那么多作品，我觉得之所以引起关注，无疑都无一例外具有这种特质。
赵瑜：对的。
畅建康：有人说，山西许多作家转行不写小说了，是因为写不出小说了，没想象力了，或者是“江郎才尽”了。当然，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赵瑜：这种说法是天大的误会。我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写纪实文学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作家使命感的体现。纪实文学不是一种闲适的写作，纪实文学背负着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纪实文学作家面对激烈、繁复、鲜活、多样的丰富社会存在，必须通过接触、观察、理解和思考，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题材，创作出读者关注的優秀作品。社会和生活的精彩和诡异是小说家们无论如何也虚构不出来的。
畅建康：是的，纪实文体的写作比写小说有更高的要求，除过文学修养之外，还需要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需要作家具备思想的力度和深度，甚至还需要体力，需要坚强的韧性和不重私利的品行。赵瑜兄许多作品的完成，单就采访和找寻资料的过程，所遇到的曲折和困难，我都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纪实文学作家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在调整自己的精神行为，从而不断得到提高和丰富，换句话说，也在塑造自己。
赵瑜：其实，转行写纪实的作家也大多没有放弃小说写作，只是把重心放到了纪实上来了。他们认为纪实更能表达自己，更能接近完成一个作家的观念和主体意识。
畅建康：很感谢赵瑜兄就山西纪实文学创作的历史渊源、创作成就以及现状作了如此详尽的介绍。
赵瑜：能为山西纪实文学事业做一些事情，是我的心愿。相信我省的纪实文学创作还会上一个台阶，诞生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畅建康：一个时代会有一种文体优势。纪实文学可以呈现真相，用文学说真相，很受读者欢迎，纪实文学现在处在一个很好的机遇时期，相信山西的作家们一定不会辜负这种机遇。
赵瑜：《都市》作为一个市级文学刊物，愿意开辟一个谈论纪实文学创作的栏目，是有胸怀的，有高度的，我很赞赏。建康兄邀请我主持这个栏目，定当尽力，不敢懈怠。
畅建康：再次感谢赵瑜兄。
山西文坛近年来有一种现象，就是写纪实文学的作家越来越多，好的纪实文学作品自然也越来越多，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有专家说，山西是个纪实文学大省，很可能并非夸张之言。
说起山西新时期的纪实文学，不能不说赵瑜。说起中国新时期纪实文学，也不能不说赵瑜。
赵瑜已年过六旬，仍然笔耕不辍，创作激情依然高涨。从他早期在中国文坛产生影响的《中国的要害》起，至今已三十多年过去，几近四十年，赵瑜仍然是中国纪实文学创作上的一道风景线，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扔出一颗“重磅炸弹”，引起文坛的关注，甚至是轰动。能近四十年一直叱咤在中国纪实文坛红旗飘飘、风生水起的，除了赵瑜我真不知道还有谁。
赵瑜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蝉联三届赵树理文学奖、三届徐迟文学奖、三届《中国作家》大奖，其他奖项忽略不计。
我问赵瑜迄今共出版了多少本书，赵瑜竟然也说不清。足见著作颇丰，足见创作之勤奋。在他的工作室，我翻到他个人的著作有三十多本，其中还有几种外语版。另外，研究他的著作也有六七本。这肯定不是全部。我记住的有《中国的要害》《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革”中》《太行山断裂》《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晋人援蜀记》《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野人山淘金记》等等。有许多是我多年前就读过的，至今仍然记得读的时候作品带给心灵的冲击。
早就听说赵瑜写了部百余万字的《牺牲者》，可谓是他的扛鼎之作，叫鸿篇巨制也不为过吧。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正式出版，所以未能读到。有一天，向赵瑜讨要，赵瑜说他找一找，找到了再知会我去他工作室拿。
就是这次去取书，有了一次与赵瑜长谈的机会。
我们从谈他个人的创作，谈到了当下中国纪实文学的现状，再谈到了山西纪实文学的新景观。我们共同认为纪实文学创作早已成为山西文坛不可忽视的一大现象，山西的纪实作家队伍实力不凡，且不断壮大，他们作品的影响力、引起的关注度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都远远超出了虚构文学作品。对这种文学现象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很有必要。于是我想到了在《都市》开辟一个关于研究山西纪实文学现象的栏目，对山西纪实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做个系列访谈，并由赵瑜主持。赵瑜欣然同意。回单位后，我向张守耀院长做了汇报。张院长听了后连声叫好，并立即向市委宣传部分管部长做了汇报，分管部长也予以了肯定。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于是，便有了我和赵瑜以后的几次对话。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头，希望能把这个栏目做好，为山西文学界做一件有益的事情。
以下是我和赵瑜的对话———
中国历史上的写实传统
畅建康：赵瑜兄，首先我们谈谈纪实文学作为一种文本，该如何为它定义。有人把纪实文学叫作非虚构，现在国内许多文学期刊都有个栏目叫“非虚构”。有一段时间内，人们说得最多的是报告文学。至今鲁迅文学奖仍叫报告文学奖，我省的赵树理文学奖也叫报告文学奖，还有徐迟报告文学奖，似乎叫纪实文学奖的很少，你获得的大奖多数是也报告文学奖。
