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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史上任何一部经典作品都是极具观赏性的。“好看”是一部优秀电影的基本特征。因为电影是叙事的，导演只有用镜头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吸引观众，影片的美学目的才能得以实现。以这个标准看冯小刚导演的《1942》，可以说《1942》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有人说电影《1942》像部纪录片，影片理性地把发生在1942年中国河南因旱灾、人祸导致的300万人死亡的史实展现与21世纪的今天，从表面上看影片似乎是冷静的而客观的，说它像纪录片，还因为影片缺乏一般故事片的“戏剧性”，且不说拍摄纪录片也需要作者浓浓情感的投入，而任何优秀的故事片更是导演感情“燃烧”的结果，《1942》的所谓“冷静客观”是冯小刚激情另类的表现。
电影《1942》展现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一段令人哀叹的史实，但它不是历史镜头的客观组接，通过1942年河南旱灾人祸中两个半家庭（老东家一家，瞎鹿一家，拴柱一人）的遭际、命运展开了这悲怆的历史画面。片中老东家、媳妇、女儿星星、儿子、儿媳妇；瞎鹿、瞎鹿媳妇花枝及老东家的长工拴柱等人物形象鲜活生动，他们每个人都有符合自己身份且在那个历史语境中真实可信的故事演绎，且人物的性格塑造都是通过故事情节得以完成。中国电影史上地主、雇工、逃荒者的形象也是有所见，但《1942》中的上述形象有明显的新意和突破。特别是老东家、花枝、星星、拴柱很具概括力，他们生动鲜活的、径直走进观众心里。其中的传神细节更给人以艺术的冲击，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和吸引人的艺术魅力。当然，《1942》它是严肃而庄重的，如果抱着娱乐和猎奇的目的，那就很可能感觉前面我们所说的“好看”并不成立。我们所说的“好看”，是基于对影片品质的肯定，是艺术层面意义上的。
如果进一步对影片进行思索，会发现它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外，吸引观众的还有他们身边蠕动前行的逃荒人流、有当时的官场中从民国最高领导到基层的官僚，有国军部队官兵到民间传教的中外神职人员，这些情景及诸多人等不但构成了上述人物形象的“环境”，更与他们共同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的审美意象。这个审美意象是那么古老、那么宏阔，那么陈旧却又那么复杂，令人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这个审美意象闪烁着我们国人的国民性的复杂色调，展示了人性最本能的渴求、挣扎、无奈、自私与可怜，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强健与韧性。大多看完《1942》的观众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压抑、沉闷，愤懑，更有人干脆用“堵得慌”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毋庸置疑《1942》没有当下受到追捧的娱乐片，青春片“好看”“热闹”，直接的表现是票房热远不如他们火爆。它没有男欢女爱，更没有情色的刺激，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它给予的“好看”是当下中国电影中最珍贵的。《1942》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诚意之作！
但凡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具有较强的艺术概括性，它们往往是历史的浓缩或现实生活的折射。《1942》就是通过42年发生在河南旱灾人祸中人物的命运，体现出中国国民性特点（国民性是人性中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具体表现）从而对历史进行总结对当下予以告诫。
老东家与村民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农耕社会中人性特点：老东家作为一个受灾前的财主，与佃户之间相互之间缺乏真诚互信，即使与大伙一样遭受天灾人祸也依然保持心理上有优越感。他家屯有粮食宁可生虫也不愿借给乡民，在逃荒的队伍中，他自诩“避难”而不甘从流。儿媳，老婆终在逃荒途中饿死，当女儿星星实在熬不住乞求将自己卖掉：“卖了我吧，也放我条生路。”时，他仍是架子不倒回答：“我们家只有买人的，哪有卖人的事情呢？！”。而与此同时穷人对富人也持一种冷漠乃至嫉妒的仇视心理，当东家为了有身孕的儿媳向瞎鹿家求情坐其驴车时（并不白坐，与先前借粮相抵），花枝狠狠地说出“也有求着我们的时候，解气！”瞎鹿娘的感慨就更加直白了：“我说有灾好，让他家也变穷人！”影片中当各自的生存、财产、生命遭到共同威胁时，他们不是同舟共济而是互为“看客”，甚至把别人的灾难不幸当做自己的“节日”来欣赏和“解气”，并以此来消解自己人生中的“困厄”，以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让我们从这个逃难大军中依稀再次看到了鲁迅书中的“孔乙己”，“祥林嫂”，“阿Q”和“狂人”！而仔细想来，即便是在强调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看客”的国民性特点，从官场到民间也还是处处可见，这是题外话。与此同时影片对构成国民性特点中的“健忘”的揭示也是充分而深刻的。