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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它们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党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这些调查对当时粤闽赣边区的社会文化进行了很全面的记录和精辟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农村调查 《寻乌调查》
一、引言
毛泽东认为：“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土地革命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尤其对以赣南和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了集中调查，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水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大量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的农村调查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等观点就是毛泽东基于这些调查研究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充分说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也成为我党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行动指南。1930年的“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也是我党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寻乌调查》为文本，对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二、寻乌调查的缘起与经过
1930年5月，毛泽东对江西省寻乌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阶级状况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集中、全面的调查，史称“寻乌调查”。为什么毛泽东要在革命的紧张时期对寻乌进行调查呢？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一些城镇的解放，毛泽东迫切需要掌握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寻乌县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系江西赣州地区与广东东江地区、福建龙岩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是了解城镇工商业状况的便利之地，有必要在此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具体情况以便制定正确的政策。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前言中说道：“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对于为何选择寻乌为调查地点，毛泽东认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因此，在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军分散在赣南的安远、寻乌和粤东北的平远一带做群众工作的时机，着手进行寻乌调查。
寻乌调查是在当时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下进行的，调查对象有各行各业的人，其中主要提供资料有11人，这些人分别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
毛泽东的主要调查方式是开调查会，重点找了11个人在寻乌马蹄岗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提出问题并亲手作记录。此外，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作了10多万字的笔录材料，并根据调查的切身体会，写下了《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31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将他调查得来的笔录材料整理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这是现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完整的调整研究材料。
三、《寻乌调查》所体现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意义
《寻乌调查》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我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现代化建设功不可没。特别是寻乌调查中所运用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倡导“调查工作要眼睛向下”。毛泽东寻乌调查，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为全党树立了一个深入实际了解社会下层情况的榜样。毛泽东在寻乌，“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毛泽东说，他们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坚持眼睛向下、拜群众为师，才有丰富的材料来源。社会调查活动过程是一个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互动也就是互相影响，调查者的社会身份、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以及作风态度等都会对被调查者产生影响。而被调查者的思想和情感又会影响到调查者。毛泽东在社会调查活动中，总是首先以自身热情、谦恭的态度去影响被调查者。他始终把被调查者当作自己的老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序言二》一文中，回忆起十多年前进行调查的情景。他写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经常采用的方法，在调查会上“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把自己置于被调查者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因为他明白，“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第二，注重典型调查，“解剖麻雀”。毛泽东认为，要真正了解社会情况，就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为了弄清寻乌城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状况，毛泽东非常巧妙地“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总共分成20余项，如盐、杂货、油、豆、酒、水货、药材、黄烟、伞、木器、豆腐、理发、裁缝、伙店、打铁等。由于进行了深入的解剖，毛泽东对寻乌县工商业状况了如指掌，对于中国各地县级城市的状况也就有了一般的了解，也可以以此方法对各地的县城进行比较研究。
毛泽东对农村通常采取典型调查，注重由典型推及一般。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他认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把家庭看做是社会的细胞，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选择各类典型家庭，着力进行刻画、分析，如大地主潘明征家、水货店主范兴甫家。在说明寻乌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和政治思想状况时，毛泽东不是凭印象进行大概的分析，而是对全县8个头等大地主、12个次等大地主和113个中等地主的情况，在分别对每个家庭进行分析以后，再归纳出总的结论。这是一种剖析典型、小中见大的认识方法。寻乌调查，其意义不仅在于他所揭示出來的社会现象本身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得出的结论，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后来在回顾起寻乌调查时说，社会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和认真领会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
第三，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毛泽东不仅采取了严格的实事求是和谦恭的拜群众为师的态度，而且锲而不舍地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从丰富的资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他批评那种“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帐，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的调查，指出“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坚持运用各种科学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材料、总结规律。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对地主、富农、贫农深入细致地分析。对于地主阶级，从大中小三个阶层来加以分析，得出“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而将小地主又分为三个层次。对于贫农，毛泽东根据调查材料分析提出：“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即半自耕农、佃农中较好的、佃农中更穷的、佃农中最穷的。毛泽东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具体而详尽的解剖，从而弄清了这些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得到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对农村有了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他对中国农村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严格审慎的阶级分析，为制定我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毛泽东 农村调查 《寻乌调查》
