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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法海一直相信自己是对的，让法海自我犹豫、自我挣扎的部分再多一些”
孤单
2008年3月20日，上海华东医院，30岁的京剧演员王珮瑜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眼前离世。身患溶血性贫血多年的老师王思及眼睛睁得很大，直勾勾地看着她，旁边的心脏监视器上脉息渐弱，然后呼吸停止。
去世前，这位余派京剧专家跟弟子交代了两句话，一句是要和当时闹矛盾的琴师握手言和，另一句则是：“我要离开你了，我不可能一辈子守在你身边，你要在自己心里住一个老师。”
九年过去，王珮瑜早已和琴师重新修好，对于后一句，她的体会也越来越深。这几年，启蒙老师范石人、梅派京剧大师梅葆玖等老人相继离世，王珮瑜开始恐惧于生命的衰老和死亡，同时开始对京剧的发展感到担忧。
“25岁的时候，我觉得被人理解是耻辱，就算表现出来是谦卑，那也是做出来的姿态。可30岁一过，前面的老人一走，就真的是孤单……”
在台上，王珮瑜演老生，戴上三绺的黑胡子就是老戏《文昭关》里的伍子胥、《洪洋洞》里的杨延昭、《四郎探母》里的杨延辉。在台下，她自称是“有老灵魂的巨婴”、“京剧最时尚的演绎者”：她参与综艺节目，在淘宝上卖自己的周边产品，做不同传统老戏的先锋演出……
“因为怕孤独，所以我表现出一种很和蔼可亲的、很愿意和大家分享的状态，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京剧。”王珮瑜说。
年轻时唱一些失传的戏，别人听不懂，她只有知音难觅的愤怒，而今年岁渐长，她更希望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与这种愤怒和解。可梨园水深，很多老人并不认可她所做之事。在一些私人聚会上，有人说：“你再这么搞下去，京剧还是京剧吗？”
传播
2017年1月27日，王珮瑜身着一袭红扣黑底长袍站在了网络综艺节目《奇葩大会》的舞台上。她在传统剧目《断密涧》的背景音乐中出场，自报家门“我是来自上海的京剧演员王珮瑜”，教授三级韵，让大家模仿京剧动作惊提、怒沉、喜展眉，最后还和主持人蔡康永一起唱了《武家坡》中的一句“八月十五月光明”。
原本京剧的基础观众是中老年人，可在这档主要受众为90后群体的节目中，王珮瑜却以温和的说话方式、倜傥的中性风格收获了大量拥戴者。从台上下来，王珮瑜的微博粉丝从7万涨到11万，评论和私信里挤满了现在的流行词汇，让她有些哭笑不得：“年轻小孩儿天天张嘴就是‘好想睡你啊’。”
大量非京剧戏迷在短时间内爆炸式地簇拥过来，王珮瑜知道其中有大量泡沫，“其实原来就做这些事，说这些话。”她清楚粉丝的结构和属性，因而对数字的增长保持着谨慎的乐观：“从零到一万，都是因为喜欢你才关注你的忠诚粉丝，到两三万时就会有非京剧观众在下面议论。现在到了十万，大部分人已经不知道你在唱什么、你真正想要传递的艺术价值是什么了。”
过去20年，她都在“让自己不红”，以为保持住圈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行。直到后来开始做传播才意识到：总共两千人知道你，那还传什么？
“这到底是庆幸还是可悲呢？”王珮瑜工作室“瑜音社”的负责人吕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是搭京剧的车，让谭鑫培唱《定军山》才行，现在却要搭娱乐平台的顺风车才能让行业外的人了解京剧。”
吕菁出生于1982年，工二胡，经常帮上海京剧院的戏曲演员做配乐。但即便如此，2010年以前她对京剧的全部认知也不过是“这是老人看的”，因为“在家时戏曲频道只有姥姥看”。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门艺术已经有隔膜了。”东方卫视戏曲节目《绝版赏析》制片人柴俊为说。他长期从事京剧文化传播和京剧历史、文献学研究。他还记得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传统戏刚恢复时，不是最顶尖的角儿到上海天蟾剧院唱戏，开票前戏院门口的队伍也得从隔夜开始排。“那时在文化系统工作，能弄到一张票就算福利。现在送票给人，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去呢。”柴俊为身形瘦削，背对黄浦江说话时，有种斩钉截铁的愤怒。
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胡叠要平和一些。对于京剧在现代文化生活中的失势，她更多是怅然：“我们学校在北京的位置有点像戏曲在中国社会的位置，看上去是在二三环，但其实来过的人很少。”中国戏曲学院位于北京西南三环，正门口是一道并不宽阔的、车辆稀少的马路。附近商店不多，只几个在寒风中瑟缩的发传单的人问：“要健身吗？”
胡叠这几年经常跟着王珮瑜做京剧的推广工作，采访开始前她就表明了自己的期待：“希望你们媒体多关注我们戏曲。”
