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实行的是都村制。平定县（今阳泉市所辖）有17个都，而这17个都中就有14/卜都的百姓，不甘当地官员与豪绅勾结，借平潭驿、甘桃驿两处驿站所养的马匹收交草豆，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经过100余年坚持不懈的斗争，先后有20多位为民代言、因状告贪官而献身的壮士，最终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经新任知州王秉韬和继任知州阚崇德的批准，在平定城北“昭忠祠”西侧，成立了由14个都的百姓共同组织起来的“十四都草豆局”，并制定了《采买草豆章程》。从此，收交草豆有定制，百姓再无怨言。这场斗争，民众矛头直指当地官吏与豪绅，虽然被当局镇压，并惊动了省府衙门，但它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黑暗与腐朽，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反抗精神，在平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要谈它的经过，还须从清代传递公文的机构驿站说起。
　　清代陆路交通主要靠“驿道”。驿道以京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通至各个省。在驿道上每隔50里～80里设一驿站，每驿有马、有夫（饲养员）。送信人每到一驿，把疲劳的马换下来，另骑一马前行，直至传到目的地。所以，马是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它传递官府信息快捷便利，在驿站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
　　清代，平定县设有两处驿站，东边的叫甘桃驿，西边的叫平潭驿，它是连接柏井驿（隶属乐平县，今昔阳）与芹泉驿（隶属寿阳县）的中心驿站。
　　甘桃驿：位于今平定县柏井镇甘桃驿村，是古代平定南出山西通达直隶的重要交通要道，也是清朝四大驿站中与河北省井陉县相连接的最南端驿所。据清乾隆版《平定州志》载：“甘桃驿，在州东九十里，雍正十年新设，东接直隶井陉县陉山驿四十里，西接乐平县柏井驛四十里。在驿马八十五匹，马夫四十二名半。”
　　平潭驿：建于隋代，位于今阳泉市平潭街中段，在东西集贸街道中间（现市美术厂区），占地面积4000余平方米，建有房屋窑洞20余间（眼），设有递运所、官舍，修有马棚60余间，有草料房、草场。清顺治十年（1653年），官府为方便计，把平潭驿迁到了平定下城。据清乾隆版《平定州志》载：“平潭驿，旧在州西二十里平潭镇故名，后移置下城西关，今马王庙西其遗址也。国朝移置上城榆关门外。东接乐平县柏井驿五十里，西接盂县芹泉驿五十里。在驿马七十七匹，马夫三十九名半。”

　　这两处驿站差役的日常费用及162匹骡马的草料，均由十四都的百姓供给。这个负担本来就够重的了，而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驿站的差役同官府串通一气，上下勾结，肆意盘剥，把十四都的百姓闹得叫苦连天，很多户家破人亡。
　　按清代规定，每匹驿马日需草12斤，豆3升（旧时的量器，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全年需草699840斤，此外还加10000斤备用草（以备临时兵差等需要），全年应供给草709840斤。每日需豆3升，每月需145石8斗，共计豆729石，外加备用豆50石，共779石。民间一年供给5个月（其余7个月由别的行业供应）。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奉粮纳草，本也是平常事，而且官府还要发价，并非白要。那为什么竟然使十四都民不聊生呢？因为老百姓交草交豆，都得给管事人纳贿赂。如你从家里拿上100斤草，到交纳地点能算多少？要看你的贿赂大小。这100斤草，有可能算几十斤，也许只能算10斤，甚至只能算1斤。所以，人们应交的草和豆，永远没有交够的时候。老百姓尽管交，衙门尽管要。若催要的衙役下到村里，除交草豆外，酒肉醉饱，走时还得给带上盘缠。更有甚者，还要上驴钱、下驴钱（骑的驴）。年年如此，100多年一直如此，把人剥削得血尽皮干，仍无休止。这一弊端亦见于当时官方的记载：“顾草之为物甚微而有累于民者甚大。盖价值虽云无多，运足颇为繁重，离城益远，交纳愈难。