赵瑜：非虚构的说法是舶来的，区别于小说的虚构。非虚构字面的意思就是不虚构，也就是纪实的意思，应该是一个意思。我更愿意把非虚构叫作纪实。报告文学的核心还是纪实，只是涵盖要小一些，更典型一些。比如人物传记、日记体、书信体，还有大事记什么的，就不能叫做报告文学，只能叫纪实。比如鲁迅的《两地书》是书信体，马烽的《刘胡兰传》是人物传记，再比如著名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录。
畅建康：现代以来，回忆录作品数量很多，肯定属于纪实。有人认为纪实散文也应该划到纪实文学作品里来，比如，鲁迅的《朝花夕拾》、巴金的《随想录》就很有代表性。
赵瑜：所以，纪实文学涵盖的文体要更丰富，有点海纳百川的意思，它有许多分支，就像一条大河，是由许多小溪汇流而成的。报告文学则是纪实文学里的一个重要分支，写作上更要求严格，艺术上要求更完备。
畅建康：我个人觉得报告文学的记人、记事功能，是作家基于对真实社会生活的认知和表达，具有思辨性，是一种具有发现性的个性创作，正如你的许多引起社会反响的作品一样，有自己的发现与思考。假如把《左传》《战国策》《三国志》等等说成报告文学，一定很荒唐。
赵瑜：纪实文学具有文献性，是对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中国没有完整的宗教，所以对历史的尊重和崇拜是中国文化的特性，纪实文学创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差不多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既是历史也是文学，典型的“史”“文”不分，既可以称作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可以称作为一部伟大的纪实文学作品。
畅建康：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史官”，记录皇帝言行和编撰历史，最早在夏代就有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赵瑜：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西汉时期的“太史令”，父亲死后司马迁继任其位，才有了《史记》。《史记》原名不叫《史记》，叫《太史公记》，还有别的名字，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上古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清朝编撰的《二十四史》，包括《史记》在内，共三千多卷近五千万字，洋洋大观，记录了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同样，它们也既是历史也是文学。
畅建康：《二十四史》里的《三国志》和《史记》《汉书》一样都是巅峰之作，还有《后唐书》，由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等编撰，某种程度都是因为其文学价值才影响甚广。
赵瑜：纪实作品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宋仁宗下令欧阳修等人重新编撰的《唐书》叫《新唐书》，原来的《唐书》便被人们称作《旧唐书》。《新唐书》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后来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 畅建康：有历史学家说，宋代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朝代，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
赵瑜：我们山西的古代文人，也都擅长纪实写作。早在先秦，便有晋人用纪实手法将神话传说记载下来，如《日出而作》、《禹凿龙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在《左传》和《战国策》里，有《介子推不言禄》等名篇，韩非的《和氏璧》以及《大事必作于细》，我们至今咏读，柳宗元《童区寄传》，温庭筠《陈义郎》、司马光《题绛州鼓堆祠记》、元好问《射说》，分明就是中国古代精彩绝伦的短篇报告文学。而今开卷，常憾来者可慕可赏可咏可鉴，殊不可及矣。王勃的著名的《滕王阁序》更是经千年不朽，至今还是中学生必读课文。
赵瑜：小说是“从小处说起”，或者是“小的戏说”，早先是传奇、话本，明清时期才诞生了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他们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畅建康：还有《三言二拍》《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传》，都是元代以后从明代开始才有的，在明代以前，中国主要的是散文和诗词，诗词成就在唐朝达到了最高峰。《金瓶梅》一般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章回体白話长篇小说，其成书时间约在明朝隆庆至万历年间，在此之前小说的雏形是在民间流行的话本、传奇。《金瓶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语言脱离了宋元时期话本的色彩，明显有文人创作的风格，又使用了大量方言俚语，情节安排上，故事脱胎于《水浒》中的一个情节，进行了完全的虚构，采取上帝的视角，抽离个人感情，无喜无恶地白描了一副底层老百姓的社会生态图。这种虚构的长篇叙事形式，后来直接产生了传世不朽的《红楼梦》。
赵瑜：章回小说都是明清时期才有的，而且多数是从传说、杂剧、话本、传奇演变而来的，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这样的。《水浒传》这个特点最为明显，《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经过宋元两代数百年里在民间流传、不断丰富而最终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最后由施耐庵，也有人说还有罗贯中整理而成，形成了最后一个版本。和现代小说的创作完全不同。现代小说是晚清国门打开后，中国文人受西方小说的影响才写出现代意义的小说。所以说现代小说的形式，来自西方，不一定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当然，现代小说里也必然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文人推崇备至的《红楼梦》，的确影响着许多小说家的创作。在古代，话本、戏剧、传说、传奇流行于民间，更多的是一种茶余饭后的娱乐和消遣，它的社会价值和影响不可和纪实文献等同日而语。