“其实挺悲观的。现在五花八门吸引人的东西太多了，盯着一个手机就能轻松打发时间。”上海京剧院31岁的青衣田慧说。田慧11岁进入上海戏曲学校，2008年成为梅葆玖的入室弟子。拜师时，梅葆玖就开门见山地问她：“你能不能耐得住这份寂寞？”
“当下让京剧回到鼎盛时期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了。”王珮瑜的朋友马骞说。马骞是著名票友，曾多次执导天津卫视春晚，并和王珮瑜合作过墨壳原态版《乌盆记》和墨本丹青版《赵氏孤儿》。采访时，他刚从日本回国。“日本正在复兴的歌舞伎，观众也是老人居多，年轻人也有去看，但都当作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他认为孕育慢文化的时代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但欣赏慢文化作品的环境应当保存，“至少让年轻人知道这是好东西。”
从《奇葩大会》回来，王珮瑜变得更忙了。她接连参加了几档文化节目，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在零星的空余时间接受各路媒体专访。对于现代娱乐工业体系，她并没有过多的不适，说无非就是要做更多的沟通。
问她：“现在感觉是角儿‘出台’了吗？”
她用戏谑口吻答：“现在就一种感觉，嗨，你们早干嘛去了啊，我20年前就这样，现在才认识我？”
楚门 王珮瑜年少成名，出道时就是梨园中的楚门。
幼时学苏州评弹，11岁起改学京剧，两个月时间就以一出《钓金龟》获得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一次偶然机会，遇到了余派资深学者范石人，在其建议下开始学唱余派老生，14岁考入上海戏曲学校，成为1949年后专业戏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
1993年，在纪念京剧名家程君谋诞辰100周年的演出中，王珮瑜顶替因病回戏的梅葆玥，开锣唱《文昭关》，受到梅葆玖的激赏。
1996年，18岁的王珮瑜到北京参加全国戏校联谊比赛，又是一折《文昭关》，让台下的谭元寿大为惊叹：“这不是活脱脱的孟小冬吗？”谭元寿是伶界大王谭鑫培的曾孙，祖父谭小培、父亲谭富英皆为老生行当的翘楚。1947年，19岁的谭元寿曾在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六十大寿上见过余叔岩嫡传弟子孟小冬，“冬皇”当日所唱便是如今几成绝版的《搜孤救孤》。1949年之后，已近古稀的谭元寿见到王珮瑜，如遇故人，感慨不已。
多位梨园泰斗加持，王珮瑜顶着“当代孟小冬”的头衔迅速成名，20岁之前拿遍几乎所有京剧大奖。
“在戏校时，她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后辈田慧说。两人自2008年起合作唱戏。田慧认为王珮瑜的潇洒和儒雅里堆叠着京剧艺术本身的工整。“她唱得很规范，零瑕疵，用梅葆玖老师的话讲，规范就是值钱，太随心所欲就会没有魅力。”
2007年，王珮瑜接到《梅兰芳》剧组的电话，对方邀请她为电影中章子怡饰演的孟小冬一角配唱“游龙戏凤”选段，合作者是为父亲梅兰芳配唱的梅葆玖。去世前一个月，梅葆玖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现在据我知道的，老生那么规范，唱得还那么准确，受过名师的教导，我认为第一人还是王珮瑜。”
“因为京剧是口传心授，难传，所以我才珍贵。如果可以随便复制，那我就不玩儿了。”王珮瑜天赋甚高，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当老师——她根本无法将悟性分解成步骤教给学生。当然，她也有自己的私心，“像我这样学习这么艰苦的人，不可能轻而易举把我的戏传给下面的人。”有一场戏，朋友马骞曾建议她多演两场，她也毫不掩饰性格中固执的那一面：“这戏不能多演，让别的演员学去了怎么办？”
基于专业上绝对的安全感，王珮瑜以坦诚取代了以往艺术家常见的那种自谦：“余叔岩的京剧传承到21世纪，王珮瑜是比较被关注的一个传人。在京剧史里，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能不被提及的名字了。”
但受益于江湖势必受制于江湖。“小孟小冬”的标签是把双刃剑，让她获得了一些名利，也失去了一些自由。
“梨园行圈子小，会拉帮结派，不能说任何人的坏话，得处处小心。”16岁起，王珮瑜就深知这一点。当时，初出茅庐的她去参加一个拼盘式的新春演唱会。开锣上场唱《珠帘寨》，观众反响十分热烈，她一兴奋就自己报幕：“谢谢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搜孤救孤》。”下台以后，王珮瑜才知道后台有一位演员因此而大发雷霆。在梨园行，开锣的演员一定要看节目单，一定不能把后面人的戏唱掉，“刨活儿是件不道德的事。”
“这都是在梨园行莫名其妙必须要懂的规矩。我是一个没有后台没有背景的人，直来直去，经常莫名其妙就把人得罪了。”王珮瑜说，“外界看我很顺利，但其实就是这种纠纠结结。”
