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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货拉拉事件”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愤怒和遗憾，高浓度的情绪交织让它们看起来似乎在我们身上留下了某些刻痕，但很快，新一天的热搜如海浪再次涌上，那些在“网络沙滩”上用力拍下的脚印很快就被淹没，甚至，这些脚印的当事者们对此也并无挂碍。
很多时候，当一件新鲜的事件发生，人们就惯于急切地跳入其中，敲击键盘，似乎势必要说些什么才算没有错过了它。但实际上，真正有力、诚实的思考往往是无声的，或者说是滞后的。它在于漩涡的周边、深处，那些无人可见的时刻。
这并不是说，你要在所有事件面前噤口（很多无声者确实也就是漠然者）。我们一定是需要参与到公共问题的讨论中，承担起和他人的联结的，只是希望在没有牵制力的网络世界，我们能够建立自觉自省的能力，愿意走入表层事件的更深处，在热浪过去后，依旧严肃地思考这些事件。
让语言恢复它真正的分量，而不是成为廉价而快捷的，标榜自身、碾压他人的工具。
触手可及的“恶”我和你，都在其中
于前段时间结束侦查的“取陕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里，一名28岁的姑娘仅仅是取个陕递的工夫，竟被一旁素不相识的小卖部老板偷拍，配上天花乱坠的“出轨快递员”的故事造谣诽谤。
这段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后，她的生活被迫骤变，不仅失去了工作，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名声诋毁，然而等警方询问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时，却仅仅得到了“就是好玩儿啊”的回答。难道仅仅因为“好玩儿”，就能对一名素未谋面的人做出这样的事吗？
为什么作恶的成本如此之低？一方面，在当下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信息生产、传播途径的陡增使得内容制造的门槛降低，伴随新媒体行业的兴起，传递信息的权利变得民主化。
与此同时，百花齐放的信息交互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市场化：经济利益的介入直接稀释了生产者对内容真实性负责的意识，而逐渐变得流量导向，热衷于博人眼球。
当然，这个影响绝不仅限于内容生产者，我们作为网络内容的日常消费者，其实也在不知不觉中对“标题党”“流量文”见惯不怪，默许了它们的存在。
因此，对内容真实性监管和惩罚制度的缺失也必然给了一些人为所欲为的空间。也许他会想，“反正这个人多口杂的网络世界已经是个难辨真假的大染缸，再加我一嘴又何妨？”对自己的公众言论不负责任、自以为不受约束的心理均是作恶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则是薄弱的法律和道德观。这场闹剧里，作案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那轻描淡写的“就是好玩儿啊”的说辞就显示出他自以为无足轻重的心理。
“好玩儿”本身是一个中性词，然而理直气壮地将它作为窥视、诽谤别人私生活的借口，则是毫不羞耻地为自己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开脱。
冠着消遣的名号作恶，这不仅反映了对法律的无知，更表现出了薄弱的道德意识。法律的红线已经深入人心，所有人都知道杀人纵火、偷盗抢劫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然而红线之外难道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之地吗？大恶与小恶在本质上并无那么不同，“遵纪”和“守法”都首先源于对不齿的行为带有羞耻心。无知地认定“此恶非彼恶”，是作恶的第二步。
“恶”，隐秘而暧昧
将事件最终推入公众视野的，是视频在网络上出乎意料的曝光度。“小区女业主出轨快递员”这种主流社会难以接受的剧情，反而激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
这种“吃瓜”的欲望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一种怪诞又暖昧的人性：面对自己已逐步固化的日常生活，别有企图的人意求从别人的生活中窥探，甚至横空臆造出一场闹剧来自我消遣，然后心安理得地回到自己的日常秩序中去。