中国近现代的纪实写作
畅建康：怎么评价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纪实文学？
赵瑜：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期，国门逐渐打开，思想空前解放，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社会，文化受到了中国社会从未有过的尊重，站在世界的角度，文人们开始以悲悯的情怀审视国家、民族的现状和未来，不同于古代的“记史”，新的纪实文学作品便是应运而生的一种表达方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名臣徐继畲，他是我们山西五台人，最著名的作品是《瀛寰志略》。该书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叙述华盛顿领导美国人民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同时，徐继畲盛赞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丰功伟绩及其创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创举，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认识高度至今难以超越。给予中国当时的思想界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瀛环志略》传往日本后，受到广泛重视，被认为是“通知世界之南针”，有助于他们的维新变法。因此，他们多次刊印此书。1998年6月29日，到访中国的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大的演讲说过一段话：“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畲所写。1853年，中国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由此可见，《瀛寰志略》的影响是多么大。
畅建康：许多学者说徐继畲是中国近代“正眼看世界第一人”。
19世纪的晚清，报纸登陆中国，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报告文学开始孕育。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一批初具报告文学雏形的作品，但只是到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才明显具备了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之后，报告文学作品慢慢多了起来。而在西方，因为报纸比中国出现得早，这种新兴的文体相对我国，要更加成熟一些。我国的报告文学创作的飞跃是从民国诞生之后开始的吧。
赵瑜：是的。到了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深刻的变革，报告文学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取得了巨大突破。瞿秋白的《赤都心史》1924年6月出版。记述作者在考察莫斯科时的见闻，描绘了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社会生活中新的状态，介绍了不少著名人物的活动，并记录了自己的思想演变过程。瞿秋白的另一本书《俄乡纪程》真实地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现实，影响也很大。夏衍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发表于 1935年，范长江于1936年8月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河北人宋之的1936年发表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这些作品笔法冷隽犀利，形式新颖巧妙，都是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比较有影响的还有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戈公振的《东北到苏联》、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鲁迅、胡适、郭沫若、冰心、茅盾也都有纪实佳作问世。
畅建康：新文化运动，使报告文学这一新的文体落户于中国，并逐渐羽毛丰满，成了作家表达对社会关切、记录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新的文体。茅盾说过：“每一时代产生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文学样式。”报告文学在中国虽然还是新的文学实践，但是赵瑜兄以上说的作品，在社会敏锐发现和文学表现方面都已经很出色。 赵瑜：新中国成立后，也产生过不少影响甚广的报告文学，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都为大家所熟知，至今学生课本里还有。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两个人：萧乾和穆青，两人都是大文学家，留下了许多优秀纪实作品。萧乾的纪实作品《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和《人生采访》在当时影响很大。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等，都在当时传颂一时。当然，纪实文学的繁荣还是从改革开放后逐渐呈现的。
