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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作为最贵重的金属，自古以来都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古代，使用黄金来铸造印章的人，多为帝后。而此次江口遗址出水的永昌大元帅虎钮金印，却因为史籍无载而众说纷纭……
2016年10月13日，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四川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宣布告破，警方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追回各类文物千余件，其中包括国宝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下简称“老虎金印”）。
据了解，从2011年开始，大量“寻宝人”开始在彭山市江口镇的府河（又名锦江）和江河交汇处的“江口沉银遗址”核心区域的江水中反复搜寻，企盼着创造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
据法院判决书显示：2012年底至2013年期间，彭山人徐某找到同乡经商的王某、江口镇双江村渔民梁某商量，一起到岷江河内寻找宝藏。随后，曾在大连某部队服役、从事专业潜水的宋某也加入其中。4人共同出资，在成都购买了潜水服、氧气瓶、木船、金属探测仪等装备，开始下水寻宝。
判决书上记录，2013年清明节前后，宋某先后两次下水，在水下共盗掘1个青冈木筒，6张金册、1个老虎金印、多枚西王赏功钱币以及若干银锭、碎银等文物。其中“老虎金印”被王某和宋某私藏，王某以800万元高价，将“金老虎印”卖给了彭山当地文物商人袁某，后袁某再转卖给成都商人曾某，曾某为此支付了1600万元。据彭山警方介绍，最终这枚老虎金印从西北一位韩姓富商处追回，其时已叫价过亿。
据彭山警方提供的专家意见显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印面文字为九叠篆阳文“永昌大元帅印”，印台上阴刻“永昌大元帅印，癸未年仲冬吉日造”。该金印铸造于1643年农历十一月，应是张献忠自封“永昌大元帅”时铸造。该金印是张献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文物，对考证沉船文物性质极为关键。
袁庭栋（巴蜀文化学者、《张献忠传论》作者）
看了相关报道后，我也感到很奇怪。张献忠曾和杨展在彭山江口是有过一场激战，并以张献忠大败收场。张献忠不擅长水战，遭打是必然的，掉了一些宝物在河中，也是符合情理的。但虎钮永昌金印，却不见得是张献忠本人的。
张献忠没有称过大元帅，他手下全是干儿子，都称将军，也没有大元帅这个设置。永昌更不是张献忠的年号，而是李自成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一开始算是共侍一主，但后来各自起家，一南一北，没有什么交集。张献忠称帝后，曾有李自成麾下马科进入川北，被张献忠打败。但马科只是个偏将，不可能持有大元帅印，所以还是无法解释。
我非常支持这一次水下考古行动。因为历史上很多遗留下来的史料，各地的记载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历史真相主要靠考古发掘，历史疑案最重要的证据是考古的实物。我相信，这次考古发掘会澄清过去文献记载的很多矛盾说法，澄清史学者多年的一些争论。
金印的主人是誰，在没有进一步研究之前不好下结论。张献忠对四川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蛋，光靠史料还不够。我们看清历史人物，关键在于文献和出土实物，彭山江口出土的每件实物，都是研究张献忠和四川历史的珍贵文物，值得加大研究。吴天文（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文管所所长）
这枚金印应该是张献忠持有无疑。首先根据警方调查得知，金印确系在江口沉银遗址被盗挖。其次根据“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上所刻的信息显示，金印铸造时张献忠还没有称帝，所以刻的是永昌字样，并不是大西字样。这枚金印用九叠篆刻有“永昌大元帅印”字样。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篆书，象征着极高的身份。当时张献忠虽然没有称帝，但根据金印材质、篆书等来看，地位已经很高，应该是张献忠本人持有。周远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史专家）
我是彭山的女婿，在这里我已经住了7年。从我家的窗外望去，便是彭山江口。这个“永昌大元帅”的确很值得探讨。反正在我的印象中，张献忠部队里，好像没有大元帅这个称号。而且“永昌”也不是张献忠的年号，而是李自成的。 杨君（“5.1四川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案”文物鉴定特邀专家组成员、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
这其中的100件珍贵文物，都是经过专家反复鉴定才确定下来的。特别是其中的8件一级文物，更是慎之又慎，鉴定结论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彭山江口出水的文物数量大、珍稀度高，在全国都实属罕见，可以说，相当于第二个三星堆。
我们在给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下结论时，还专门查阅了《明末农民战争史》等相关史料和著作。从历史文献资料来看，确实没有查到张献忠与“永昌”、“大元帅”之间有关联的记载。但根据盗掘实物及其伴生关系，推断其为张献忠所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张献忠和李自成同为农民起义军领袖，两人分分合合，历史上就曾有过互用年号的情况。比如张献忠曾铸“大顺通宝”，而“大顺”恰恰就是李自成政权称号。所以，张献忠用李自成的年号自封，也是可能的。