梨园行讲究师承渊源，即便是天赋、运气上佳如王珮瑜，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普通出身根本无法带来安全感。她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开始逐渐衰老，也知道总有一天年轻演员会把她迭代掉。“如果我还是只会唱戏，那么心胸就会陷于其中。当别人把这点骄傲戳破时，我就死掉了。”单纯做演员已经无法让她更喜欢自己了。
“我看到了更深一层的恐惧和无力，所以要转型。”
转型
王珮瑜14岁从苏州来到上海。以她自己的话说：我建立世界观、价值观是在上海。她信奉契约精神，认为上海给予她的最大教育便是文明的现代制度。她拒绝传统行业中“耻于谈钱”的陋习，也拒绝变成一个漠视商业逻辑的老艺人。
“我其实是一个对各方面欲望很强烈的人，但我的状态是淡泊名利。”王珮瑜认为好的生活就是不为物质所累。“简单表述就是，‘我买得起，但我不买’，为自己创造选择。”
按照传统的路子走，王珮瑜显然很難实现这一点。
“现在能做到不啃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田慧说。2008年，她进入上海京剧院时每月的基本工资不到1000元，需要靠父母贴补。“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儿，因为他们不懂，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怪他们。我觉得很无奈。”
“整个社会都在亏欠戏曲演员，钱并没有转化成演员的片酬。”胡叠说， “前两年上海越剧院的一个知名演员在院里演一场大戏是600元，王珮瑜也是，我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涨到800元。”
十年前胡叠曾在中央戏剧学院攻读戏剧美学方向的博士，亲眼看着学生辈的影视演员成长到二线，拿20天3000万的电视剧片酬。“中戏招的表演系学生，就是普通的高中生，什么都没有，进来两三年就可以出去演出了。任何一个能够上台的戏曲演员，一定付出了十年艰辛，但他们得到的东西，跟其他行业的明星相比，成正比吗？王珮瑜去唱一段戏和一个歌手去唱一首歌，谁的出场费高？”
2004年，王珮瑜心高气傲地离开上海京剧院，成为脱离体制的第一人。她抗拒大锅饭式的劳务分配模式，认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无法在集体环境中实现。她企图凭借强大的专业资本来恢复1949年前的名角挑班制度。
“梅兰芳是角儿，有票房，那就做老板，吹拉弹唱四梁八柱都是你养。现在？院长、党委书记……可他们说了也不算，上面还有老板。”虽然被戏迷称为“瑜老板”，但王珮瑜心里明白，“挑班的才算真老板。”
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她身上。《新民晚报》在文化版头条登出消息，称王珮瑜“扔掉铁饭碗，誓死不回头”。
她向做房地产的长辈借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作工作室，打算找剧场做演出，却发现根本没有人跟她干。“剧场、道具、灯光、服装、舞美、配戏的演员，全都是体制内的。你已经变成体制外了，怎么合作？领导挽留你，你却不辞而别，伤了他的心。当你再回去和他谈生意，谁会理你呢？你得扛这些冷眼旁观。” 工作室的房子很快就被收了回去，王珮瑜开始整晚整晚失眠，整个人胖了三十多斤。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无形中被体制封杀的人。她害怕被边缘化。
“太天真了。”多年以后王珮瑜这样嘲笑自己，“人越往后走，越会觉得这个江湖水很深。”
“现在的体制是不利于京剧发展的。你以为保护一个剧种，把剧团全部养起来，国家拼命拨款就好了吗？优秀演员活不好，不愿进取的人在这里混饭吃。”柴俊为说。他认为当下中国已经不存在真正具有市场价值的京剧演员了。“名角儿一年演一回，当然一票难求，可就算票房很高，能养活自己，那能养活一个戏班吗？你演一个星期试试，还能卖得出去吗？”
2006年，王珮瑜意识到，在市场开放之前，她所憧憬的世界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半年思想斗争后，她重回上海京剧院。
前两年，寻求转型的王珮瑜曾到百老汇林肯艺术中心学习艺术管理。她发现美国的演出市场管理制度其实与1949年前的梨园行非常相似：有赞助人，有差异化竞争，演员直接面对观众。她很怀念那个逝去的鼎盛时光，称“我们接受的所有艺术上的熏陶和教育都是来自那个时代”。但她也很清醒：假使回到当时，她也无法在激烈竞争中生存。
“虽然享受那种欢呼喝彩的感觉，可是上台前那种周而复始的焦虑，真的会受不了。”王珮瑜不认为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只说：“志不在此。”
那志在何方？
在那部被认为贴切诠释了京剧人生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是只为艺术只为爱情的戏痴，段小楼是为了活下去随波逐流最终向时代妥协的人。
“你觉得你的性格更像程蝶衣还是段小楼？”
王珮瑜想了两秒，眼神飘向他处，随即又转了回来：“我更尊重程蝶衣，但在现实中可能会变成段小楼。”