畅建康：改革开放后，我记得读过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船长》，这些作品都是改革开放初期发表的，我那时候正在大学读书，记得每次读到这些作品都会激动好几天，他们带给读者的冲击力很强大，这是报告文学独有的力量。
山西纪实写作的传承
赵瑜：我们山西的古代文人，也都擅长纪实写作。早在先秦，便有晋人用纪实手法将神话传说记载下来，如《日出而作》《禹凿龙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在《左传》和《战国策》里，有《介子推不言禄》等名篇，韩非的《和氏璧》以及《大事必作于细》，我们至今咏读，柳宗元《童区寄传》，温庭筠《陈义郎》、司马光《题绛州鼓堆祠记》、元好问《射说》，分明就是中国古代精彩绝伦的短篇报告文学。而今开卷，常憾来者可慕可赏可咏可鉴，殊不可及矣。王勃著名的《滕王阁序》更是经千年不朽，至今还是中学生的必读课文。下逮明清近代，山西文坛仍有薛瑄、乔宇、杨博、傅山横空出世，王家屏谥号“文端”，于成龙《政书》八卷，陈廷敬为清皇授汉学，祁寯藻以文名冠领袖。更有名臣徐继畲著写纪实宏篇《瀛寰志略》。清末，有晋人景梅九、谷思慎等多位留日学子，以笔作戟，要“输入文明，改良社会”，力倡革命，呼吁共和，撰写了大量纪实文学。除了景梅九长篇纪实作品《罪案》《入狱始末记》之外，山西文坛在渐以小说叙正事、入主流的同时，仍极重视纪实方法的运用。民国时期，有李健吾、石评梅、常風、田景福、常乃德，高君宇等人，不仅善作诗歌、小说，更是纪实文学高手。
畅建康：这么看来，山西的纪实传统源远流长，且硕果累累。当代山西纪实文学的发展是对历史的传承。一代又一代文人、作家也都是纪实文学创作的高手。
赵瑜：我们山西的几位老作家赵树理、马烽、孙谦、束为、西戎、冈夫、胡正，都写过纪实文学，或者叫报告文学。先说赵树理，赵树理可以说是“山药蛋派”的鼻祖，许多人都认为赵树理的文学最高成就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小说，殊不知他在解放区根据地就写过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记》，发表时间是在1944年。“大跃进”前后他还写过纪实性作品《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有一段时间因为“左倾”思潮的影响，赵树理“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对农业方面（现阶段）一些体会写成意见书式的文章”，于是就有了《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和《给地委书记的一封信》。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纪实作品的成就并不低于他的小说成就，他的纪实作品就是他本人人格的写照。
畅建康：他在“文革”期间受迫害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不是因为他小说里写了“中间人物”，而是这几个针砭时弊表达个人见解的纪实文章吧？
赵瑜：是啊，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对社会有责任感并且敢于直面真相的，他为此受尽了折磨，付出了生命。
畅建康：那年他64岁。
赵瑜：马烽与西戎合作，以晋绥边区第四届群英会上的典型人物和事迹素材，创作了章回体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有很强的纪实性。1978年，他又创作了长篇传记文学《刘胡兰传》，这两部作品都是马烽的代表作。此外，马烽还写过两篇有名的报告文学《雁门关外一杆旗》和《林海劲松》。对这两篇报告文学，评论家杨占平先生说至今读起来仍然感觉是真实动人的作品。孙谦是最早写大寨的作家，他的《大寨英雄谱》发表后，有四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束为的《南柳春光》篇幅近六万字，也是当时全国文坛上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之一。西戎退休之后，连续写了四部长篇报告文学，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老诗人冈夫的长篇叙事《草岚风雨》是一部有史实研究价值的著作。胡正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写报告文学，前后写过几十篇，创作颇丰。
畅建康：几位老人都相继离开了我们，他们对文学的孜孜追求，他们敢于直面生活的勇气，他们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山西真的有一个好的纪实文学传统。
赵瑜：正是因为山西有很好的纪实文学传统，才有了以后山西纪实文学创作的振兴。
“晋军崛起”与山西纪实文学的创作
畅建康：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文坛空前活跃，“晋军崛起”成了中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时候出现了一批重要作家，许多优秀小说相继诞生。以郑义、柯云路、焦祖尧、成一、张石山、韩石山、张平、钟道新、李锐、蒋韵，当然还包括老兄你为代表，走出山西，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品。郑义的《老井》、柯云路的《新星》、你的《强国梦》当时都是在中国文坛刮起了旋风，轰动很大。李锐的《厚土》系列也反响不错。感觉大多数都是小说家，你是唯一一位纪实文学作家。