对此鲁迅先生在其小说和杂文中都有所揭露和剖析。所不同的是影片是以流动着的几百万人的逃难大军、遍野的饿殍、发疯的野狗撕啃人肉、日机狂轰灾民、政府冷漠无力等浩大撼人心魄的画面场景，以老东家、瞎鹿以及拴柱等人的凄惨遭遇暗示给观众的。300万人的生命殁于1942年的寒冬！我们民族的历史却轻轻地将这页翻过，甚至编剧刘震云都感情复杂地说：“作为一个河南人，我竟然不知道1942年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旱灾。”300万人的性命啊，抵得上一个欧洲小国的人口。可见国人对底层人的生命是何等漠视，我们是一个多么善于健忘的民族！再想想犹太民族对二战纳粹德国屠杀他们100万同胞的暴行的愤怒，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视和揭露，我们怎能不为此汗颜？！由此便愈发感到《1942》对其国民性的“健忘”提醒乃至鞭挞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不警惕所谓“健忘”，不知还会有多少骇人的灾难会降临到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1942》是能够传世的，它具有历史的穿透力的诚意之作。
《1942》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大片。表面上看整部影片用几近写实的手法表现已经淡出我们视野的历史事件。不管是影片中不断涌动着的逃荒的人流、国军溃退与难民群的混乱，还是当时重庆政府的奢华与对灾区民生的冷漠、老东家、瞎鹿家及灾民在逃荒过程中的命运给人以冷峻与客观再现历史的印象。而影片内在涌动着的诗意是本片的灵魂所在。它以难民逃荒，国民政府与军队的冷漠与无力，日寇侵略的狂轰滥炸，三条线索交替再现1942年在河南土地上的这场灾难。这三条线索犹如三个乐章的交响分明蕴含着影片制作者对整个事件的认知与激情，使电影又有着诗的蕴藉性。大诗人郭沫若曾说：“节奏是诗的生命”。《1942》三个乐章的交响在灾难的沉痛中给人震撼，在历史的无情中轰响着生命毁灭的凄美，这三个乐章就是影片的节奏，它们使影片呈现出史诗般的壮美。影片中的人物也有诗的品格，不注重对人物性格形成过程的描写，而是以极典型的细节，使人物形象鲜明丰满并令人难忘。
诗需有“诗眼”，而影片结尾动人又寓意深远的情节正是就是这部史诗剧的“诗眼”所在。
白雪皑皑，老东家孑然一身，苍老憔悴，衣衫褴褛，路边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儿跪在一个女人面前。
老东家走过去拉起嚎哭女孩：“妮儿，身子都凉了，别哭了。”
女孩：“家里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俺都不认识。”
老东家：“妮儿，叫我一声爷，咱俩就认识了。”
女孩：“爷……”
老东家：“孙女，走吧……”
逃难大军还在继续向前，而这对患难中的“祖孙”，俩人拉着手反其道而行，他们这是要回家……
人在希望在，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责编/波西】
有人说电影《1942》像部纪录片，影片理性地把发生在1942年中国河南因旱灾、人祸导致的300万人死亡的史实展现与21世纪的今天，从表面上看影片似乎是冷静的而客观的，说它像纪录片，还因为影片缺乏一般故事片的“戏剧性”，且不说拍摄纪录片也需要作者浓浓情感的投入，而任何优秀的故事片更是导演感情“燃烧”的结果，《1942》的所谓“冷静客观”是冯小刚激情另类的表现。
电影《1942》展现的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一段令人哀叹的史实，但它不是历史镜头的客观组接，通过1942年河南旱灾人祸中两个半家庭（老东家一家，瞎鹿一家，拴柱一人）的遭际、命运展开了这悲怆的历史画面。片中老东家、媳妇、女儿星星、儿子、儿媳妇；瞎鹿、瞎鹿媳妇花枝及老东家的长工拴柱等人物形象鲜活生动，他们每个人都有符合自己身份且在那个历史语境中真实可信的故事演绎，且人物的性格塑造都是通过故事情节得以完成。中国电影史上地主、雇工、逃荒者的形象也是有所见，但《1942》中的上述形象有明显的新意和突破。特别是老东家、花枝、星星、拴柱很具概括力，他们生动鲜活的、径直走进观众心里。其中的传神细节更给人以艺术的冲击，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和吸引人的艺术魅力。当然，《1942》它是严肃而庄重的，如果抱着娱乐和猎奇的目的，那就很可能感觉前面我们所说的“好看”并不成立。我们所说的“好看”，是基于对影片品质的肯定，是艺术层面意义上的。
如果进一步对影片进行思索，会发现它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外，吸引观众的还有他们身边蠕动前行的逃荒人流、有当时的官场中从民国最高领导到基层的官僚，有国军部队官兵到民间传教的中外神职人员，这些情景及诸多人等不但构成了上述人物形象的“环境”，更与他们共同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的审美意象。这个审美意象是那么古老、那么宏阔，那么陈旧却又那么复杂，令人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这个审美意象闪烁着我们国人的国民性的复杂色调，展示了人性最本能的渴求、挣扎、无奈、自私与可怜，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强健与韧性。大多看完《1942》的观众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压抑、沉闷，愤懑，更有人干脆用“堵得慌”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毋庸置疑《1942》没有当下受到追捧的娱乐片，青春片“好看”“热闹”，直接的表现是票房热远不如他们火爆。它没有男欢女爱，更没有情色的刺激，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它给予的“好看”是当下中国电影中最珍贵的。《1942》是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诚意之作！
