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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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主要国家最重要的非正式会晤机制，八国集团高峰会议长期以来一直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强大，世界权力结构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变革，其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时期起取得的绝对优势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全球治理机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作者重点考察了当前八国集团高峰会议机制在协调世界经济政策以及应对其他全球性事务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并详细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作者指出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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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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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主要国家最重要的非正式会晤机制，八国集团高峰会议长期以来一直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强大，世界权力结构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变革，其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时期起取得的绝对优势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全球治理机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作者重点考察了当前八国集团高峰会议机制在协调世界经济政策以及应对其他全球性事务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并详细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作者指出，为了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各种严峻威胁（暴力冲突、恐怖主义、贫困问题、环境破坏、传染疾病等等），应该让经过改革后的联合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这是未来建立有效和公正的多边主义体制的关键所在。
其他文献
通常的观点认为,制度先行者塑造国际制度,新进入国家接受国际制度的塑造。作者对这一理论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新进入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也是国际制度提高其合法性的一个同步过程：国际制度需要通过容纳新进入国家的关切来提高自身合法性;同时,新进入国家的关切得到容纳要以其接受制度宗旨为前提。双方产生了相互合法化的需要,它们需要同步接纳对方的合理诉求。一方面,国际制度是制度先行者互动形成的规则体系,未能包含更广泛的国家的关切事项,其合法性因而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新进入国家参与国际制度通常需要接受已有制度的基本宗旨,否
从观念结构的角度出发,作者认为观念结构有两个面向：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时性如同一副全景式的画面,能够同时看到不同权力实体——国家或帝国——的相对地位,而历时性关注的是世界权力性质的结构性变化。对于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和其他实体而言,它们包括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新现实主义所见到的＂外部＂由人口、资源、军事能力以及经济能力组成,＂内部＂则包括现实生活、思维本质和社会,而国家只是社会的一种表现方式。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经验对塑造世界秩序产生了各自的影响。源于二元论思想的西方传统一方面导致了实证主义的产生并成为
“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其一，非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反超”经济霸权国家；其二，反超后，原来的非经济霸权国家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新的经济霸权国家。关于“反超”问题，如果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技术和制度，当经济霸权国家对非霸权国家在这三方面的“净”影响为“正”且较大时，反超就可能发生。“转变”问题涉及产权理论，转变的发生与否取决于该国将外部性内在化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结果。产权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解释模式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两次更迭，并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预测提供一个视角。
在国际体系的改善、更新和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同大多数国家强调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美国则突出美国的领导（主导）权、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规则等。在国际现实和国家利益的背景下，中关都希望通过战略对话的方式探索扩大共同利益和避免对抗的途径，通过构建国际体系的方式进行权势和利益的再分配，通过和平的方式应对各自价值观中的冲突问题。两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增加合作面和缩小分歧点已经成为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中国还要及早未雨绸缪，做好各方面准备，争取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进程中
在21世纪国际关系的战略考虑上，地缘经济将盖过（但非代替）地缘政治。在地缘经济原则指导下的国际关系不是零和游戏，合作与竞争可以同时存在。地缘经济时代的国际间权力均衡将是不同的经济圈（区域）之间的制约与互动，而非传统的国与国（或政治个体）间你死我活的抗衡与对立。中国由于经济猛速增长而再度兴起的局面在地缘经济时代有其特殊意义。虽然西方本能的反应是肤浅的“中国威胁论”，但有两派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一是反主流的“全球学派”，他们从全球经济历史上的探讨发觉这是中国第二次兴起，不能以西方第一次崛起国家的霸权行为来
2007年6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题为“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评估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国际合作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以及湘潭大学的专家与学者应邀与会。会议采取主题报告与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学者就东北亚安全机制、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六方会谈”机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务实的探讨与交流，现
首先，我想简要回顾一下国内学者有关中国大国战略的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未来格局来看，美国将是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因此主张松动并推进中日关系，进行“战略集中”，将主要精力运用到应对最主要的对手——美国。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认为中美之间可总体相容，不能松动与日本竞争的关系，其理由是从未来10年至20年看，中国可能还是一个区域性强国，主要竞争对手仍是作为区域强权的日本而不是全球霸主的美国，因此提倡加强中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重新走向军事化或政治大国化。第三种观点认为，美日实际上已合为一体，不可也无
当前，关于如何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讨论比较多，其中一个重要的主张就是在“六方会谈”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这种安全机制。这种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在目前东北亚安全困境难以突破的情况下指出了一条开展安全合作的可行路径。但合作中的某些问题需要仔细考虑与深人研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美国在参与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问题。因为如果要在“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安全机制，那么美国将自动成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起实质作用的成员。
关于朝核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1994年的朝鲜是否具有研制核武器的能力是解读朝核议题进程的关键。通过客观的技术分析判断，在1994年美朝《框架协议》签订之前，朝鲜可能已经具备了制造1～2枚简易原子弹的技术能力，这与美国官方评估的结论相似。1994年以后，朝鲜的核能力又有增长。在此期间，朝鲜于2006年10月9日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对于孙向丽博士提出的朝鲜的战略就是以弃核换取美国安全保障的观点和判断，我认为虽然有一些道理，但基本上不太认同。既然我们判断的前提是朝鲜已经掌握了核技术并具有了初步的核威慑力，也就是说朝鲜已经获得了一种终极的安全保障，那朝鲜为什么还要用这个靠得住的终极安全来换取美国条约上的虚幻的安全保障呢？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四年一换，总统任期最多也就两届，布什之后的美国政府能否遵守条约谁又能保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