赵瑜：你忽视了几个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家，一位是麦天枢，他在1987年和1988年相继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土地与土皇帝》《西部在移民》，这两部作品均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此外他还发表了《爱河横流》《天荒》等，都是报告文学精品。1992年又出版了《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1998年还出版了《天国猜想———认识中国的一条新路径》等。另一位是焦祖尧，他创作的《心儿向着太阳》《黄河落天走山西》等力作，气势宏大，充分展示了作家个性和精神。还一位是田昌安，从1988年起陆续发表了多篇报告文学：《南北奇婚录》《关于失败者的报告》《山村衰亡记》《当代童养媳》《毒品离我们有多远》《荣辱沉浮今又说》等等，都是不错的报告文学作品。最后的一位是马骏，他创作了《丰收不在田野》《东方世界的晨曦》《追寻大光明》等，其中《丰收不在田野》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畅建康：如此看来，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对“晋军崛起”的贡献不亚于小说创作。《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强国梦》《土地与土皇帝》《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西部在移民》《爱河横流》《天荒》《心儿向着太阳》《黄河落天走山西》《丰收不在田野》《南北奇婚录》等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精彩华章。
赵瑜：建康兄的评价很高。
纪实文学在山西的兴盛
畅建康：似乎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晋军”的小说创作渐渐沉寂了下来，虽然中年作家也不断有佳作问世，还出现了不少实力不俗的青年作家，山西的几个大的文学刊物《山西文学》《黄河》《都市》，也还是以发表小说为主。但是，总感觉没有了以往的喧嚣。相反，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倒是越来越热络了起来，创作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就连当时“晋军”中的几位主要干将周宗奇、韩石山、张石山，还有哲夫，都基本放弃了小说专事写起纪实文学了。鲁顺民、黄风、寓真、毕星星、张锐锋，个个实力不凡。赵瑜兄更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重磅作品问世，惊艳文坛。我们知道在这一时期，你完成了许多部纪实作品，比如《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野人山淘金记》《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等等，几乎每一部都能引起反响，都成了纪实文学作品的名篇，《革命百里洲》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赵瑜：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我只是我们山西作家里的一员。我们山西作家这些年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纪实作品，有些在全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作家因为纪实作品在文坛名声大震。
周宗奇是以写小说出名的，后来当了《山西文学》主编。他最主要的成就却不是小说，而是纪实文学。他出版纪实文学作品有《清代文字狱纪实》《真伪人生》《三个红色殉道者》，引起文坛广泛关注。
张石山也是写小说出名的，也当过《山西文学》主编。他后期写的自传体长篇《商海炼狱》，民俗文化考察研究长篇《洪荒的太息》，纪实长篇《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其文学成就不亚于他的小说。
韩石山还是写小说出名的，也还当过《山西文学》主编。从九十年代开始，人们惊讶地看到他一本又一本的纪实著作问世，有《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寻访林徽因》《鲁迅与胡适》《张晗传》等等，引起广泛的讨论和研究，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
陈为人早年写过不少文学作品，退休前后开始写纪实作品。从《唐达成风雨五十年》到《马烽无刺》前后出版了十几本纪实著作，尤以《唐达成风雨五十年》引人注目。
毕星星出版了《〈三上桃峰〉事件的前台幕后》讲述一部戏折腾了一群人的命运，揭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荒诞与命运的跌宕。
杨占平出版了《赵树理传》《马烽评传》，很有新意。
张锐锋多年前就写过关于矿难的报告文学，后来的长篇纪实《鼎立南极》出版后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书写了我国科学家的感人情怀。
哲夫近年长期关注环保事业，写过环保生态小说，其后的《黄河生态报告》《水土中国》，视野宽广，观察犀利。
鲁顺民先后完成了《380毫米降水线》《山西古渡口》《送84位烈士回家》，尤以《送84位烈士回家》《天下农人》《潘家铮传》引人关注，近些年又完成了扶贫报告文学多部。
黄风出版了《黄河岸边的歌王》《滇缅之列》和《大湄公河》，其中《大湄公河》在北美受到了华人世界的欢迎。
值得我们关注的纪实作家还有很多，他们分布在全省各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相同的是勤奋和努力以及作家的使命感。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一经推出立刻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作品对人性丑恶的批判尤其深刻；柴然的《死无葬身之地》，笔锋犀利，深刻憾人。聂还贵的系列报告文学《中国有一座古城叫大同》表达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梁志宏的《太阳下的向日葵》是一部自传，以一个正统文人六十年的人生实践以及形成的嬗变，进行批判性的梳理、诠释和反思；赵诚的《黄万里的长河孤旅》，特色鲜明，视野远大；皇甫琪的《煤矿农民工》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报告文学乌金奖；高定存撰写的《黄河》系列故事感人至深。田秋平的《田家英在长治》、郭万新的《朔州乡村》系列，糜果才的《烽烟平型关》，都让人印象深刻。玄武、柴然、乔忠延、李金山、崔巍、边新文、孙涛等也都有不错的作品问世。评论家谢泳，从八十年代起就关注报告文学写作，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杨占平、傅书华、孙钊等评论家也有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探索文章发表。