以“好玩儿”之名荒唐地“大开脑洞”，并妄想借此捷径短暂地叛逃自己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自私又可悲的自我陶醉。
当然，这绝不仅限于两个制作视频的始作俑者，还包括那些点击、转发，以及在这个闹剧中得到消遣的人。正是因为这一部分人对此行为的热衷，才最终导致了视频在社交网络中被一传十、十传百，给女孩安上了莫须有的污名。
由此看来，潜藏于社会之中的病态的好奇心，是将恶发酵、坐实了“恶是为恶”的最后一根稻草。
“社会”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两个作案人“就是那么拍了一下”，“吃瓜”群众们就是那么好奇了一下，然而却给女孩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被公司劝退、被不认识的人指指点点、为避开闲言碎语不得不深夜出行……她崩溃地向心理医生哭诉，“做错事的是他们，我为什么要躲？”
这显得有些魔幻现实主义：一个建立了二十多年的身份，竟然被一个不知出处的谣言轻而易举地颠覆。这场闹剧向所有人都抛出灵魂拷问：那么，“我”到底是谁？
对大部分人而言，自我认知的建立是个主动且主观的过程。我们享受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发现、了解、定义自己，并对此掌握着最终解释权，然而在这场造谣事件中，社会却通过喧嚣的舆论强势介入，使受害女生不但被迫噤声，甚至还要绕道而行。
因此，要讨论“我”是谁的问题，就必须先讨论“我”與社会的关系。古往今来，身份的社会性已经是个不争的议题。
作为个体，我们与社会共生共存，已有的社会框架不断地为我们灌输集体意识，却也提供了自我实践的土壤;我们同时兼备社会性与个体性，并在两者的长期抗衡之中达到一个有机平衡，建立起对自我的认知。
那么，一个更加核心的问题是：谁是“社会”？在绝大多数语境中，“社会”指向一个涵盖人类生存活动和范围的关系总称，而学者们对“个体”与“社会”孜孜不倦的讨论则更加深化了两者在语言中有机分离和对立。
“社会”往往被想象成一个横驾于人类之上、自我运转的上层建筑。在生活中更是如此，比如我们从小就听到的叮嘱，“跟上社会的节奏”“社会比你想得复杂”等，印象中社会成了一个规训、威胁我们个性的机器。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社会”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是成千上万个和我们一样的同胞。因此，在这场闹剧中使女孩噤声的，并不是那个高高在上不可抗衡的“社会”，而是那些注意力过剩、在线上和线下对她施加舆论暴力的“吃瓜”群众们。 我们的身份是如此主观而脆弱，时刻面临着坍塌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讲，身份的社会性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相互连接的整体，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在网络舆论的传声筒和社交媒体放大镜之下，我们更应该对自己的声音和行为负责。
“吃瓜”给不了我们想要的答案
事实证明，我们赖以生存的身份认知如何被社会舆论推翻，也就可能被以相同的途径建立。
内地娱乐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与现实生活相反，娱乐圈被认为是明星们立“人设”、刻意构建社会身份的试验田，但有趣的是，对于自带话题和争议性的娱乐圈，吃瓜群众的声音虽然看似声势浩大，但其实无法与资本控制的舆论走势抗衡，很多时候，甚至是被无意识地操控着。
在或真或假的噱頭下，“吃瓜”在内娱里被大开绿灯。然而，这也将情况带入了另一个极端，肆无忌惮的言论最后将内娱变成了一个信息膨胀又秩序紊乱的大熔炉。
在代孕弃养事件中，对当事人“没有道德底线”“毫无人性的疯婆子”“赶紧凉吧”的骂声，一波一波将舆论推向了巅峰。尽管连续几天稳坐微博头条，大多数讨论却还是停留在纯粹价值判断和伸张正义之中。
虽然也陆续出现了诸如弃养行为中两性平等的新视角，引来的依旧还是戴着性别滤镜的高声责骂，“她坏的像个男人”“渣男渣女都是渣”。
带有强烈两_生色彩的议论更是延续到了后续的出轨对撕大戏中，从一开始的纯粹吃瓜到之后的议论纷纷，公众情绪强度扶摇直上，然而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却提升甚微。偶尔冒出一些思辨的声音，却也很快就淹没在了沸沸扬扬的谩骂声中。
比起立场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为自己的观点负责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执着于“选边站”？