对标
2008年起，王珮瑜开始新的探索。
她给自己贴上了“温和改革，积极保守”的标签。一方面，她致力于恢复传统骨子老戏，比如《朱砂痣》、《芦花河》这些几十年来几乎无人再演的剧目，另一方面她试图用各种创新方式将年轻观众吸引到剧场中。
2008年，王珮瑜受马骞邀请，和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相声演员马志明一起攒了一出跨界融合的《乌盆记》。2010年，她邀请画家申世辉创作一组山水画卷，将《赵氏孤儿》的唱段同新颖的舞美相结合，使京剧呈现出更新鲜的视觉效果。2012年，王珮瑜玩得更大胆，她和吉他手梁剑锋合作，在京剧演唱中加入了《加州旅馆》等流行歌曲的元素。她打造京昆清音会《乱弹·三月》，清唱京剧并将伴奏乐器一并解放，搬至舞台中央。
与此同时，王珮瑜开始积极拥抱互联网。2016年，她将直播和弹幕的概念引入到京剧清音会中——摄像机直播演员在后台化妆、扮戏的幕后事，而观众也可以将自己的赞美和吐槽发送到舞台的屏幕上。王珮瑜将这种互动视为京剧“叫好文化”的延伸。
她和体制达成新的合作关系，创立工作室“瑜音社”，开通微博和微信公号，在淘宝上卖“瑜茶”等周边产品。在喜马拉雅电台，她开设节目《京剧其实很好玩》，每期十分钟，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听众解析京剧经典剧目。为推京昆合演的新戏《春水渡》，她还赶时髦地录了一首《春水误》的主题曲。
“王珮瑜是个有现代娱乐精神的人吗？”
合作多次的导演马骞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她继承的东西会是她的库存，也会是她的自重。”他更愿意把王珮瑜当作一个“愿意通过现代娱乐方式来推广京剧的人”。
“她自己获得了一些东西，但也确实为京剧做了普及。”马骞说。在他眼中，王珮瑜是当下最适合做京剧推广的人：“在接近大众时，‘乾旦坤生’是天然卖点，而她慢的发酵正好赶上了现在快娱乐时代对于中性的审美取向。”
“但我不希望成为一个明星。我希望这种传播能让更多人变成京剧观众，实现商业上的转化。而不是说，觉得这人不男不女挺有意思，微博加个关注就行了。”王珮瑜说。在很久之前，她就提出过一套理想的逻辑：希望大家通过喜欢王珮瑜而喜欢京剧。
胡叠认为这种转化非常困难：“王珮瑜现在做的很多跨界，会让她的粉丝群不断扩大，但所谓的关注还是只集中在她个人身上。”有时胡叠会将王珮瑜签名的明信片当作礼物送给学生，得到的反馈往往是：我喜欢王珮瑜，但不会因为她而更喜欢京剧。
吕菁第一次听王珮瑜唱戏是在2010年。人未出场，吕菁就在侧台听见一声洪亮的“马来”。“底下观众全沸腾了，跟周杰伦开演唱会一样的场面，我当时毛孔都竖起来了，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吕菁激动地描述道。
“那你会因为喜欢王珮瑜而喜欢广义上的京剧吗？”
她迟疑了两秒：“实话吗？没有。”
“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王珮瑜这样自我评价。几年前她就发现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其实并不会像流行文化一样，迅速在社会上产生爆点。她清楚地知道京剧鉴赏有较高的艺术门槛，因而沒有必要和流行去抢夺观众。她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定要端正的态度，如果你想不通，那你自己难受去吧。”
胡叠说王珮瑜是以一个艺术家的心态在做京剧的推广，王珮瑜自己却说：“我是个不艺术、没有创造力、刻板又无趣的人。”
在理想与现实面前，她显得克制又贪心。
“如果没有理想的话，现实是没有意义的。你做这些事儿不就是为了实现那个理想吗？可光有理想，中间差好多截儿，怎么办？”王珮瑜认为创业最重要的就是“活着”二字，“你别上来就先谈理想，每个月税得交吧？谁跟你谈理想？”
这符合马骞认识的王珮瑜：“ 她是一个喜欢保护措施完善之后再去冒险的人。” 而在胡叠眼中，由这样的王珮瑜来推广京剧，“理想才可能不仅仅止于空想。”
在中国的作家学者中，王珮瑜最喜欢的是资中筠，理由很简单：她学贯东西，能在体制内外游走但同时又能保持鲜明立场。
她称这种欣赏是“对标”。
渡劫
2013年，胡叠给王珮瑜写了一折《春水渡》。故事取材于《白蛇传》，描写了白娘子为许仙水漫金山、触犯天条之后，许仙以凡人之资与高僧法海进行的一段对话。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上，法海是一个法力无边但刚愎自用、认为所有妖精都必须皈依佛门的负面角色。
胡叠觉得演法海不讨巧，王珮瑜却坚持要演一个突破佛学符号的人。戏写完以后，王珮瑜提了一个建议：“不要让法海一直相信自己是对的，让法海自我犹豫、自我挣扎的部分再多一些。”
在她的理解中，这才是一个关乎自我成长的故事：“ 一个人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下去做一些决定，那个决定才是正确的。”