但凡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具有较强的艺术概括性，它们往往是历史的浓缩或现实生活的折射。《1942》就是通过42年发生在河南旱灾人祸中人物的命运，体现出中国国民性特点（国民性是人性中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具体表现）从而对历史进行总结对当下予以告诫。
老东家与村民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农耕社会中人性特点：老东家作为一个受灾前的财主，与佃户之间相互之间缺乏真诚互信，即使与大伙一样遭受天灾人祸也依然保持心理上有优越感。他家屯有粮食宁可生虫也不愿借给乡民，在逃荒的队伍中，他自诩“避难”而不甘从流。儿媳，老婆终在逃荒途中饿死，当女儿星星实在熬不住乞求将自己卖掉：“卖了我吧，也放我条生路。”时，他仍是架子不倒回答：“我们家只有买人的，哪有卖人的事情呢？！”。而与此同时穷人对富人也持一种冷漠乃至嫉妒的仇视心理，当东家为了有身孕的儿媳向瞎鹿家求情坐其驴车时（并不白坐，与先前借粮相抵），花枝狠狠地说出“也有求着我们的时候，解气！”瞎鹿娘的感慨就更加直白了：“我说有灾好，让他家也变穷人！”影片中当各自的生存、财产、生命遭到共同威胁时，他们不是同舟共济而是互为“看客”，甚至把别人的灾难不幸当做自己的“节日”来欣赏和“解气”，并以此来消解自己人生中的“困厄”，以此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让我们从这个逃难大军中依稀再次看到了鲁迅书中的“孔乙己”，“祥林嫂”，“阿Q”和“狂人”！而仔细想来，即便是在强调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看客”的国民性特点，从官场到民间也还是处处可见，这是题外话。与此同时影片对构成国民性特点中的“健忘”的揭示也是充分而深刻的。对此鲁迅先生在其小说和杂文中都有所揭露和剖析。所不同的是影片是以流动着的几百万人的逃难大军、遍野的饿殍、发疯的野狗撕啃人肉、日机狂轰灾民、政府冷漠无力等浩大撼人心魄的画面场景，以老东家、瞎鹿以及拴柱等人的凄惨遭遇暗示给观众的。300万人的生命殁于1942年的寒冬！我们民族的历史却轻轻地将这页翻过，甚至编剧刘震云都感情复杂地说：“作为一个河南人，我竟然不知道1942年发生过这么严重的旱灾。”300万人的性命啊，抵得上一个欧洲小国的人口。可见国人对底层人的生命是何等漠视，我们是一个多么善于健忘的民族！再想想犹太民族对二战纳粹德国屠杀他们100万同胞的暴行的愤怒，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视和揭露，我们怎能不为此汗颜？！由此便愈发感到《1942》对其国民性的“健忘”提醒乃至鞭挞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不警惕所谓“健忘”，不知还会有多少骇人的灾难会降临到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多灾多难的民族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1942》是能够传世的，它具有历史的穿透力的诚意之作。
《1942》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大片。表面上看整部影片用几近写实的手法表现已经淡出我们视野的历史事件。不管是影片中不断涌动着的逃荒的人流、国军溃退与难民群的混乱，还是当时重庆政府的奢华与对灾区民生的冷漠、老东家、瞎鹿家及灾民在逃荒过程中的命运给人以冷峻与客观再现历史的印象。而影片内在涌动着的诗意是本片的灵魂所在。它以难民逃荒，国民政府与军队的冷漠与无力，日寇侵略的狂轰滥炸，三条线索交替再现1942年在河南土地上的这场灾难。这三条线索犹如三个乐章的交响分明蕴含着影片制作者对整个事件的认知与激情，使电影又有着诗的蕴藉性。大诗人郭沫若曾说：“节奏是诗的生命”。《1942》三个乐章的交响在灾难的沉痛中给人震撼，在历史的无情中轰响着生命毁灭的凄美，这三个乐章就是影片的节奏，它们使影片呈现出史诗般的壮美。影片中的人物也有诗的品格，不注重对人物性格形成过程的描写，而是以极典型的细节，使人物形象鲜明丰满并令人难忘。
诗需有“诗眼”，而影片结尾动人又寓意深远的情节正是就是这部史诗剧的“诗眼”所在。
白雪皑皑，老东家孑然一身，苍老憔悴，衣衫褴褛，路边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儿跪在一个女人面前。
老东家走过去拉起嚎哭女孩：“妮儿，身子都凉了，别哭了。”
女孩：“家里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俺都不认识。”
老东家：“妮儿，叫我一声爷，咱俩就认识了。”
女孩：“爷……”
老东家：“孙女，走吧……”
逃难大军还在继续向前，而这对患难中的“祖孙”，俩人拉着手反其道而行，他们这是要回家……
人在希望在，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责编/波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