且每草百斤，到官秤及一半，此折收之所由起也……惟是以上两项，买无定期，交无定制，往往甫经包折于前，旋复催呼于后，一票未完，一票复出，经年累月，无所底止。再加书吏之差贫买富，差役之需索包交，百弊丛生。”人们因交不起草豆，扶老携幼逃亡他乡的更是屡见不鲜。相传，乾隆年间发生过一件事：赛兴都一位老农进城交草，毛驴驮了一驮，他自己又挑了一担，辛辛苦苦走了一上午，到了交草场（今平定县上城阳春楼里，榆关门外），因为穷得无钱敬奉收草的衙役（送钱打点收草人）。结果，收草人把驴驮的一驮算了一斤，老汉挑的一担算了二斤。老汉出了草场悲愤极了，指着毛驴骂道：“我老了还能担二斤，你才驮了一斤，养你何用！”一扁担打在驴头上，把个毛驴便打死了。那时候牲畜死在哪里，就归哪里处理，物主不能再过问。老汉只好一个人扛着扁担跌跌撞撞回到家中。草没交够，还把个赖以为生的毛驴也死了（农户喂养一头毛驴算半个光景）。左思右想想不通，老两口相对哭了一夜，觉得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双双上吊自尽了。

　　要活下去，怎么办？民众中一些有见识的人便想出一种较为稳妥的办法——告状。告谁呢？告知州老爷的爪牙。自古贪官污吏，都是上下一气，狼狈为奸。告下边的官吏，上边的老爷们当然不满，也不会支持。而且，在封建社会“杀人的州官，灭门的令尹”这句话，已经把知州老爷的厉害，说得一清二楚了，谁敢来摸老虎的屁股呢。但是，人们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下，也只好铤而走险了。有人不断地到衙门打官司、告状，都被知州老爷加上“奸民”“犯上”等罪名，处以打板子、坐牢、戴枷游街，科以重罪。尽管如此，各都、村中那些正直之士、侠义之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联合了14个都结成一个团体，统一行动，一致对上。其中，有出谋划策的，有筹资助阵的，有舍生忘死上堂对簿的。数十年间，换过几任知州，不仅没有结果，反而遭到更残酷的打击与镇压。告状者有死于板下的，有死于牢狱的，有受刑后抱屈得病而死的，共有20余人。 　　官府压迫愈重，人民团结愈紧，斗争也愈发激烈。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新任知州王秉韬和他的继任阚崇德，是两位比较体察民瘼的清官，同时也是形势所迫。他们看到州民的负担确实很重，生活也确实很苦，又因交草豆一事，积怨深久，若不予以疏解，就有可能要出乱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果断决策，批准十四都人民遴选公正人士，在城北“昭忠祠”西侧，成立“十四都草豆局”，自己收集，交公使用，并制定了《采买草豆章程》。这样，便使各都、各村上交的草豆“买有定期，收有定制，存有定所，支有定向，公私两便”。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整肃了吏治，受到民众的欢迎。
　　清光绪七年（1881年）合镇公议立石于平定州义羊都义井镇关帝庙，《义井镇纳草豆规程》现存放于义井镇义井村关帝庙。碑文记载：“义井镇纳草豆旧规，富民纳豆，贫民纳草，有顶戴者不纳。计开：老民三亩不纳，报明者算，黑暗者不算;佾生五亩不纳，捐者同孔府顶戴同;从九品六亩不纳;军功与耆宾、议叙同监生、例贡七亩不纳;文武生拾亩不纳;武贡生拾三亩不纳;文武举人拾伍亩不纳;文武进士贰拾亩不纳;翰林侍卫三拾亩不纳。光绪七年合村公议以垂永远。”
　　为了纪念为民打官司而致死的20多位壮士，当地民众自发地在“十四都草豆局”办公的地方，修了个“景贤祠”，祠内供王秉韬、阚崇德两位知州的塑像和20多位壮士的牌位。而且每年在农历三月初八（批准成立“十四都草豆局”的纪念日），十四都的各都都长、各村村长和村民代表，都要来参加祭奠，并演戏数日（平时则作为“十四都草豆局”的办公场所）。此俗在“景贤祠”被毁前150多年间，年年如此，世代相传。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隨着正太铁路的通车，驿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十四都草豆局”的任务也告结束。但是，十四都的民众仍然不肯把先辈们用血肉建立起来的这个组织轻易废除。经再三磋议，人们把它改为“十四都会馆”。之后，它的组织性质变了，成为各都都长、各村村长进城办公时的一个休息联络的处所。而人民群众对它的热爱和拥护则丝毫未变。