于是故事的结尾，王珮瑜身着白衣，在舞台上唱道：“你只道有慧眼参破世情，下山去度众生心怀悲悯。你只道人与妖姻缘难成，施法术用神通去指点迷津。却原来参不破看不透的，竟是我这遁世的和尚，自诩的高僧……我再去红尘走一遭，但愿能游巷陌市井，历世事人情。去我分别心，做我本来人。到那时，法海再着旧衣时，重归金山寺，虔心诵佛经。”
历世事，历人情，而后度自己，度众生。
她斩不断红尘。
（参考书目：《别样书生王珮瑜》《王珮瑜和她的戏》）
孤单
2008年3月20日，上海华东医院，30岁的京剧演员王珮瑜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眼前离世。身患溶血性贫血多年的老师王思及眼睛睁得很大，直勾勾地看着她，旁边的心脏监视器上脉息渐弱，然后呼吸停止。
去世前，这位余派京剧专家跟弟子交代了两句话，一句是要和当时闹矛盾的琴师握手言和，另一句则是：“我要离开你了，我不可能一辈子守在你身边，你要在自己心里住一个老师。”
九年过去，王珮瑜早已和琴师重新修好，对于后一句，她的体会也越来越深。这几年，启蒙老师范石人、梅派京剧大师梅葆玖等老人相继离世，王珮瑜开始恐惧于生命的衰老和死亡，同时开始对京剧的发展感到担忧。
“25岁的时候，我觉得被人理解是耻辱，就算表现出来是谦卑，那也是做出来的姿态。可30岁一过，前面的老人一走，就真的是孤单……”
在台上，王珮瑜演老生，戴上三绺的黑胡子就是老戏《文昭关》里的伍子胥、《洪洋洞》里的杨延昭、《四郎探母》里的杨延辉。在台下，她自称是“有老灵魂的巨婴”、“京剧最时尚的演绎者”：她参与综艺节目，在淘宝上卖自己的周边产品，做不同传统老戏的先锋演出……
“因为怕孤独，所以我表现出一种很和蔼可亲的、很愿意和大家分享的状态，让更多的人来关注京剧。”王珮瑜说。
年轻时唱一些失传的戏，别人听不懂，她只有知音难觅的愤怒，而今年岁渐长，她更希望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与这种愤怒和解。可梨园水深，很多老人并不认可她所做之事。在一些私人聚会上，有人说：“你再这么搞下去，京剧还是京剧吗？”
传播
2017年1月27日，王珮瑜身着一袭红扣黑底长袍站在了网络综艺节目《奇葩大会》的舞台上。她在传统剧目《断密涧》的背景音乐中出场，自报家门“我是来自上海的京剧演员王珮瑜”，教授三级韵，让大家模仿京剧动作惊提、怒沉、喜展眉，最后还和主持人蔡康永一起唱了《武家坡》中的一句“八月十五月光明”。
原本京剧的基础观众是中老年人，可在这档主要受众为90后群体的节目中，王珮瑜却以温和的说话方式、倜傥的中性风格收获了大量拥戴者。从台上下来，王珮瑜的微博粉丝从7万涨到11万，评论和私信里挤满了现在的流行词汇，让她有些哭笑不得：“年轻小孩儿天天张嘴就是‘好想睡你啊’。”
大量非京剧戏迷在短时间内爆炸式地簇拥过来，王珮瑜知道其中有大量泡沫，“其实原来就做这些事，说这些话。”她清楚粉丝的结构和属性，因而对数字的增长保持着谨慎的乐观：“从零到一万，都是因为喜欢你才关注你的忠诚粉丝，到两三万时就会有非京剧观众在下面议论。现在到了十万，大部分人已经不知道你在唱什么、你真正想要传递的艺术价值是什么了。”
过去20年，她都在“让自己不红”，以为保持住圈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行。直到后来开始做传播才意识到：总共两千人知道你，那还传什么？
“这到底是庆幸还是可悲呢？”王珮瑜工作室“瑜音社”的负责人吕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是搭京剧的车，让谭鑫培唱《定军山》才行，现在却要搭娱乐平台的顺风车才能让行业外的人了解京剧。”
吕菁出生于1982年，工二胡，经常帮上海京剧院的戏曲演员做配乐。但即便如此，2010年以前她对京剧的全部认知也不过是“这是老人看的”，因为“在家时戏曲频道只有姥姥看”。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门艺术已经有隔膜了。”东方卫视戏曲节目《绝版赏析》制片人柴俊为说。他长期从事京剧文化传播和京剧历史、文献学研究。他还记得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传统戏刚恢复时，不是最顶尖的角儿到上海天蟾剧院唱戏，开票前戏院门口的队伍也得从隔夜开始排。“那时在文化系统工作，能弄到一张票就算福利。现在送票给人，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去呢。”柴俊为身形瘦削，背对黄浦江说话时，有种斩钉截铁的愤怒。
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胡叠要平和一些。对于京剧在现代文化生活中的失势，她更多是怅然：“我们学校在北京的位置有点像戏曲在中国社会的位置，看上去是在二三环，但其实来过的人很少。”中国戏曲学院位于北京西南三环，正门口是一道并不宽阔的、车辆稀少的马路。附近商店不多，只几个在寒风中瑟缩的发传单的人问：“要健身吗？”
胡叠这几年经常跟着王珮瑜做京剧的推广工作，采访开始前她就表明了自己的期待：“希望你们媒体多关注我们戏曲。”
“其实挺悲观的。现在五花八门吸引人的东西太多了，盯着一个手机就能轻松打发时间。”上海京剧院31岁的青衣田慧说。田慧11岁进入上海戏曲学校，2008年成为梅葆玖的入室弟子。拜师时，梅葆玖就开门见山地问她：“你能不能耐得住这份寂寞？”
