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天津作家杨显惠在《上海文学》上连载《夹边沟记事》，人们尚对“夹边沟”一脸茫然；10年后，纪录片导演王兵携首部剧情片《夹边沟》参展威尼斯电影节，引起强烈反响。夹边沟在国人的认知中逐渐成为了符号——人间炼狱，或者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当年右派被策略地“引蛇出洞”，被莫须有地定罪，被甩出正常的人生轨道，随后发生的一切，在个人几近灭顶，在民族则是大灾难。从1957年10月起，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夹边沟劳改农场，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右派是什么人？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爱国的海归、党的地下工作者、老兵、青年学生、年富力强的干部。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当罕见的大饥荒突然来袭，他们吃人的呕吐物、粪便甚至尸体，丧尽为人的尊严；卑微地死去，像动物一样抛尸荒野。短短三年，小小夹边沟，三千多右派，死亡过半，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傅作义的弟弟——
　　傅作恭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响应哥哥傅作义的号召，抛下美国的优越物质条件，回到新中国从事水利建设，于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然而，他却没能活着走出夹边沟：那天，绳索强行套上了傅作恭的脖子，他忍受不了脖子的剧痛，挣扎着跟人走。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1960年冬季，傅作恭死在夹边沟农场猪圈旁……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货最后一天，饿极了的9名右派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与他同住一屋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竟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挑拣其中的洋芋疙瘩吃！
　　曾经的知识者被迫沦为了走兽，这是最令人发指的。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史，竟在20世纪中叶重蹈蒙昧！
　　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予以遣返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数千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死于饥饿。
　　右派们的遗骨被1969年后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地理意义上的夹边沟，筑不起谁的方尖碑，因为此地只剩浩渺白沙，随风飘移。每年清明和鬼节，总有人来此烧纸磕头，哭得呼天抢地。临了，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
　　女右派和凤鸣来过此地，长歌当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美学家高尔泰来过此地，“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摘帽右派陈宗海曾故地重游，“现在还梦到夹边沟，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惊醒。”
　　是的，我们无力改变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桩悲剧，但我们不应该重蹈历史覆辙。愿古拉格群岛式的国难永不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