会馆还设了值年会长、事务员各1人，由各都轮流选派，一年一换，绝不连任，所需费用由各村供给。每年三月初八日参加祭祀时，一次交清，从无拖欠。民国元年（1912年）3月，基层行政组织改为县、区、村制，“都”已不复存在。但在平定县域内，“十四都会馆”仍然以一个人民团体的组织形式保留着。只要“十四都会馆”提倡和举办的事，各都各村皆是闻风而动。广大民众一直认为“十四都会馆”是先辈留给他们的一份宝贵遗产，是为他们兴利除弊的组织。直至民国26年（1937年）10月，日军侵占了平定为止。各都依旧有都长，各村村长依旧要听从都长的领导。民众对这一团体的挚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原阳泉市第二中学已故教师杨子仪（北垴村人，今辛兴村），民国22年（1933年）至民国26年（1937年），曾担任过赛兴下都都长5年和民国23年（1934年）“十四都会馆”的值年会长1年。
　　平定县共有17个都，为什么只有“十四都草豆局”呢？因为在城都、郭村都、广阳都这3个都没有参加。在城都的范围是城关7街（上城街、南关街、东关街、东门街、学门街、十字街、西关街），没有几户农民，不交纳草豆。他们没有受那样的痛苦，也没有参加那次斗争。郭村都在县西南85里，广阳都在县西南75里，地处平定的岭西，山高路远，民性强悍，对统治者的欺压，采取了武力抵抗的办法。每年只交一次，如有再去他们那里敲诈的差役，不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便是被吓得狼狈逃跑。这两个都的百姓受害较浅，所以也就没有参加这个组织。参加这次斗争和这个团体的只有受害最深的这14个都的民众。

　　“十四都草豆局”成立后的150年间，除主持正义、公买公卖，在收集草豆、方便民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外，还开展了一些革除时弊、有益民生的活动。如民国19年（1930年），平定县的王子兆（三泉村人）、宋思敏等几位知识分子，在“十四都会馆”成立了“地方自治励行会”。宗旨是提倡地方自治，提倡民主权利，提倡男女平等，提倡振兴学校，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利用乡村赶庙会演戏派人前去演讲，对一些倚仗官势、狐假虎威、包揽词讼、假公济私、贪污中饱的劣绅进行了调查。在掌握大量证据的情况下，驱逐了贪污2000银元的平定县承审员陈伯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后来由于主持的人各奔前程，无人继续领导，“地方自治励行会”遂自行消亡。
　　民国23年（1934年）春，阎锡山为了备战，下令向平定县要200头驴骡和粮草，百姓负担日重一日。平定农民喂养的牲畜，几乎全是毛驴，骡子只在有煤窑的少数几个村庄有一些，但为数很少。纵然出钱买，也一时难以买到。为此，“十四都会馆”便组织了个“请愿团”，赴省向阎陈述实情，请求豁免或减少头数。后来，因为时局紧张有所缓解，阎锡山也就不要平定的驴骡了，请愿产生了效益。同年夏，由十四都民众发起，取得留省同乡会的支持，在“十四都会馆”成立了“平定县地方财政清查委员会”，欲对贪污嫌疑重大的征运局（后来改称代购处，是为了支应驻军临时设立的机构）进行清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清查虽未能达到惩治贪污罪犯的目的，但却得到民间极大的拥护和支持，对社会上的各类贪官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由于上述活动的矛头，都是针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因此，“十四都会馆”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早已恨之入骨。民国26年（1937年）10月，当平定沦陷后，大大小小的汉奸们便勾结在一起，乘着十四都人民不敢进城的机会，打着给日军修碉堡的幌子，把“十四都会馆”给捣毁了，而且拆得可以说是“掘地三尺，片瓦不留。”其怀恨之心，可见一斑。
　　一个饱蘸着民众血泪的历史文物被捣毁拆除了，但“十四都草豆局”“十四都会馆”的历史功绩、历史作用却难以泯灭。还有“景贤祠”内供奉的王秉韬、阚崇德两位知州的塑像和20多位壮士的牌位虽然已不为后人所知，但作为无名英雄，他们将世世代代留在人民心中，留在平定的史迹文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