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于1928年5月率百万大军进行二次北伐。6月，在皇姑屯的升腾烈焰中，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伤重不治。两天后，北伐军占领北京城，统治中国16年的北洋政府，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蒋介石掌权后，试图惩治腐败，但最后无果而终。
　　反贪机制看上去很美
　　“如何能作育人材，激励士风，使其热心勇敢，廉洁奉公也”？
　　这是蒋介石执掌大权不太久的时候写下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腐败散漫的愤慨与失望，欲寻良方加以整治。事实上，此时国民政府的贪腐情形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蒋介石上台后，命令手下大小“文胆”，抓紧制定各项反贪腐制度。从《中华民国刑法》《国民政府组织法》，到《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惩治贪污条例》，不仅对反贪污腐化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还拟出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审计监察机构，而行政监察反贪部门的设置更是完备得出奇，诸多惩戒委员会分类之明细也令人咋舌。反贪机制则逐步发展为弹劾权、调查权、纠举权、建议权、纠正权、同意权和监试权。监察、反贪、惩戒职权齐备，蒋介石不可谓不用心。
　　然而，制度层面的条文规定和相关机构的全面设置，并不是反贪腐的保险箱。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国民政府从上到下对反贪的执行力度由强转弱，反贪机构的设置最后只能流于形式。
　　大发国难财的丑恶
　　抗日军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得到美英等国的肯定，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得以提高，国际援华物资开始不断地运往中国。然而，抗战物资的不断集中，却点燃了贪财者的欲望。从政府官员到部队将领，许多人一次次地把这些本该用来挽救民族危亡和同胞生命的财富占为己有，大发国难财。蒋介石对这些大大小小的贪腐案心知肚明，在不同场合痛斥这是国家纲纪的败坏，是道德良心的泯灭。尽管他施以严刑峻法和军法审判两手，但无济于事。
　　当时，发国难财的渠道除了物资、黄金和外汇，还有发行公债。官僚豪门及政府高官往往借派售公债、发行储蓄券及举借外债之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手笔地贪污。仅1942年一年，国民政府就发行了4种内债，一笔储蓄券，还争取了大量的外国贷款，最大的两笔是美国提供的5亿美元和英国提供的5000万英镑贷款。
　　公债在这年的春天发行，因其收益高，慢慢打开了市场，趋于热销。到次年春，公债尚余5000万美元，孔祥熙等贪利逐财，遂打算据为己有，引起外界极大不满。适逢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黄炎培、傅斯年、陈赓雅等联名提出质问案，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对孔祥熙提出弹劾案。此时孔祥熙正好赴美开会，蒋介石无法对参政员交代，密令财政部代部长俞鸿钧暗查，断定孔“授意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券事”，并查得他们此次共鲸吞国币20多亿元，且有证据无法抵赖。蒋介石大怒，却经不住宋美龄再三求情，最终处理结果只是“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
　　抗战后期，又有了新花样。那就是国民党部队经商和军队将领“吃空饷”“营走私”。蒋介石对此异常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在他授意下，战区巡察团四下逡巡，及时惩戒各战区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尤其对抗战不力或贻误战机的军政机关人员，随时予以建议或纠正。但这种威慑力是有限的，军队里的貪腐行为依旧盛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抗战的进程。
　　登峰造极的“五子登科”
　　1945年8月，抗战苦熬八年，胜利一朝到来。对于经历了长期动荡生活的国民政府大小官员来说，首先想到的是个人利益。接收沦陷区后，大量的财富呈现在内地飞来的“胜利者”面前，房子、条子（金条）、票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无一不刺激着这些道德缺失者们的贪欲。“在财富面前，很多持重的人也失去了自制，补偿心理掩盖了廉耻心，甚至不要白不要的心理和从众的心理，也一再麻痹着他们的神经”。接收时，事先并未做周密的安排，没有制定一个管理有效的计划，加之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腐败横行。
　　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这是抗战胜利而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国内外许多人愈发认识到，体制腐败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败亡的根本原因。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承认“党的病状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提出“反对个人利己主义，抨击升官发财观念”，要求“随时淘汰投机分子、动摇分子、腐化分子及恶化分子，以保持党员成分之纯一”，同时提出“加紧监察工作。”六届四中全会甚至规定党员及政府机关干部都需登记财产，不登记者开除党籍。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规定最终未能见到天日。
　　以“五子登科”的“劫收”为标志，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形势丝毫没有恢复好转。随即解放战争开始，投机者借机操纵图利，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8年的上海，一包米6月售价法币670万元，8月就涨到法币6300万元，人们用麻袋装满纸币，却只能兑换一点点儿大米。
　　蒋介石痛心疾首，他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言及战后接收中的贪腐乱象时，捶胸顿足地呵斥：“你们这样乱来，不想想党国，不想想自己的前途，也要想想你们的家人啊！”
　　面对愈演愈烈的态势，他也曾想办法来进行制止，但一旦牵涉到统治集团的高层，涉及家族利益、豪门利益，最终往往就是不了了之。一个腐败且不被惩治的官员，往往是粒有毒的种子，最终被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权贵者效仿，慢慢地，有样学样，贪腐无孔不入，荼毒整个官场，再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而当官僚习气日重，贪腐糜烂遍地之时，蒋介石后悔也来不及了。
　　1948年，蒋介石越发感到贪污问题的严重和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威胁，但只能将他的全部愤慨与忧虑，倾吐在日记中了。
　　1月16日：“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
　　6月8日：“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耻之心扫地，是以不能整军。”“忍痛断臂与除毒，祛除情感，惩治贪污。提倡民主法则，加强群众监督力量，涤荡官僚恶习，与铲除豪门资本。建立组织与制度之基础。建立干部政策，慎选核心干部与新陈代谢法令之树立。”
　　1949年8月13日，蒋介石翻读旧日记，对国民党“干部无人，贪污怯弱”的情况，感到“悲愤之至”！这时的蒋介石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又是出台法规，又是成立机构，终究收效甚微。
　　蒋介石到底也没能为国民政府立好那块“戒石”，他所有的反贪努力都走向了死胡同，这也成为他和他的政权最终覆灭、败退台湾的主因。
　　（摘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