本质上，这是一场个人与集体意识的相互打量：通过一来一往的留言互动，我们不断地展露自己的立场，与别人比较;在冲突和争执中，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多数原则明确和深化主流立场。
在纷纷扰扰的内娱，意见的分水岭并不事先存在，它就像存在于大众舆论中薛定谔的猫一样，通过争执和比较才逐步被揭露为“不争的事实”，这也给了吃瓜群众们不断通过口舌之争捍卫自己立场的动力，就像电影里必然有英雄和恶人的对立，我们也会带着自己的滤镜与意见不合的人划分界线，并且希望自己是头顶英雄主义光环的一方。
因此，不止是在风潮浪尖上的明星，我们本身也在借助与舆论的互动建立自己的身份认知。通过“选边站”，我们意图获得社会认同，并同时在大众视野中明确个人身份。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除去帮我们辨别敌友，“我们”和“他们”的心理认知更是给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归属感，这本是人类社会自然的进化结果。对于近期“内娱”的瓜而言，几乎一方观点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战况，应该能让所有选对边的人都获得些许“果然我的观点即代表正义”的满足感。
而对社会认同感的渴求背后，是人们对外界给予自己“我是谁”回答的期望，及不被言说的身份焦虑。然而其中的荒诞早已被揭露：与其说在寻找“我”是谁，我们在找的更像是一个向外展示的标签和人设，所以才会如此轻易地被外界篡改、颠覆或重建。
同时，外界给予我们的也不是真正的身份认同，而是受不断演化的舆论导向影响的集体意识。它是由我们亲手创造的主观臆断，我们忙于“选边站”时，所诉求并不是客观存在的道德高地，而是我们自己脚下的土地。
最危险的是，一旦我们急于在公共舆论中表明立场，我们便认定了事情本身泾渭分明，继而不得不忽视了其中尚未被看到、被讨论的内在性，阻绝了将讨论继续深化的可能。
当我们信誓旦旦地议论道德、伦理、为人父母的责任等重要的社会议题，并对存有异见的人划清界限时，最后便成了饕餮情绪的社交民粹，而对议题本身毫无贡献。换句话说，若是没有经过缜密的思考，我们又如何确信自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一定更正确、更深刻、更值得被传播呢？
“选边站”只是廉价的叫嚣，给我们带来的也只有短暂又虚假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身份，喧嚷的大众舆论里给不了我们答案，里面都是和我们一样迷茫的寻路人，唯有独立思考才禁得住时间的敲打，变成我们宝贵的经验。
很多时候，当一件新鲜的事件发生，人们就惯于急切地跳入其中，敲击键盘，似乎势必要说些什么才算没有错过了它。但实际上，真正有力、诚实的思考往往是无声的，或者说是滞后的。它在于漩涡的周边、深处，那些无人可见的时刻。
这并不是说，你要在所有事件面前噤口（很多无声者确实也就是漠然者）。我们一定是需要参与到公共问题的讨论中，承担起和他人的联结的，只是希望在没有牵制力的网络世界，我们能够建立自觉自省的能力，愿意走入表层事件的更深处，在热浪过去后，依旧严肃地思考这些事件。
让语言恢复它真正的分量，而不是成为廉价而快捷的，标榜自身、碾压他人的工具。
触手可及的“恶”我和你，都在其中
于前段时间结束侦查的“取陕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里，一名28岁的姑娘仅仅是取个陕递的工夫，竟被一旁素不相识的小卖部老板偷拍，配上天花乱坠的“出轨快递员”的故事造谣诽谤。
这段视频在网上流传开来后，她的生活被迫骤变，不仅失去了工作，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名声诋毁，然而等警方询问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时，却仅仅得到了“就是好玩儿啊”的回答。难道仅仅因为“好玩儿”，就能对一名素未谋面的人做出这样的事吗？
为什么作恶的成本如此之低？一方面，在当下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信息生产、传播途径的陡增使得内容制造的门槛降低，伴随新媒体行业的兴起，传递信息的权利变得民主化。
与此同时，百花齐放的信息交互也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市场化：经济利益的介入直接稀释了生产者对内容真实性负责的意识，而逐渐变得流量导向，热衷于博人眼球。
当然，这个影响绝不仅限于内容生产者，我们作为网络内容的日常消费者，其实也在不知不觉中对“标题党”“流量文”见惯不怪，默许了它们的存在。
