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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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问题与全球化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它的泛滥源于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虽然其紧迫性并未像气候变暖或金融危机等全球化问题那么显著，但艾滋病问题依然是理解全球化的多重含义以及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力运作方式的一个重要视角。美国的艾滋病救助政策体现了艾滋病问题所具有的安全含义，但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令人值得怀疑。自2000年艾滋病问题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议题以来，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它对传统安全观所带来的冲击，虽然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艾滋病问题助长了一国国内的冲突，但艾滋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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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问题与全球化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它的泛滥源于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虽然其紧迫性并未像气候变暖或金融危机等全球化问题那么显著，但艾滋病问题依然是理解全球化的多重含义以及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力运作方式的一个重要视角。美国的艾滋病救助政策体现了艾滋病问题所具有的安全含义，但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令人值得怀疑。自2000年艾滋病问题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议题以来，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它对传统安全观所带来的冲击，虽然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艾滋病问题助长了一国国内的冲突，但艾滋病加速恶化与国内的冲突现状密切相关。作者认为，对于艾滋病疫情的预防与应对，国际援助固然重要，但各国政府必须把自身资源投放到艾滋病的综合性预防、护理以及支持项目当中。
其他文献
在21世纪国际关系的战略考虑上，地缘经济将盖过（但非代替）地缘政治。在地缘经济原则指导下的国际关系不是零和游戏，合作与竞争可以同时存在。地缘经济时代的国际间权力均衡将是不同的经济圈（区域）之间的制约与互动，而非传统的国与国（或政治个体）间你死我活的抗衡与对立。中国由于经济猛速增长而再度兴起的局面在地缘经济时代有其特殊意义。虽然西方本能的反应是肤浅的“中国威胁论”，但有两派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一是反主流的“全球学派”，他们从全球经济历史上的探讨发觉这是中国第二次兴起，不能以西方第一次崛起国家的霸权行为来
2007年6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题为“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评估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国际合作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以及湘潭大学的专家与学者应邀与会。会议采取主题报告与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学者就东北亚安全机制、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六方会谈”机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务实的探讨与交流，现
首先，我想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学者有关中国大国战略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未来格局来看，美国将是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因此主张松动并推进中日关系，进行“战略集中”，将主要精力运用到应对最主要的对手——美国。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认为中美之间可总体相容，不能松动与日本竞争的关系，其理由是从未来10年至20年看，中国可能还是一个区域性强国，主要竞争对手仍是作为区域强权的日本而不是全球霸主的美国，因此提倡加强中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重新走向军事化或政治大国化。第三种观点认为，美日实际上已合为一体，不可也无
当前，关于如何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讨论比较多，其中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在“六方会谈”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这种安全机制。这种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在目前东北亚安全困境难以突破的情况下指出了一条开展安全合作的可行路径。但合作中的某些问题需要仔细考虑与深人研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美国在参与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问题。因为如果要在“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安全机制，那么美国将自动成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起实质作用的成员。
关于朝核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1994年的朝鲜是否具有研制核武器的能力是解读朝核议题进程的关键。通过客观的技术分析判断，在1994年美朝《框架协议》签订之前，朝鲜可能已经具备了制造1～2枚简易原子弹的技术能力，这与美国官方评估的结论相似。1994年以后，朝鲜的核能力又有增长。在此期间，朝鲜于2006年10月9日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对于孙向丽博士提出的朝鲜的战略就是以弃核换取美国安全保障的观点和判断，我认为虽然有一些道理，但基本上不太认同。既然我们判断的前提是朝鲜已经掌握了核技术并具有了初步的核威慑力，也就是说朝鲜已经获得了一种终极的安全保障，那朝鲜为什么还要用这个靠得住的终极安全来换取美国条约上的虚幻的安全保障呢？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四年一换，总统任期最多也就两届，布什之后的美国政府能否遵守条约谁又能保证呢？
作为西方主要国家最重要的非正式会晤机制，八国集团高峰会议长期以来一直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强大，世界权力结构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变革，其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时期起取得的绝对优势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全球治理机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作者重点考察了当前八国集团高峰会议机制在协调世界经济政策以及应对其他全球性事务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并详细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作者指出
从理论上讲，WTO规则对所有的成员是一视同仁的。但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规模不同的成员，WTO规则的具体执行却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作者从发展中国家自立型产业成长的角度具体分析了WTO规则对落后国家的限制以及这种限制的影响。研究的基本发现是：在WTO规则下，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发展起自立型产业及产业体系，现有的产业也很容易被转型或替代，并演变成为发达国家产业国际扩展或转移的场所。
2007年4月下旬，温家宝总理访日取得了很大成功。温总理在日本国会的精彩演讲博得了众参两院全体国会议员的阵阵热烈掌声。一位中国留日博士生激动地对笔者说：温总理的演说让“日本人听了服气，中国人听了解气，表现出一个大国总理的一身正气”。
现实主义均势秩序的规律性和自由主义宪政秩序的正义性不断遭到质疑，而既有国际秩序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只是阐述了秩序与规则、知识的关系，没有回答在多元价值体系中哪种价值观具有优先性，会成为建构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核心知识这一问题。作者借鉴了批判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提出当代国际体系的知识是权力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体系中，霸权推动其私有知识成为体系的共有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体系内部秩序，学界有必要对构成国际秩序的知识进行重建。当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能力独自应对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