我们用荧光检测仪器进行无损鉴定显示，金印符合那个时期——1643年金银铸造成分。加上其他文物反映出的伴生关系，因此我们判断，这是张献忠在称帝之前所铸造持有的。虽然明史上没有这些内容，但实物可以还原部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这枚金印的研究还可以填补明史空白。也希望彭山方面能够组织有关专家，对张献忠有关文物加以研究，以还原更多历史信息。
2016年10月13日，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四川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宣布告破，警方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追回各类文物千余件，其中包括国宝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下简称“老虎金印”）。
据了解，从2011年开始，大量“寻宝人”开始在彭山市江口镇的府河（又名锦江）和江河交汇处的“江口沉银遗址”核心区域的江水中反复搜寻，企盼着创造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
据法院判决书显示：2012年底至2013年期间，彭山人徐某找到同乡经商的王某、江口镇双江村渔民梁某商量，一起到岷江河内寻找宝藏。随后，曾在大连某部队服役、从事专业潜水的宋某也加入其中。4人共同出资，在成都购买了潜水服、氧气瓶、木船、金属探测仪等装备，开始下水寻宝。
判决书上记录，2013年清明节前后，宋某先后两次下水，在水下共盗掘1个青冈木筒，6张金册、1个老虎金印、多枚西王赏功钱币以及若干银锭、碎银等文物。其中“老虎金印”被王某和宋某私藏，王某以800万元高价，将“金老虎印”卖给了彭山当地文物商人袁某，后袁某再转卖给成都商人曾某，曾某为此支付了1600万元。据彭山警方介绍，最终这枚老虎金印从西北一位韩姓富商处追回，其时已叫价过亿。
据彭山警方提供的专家意见显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印面文字为九叠篆阳文“永昌大元帅印”，印台上阴刻“永昌大元帅印，癸未年仲冬吉日造”。该金印铸造于1643年农历十一月，应是张献忠自封“永昌大元帅”时铸造。该金印是张献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文物，对考证沉船文物性质极为关键。
袁庭栋（巴蜀文化学者、《张献忠传论》作者）
看了相关报道后，我也感到很奇怪。张献忠曾和杨展在彭山江口是有过一场激战，并以张献忠大败收场。张献忠不擅长水战，遭打是必然的，掉了一些宝物在河中，也是符合情理的。但虎钮永昌金印，却不见得是张献忠本人的。
张献忠没有称过大元帅，他手下全是干儿子，都称将军，也没有大元帅这个设置。永昌更不是张献忠的年号，而是李自成的。李自成和张献忠，一开始算是共侍一主，但后来各自起家，一南一北，没有什么交集。张献忠称帝后，曾有李自成麾下马科进入川北，被张献忠打败。但马科只是个偏将，不可能持有大元帅印，所以还是无法解释。
我非常支持这一次水下考古行动。因为历史上很多遗留下来的史料，各地的记载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历史真相主要靠考古发掘，历史疑案最重要的证据是考古的实物。我相信，这次考古发掘会澄清过去文献记载的很多矛盾说法，澄清史学者多年的一些争论。
金印的主人是誰，在没有进一步研究之前不好下结论。张献忠对四川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蛋，光靠史料还不够。我们看清历史人物，关键在于文献和出土实物，彭山江口出土的每件实物，都是研究张献忠和四川历史的珍贵文物，值得加大研究。吴天文（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文管所所长）
这枚金印应该是张献忠持有无疑。首先根据警方调查得知，金印确系在江口沉银遗址被盗挖。其次根据“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上所刻的信息显示，金印铸造时张献忠还没有称帝，所以刻的是永昌字样，并不是大西字样。这枚金印用九叠篆刻有“永昌大元帅印”字样。九叠篆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篆书，象征着极高的身份。当时张献忠虽然没有称帝，但根据金印材质、篆书等来看，地位已经很高，应该是张献忠本人持有。周远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史专家）
我是彭山的女婿，在这里我已经住了7年。从我家的窗外望去，便是彭山江口。这个“永昌大元帅”的确很值得探讨。反正在我的印象中，张献忠部队里，好像没有大元帅这个称号。而且“永昌”也不是张献忠的年号，而是李自成的。 杨君（“5.1四川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案”文物鉴定特邀专家组成员、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
这其中的100件珍贵文物，都是经过专家反复鉴定才确定下来的。特别是其中的8件一级文物，更是慎之又慎，鉴定结论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彭山江口出水的文物数量大、珍稀度高，在全国都实属罕见，可以说，相当于第二个三星堆。
我们在给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下结论时，还专门查阅了《明末农民战争史》等相关史料和著作。从历史文献资料来看，确实没有查到张献忠与“永昌”、“大元帅”之间有关联的记载。但根据盗掘实物及其伴生关系，推断其为张献忠所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张献忠和李自成同为农民起义军领袖，两人分分合合，历史上就曾有过互用年号的情况。比如张献忠曾铸“大顺通宝”，而“大顺”恰恰就是李自成政权称号。所以，张献忠用李自成的年号自封，也是可能的。
我们用荧光检测仪器进行无损鉴定显示，金印符合那个时期——1643年金银铸造成分。加上其他文物反映出的伴生关系，因此我们判断，这是张献忠在称帝之前所铸造持有的。虽然明史上没有这些内容，但实物可以还原部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这枚金印的研究还可以填补明史空白。也希望彭山方面能够组织有关专家，对张献忠有关文物加以研究，以还原更多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