因此，对内容真实性监管和惩罚制度的缺失也必然给了一些人为所欲为的空间。也许他会想，“反正这个人多口杂的网络世界已经是个难辨真假的大染缸，再加我一嘴又何妨？”对自己的公众言论不负责任、自以为不受约束的心理均是作恶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则是薄弱的法律和道德观。这场闹剧里，作案人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那轻描淡写的“就是好玩儿啊”的说辞就显示出他自以为无足轻重的心理。
“好玩儿”本身是一个中性词，然而理直气壮地将它作为窥视、诽谤别人私生活的借口，则是毫不羞耻地为自己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开脱。
冠着消遣的名号作恶，这不仅反映了对法律的无知，更表现出了薄弱的道德意识。法律的红线已经深入人心，所有人都知道杀人纵火、偷盗抢劫是十恶不赦的大罪，然而红线之外难道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之地吗？大恶与小恶在本质上并无那么不同，“遵纪”和“守法”都首先源于对不齿的行为带有羞耻心。无知地认定“此恶非彼恶”，是作恶的第二步。
“恶”，隐秘而暧昧
将事件最终推入公众视野的，是视频在网络上出乎意料的曝光度。“小区女业主出轨快递员”这种主流社会难以接受的剧情，反而激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
这种“吃瓜”的欲望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一种怪诞又暖昧的人性：面对自己已逐步固化的日常生活，别有企图的人意求从别人的生活中窥探，甚至横空臆造出一场闹剧来自我消遣，然后心安理得地回到自己的日常秩序中去。
以“好玩儿”之名荒唐地“大开脑洞”，并妄想借此捷径短暂地叛逃自己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自私又可悲的自我陶醉。
当然，这绝不仅限于两个制作视频的始作俑者，还包括那些点击、转发，以及在这个闹剧中得到消遣的人。正是因为这一部分人对此行为的热衷，才最终导致了视频在社交网络中被一传十、十传百，给女孩安上了莫须有的污名。
由此看来，潜藏于社会之中的病态的好奇心，是将恶发酵、坐实了“恶是为恶”的最后一根稻草。
“社会”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两个作案人“就是那么拍了一下”，“吃瓜”群众们就是那么好奇了一下，然而却给女孩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转变。
被公司劝退、被不认识的人指指点点、为避开闲言碎语不得不深夜出行……她崩溃地向心理医生哭诉，“做错事的是他们，我为什么要躲？”
这显得有些魔幻现实主义：一个建立了二十多年的身份，竟然被一个不知出处的谣言轻而易举地颠覆。这场闹剧向所有人都抛出灵魂拷问：那么，“我”到底是谁？
对大部分人而言，自我认知的建立是个主动且主观的过程。我们享受在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发现、了解、定义自己，并对此掌握着最终解释权，然而在这场造谣事件中，社会却通过喧嚣的舆论强势介入，使受害女生不但被迫噤声，甚至还要绕道而行。
因此，要讨论“我”是谁的问题，就必须先讨论“我”與社会的关系。古往今来，身份的社会性已经是个不争的议题。
作为个体，我们与社会共生共存，已有的社会框架不断地为我们灌输集体意识，却也提供了自我实践的土壤;我们同时兼备社会性与个体性，并在两者的长期抗衡之中达到一个有机平衡，建立起对自我的认知。
那么，一个更加核心的问题是：谁是“社会”？在绝大多数语境中，“社会”指向一个涵盖人类生存活动和范围的关系总称，而学者们对“个体”与“社会”孜孜不倦的讨论则更加深化了两者在语言中有机分离和对立。
“社会”往往被想象成一个横驾于人类之上、自我运转的上层建筑。在生活中更是如此，比如我们从小就听到的叮嘱，“跟上社会的节奏”“社会比你想得复杂”等，印象中社会成了一个规训、威胁我们个性的机器。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社会”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是成千上万个和我们一样的同胞。因此，在这场闹剧中使女孩噤声的，并不是那个高高在上不可抗衡的“社会”，而是那些注意力过剩、在线上和线下对她施加舆论暴力的“吃瓜”群众们。 我们的身份是如此主观而脆弱，时刻面临着坍塌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讲，身份的社会性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相互连接的整体，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在网络舆论的传声筒和社交媒体放大镜之下，我们更应该对自己的声音和行为负责。