畅建康：我注意到，写纪实作品的还有一批女将，她们是蒋殊、王秀琴、江雪、王芳、边云芳等。蒋殊发表的《盛大的告别》《天坛与史铁生》等一系列纪实散文，情真意切，质量很高，被多种年度选本选载。最近出版的长篇纪实《重回1937》，以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县幸存抗战老兵为采访对象，怀着敬畏与感动，用十余万字记录下老兵的心灵回望，反响不错。另一部长篇纪实《再回1949》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都市》陆续发表，单行本也已上市，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赵瑜：值得一提的还有，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共出一百本书，山西作家周宗奇、陈为人、哲夫、乔忠延、张继红、周山湖、聂还贵、闫文盛、玄武、李金山，还有我本人共十一位参与了创作，十一本书或已出版或已基本完成，占全套丛书的十分之一。总体来看，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势头正在呈上升态势。
畅建康：这种热闹的现象，能不能看成纪实文学创作在山西的“兴盛”？你又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赵瑜：怎么评价这种现象，是不是“兴盛”，仁者见仁吧。关于纪实文学创作在我省的“热闹”，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前进，我们生活的农耕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带来的冲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读者受众更喜欢接受一些真实的及时的有真相的表达，而不是看一些慢腾腾的虚构，甚至是一些不知所云的故事。对于这种需求，纪实文学可以做到，小说做不到。小说更适合闲暇时的消遣。新闻也做不到，新闻往往是蜻蜓点水的，缺少思辨，很難抵达事实的真相。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山西这块土地，现当代的山西发生过许许多多事情，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山西都有集中的体现，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事件及史实。于是，山西纪实文学的兴盛就应运而生了。再者，就是我们山西历来就有写纪实文学作品的传统，是对老一辈读书人纪实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畅建康：我们知道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最早出现于欧洲国家，是有了报纸才出现的，是从新闻的领域滋生、发展而后进入文学领域的，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的热点话题，具有很明显的强烈的社会性。赵瑜兄的许多纪实文学作品都符合这个特性，比如你的“体育三部曲”。刚才你列举了那么多的作家，也列举了那么多作品，我觉得之所以引起关注，无疑都无一例外具有这种特质。
赵瑜：对的。
畅建康：有人说，山西许多作家转行不写小说了，是因为写不出小说了，没想象力了，或者是“江郎才尽”了。当然，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赵瑜：这种说法是天大的误会。我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写纪实文学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作家使命感的体现。纪实文学不是一种闲适的写作，纪实文学背负着沉甸甸的社会责任，纪实文学作家面对激烈、繁复、鲜活、多样的丰富社会存在，必须通过接触、观察、理解和思考，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题材，创作出读者关注的優秀作品。社会和生活的精彩和诡异是小说家们无论如何也虚构不出来的。
畅建康：是的，纪实文体的写作比写小说有更高的要求，除过文学修养之外，还需要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需要作家具备思想的力度和深度，甚至还需要体力，需要坚强的韧性和不重私利的品行。赵瑜兄许多作品的完成，单就采访和找寻资料的过程，所遇到的曲折和困难，我都是不可想象的。我认为纪实文学作家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在调整自己的精神行为，从而不断得到提高和丰富，换句话说，也在塑造自己。
赵瑜：其实，转行写纪实的作家也大多没有放弃小说写作，只是把重心放到了纪实上来了。他们认为纪实更能表达自己，更能接近完成一个作家的观念和主体意识。
畅建康：很感谢赵瑜兄就山西纪实文学创作的历史渊源、创作成就以及现状作了如此详尽的介绍。
赵瑜：能为山西纪实文学事业做一些事情，是我的心愿。相信我省的纪实文学创作还会上一个台阶，诞生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畅建康：一个时代会有一种文体优势。纪实文学可以呈现真相，用文学说真相，很受读者欢迎，纪实文学现在处在一个很好的机遇时期，相信山西的作家们一定不会辜负这种机遇。
赵瑜：《都市》作为一个市级文学刊物，愿意开辟一个谈论纪实文学创作的栏目，是有胸怀的，有高度的，我很赞赏。建康兄邀请我主持这个栏目，定当尽力，不敢懈怠。
畅建康：再次感谢赵瑜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