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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打造诸如美国硅谷、北京中关村等创新型产业集群，已成为各国提升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曾经的“钢铁之城”美国匹兹堡能成功转型为绿色科技产业集聚地，离不开美国联邦政府和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巨额财政资金支持。
为总结近些年美国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今年5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研究员马丁·贝利（Martin Baily）和尼古拉斯·蒙塔巴诺（Nicolas Montalbano）发布了名为《集群与创新区：美国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报告认为，产业集群的成功靠的绝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的参与是“从始至终”的。不过，如果政府能通过采购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参与其中，将大大提高其生存力，而过度或不适时地參与则会适得其反。
2015年，经合组织在针对全球25国领军企业的大规模调研中发现，在本世纪前十年间，这些领军企业的生产力增长势头十分强劲，但它们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鉴于此，经合组织在其调研报告——《领军企业、技术扩散和公共政策》中提出，知识和信息扩散是提高地区整体生产率、保持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而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正是促进知识和信息扩散的良策之一。
创新型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主要源于创新主体间的地理接近性。它通过钩织出一张可容纳具有异质性和互补性的多个创新型企业和高校、科研等关联机构的网，使知识、人才、信息和资源网络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重叠交错，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特色产业创新水平、信息和物流传播效率以及整体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研究员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离不开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的通力配合。在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介入时机和功能作用需要经过精准策划。政府适时推行公共政策是帮助集群发展壮大、建立良序的一剂良方。同时，成功的产业集群并非是“平地起高楼”——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是集群成形的前提。
报告对于政府在集群发展中的作用，做出了形象的描述：政府可以把看似荒芜的原野变为肥沃的土地，但前提是这片原野下真的藏有果实的种子。
通过分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海港创新区等一批创新产业集群案例，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发现，成功的案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要素：核心产业竞争力、具备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源、强有力的领导团队、稳定的市场需求、完善的基础设施、利于创新的监管环境、当地民众对产业发展的认同感等。
其中，强有力的领导团队对地区产业发生集聚效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成功的产业集聚区往往与政府、高校或企业领导者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就是一个典型。
阿克伦市曾因轮胎橡胶工业发达被誉为“世界橡胶之都”，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大批工厂从城市迁出，该市一度走向没落。随后，市政府以当地轮胎制造经验为优势基础，瞄准高分子材料产业，成功助推当地400余家高分子产业链相关企业集聚，阿克伦市也由此获得了“高分子谷”的美称。
实际上，阿克伦市的再度繁荣，离不开前市长唐·普拉斯奎尔（Don Plusquellic）和前阿克伦大学校长路易斯·珀罗仁泽（Luis Proenza）二人的通力合作。两位领导者对该市经济发展路线的看法相同，并由此打通了政研合作的多重渠道。
此外，稳定的市场需求也是产业集群能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例如，硅谷的早期崛起就得益于美国国防部频频递来的“大单”，军方对电子产品的巨大需求让硅谷完成了早期资本积累，并在随后几十年逐步打开了民用市场。
同时，报告认为，市场需求不一定来自于集群内部，有时甚至可能与集群所在地相隔甚远。南澳大利亚州航空航天产业集群的最大客户中，就包括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
政府能否“摆正位置”，是集群会否成功的重要原因。报告称，许多案例的失败实际都源于地方政府单方面的“努力”和“好心”。
例如，2003年，马来西亚政府曾牵头斥资打造了一个名为“生物谷”的生物科技产业聚集区，但最终却不了了之。该项目可以说完全是政府凭一己之力推动促成的。虽然政府在项目建设前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才资源，但由于该国的生物科技产业一直处于供需两侧乏力的状态，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缺乏技术配套和投资热情，最终导致整个项目流产。
无独有偶，美国密歇根州政府也曾吃过“一意孤行”的亏。本世纪初，密歇根州政府曾准确洞察到一个事实：美国主流车企的混动技术已落后于日本丰田公司。州政府由此提出追赶计划，并决定在该州底特律市等地大力筹划发展混合动力汽车产业。
可州政府没想到的是，当地的整车制造厂其实早就各有规划，根本无需政府的推动或直接介入。当时，通用公司旗下的雪佛兰沃特混动汽车已列入量产时间表，还有一些车企已与丰田签订了混动技术许可合同。
不过，报告也提出，政府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集群创建之初的资金支持方面，很难有企业可以替代政府的角色。
例如，“钢铁之城”匹兹堡能成功转型为绿色科技产业集聚地，就离不开美国联邦政府和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巨额财政资金支持。仅2015年，联邦政府对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相关研发项目投入就高达5.61亿美元和1.87亿美元。
又如，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成长为全美位列前三的生物科技产业集中地，与政府的巨额投入密切相关。2015年，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国防部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共斥资5.59亿美元，支持该州杜克大学的相关研发。
最后，报告认为，从美国各大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成功经验来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时间表——硅谷历经50余年才达到如今的规模，而占地面积超过1000英亩、被美国寄予厚望的波士顿创新功能区在2010年才开始起步。没有人可以精准预测从集群成型到自给自足，再到规模壮大，需要多长时间。