“当下让京剧回到鼎盛时期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了。”王珮瑜的朋友马骞说。马骞是著名票友，曾多次执导天津卫视春晚，并和王珮瑜合作过墨壳原态版《乌盆记》和墨本丹青版《赵氏孤儿》。采访时，他刚从日本回国。“日本正在复兴的歌舞伎，观众也是老人居多，年轻人也有去看，但都当作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他认为孕育慢文化的时代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但欣赏慢文化作品的环境应当保存，“至少让年轻人知道这是好东西。”
从《奇葩大会》回来，王珮瑜变得更忙了。她接连参加了几档文化节目，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在零星的空余时间接受各路媒体专访。对于现代娱乐工业体系，她并没有过多的不适，说无非就是要做更多的沟通。
问她：“现在感觉是角儿‘出台’了吗？”
她用戏谑口吻答：“现在就一种感觉，嗨，你们早干嘛去了啊，我20年前就这样，现在才认识我？”
楚门 王珮瑜年少成名，出道时就是梨园中的楚门。
幼时学苏州评弹，11岁起改学京剧，两个月时间就以一出《钓金龟》获得江苏省票友大赛第一名。一次偶然机会，遇到了余派资深学者范石人，在其建议下开始学唱余派老生，14岁考入上海戏曲学校，成为1949年后专业戏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
1993年，在纪念京剧名家程君谋诞辰100周年的演出中，王珮瑜顶替因病回戏的梅葆玥，开锣唱《文昭关》，受到梅葆玖的激赏。
1996年，18岁的王珮瑜到北京参加全国戏校联谊比赛，又是一折《文昭关》，让台下的谭元寿大为惊叹：“这不是活脱脱的孟小冬吗？”谭元寿是伶界大王谭鑫培的曾孙，祖父谭小培、父亲谭富英皆为老生行当的翘楚。1947年，19岁的谭元寿曾在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的六十大寿上见过余叔岩嫡传弟子孟小冬，“冬皇”当日所唱便是如今几成绝版的《搜孤救孤》。1949年之后，已近古稀的谭元寿见到王珮瑜，如遇故人，感慨不已。
多位梨园泰斗加持，王珮瑜顶着“当代孟小冬”的头衔迅速成名，20岁之前拿遍几乎所有京剧大奖。
“在戏校时，她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后辈田慧说。两人自2008年起合作唱戏。田慧认为王珮瑜的潇洒和儒雅里堆叠着京剧艺术本身的工整。“她唱得很规范，零瑕疵，用梅葆玖老师的话讲，规范就是值钱，太随心所欲就会没有魅力。”
2007年，王珮瑜接到《梅兰芳》剧组的电话，对方邀请她为电影中章子怡饰演的孟小冬一角配唱“游龙戏凤”选段，合作者是为父亲梅兰芳配唱的梅葆玖。去世前一个月，梅葆玖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现在据我知道的，老生那么规范，唱得还那么准确，受过名师的教导，我认为第一人还是王珮瑜。”
“因为京剧是口传心授，难传，所以我才珍贵。如果可以随便复制，那我就不玩儿了。”王珮瑜天赋甚高，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当老师——她根本无法将悟性分解成步骤教给学生。当然，她也有自己的私心，“像我这样学习这么艰苦的人，不可能轻而易举把我的戏传给下面的人。”有一场戏，朋友马骞曾建议她多演两场，她也毫不掩饰性格中固执的那一面：“这戏不能多演，让别的演员学去了怎么办？”
基于专业上绝对的安全感，王珮瑜以坦诚取代了以往艺术家常见的那种自谦：“余叔岩的京剧传承到21世纪，王珮瑜是比较被关注的一个传人。在京剧史里，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能不被提及的名字了。”
但受益于江湖势必受制于江湖。“小孟小冬”的标签是把双刃剑，让她获得了一些名利，也失去了一些自由。
“梨园行圈子小，会拉帮结派，不能说任何人的坏话，得处处小心。”16岁起，王珮瑜就深知这一点。当时，初出茅庐的她去参加一个拼盘式的新春演唱会。开锣上场唱《珠帘寨》，观众反响十分热烈，她一兴奋就自己报幕：“谢谢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搜孤救孤》。”下台以后，王珮瑜才知道后台有一位演员因此而大发雷霆。在梨园行，开锣的演员一定要看节目单，一定不能把后面人的戏唱掉，“刨活儿是件不道德的事。”
“这都是在梨园行莫名其妙必须要懂的规矩。我是一个没有后台没有背景的人，直来直去，经常莫名其妙就把人得罪了。”王珮瑜说，“外界看我很顺利，但其实就是这种纠纠结结。”
梨园行讲究师承渊源，即便是天赋、运气上佳如王珮瑜，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普通出身根本无法带来安全感。她感到自己的艺术生命开始逐渐衰老，也知道总有一天年轻演员会把她迭代掉。“如果我还是只会唱戏，那么心胸就会陷于其中。当别人把这点骄傲戳破时，我就死掉了。”单纯做演员已经无法让她更喜欢自己了。