“吃瓜”给不了我们想要的答案
事实证明，我们赖以生存的身份认知如何被社会舆论推翻，也就可能被以相同的途径建立。
内地娱乐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与现实生活相反，娱乐圈被认为是明星们立“人设”、刻意构建社会身份的试验田，但有趣的是，对于自带话题和争议性的娱乐圈，吃瓜群众的声音虽然看似声势浩大，但其实无法与资本控制的舆论走势抗衡，很多时候，甚至是被无意识地操控着。
在或真或假的噱頭下，“吃瓜”在内娱里被大开绿灯。然而，这也将情况带入了另一个极端，肆无忌惮的言论最后将内娱变成了一个信息膨胀又秩序紊乱的大熔炉。
在代孕弃养事件中，对当事人“没有道德底线”“毫无人性的疯婆子”“赶紧凉吧”的骂声，一波一波将舆论推向了巅峰。尽管连续几天稳坐微博头条，大多数讨论却还是停留在纯粹价值判断和伸张正义之中。
虽然也陆续出现了诸如弃养行为中两性平等的新视角，引来的依旧还是戴着性别滤镜的高声责骂，“她坏的像个男人”“渣男渣女都是渣”。
带有强烈两_生色彩的议论更是延续到了后续的出轨对撕大戏中，从一开始的纯粹吃瓜到之后的议论纷纷，公众情绪强度扶摇直上，然而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却提升甚微。偶尔冒出一些思辨的声音，却也很快就淹没在了沸沸扬扬的谩骂声中。
比起立场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为自己的观点负责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执着于“选边站”？
本质上，这是一场个人与集体意识的相互打量：通过一来一往的留言互动，我们不断地展露自己的立场，与别人比较;在冲突和争执中，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的多数原则明确和深化主流立场。
在纷纷扰扰的内娱，意见的分水岭并不事先存在，它就像存在于大众舆论中薛定谔的猫一样，通过争执和比较才逐步被揭露为“不争的事实”，这也给了吃瓜群众们不断通过口舌之争捍卫自己立场的动力，就像电影里必然有英雄和恶人的对立，我们也会带着自己的滤镜与意见不合的人划分界线，并且希望自己是头顶英雄主义光环的一方。
因此，不止是在风潮浪尖上的明星，我们本身也在借助与舆论的互动建立自己的身份认知。通过“选边站”，我们意图获得社会认同，并同时在大众视野中明确个人身份。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除去帮我们辨别敌友，“我们”和“他们”的心理认知更是给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归属感，这本是人类社会自然的进化结果。对于近期“内娱”的瓜而言，几乎一方观点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战况，应该能让所有选对边的人都获得些许“果然我的观点即代表正义”的满足感。
而对社会认同感的渴求背后，是人们对外界给予自己“我是谁”回答的期望，及不被言说的身份焦虑。然而其中的荒诞早已被揭露：与其说在寻找“我”是谁，我们在找的更像是一个向外展示的标签和人设，所以才会如此轻易地被外界篡改、颠覆或重建。
同时，外界给予我们的也不是真正的身份认同，而是受不断演化的舆论导向影响的集体意识。它是由我们亲手创造的主观臆断，我们忙于“选边站”时，所诉求并不是客观存在的道德高地，而是我们自己脚下的土地。
最危险的是，一旦我们急于在公共舆论中表明立场，我们便认定了事情本身泾渭分明，继而不得不忽视了其中尚未被看到、被讨论的内在性，阻绝了将讨论继续深化的可能。
当我们信誓旦旦地议论道德、伦理、为人父母的责任等重要的社会议题，并对存有异见的人划清界限时，最后便成了饕餮情绪的社交民粹，而对议题本身毫无贡献。换句话说，若是没有经过缜密的思考，我们又如何确信自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一定更正确、更深刻、更值得被传播呢？
“选边站”只是廉价的叫嚣，给我们带来的也只有短暂又虚假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身份，喧嚷的大众舆论里给不了我们答案，里面都是和我们一样迷茫的寻路人，唯有独立思考才禁得住时间的敲打，变成我们宝贵的经验。