对此，无论是一腔热血的规划建设者们，还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们，都要充满耐心，尊重市场规律，切忌“拔苗助长”。毕竟，创新型产业集群优胜劣汰机制的构建，还是应交由市场完成。
为总结近些年美国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今年5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研究员马丁·贝利（Martin Baily）和尼古拉斯·蒙塔巴诺（Nicolas Montalbano）发布了名为《集群与创新区：美国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报告认为，产业集群的成功靠的绝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美国联邦、州、地方政府的参与是“从始至终”的。不过，如果政府能通过采购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参与其中，将大大提高其生存力，而过度或不适时地參与则会适得其反。
政府和市场通力合作
2015年，经合组织在针对全球25国领军企业的大规模调研中发现，在本世纪前十年间，这些领军企业的生产力增长势头十分强劲，但它们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鉴于此，经合组织在其调研报告——《领军企业、技术扩散和公共政策》中提出，知识和信息扩散是提高地区整体生产率、保持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而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正是促进知识和信息扩散的良策之一。
创新型产业集群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主要源于创新主体间的地理接近性。它通过钩织出一张可容纳具有异质性和互补性的多个创新型企业和高校、科研等关联机构的网，使知识、人才、信息和资源网络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重叠交错，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特色产业创新水平、信息和物流传播效率以及整体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研究员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离不开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的通力配合。在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介入时机和功能作用需要经过精准策划。政府适时推行公共政策是帮助集群发展壮大、建立良序的一剂良方。同时，成功的产业集群并非是“平地起高楼”——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是集群成形的前提。
报告对于政府在集群发展中的作用，做出了形象的描述：政府可以把看似荒芜的原野变为肥沃的土地，但前提是这片原野下真的藏有果实的种子。
领导力和市场需求是关键
通过分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海港创新区等一批创新产业集群案例，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发现，成功的案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要素：核心产业竞争力、具备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源、强有力的领导团队、稳定的市场需求、完善的基础设施、利于创新的监管环境、当地民众对产业发展的认同感等。
其中，强有力的领导团队对地区产业发生集聚效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成功的产业集聚区往往与政府、高校或企业领导者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就是一个典型。
阿克伦市曾因轮胎橡胶工业发达被誉为“世界橡胶之都”，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大批工厂从城市迁出，该市一度走向没落。随后，市政府以当地轮胎制造经验为优势基础，瞄准高分子材料产业，成功助推当地400余家高分子产业链相关企业集聚，阿克伦市也由此获得了“高分子谷”的美称。
实际上，阿克伦市的再度繁荣，离不开前市长唐·普拉斯奎尔（Don Plusquellic）和前阿克伦大学校长路易斯·珀罗仁泽（Luis Proenza）二人的通力合作。两位领导者对该市经济发展路线的看法相同，并由此打通了政研合作的多重渠道。
此外，稳定的市场需求也是产业集群能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例如，硅谷的早期崛起就得益于美国国防部频频递来的“大单”，军方对电子产品的巨大需求让硅谷完成了早期资本积累，并在随后几十年逐步打开了民用市场。
同时，报告认为，市场需求不一定来自于集群内部，有时甚至可能与集群所在地相隔甚远。南澳大利亚州航空航天产业集群的最大客户中，就包括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
政府要摆正位置
政府能否“摆正位置”，是集群会否成功的重要原因。报告称，许多案例的失败实际都源于地方政府单方面的“努力”和“好心”。
例如，2003年，马来西亚政府曾牵头斥资打造了一个名为“生物谷”的生物科技产业聚集区，但最终却不了了之。该项目可以说完全是政府凭一己之力推动促成的。虽然政府在项目建设前期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才资源，但由于该国的生物科技产业一直处于供需两侧乏力的状态，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缺乏技术配套和投资热情，最终导致整个项目流产。
无独有偶，美国密歇根州政府也曾吃过“一意孤行”的亏。本世纪初，密歇根州政府曾准确洞察到一个事实：美国主流车企的混动技术已落后于日本丰田公司。州政府由此提出追赶计划，并决定在该州底特律市等地大力筹划发展混合动力汽车产业。
可州政府没想到的是，当地的整车制造厂其实早就各有规划，根本无需政府的推动或直接介入。当时，通用公司旗下的雪佛兰沃特混动汽车已列入量产时间表，还有一些车企已与丰田签订了混动技术许可合同。
不过，报告也提出，政府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集群创建之初的资金支持方面，很难有企业可以替代政府的角色。
例如，“钢铁之城”匹兹堡能成功转型为绿色科技产业集聚地，就离不开美国联邦政府和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的巨额财政资金支持。仅2015年，联邦政府对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相关研发项目投入就高达5.61亿美元和1.87亿美元。
又如，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内成长为全美位列前三的生物科技产业集中地，与政府的巨额投入密切相关。2015年，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国防部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共斥资5.59亿美元，支持该州杜克大学的相关研发。
最后，报告认为，从美国各大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成功经验来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时间表——硅谷历经50余年才达到如今的规模，而占地面积超过1000英亩、被美国寄予厚望的波士顿创新功能区在2010年才开始起步。没有人可以精准预测从集群成型到自给自足，再到规模壮大，需要多长时间。
对此，无论是一腔热血的规划建设者们，还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们，都要充满耐心，尊重市场规律，切忌“拔苗助长”。毕竟，创新型产业集群优胜劣汰机制的构建，还是应交由市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