“我看到了更深一层的恐惧和无力，所以要转型。”
转型
王珮瑜14岁从苏州来到上海。以她自己的话说：我建立世界观、价值观是在上海。她信奉契约精神，认为上海给予她的最大教育便是文明的现代制度。她拒绝传统行业中“耻于谈钱”的陋习，也拒绝变成一个漠视商业逻辑的老艺人。
“我其实是一个对各方面欲望很强烈的人，但我的状态是淡泊名利。”王珮瑜认为好的生活就是不为物质所累。“简单表述就是，‘我买得起，但我不买’，为自己创造选择。”
按照传统的路子走，王珮瑜显然很難实现这一点。
“现在能做到不啃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田慧说。2008年，她进入上海京剧院时每月的基本工资不到1000元，需要靠父母贴补。“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儿，因为他们不懂，所以你也没有办法怪他们。我觉得很无奈。”
“整个社会都在亏欠戏曲演员，钱并没有转化成演员的片酬。”胡叠说， “前两年上海越剧院的一个知名演员在院里演一场大戏是600元，王珮瑜也是，我不知道她现在有没有涨到800元。”
十年前胡叠曾在中央戏剧学院攻读戏剧美学方向的博士，亲眼看着学生辈的影视演员成长到二线，拿20天3000万的电视剧片酬。“中戏招的表演系学生，就是普通的高中生，什么都没有，进来两三年就可以出去演出了。任何一个能够上台的戏曲演员，一定付出了十年艰辛，但他们得到的东西，跟其他行业的明星相比，成正比吗？王珮瑜去唱一段戏和一个歌手去唱一首歌，谁的出场费高？”
2004年，王珮瑜心高气傲地离开上海京剧院，成为脱离体制的第一人。她抗拒大锅饭式的劳务分配模式，认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无法在集体环境中实现。她企图凭借强大的专业资本来恢复1949年前的名角挑班制度。
“梅兰芳是角儿，有票房，那就做老板，吹拉弹唱四梁八柱都是你养。现在？院长、党委书记……可他们说了也不算，上面还有老板。”虽然被戏迷称为“瑜老板”，但王珮瑜心里明白，“挑班的才算真老板。”
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在她身上。《新民晚报》在文化版头条登出消息，称王珮瑜“扔掉铁饭碗，誓死不回头”。
她向做房地产的长辈借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作工作室，打算找剧场做演出，却发现根本没有人跟她干。“剧场、道具、灯光、服装、舞美、配戏的演员，全都是体制内的。你已经变成体制外了，怎么合作？领导挽留你，你却不辞而别，伤了他的心。当你再回去和他谈生意，谁会理你呢？你得扛这些冷眼旁观。” 工作室的房子很快就被收了回去，王珮瑜开始整晚整晚失眠，整个人胖了三十多斤。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无形中被体制封杀的人。她害怕被边缘化。
“太天真了。”多年以后王珮瑜这样嘲笑自己，“人越往后走，越会觉得这个江湖水很深。”
“现在的体制是不利于京剧发展的。你以为保护一个剧种，把剧团全部养起来，国家拼命拨款就好了吗？优秀演员活不好，不愿进取的人在这里混饭吃。”柴俊为说。他认为当下中国已经不存在真正具有市场价值的京剧演员了。“名角儿一年演一回，当然一票难求，可就算票房很高，能养活自己，那能养活一个戏班吗？你演一个星期试试，还能卖得出去吗？”
2006年，王珮瑜意识到，在市场开放之前，她所憧憬的世界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半年思想斗争后，她重回上海京剧院。
前两年，寻求转型的王珮瑜曾到百老汇林肯艺术中心学习艺术管理。她发现美国的演出市场管理制度其实与1949年前的梨园行非常相似：有赞助人，有差异化竞争，演员直接面对观众。她很怀念那个逝去的鼎盛时光，称“我们接受的所有艺术上的熏陶和教育都是来自那个时代”。但她也很清醒：假使回到当时，她也无法在激烈竞争中生存。
“虽然享受那种欢呼喝彩的感觉，可是上台前那种周而复始的焦虑，真的会受不了。”王珮瑜不认为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只说：“志不在此。”
那志在何方？
在那部被认为贴切诠释了京剧人生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是只为艺术只为爱情的戏痴，段小楼是为了活下去随波逐流最终向时代妥协的人。
“你觉得你的性格更像程蝶衣还是段小楼？”
王珮瑜想了两秒，眼神飘向他处，随即又转了回来：“我更尊重程蝶衣，但在现实中可能会变成段小楼。”
对标
2008年起，王珮瑜开始新的探索。
她给自己贴上了“温和改革，积极保守”的标签。一方面，她致力于恢复传统骨子老戏，比如《朱砂痣》、《芦花河》这些几十年来几乎无人再演的剧目，另一方面她试图用各种创新方式将年轻观众吸引到剧场中。