一、引言
毛泽东认为：“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土地革命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尤其对以赣南和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了集中调查，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水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大量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的农村调查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等观点就是毛泽东基于这些调查研究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充分说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也成为我党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行动指南。1930年的“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所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也是我党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寻乌调查》为文本，对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意义作一粗浅探讨。
二、寻乌调查的缘起与经过
1930年5月，毛泽东对江西省寻乌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阶级状况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集中、全面的调查，史称“寻乌调查”。为什么毛泽东要在革命的紧张时期对寻乌进行调查呢？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一些城镇的解放，毛泽东迫切需要掌握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寻乌县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系江西赣州地区与广东东江地区、福建龙岩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站，是了解城镇工商业状况的便利之地，有必要在此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具体情况以便制定正确的政策。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前言中说道：“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对于为何选择寻乌为调查地点，毛泽东认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因此，在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军分散在赣南的安远、寻乌和粤东北的平远一带做群众工作的时机，着手进行寻乌调查。
寻乌调查是在当时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帮助下进行的，调查对象有各行各业的人，其中主要提供资料有11人，这些人分别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
毛泽东的主要调查方式是开调查会，重点找了11个人在寻乌马蹄岗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提出问题并亲手作记录。此外，他还做了20多天的实际调查，深入到商店、作坊、集市，找商人、工人、小贩、游民谈话。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作了10多万字的笔录材料，并根据调查的切身体会，写下了《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31年2月，毛泽东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将他调查得来的笔录材料整理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这是现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完整的调整研究材料。
三、《寻乌调查》所体现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研究的意义
《寻乌调查》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我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现代化建设功不可没。特别是寻乌调查中所运用的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倡导“调查工作要眼睛向下”。毛泽东寻乌调查，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为全党树立了一个深入实际了解社会下层情况的榜样。毛泽东在寻乌，“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毛泽东说，他们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坚持眼睛向下、拜群众为师，才有丰富的材料来源。社会调查活动过程是一个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互动也就是互相影响，调查者的社会身份、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以及作风态度等都会对被调查者产生影响。而被调查者的思想和情感又会影响到调查者。毛泽东在社会调查活动中，总是首先以自身热情、谦恭的态度去影响被调查者。他始终把被调查者当作自己的老师。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序言二》一文中，回忆起十多年前进行调查的情景。他写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开调查会是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经常采用的方法，在调查会上“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把自己置于被调查者之中，而不是高高在上，因为他明白，“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第二，注重典型调查，“解剖麻雀”。毛泽东认为，要真正了解社会情况，就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为了弄清寻乌城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状况，毛泽东非常巧妙地“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总共分成20余项，如盐、杂货、油、豆、酒、水货、药材、黄烟、伞、木器、豆腐、理发、裁缝、伙店、打铁等。由于进行了深入的解剖，毛泽东对寻乌县工商业状况了如指掌，对于中国各地县级城市的状况也就有了一般的了解，也可以以此方法对各地的县城进行比较研究。
毛泽东对农村通常采取典型调查，注重由典型推及一般。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他认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把家庭看做是社会的细胞，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选择各类典型家庭，着力进行刻画、分析，如大地主潘明征家、水货店主范兴甫家。在说明寻乌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和政治思想状况时，毛泽东不是凭印象进行大概的分析，而是对全县8个头等大地主、12个次等大地主和113个中等地主的情况，在分别对每个家庭进行分析以后，再归纳出总的结论。这是一种剖析典型、小中见大的认识方法。寻乌调查，其意义不仅在于他所揭示出來的社会现象本身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得出的结论，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毛泽东后来在回顾起寻乌调查时说，社会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和认真领会毛泽东寻乌调查的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
第三，调查研究必须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毛泽东不仅采取了严格的实事求是和谦恭的拜群众为师的态度，而且锲而不舍地坚持科学分析的态度，从丰富的资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他批评那种“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帐，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的调查，指出“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坚持运用各种科学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材料、总结规律。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认识中国农村社会。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对地主、富农、贫农深入细致地分析。对于地主阶级，从大中小三个阶层来加以分析，得出“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而将小地主又分为三个层次。对于贫农，毛泽东根据调查材料分析提出：“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即半自耕农、佃农中较好的、佃农中更穷的、佃农中最穷的。毛泽东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具体而详尽的解剖，从而弄清了这些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得到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对农村有了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他对中国农村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严格审慎的阶级分析，为制定我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