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扬河，祖祖辈辈生活在苏中平原上的人们的母亲河。她无声无息流淌了两千多年，平静地观望着两岸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她看着一茬又一茬的孩子出生、长大、老去，直至入土。如此循环往复，一代又一代。
　　乡下人总是平平淡淡地看待生和死。在我父亲五岁时，祖父因病去世，留下了我的父亲和叔叔。我奶奶改嫁后，是我的曾祖母含辛茹苦地将他们二人拉扯成人。我出生之后，叔叔喜欢让我骑在他肩上跑来跑去。哪知道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他突然得了病，在他独居的“元宝屋”（像元宝倒扣的草房子）里死了。他难受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在地上蹬了一个大坑。我至今还记得下葬他时，父亲放了一双布鞋在他的棺材里。至于叔叔的长相，我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毕竟那时我太小，大概只有四五岁吧。
　　乡下每家都有三五个孩子，野草一样地生长，一眨眼就养大了。大人们一早就被生产队长吆喝下了地。老人每天也要到生产队挣工分，不然家里分到的粮食肯定不够糊口。没人照看的孩子怎么办呢，就大的带小的。到了晚上，大人们睡觉前到床头点一点孩子的人头，一个不少后就心安理得地睡觉去了。
　　在我四岁时，妹妹出生了。曾祖母忙于照看她，我就经常一个人跑出去自己玩。在那个玉米窜得比人还高的夏天，想必我就像写《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法国哲学家卢梭一样，孤独地闷着头，信马由缰、毫无目的地转悠到了一个叫“高原里”的地方，钻进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纱帐里。
　　在玉米地里走了半天，看不见一个人，也走不出去了。就在我混混沌沌之际，一个穿红褂子的小女孩走到我身边。她教我做“捉狗儿”游戏，我老学不会，她就不耐烦了，嫌我呆，不愿意再玩，送我走出了玉米地。一眨眼，小女孩就不见了。
　　正在这时，我听见父母亲扯着嗓子焦急地喊“大华儿啊”“大华儿哎”。我高兴得不得了，赶紧回应。父亲边喘着粗气，边问我一个人在玉米地里做什么。我如实告诉他，我刚和一个穿红褂子的丫头玩“捉狗儿”。母亲顿时紧张得变了脸色，跟我父亲咬起了耳朵。父亲赶紧放下我，转身进了玉米地，在里面呼啦呼啦找了半天。父亲再出现时已满头是汗，脸色也变了。
　　回家之后，大人们在我家围了一堆。我稀里糊涂地听见大人们七嘴八舌的窃窃私语。最终的结论是，大华儿肯定遇见了鬼。天暗了，众乡邻已各自回家，我的父母还在惴惴不安。曾祖母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很淡定地对她的孙子孙媳妇说了一句：这个细种命大，没事。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乡下还没有幼儿园，我就这么稀里糊涂长到六岁。母亲送我去上小学。老师说，你儿子的生日是腊月，才虚六岁，太小，明年再来吧。于是懵懵懂懂地等到第二年，母亲又带着我去报名，从此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
　　第一堂是语文课，老师毕恭毕敬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先带着我们念了半堂课，接着教我们怎么写。我总是把“毛”字第四笔的竖弯钩拐向左边，像只鱼钩。第二堂课是算术。老师问我5加5等于几。我愣着站了一会回答说不晓得。因为上学之前，大人从没教过我这些。我回家告诉母亲之后，母亲就剪了二十来根短短的芦柴棍，用棉线串好后挂在我的脖子上。下午继续上算术课时，老师又问我5加6等于几。我慌慌张张从脖子上拿下一串芦柴棍，先数了5根，再数6根，然后加在一起再数，才欣喜地告诉老师5加6等于11。老师不耐烦地说，你太笨。我很难受地坐下来，低头，不敢再看老师了。
　　在学校的日子过得很快。放了暑假，我们又成了野孩子，到处疯耍。再开学时，我们班却少了一个小名叫“麻宝三儿”的同学。与他同一个生产队的同学告诉老师，麻宝三儿暑假里喜欢下河摸鱼虾，不帮妈妈干活，妈妈就拿笤帚追着他打，他就跳到大河里躲避，妈妈也就回家了。哪知道麻宝三儿游到河中央时沉了下去，大人也不知道。等到晚上大人点孩子人头时，才发现少了麻宝三儿！老师摇着头低声“哦”了一下，开始上课。
　　就这样，出生在通扬河畔的孩子们，野草一样，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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