2008年，王珮瑜受马骞邀请，和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相声演员马志明一起攒了一出跨界融合的《乌盆记》。2010年，她邀请画家申世辉创作一组山水画卷，将《赵氏孤儿》的唱段同新颖的舞美相结合，使京剧呈现出更新鲜的视觉效果。2012年，王珮瑜玩得更大胆，她和吉他手梁剑锋合作，在京剧演唱中加入了《加州旅馆》等流行歌曲的元素。她打造京昆清音会《乱弹·三月》，清唱京剧并将伴奏乐器一并解放，搬至舞台中央。
与此同时，王珮瑜开始积极拥抱互联网。2016年，她将直播和弹幕的概念引入到京剧清音会中——摄像机直播演员在后台化妆、扮戏的幕后事，而观众也可以将自己的赞美和吐槽发送到舞台的屏幕上。王珮瑜将这种互动视为京剧“叫好文化”的延伸。
她和体制达成新的合作关系，创立工作室“瑜音社”，开通微博和微信公号，在淘宝上卖“瑜茶”等周边产品。在喜马拉雅电台，她开设节目《京剧其实很好玩》，每期十分钟，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听众解析京剧经典剧目。为推京昆合演的新戏《春水渡》，她还赶时髦地录了一首《春水误》的主题曲。
“王珮瑜是个有现代娱乐精神的人吗？”
合作多次的导演马骞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她继承的东西会是她的库存，也会是她的自重。”他更愿意把王珮瑜当作一个“愿意通过现代娱乐方式来推广京剧的人”。
“她自己获得了一些东西，但也确实为京剧做了普及。”马骞说。在他眼中，王珮瑜是当下最适合做京剧推广的人：“在接近大众时，‘乾旦坤生’是天然卖点，而她慢的发酵正好赶上了现在快娱乐时代对于中性的审美取向。”
“但我不希望成为一个明星。我希望这种传播能让更多人变成京剧观众，实现商业上的转化。而不是说，觉得这人不男不女挺有意思，微博加个关注就行了。”王珮瑜说。在很久之前，她就提出过一套理想的逻辑：希望大家通过喜欢王珮瑜而喜欢京剧。
胡叠认为这种转化非常困难：“王珮瑜现在做的很多跨界，会让她的粉丝群不断扩大，但所谓的关注还是只集中在她个人身上。”有时胡叠会将王珮瑜签名的明信片当作礼物送给学生，得到的反馈往往是：我喜欢王珮瑜，但不会因为她而更喜欢京剧。
吕菁第一次听王珮瑜唱戏是在2010年。人未出场，吕菁就在侧台听见一声洪亮的“马来”。“底下观众全沸腾了，跟周杰伦开演唱会一样的场面，我当时毛孔都竖起来了，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吕菁激动地描述道。
“那你会因为喜欢王珮瑜而喜欢广义上的京剧吗？”
她迟疑了两秒：“实话吗？没有。”
“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王珮瑜这样自我评价。几年前她就发现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其实并不会像流行文化一样，迅速在社会上产生爆点。她清楚地知道京剧鉴赏有较高的艺术门槛，因而沒有必要和流行去抢夺观众。她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一定要端正的态度，如果你想不通，那你自己难受去吧。”
胡叠说王珮瑜是以一个艺术家的心态在做京剧的推广，王珮瑜自己却说：“我是个不艺术、没有创造力、刻板又无趣的人。”
在理想与现实面前，她显得克制又贪心。
“如果没有理想的话，现实是没有意义的。你做这些事儿不就是为了实现那个理想吗？可光有理想，中间差好多截儿，怎么办？”王珮瑜认为创业最重要的就是“活着”二字，“你别上来就先谈理想，每个月税得交吧？谁跟你谈理想？”
这符合马骞认识的王珮瑜：“ 她是一个喜欢保护措施完善之后再去冒险的人。” 而在胡叠眼中，由这样的王珮瑜来推广京剧，“理想才可能不仅仅止于空想。”
在中国的作家学者中，王珮瑜最喜欢的是资中筠，理由很简单：她学贯东西，能在体制内外游走但同时又能保持鲜明立场。
她称这种欣赏是“对标”。
渡劫
2013年，胡叠给王珮瑜写了一折《春水渡》。故事取材于《白蛇传》，描写了白娘子为许仙水漫金山、触犯天条之后，许仙以凡人之资与高僧法海进行的一段对话。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上，法海是一个法力无边但刚愎自用、认为所有妖精都必须皈依佛门的负面角色。
胡叠觉得演法海不讨巧，王珮瑜却坚持要演一个突破佛学符号的人。戏写完以后，王珮瑜提了一个建议：“不要让法海一直相信自己是对的，让法海自我犹豫、自我挣扎的部分再多一些。”
在她的理解中，这才是一个关乎自我成长的故事：“ 一个人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下去做一些决定，那个决定才是正确的。”
于是故事的结尾，王珮瑜身着白衣，在舞台上唱道：“你只道有慧眼参破世情，下山去度众生心怀悲悯。你只道人与妖姻缘难成，施法术用神通去指点迷津。却原来参不破看不透的，竟是我这遁世的和尚，自诩的高僧……我再去红尘走一遭，但愿能游巷陌市井，历世事人情。去我分别心，做我本来人。到那时，法海再着旧衣时，重归金山寺，虔心诵佛经。”
历世事，历人情，而后度自己，度众生。
她斩不断红尘。
（参考书目：《别样书生王珮瑜》《王珮瑜和她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